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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判他人，同时即是评判自我，公正不存在于绝对的抽象里，而存在于评判的过程和结果中。所以，一名小偷，可以检举一个受贿的法官，而一个杀人犯，也可以处死一名卖国贼，任何评判都带有主观性，这不是必须减少和克服的，而恰恰是应当旗帜鲜明地承认和光明正大地加强的。问题只是各种主观性之间要达成一种耦合，那便是客观。人人都有评判的权利，这才是现代文明的标志。
那么面对一部绵亘千年的中国青楼史，如何评判它的是非功过呢？首先，青楼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
人类进入父系社会以来，男尊女卑便成了整个文明体系的基本格局。母系社会曾有过几十万年的漫长岁月，而父系社会至今尚不足万年。比之母系社会，父系社会当然是人类文明的高级阶段。尽管科学技术已发展到可以使人“无父无母”的水平，尽管女权运动甚嚣尘上，搞得乌烟瘴气，尽管许多领域呈现出阴盛阳衰之象，但父系社会还不能说已经走过了它的高峰。尤其在中国，妇女解放的实际程度究竟有多大，是不能用北京上海有多少丈夫在看孩子做饭这种简单的统计数字来衡量的。现代男人统治女人的方法比古代要巧妙很多，早已由粗暴的压迫变为“攻心为上”，让女人心甘情愿、争先恐后地顺着男人的路子走，按着男人的需要长。也许这就叫“后殖民”吧。不论世界上再增加几位女总统、女总理、女王，整个社会依然是操纵在男人意识之下，包括“女权运动”本身，都可以说是男人的“攻心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给予女人一种虚假的平等感。实际上，女人的价值仍然要由男人来确定，而男人的价值却并不由女人确定。女人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是花费在如何讨男人好，被男人夸，受男人爱之上的。这不是合不合理的问题，而是一种应当勇于看破的现实。在这样的现实下，女人想方设法让男人玩弄，男人想方设法玩弄女人，就是或迟或早、必不可免之事了。
男女之间是统治与被统治、奴役与被奴役、玩弄与被玩弄的关系，所以女人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有时甚至连名字也没有，她只能是某男之女、某男之妻、某男之母，她永远要依附于男性。直到今日，有的丈夫喜欢生个女孩儿，而妻子却死活要生个男孩儿，有了儿子，她才感觉到“活得踏实”。在古代，妇女不能独立出门工作，这种情况就更甚。她在家里，终生都是附庸和玩偶。在青楼里也是如此，但却要比家中多了几分浪漫和自由，所以，从心理上讲，这促成了一些女人在情况需要时做出投身青楼的选择。
父系社会的发展，是以消耗男人的体力和脑力为主的，全体妇女成了总后勤部，她们必须全方位地为男人提供休息、娱乐服务，以恢复男人的体力和精力。随着男人之间竞争的加剧，男人所需要的刺激也日益增强。家庭中的三妻四妾就像战士行军的干粮袋一样，太乏味了；他们需要烧酒热菜。这便使青楼的产生具有了社会期待。
男人在竞争中，不可避免地要出现两极分化，权力和财富日益集中在少数男人手里，这些人当然需要更多的刺激，更多的享乐，这其中就包括要占有数量更多、质量更优的女人。与此同时，整个社会就会出现男女比例失调，许多男人找不到配偶或配偶被夺走，再加上流动人口的壮大，大批离家在外的商人、军人、旅游者，都需要临时配偶。这便导致了青楼的应运而生。
男人的竞争，还导致许多妇女失去经济依靠，不得不出卖色相和肉体来谋生。这使得青楼的产生由可能转变为现实。
所以，如同私有制、如同封建制、如同君主制一样，青楼的产生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春来草自青，它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自然而然的产物。
