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此百五十日，姬仅卷一破席，横陈榻旁，寒则拥抱，热则披拂，痛则抚摩；或枕其身，或卫其足，或欠身起伏，为之左右翼。……鹿鹿永夜，无形无声。皆存视听。汤药手口交进，下至粪秽，皆接以目鼻，细察色味，以为忧喜。日食粗粝一餐，吁天稽首外，唯跪立我前，温慰曲说，以求我破颜。余痛失常性，时发暴怒，诟谇之至，色不稍忤，越五月如一日。每见姬星靥如蜡，弱骨如柴，吾母太恭人及荆妻怜之感之，愿代假一息。姬曰：“竭我心力以殉夫子，夫子生而余死犹生也。”
这一方面表现了冒、董二人的深挚爱情，同时也说明董小宛是多么珍视、热爱家庭生活。她没有把青楼中惟利是图、趋炎附势那一套东西带到家庭中来，而是带来了卓越的才华、高尚品德和金子一般的感情。可惜像董小宛这样天使般的人物实在是凤毛麟角。倘若多数家庭能够达到一半近似于此的幸福程度，社会上也就不会有青楼的存身之地了。大概是董小宛的杰出行为破坏了青楼与家并存不悖的天意吧，她呕心沥血辛劳了9年，就在28岁的美好年华离开了人世。41岁的冒辟疆痛不欲生，写下了《亡妾童小宛哀辞》及《影梅庵忆语》，自叹“一生清福，九年占尽”。看来，良缘美眷，实在是太难得了！
更为可叹的是，今日青楼的风光已不存焉，而家庭却并未因此更加稳固、更加幸福。
9 王孙落魄，怎生消得，杨枝玉露——青楼与士
自琢新词韵最娇，
小红低唱我吹箫。
曲终过尽松林路，
回首烟波十四桥。
——姜夔《过垂虹》
青楼的存在，是与文化艺术分不开的。文化艺术是它的风光主体，是它的魅力核心，是它最重要的消费内容。假设青楼是一卷装帧精美、图文并茂的古书，那么文化艺术就是书里的文字和图画。这样的一卷古书，它的最重要的读者、最理想的读者应该是什么人呢？答曰：士。
这里所说的士，指的是读书人。不论已经高官做得的，还是终身白衣卿相的，这些人是文化艺术的承载者、建设者、传播者和消费者。青楼文化，无论从其社会功能还是审美追求上来说，实质就是一种士的文化。
这样讲的意思并不是说，青楼是专门为士人服务的机构。正像“枝迎南北鸟，叶送往来风”所比喻的，青楼的大门原则上是向一切人敞开的，“有嫖无类”。只要有钱，别说工农兵学商一视同仁，就是老弱病残幼也不能拒之门外。理论上尽管如此，然而事实上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逛青楼的欲望、资格和兴趣，正如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去听交响乐一样，任何一个文化场所，都是有其主要针对的接受者的。
中国的妓女从一开始，就以艺术工作者的身份出现。那时她们的服务对象，是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整个统治阶级。随着封建社会的上升发展，士的社会地位逐渐提高，成为统治阶级的基本力量和人才来源。大量的士，身怀安邦治国之策，吟风弄月之才，特别需要一个滋养他们精神生活的销魂之地，于是，青楼就成为他们最理想的场所。
士人最重要的进身之道是科举。一旦金榜题名，便可免除差徭赋役，前途无限，令人刮目相看。科举考试的前前后后，日夜温习，四处奔走，造成极度的精神紧张，再加上多数士人背井离乡，孤身在外，这便使青楼对于他们显得格外温柔亲切。在明代的南京，妓院竟然与贡院对门而居。余怀的《板桥杂记》中写道：
旧院与贡院遥对，仅隔一河。原为才子佳人而设，逢秋风桂子之年，四方应试者毕集。结驷连骑，选色征歌，转车子之喉，按阳阿之舞。院本之笙歌合奏，回舟之一水皆香。或邀旬日之欢，或计百年之约。蒲桃架下，戏掷金钱。芍药栏边，间抛玉马。此平康之盛事，乃文战之外篇。
贡院乃是国家高等学府，在堂堂天子脚下，竟然与妓院“面对面的爱”，实在令人深思。试想倘若今日北大推倒南墙，对面是一片红灯区，歌女、舞女、按摩女、应召女郎、游击女郎、导游女郎，淫声朗朗，香风阵阵，那边教授学者欢聚一堂，大谈如何整顿学风，这边博士硕士猜拳行令，交流如何骗取芳心，此情此景，成何体统！令人担忧的是，真有这么一天也说不定。