其次，青楼对古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与繁荣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前文讲过，青楼作为社会结构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家庭的“配套产品”。它一方面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又使社会不致于如同一潭死水，它成为男女关系的调节器。青楼的存在，基本上解决了整个社会的性失衡问题。现代社会，十分重视性问题，各种杂志几乎期期离不开这个话题。这说明现代人在性方面有许多苦恼和压抑。而中国古代不是这样，性在一般人的意识中不成其为问题，这与青楼的存在是有较大关系的。
在性、色之外，青楼还是古代最重要的社交、娱乐场所。达官贵人、文人学子、商贾游士，都以青楼为集散地。重大礼仪活动也都必须有青楼人员到场，许多重大决策就是在青楼拍板定的。青楼的各种规矩、礼仪与上至皇宫内院，下至黑社会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青楼文化可说是中国各阶层文化的一个混合体。
青楼还是古代最重要的消费场所，它直接刺激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狎客们到青楼，寻觅的是高级享受。青楼的消费，吃要水陆八珍，生猛海鲜；穿要绫罗绸缎，光彩照人；布置要温香细软，垂帘翠幕；环境要花草怪石，雕梁画栋。哪一样的背后不需要一个庞大而有系统的商品供应网络？青楼不仅自身消费巨大，同时还引导着全社会的消费潮流。妓女的装束就是时装，妓女的发式就是最时髦的发式。直到今天，最大胆的服装也依然是那些“坏女人”带头穿起来的。
更重要的一点，青楼还是文化艺术之乡。唐诗、宋词、元曲、明说，哪一样能离得开青楼？青楼产生着艺术，消费着艺术，保存着艺术，发展着艺术。中国古代的音乐、美术、舞蹈的辉煌成就，都与广大妓女的贡献是分不开的。如果不研究青楼，可以说，就无法透彻了解中国的艺术、中国的文学。
青楼妓女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的作用也十分重要。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是一个很有特点的阶级，他们进可以为官，退可以为民，介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弹性部位，命运的不确定性和多变性使他们与妓女之间达成了心灵的默契，双方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相互理解，相互慰藉。许多知识分子都在青楼中寻觅自己的红颜知己。中国古代的爱情也大多产生于士与妓之间。知识分子固然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主力，但没有青楼，知识分子的能耐恐怕就要打五折了。
今天有许多人提倡国学，呼吁整理古代优秀的传统文化，不知对于青楼文化的巨大遗产如何看待。
宝剑都是双面的，何况青楼这柄专斩“愚夫”的利剑呢？贡献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青楼也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一些不值得称道的影响。
青楼的存在，虽对家庭有辅助、稳固作用，但却加剧了男女的不平等。这等于是在家庭中引进了竞争机制，家庭中的妻妾在丈夫面前越发感到自惭形秽，越发要俯首贴耳，甘当奴仆。而青楼女子表面上自由开放，实则仍然每时每刻围着男人的兴趣转。青楼妇女与家庭妇女比着看谁最能博得男人的欢心，这便使得中国男子的心态很有特殊性，不大适应今天的现代社会。
青楼的消费方式对社会也产生了不良的影响。西方人在基督教精神的培养下，勤俭节约，花钱讲究效益。而中国人在正经事上很抠门，越到了不正经的地方越是挥金如土，摆阔充大方。青楼消费方式中包含着大量的浪费，这在资源充足的古代，问题并不严重，而今天许多暴发户一掷千金，自以为花的是自己的钱，不知道糟蹋的是社会的资源。还有一些女孩子，最喜欢能用青楼消费方式对待自己的男人。这些现象对中国当前经济、文化的发展都是一大障碍。
青楼还对中国人的妇女观有很大的左右。它使中国人习惯于简单地把妇女分成两类，一类是贤妻良母，另一类是淫娃荡妇。这种形而上学的观念不但使男人不能客观、平等地对待女人，也使女人不能正确对待自身，不能同其他女人彼此团结，真诚理解，还容易使人们对妇女解放的理解发生偏差。
青楼文化对知识分子的不利影响是，它使知识分子总为自己保存一条生存的后路，不能坚决彻底地进取。知识分子常常不把天下看成自己的天下，总希望遇到“知音”。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把士与妓的这个相似之处揭示得十分醒目。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很不够，似乎总是在等待着哪位主人的恩宠。当兼济天下的志向破灭后，知识分子极易走向彻底的放纵，明清两代便是极好的证明，而青楼正为知识分子提供了逃避现实的最好隐身之所。许多玩世不恭的“狂狷之士”都是青楼的常客，从“奉旨填词柳三变”到“唐伯虎三笑点秋香”，中国的知识分子退路太多，而青楼则是其中最为舒适的一条。
正因为青楼的产生和功罪都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同呼吸、共命运，所以当古代社会走向式微之际，青楼的没落和覆灭便也同样是历史的必然了。
附录
生命不能留下一堆数字
刘曼毅
我在海淀西三旗孔庆东的家中见到了他。他比我从他的书中得来的印象普通、真实了许多。他似乎不习惯接受正式的采访，但这并没有妨碍他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当问及他挚爱的北大时，他低着头有片刻的沉默，随即眼中闪烁出异样的神采……
记：《47楼207》收集了您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文章，请问这本书是怎样一篇一篇地积累以致成书的？
孔：这本书出得是很偶然的，我是一个大学老师，平时并不写这些东西，北大这个环境专业上的压力是比较大的，投入在教学和科研上的精力和时间要非常多。我们写东西主要写专业论文，这样的文章不但不能当作学术成果，相反还可能被误解为不务正业。但根据我的理解，在我们传统中学者是应该写这种文章的。比如像鲁迅、老舍、钱钟书他们那一代人，他们是学者也是大学老师，但他们既写学术文章，也写性情文章。性情文章从自私的角度来说，是性情，其实能更直接地为社会服务。而学术文章一般人是不读的，也读不懂。我觉得人应该写性情文章，这样做是一个完整的人。
我并没有想把这些文章写成一本书，现在这本书中的很多文章其实是我平时发表在各处的文章，发表的时候就已经有很大的影响。后来，就像我在序言里写的，很多人劝我把它们编成一本书。正好去年贺雄飞（“草原部落”黑马丛书的主编）通过余杰找我，想把我这些文章编起来。很简单，我就找了一些文章给了他，他编完之后，我一看很不满意，我主要指的是包装、广告用语，比较过分。但从他的角度来讲也是可以理解的。他觉得要突出书中幽默的部分，其实我不是一个幽默的人，我的文章从本质上来说是不幽默的，即使是那些幽默的文章，它的背后也是很沉重的东西，非常沉重。关键的是这些背后的东西，它才决定文章的价值。
记：那么面对“继钱钟书以来真正的幽默”、“北大的马克·吐温”、“孔庆东带给我生活的乐趣”等等的评价，您又是怎么看的？
孔：这些评价后来我都分别查到了是谁说的，从他们的角度来说，他们是真心这样觉得，是很善意的。但我自己觉得他们只说出了一方面，他们还是突出幽默的部分。马克·吐温，我觉得他幽默背后有强烈的讽刺，带着一种恨的幽默。钱钟书的幽默偏重于一种语言上的机智，主要是因为他有学问，旁征博引，联想非常丰富，从这方面来讲，我和他是有区别的。还有幽默的态度也不太一致。他是居高临下的小说的叙述者，任何东西都可以讽刺，这样当然是非常痛快，但容易丧失立场。至于“孔庆东带给我生活的乐趣”，我则更希望带给大家一点思考。我希望的思考是比较复杂的思考，不是那种很简单的爱憎分明的思考。我希望读者来思考。