士人在经济上一般都比较富裕，即使寒门出身，其实也是中小地主，属于“中产阶级”。为了官场角逐，家庭对他们的供给无疑是丰厚的，收入三百，恐怕要拿出二百来给子弟挥霍。若做了官之后，自然俸禄有加，无须有阮囊之忧。但妓女之喜欢与士人交游来往，经济问题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妓女作为活生生的个人，自然也有着主观上的好恶。士人比起其他阶层的人来，一般要风流倜傥，锦心绣口，不仅能够十分内行地欣赏妓女的“艺”与“色”，而且他们自身的“艺”与“色”也反过来可使妓女产生审美愉悦。这便是自古以来，才子须配佳人的道理。再者，士人在社会上被看作精英人物，能与他们相好，自然也无形中提高了自己的身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自卑感。此外，士人喜爱吟诗作赋，等于是最好的广告媒体，妓女若得到士人的赠诗，自然身价倍增；反过来，妓女也是士人最好的广告媒体，诗作若能被青楼女子四处传唱，自然也名声大振。可见，士人与妓女互有所需，互相依赖，开句不太过分的玩笑，可以说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长期共存，互相欣赏，荣辱与共，肝胆相照”的关系。
以上几点都是从功利角度进行的分析。功利目的之外，士与妓之间还能够产生真正的友谊和爱情。春风得意时，“小语偷声贺玉郎”，时乖命蹇时，“同是天涯沦落人”。士人最懂得怜香惜玉、柔情蜜意，而妓女也最能赏识玉郎才子，所谓“慧眼识英雄”，所谓“唤取红巾翠袖，搵英雄泪”是也。
下面结合一些实例，展现一下妓女与士之间说不尽的万种风情。
有一个“旗亭画壁”的故事，历来脍炙人口，被多次编为戏剧。其最早的出处是晚唐人薛用弱所著的《集异记》，原文如下：
开元中，诗人王昌龄、高适、王涣之齐名。时风尘未偶，而游处略同。
一日，天寒微雪，三人共诣旗亭，贳酒小饮，忽有梨园伶官十数人，登楼会宴。三诗人因避席偎映，拥炉火以观焉。
俄有妙妓四辈，寻续而至，奢华艳曳，都冶颇极。旋则奏乐，皆当时之名部也。昌龄等私相约曰：“我辈各擅诗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观诸伶所讴，若诗人歌词之多者，则为优矣。”
俄而，一伶拊节而唱曰：“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昌龄则引手画壁曰：“一绝句！”寻又一伶讴之曰：“开箧泪沾臆，见君前日书。夜台何寂寞，犹是子云居。”适则引手画壁曰：“一绝句！”寻又一伶讴曰：“奉帚平明金殿开，且将团扇共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昌龄则又引手画壁曰：“二绝句！”涣之自以得名已久，因谓诸人曰：“此辈皆潦倒乐官，所唱皆巴人下里之词耳！岂阳春白雪之曲，俗物敢近哉？”因指诸妓之中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诗，吾即终身不敢与子争衡矣！脱是吾诗，子等当须列拜床下，奉吾为师！”
因欢笑而俟之。须臾，次至双鬟发声，则曰：“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涣之即揶揄二子，曰：“田舍奴！我岂妄哉？”因大谐笑。诸伶不喻其故，皆起诸曰：“不知诸郎君，何此欢噱？”昌龄等因话其事。诸伶竞拜曰：“俗眼不识神仙，乞降清重，俯就筵席！”三子从之，饮醉竟日。
这个故事充分说明了妓女对于文人墨客的重要性。古代没有广播、电视等现代化传媒，一首优秀的诗作往往就是靠青楼妓女来传唱流行的。上文中的“王涣之”，应作“王之涣”，他自认为诗才高于王昌龄和高适，可是三个妓女所唱的都是王昌龄和高适的诗作。王之涣胸有成竹，相信那个色艺最佳的妓女不唱则已，一唱必是自己的大作。果然天不负他，那名被他看中的“大腕”级歌星一开口便唱了他著名的《凉州词》。王之涣那份高兴，比20岁评上副教授还要得意。因为这充分证明了他的价值。而妓女那边，听说眼前就是作者，也喜不自胜，口称“俗眼不识神仙”，双方彼此倾慕之情毕现无遗。
文人的诗作由名妓一唱，就像今日的小说被著名导演搬上银幕一样，变得家喻户晓，香名远扬。而反过来，著名士人的作品又可以使妓女身价倍增，一夜走红。白居易在《与元稹书》中得意地写道：
……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夸曰：“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是增价。又足下书云“到通州日，见江馆柱门有题仆诗者”复何人哉？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娱乐，娱他宾，诸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此诚雕虫之技，不足为多，然今时俗所重，正在此耳。
那名妓女由于会唱白居易的《长恨歌》，就把价码抬得老高，因为这的确是一种水平的标志。今天的妓女能因为自己会唱几首邓丽君就悍然涨价吗？
类似的故事还有不少。例如有个叫崔涯的狂放文人，最爱褒贬青楼妓女，而且由于文笔好，产生的影响十分显著。妓女若受到他的赞誉，就会门庭若市，若受到他的讥讽，就差不多要关门停业了。他曾题诗嘲笑一个叫李端端的妓女，端端忧心如焚，在路边拉住他苦苦哀求，请大作家一定可怜可怜。崔涯心肠一软，又重新赠诗一首，把李端端夸得跟朵花儿似的，结果“大贾居豪，竞臻其户”，李瑞端一下子成了大明星。
士对于妓女的衰荣如此重要，难道其他人就无法比拟吗？比如说皇帝，难道就比不上一个酸腐文人吗？让我们来看看宋徽宗赵佶和词人周邦彦君臣二人竞争李师师的事例。事载宋人张端义的笔记《贵耳集》：
道君幸李师师家，偶周邦彦先在焉，知道君至，遂匿于床下。道君自携新橙一颗云：“江南初进来。”遂与师师谑语，邦彦悉闻之，隐括成《少年游》云：“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手破新橙。”后云“严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师师因歌此词。道君问谁作，李师师奏云：“周邦彦词。”道君大怒，坐朝宣谕蔡京云：“开封府有监税周邦彦者，闻课额不登，如何京尹不按发来？”蔡京罔知所以，奏云：“容臣退朝，呼京尹叩问，续得复奏。”京尹至，蔡以御前圣旨谕之。京尹云：“惟周邦彦课额增羡。”蔡云：“上意如此，只得迁就。”将上得旨：“周邦彦职事废驰，可日下押出国门。”隔一二日，道君复幸李师师家，不见李师师，问其家，知送周监税。道君方以邦彦出国门为喜，既至不遇。坐久，至更初，李始归，愁眉泪睫，憔悴可掬。道君大怒云“尔去那里？”李奏：“臣妾万死，知周邦彦得罪，押出国门，略致一杯相别，不知官家来。”道君问：“曾有词否？”李奏云：“有《兰陵王》词，今《柳荫直》者是也。”道君云：“唱一遍看。”李奏云：“容臣妾奉一杯，歌此词为官家寿。”曲终，道君大喜，复召为大晟乐王。
赵佶是君，周邦彦是臣。赵佶来了，周邦彦就藏到床底下听广播剧，然后还写词叫李师师唱。这不是二人合伙气赵佶吗？赵佶醋兴大发，诬陷周邦彦收税不卖力，赶出首都。没想到李师师颠颠地跑去“十八相送”，回来又唱周邦彦的词，而且一把鼻涕一把泪的，看来是从此不打算给他笑模样了。老赵实在没办法，只好一个电话把小周请回来，官升三级，薪加一倍，方可讨得李师师欢心。可见在李师师心中，谁轻谁重，也就一目了然了。人家不过看在赵佶好歹是个皇上这一条，给他个面子而已。况且，赵佶也并不敢以皇帝身分强加于人，他是向士靠拢，以风流才子的身份去嫖妓的。所以，既因此得到几分妓女对士的感情，也因此而终究得不到真正的士妓之爱。