在我写作的时候，其实根本就没有想过要逗别人乐。我脑子中记的什么就很自然往下写。老舍早期写作的时候，说存心要逗人笑，而我没有存心，事情就是这样的，这就是真实的事。我等于不是在用理论发言，而是用一种我自己认为是真实的记忆发言。人们在很多事情上都是用理论发言而忘记了真实的记忆，这样已经犯了很多错误。现在人们受语言所左右，都不会回忆了。回忆是很重要的，如何保持非常新鲜的记忆是非常重要，这新鲜的记忆不是数字式记忆，不是统计好的数字而是真实的场景，是当时真实的感情。在这个场合是感到愉快还是很痛苦，流过泪吗？笑过吗？要保持这种真实的记忆，我认为这是生命中最有价值的。生命不能留下一堆数字，应该留下感觉和真实的回忆。
人首先应该有真实的记忆，然后根据真实的记忆来做学问，我觉得这才是最可靠的。这其实也包含着我对学术研究倾向的发言。学术研究的出发点是什么？读书、查资料、坐冷板凳，归根结底是一种技术。当这些都做到之后，最后差在哪里呢？我觉得就差在你是不是有生命，你对生活是不是有新鲜的感受。你要是没有新鲜的感受，这些就没有价值。
记：《47楼207》的副标题是“一个北大醉侠的浪漫宣言”，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吗？
孔：我近年来研究一些通俗的小说，包括武侠小说，而且我平时为人处事让周围的同学老师觉得我有一点“侠客”的味道。标题中的“醉侠”让人误以为我喜欢喝酒，其实我不能喝，一喝就醉。但我很喜欢这个“醉”字，它是一种人生的境界，就是尼采所说的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的结合，人到一种很自由的境界的时候，也就是醉的境界。人到了醉的境界，就是孔子所讲的“从心所欲，不逾矩”，既随心所欲但又不违背客观规律。我比较喜欢“醉”这个字而已，与喝酒没关系。
记：您的许多文章都提到北大的人和事，《47楼207》是北大美好往事，《蔡元培的矛盾》则在痛心疾首地历数北大的缺点，您对北大有什么样的感情？
孔：北大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这也是我的许多同代人的共同感觉。我们对北大这种感情是不可比拟的，可以说是爱吧。这个爱是那种爱入骨髓的爱，死缠烂打的爱。北大同我们的生命是不能分开的，对我们的生命来说是最重要的。到了北大之后，她给了我崭新的东西，在我面前打开了整个崭新的世界。我对北大是非常爱的，但这种爱不是总是说她好的那种爱，那是比较肤浅的。正因为特别爱北大，所以容忍不了她有缺点。在《蔡元培的矛盾》那篇文章里说到北大有很多缺点，这缺点不是本质性的缺点，但正因为这些缺点使北大人觉得难受。
记：您在《47楼207》的自序中，说到“我对这些文字很不满意，它们不能代表百分之百的我的心声”，具体是指什么？
孔：我在自序的下文已经说出来了，主要是说这些文章有些被删改过，不完全是我自己的话。当然有些删改从编辑的角度来看是需要的，但有些是不需要删的，有些关键的话删掉之后就容易使上下文的意思发生变化。我在序言里也说了，这些情况的发生就迫使我在写作的时候自己就注意这些问题了。有些时候自己先进行删改，想办法弄得两全。要是一个社会什么都可以随便说，那这个文章可能存在价值就不太大了，所以在做这种事情的时候觉得挺有意思，是在从事一种艺术，挺好玩。
记：那么，您有没有想过在适当的时候出一本能代表自己百分之百心声的书呢？
孔：这只是希望。在很早我就已经放弃了这种十全十美的理想。现在30多岁了，基本没有了那种理想式的想法，考虑事情很少往十全十美上考虑。不知潜意识里如何，起码在意识这个层次里已经没有这种想法了，甚至不去想成功了怎么样，没有成功这个概念了，就是做眼前的事。
其实老百姓不是不需要思想，需要思想就需要有人为他们服务，学院里的学者们读了很多书，很有学问，我不相信他们每天一点时间都抽不出来写一些这样的（性情）文章。应该把这些东西贡献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