妓与士，可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对双壁。他们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国古典文学艺术，留下了数不清的美丽动人的故事。妓与士的关系最密切的时代，也就是中华民族最强盛、最繁荣的时代。当妓与士的关系逐渐疏远，妓女们忙着接待大款，士人们忙着下海骗钱的时候，青楼的气数已尽，中国古代社会的气数也已尽了。
今日的社会，青楼已然没有了，这也许并不算一件值得惋惜的事。问题是：士，也没有了。
第七辑 雪山窥狐 10 水榭听香，指点群豪戏——名妓风采
顾盼遗光彩，
长啸气若兰。
行徒用息驾，
休者以忘餐。
——曹植《美女篇》
青楼的魅力到底大到什么程度？何以竟使天下文人抛家舍业，望之若归？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已经从不同的角度对此进行了描述和探究。这一节，我们来看一看青楼文化里的精华——名妓的风采，通过几个典型的名妓形象，借滴水以观大海。
历史上第一个享有盛名的妓女，大概要推南齐时的苏小小。可是关于她的身世、经历的文献材料，几近于零。然而历朝历代都不乏歌咏、缅怀她的诗作，仅《全唐诗》中就不下百篇。唐朝徐凝的《寒食诗》写道：
嘉兴郭里逢寒食，
落日家家拜扫归。
只有县前苏小墓，
无人送与纸灰钱。
关于苏小小的墓，也有嘉兴和杭州两种说法。宋朝何蘧的《春渚记闻》中讲了这样一件事：司马才仲在洛下梦一美姝，搴帷而歌。……且曰：“后相见于钱塘。”后才仲为钱塘幕官，廨舍后堂苏小墓在焉。……不逾年而才仲得疲，所乘画水舆舣泊河塘，舵工见才仲携美人登舟……而火起舟尾，仓皇走报，而其家已痛哭矣。
宋朝的人对苏小小还如此魂牵梦萦。直到清朝，还有人写下这样的诗句：
歌扇风流忆旧家，
一丘落月几啼鸦。
芳痕不肯为黄土，
犹幻胭脂半树花。
苏小小到底是如何的“歌扇风流”，我们只能凭空遥想了。
到了唐朝，青楼开始兴盛，涌现出许多明星妓女。其中最著名者当数薛涛和鱼玄机。
《全唐诗》中的薛涛小传说：
薛涛，字洪度。本长安良家女，随父官，流落蜀中，遂入乐籍。辨慧工诗，有林下风致，韦皋镇蜀，召令侍酒赋诗，称为女校书。出入幕府，历事十一镇，皆以诗受知。暮年屏居浣花溪，著女冠服，好制松花小笺，时号薛涛笺。有《洪度集》一卷。
唐代是诗的时代，官商士民几乎无不能诗，许多妓女也以擅诗扬名。薛涛8岁就会写诗，通晓音律。及笄之年，父亲死在蜀中，母亲改嫁他人。薛涛那时便以诗著名。据说“扫眉涂粉，与氏族不簇，客有与之燕语者”。后来入了乐籍，即做了妓女。从韦皋到李德裕，薛涛以女校书之名出入幕府，侍候过11任的地方长官。女校书大概就相当于今天的女秘书，后来便成为妓女的雅称。不过今天的女秘书大多属于智商较低之辈，在学校时就只爱“秘”，不爱“书”。而薛涛的水平在今日来讲，加入中国作协都委屈了她。当时与她唱和的一流诗人就有白居易、元稹、刘禹锡、张祜、张籍、李德裕、王建、裴度、杜牧、令孤楚等。薛涛不仅诗写得棒，通晓五音六律，而且也擅书法，自己制作了松花彩笺题诗赠客，成为后人多爱仿效的风雅之举。李商隐就有诗称道：“浣花笺纸桃花色，好好题诗咏玉钩！”这里的“浣花”便指薛涛，因为薛涛晚年住在浣花溪。如今成都还有遗址。曾有人诗赞薛涛道：
万里桥边女校书，
琵琶花里闭门居。
扬眉才子知多少，
领取春风总不如。
薛涛固然是妓女，可是观其风采，分明是一代女艺术家的形象。士大夫与之交往，并非食其姿色，乃是慕其才华。有个例子足可证明这一点。与白居易齐名的元稹，素闻薛涛芳名，好不容易一睹风采，顿时为之倾倒。曾寄诗表达情愫：
锦江滑腻蛾眉秀，化出文君及薛涛。
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
纷纷词客皆停笔，个个君候欲梦刀。
别后相思隔烟水，菖蒲花发五云高。
这首诗把薛涛与卓文君并列，在相思之情中盛赞了薛涛的口才和文才。后来元稹打算派人去蜀地接来薛涛，可是这时他又遇见了一个叫刘采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