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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发表于《中华读书报》1998／9／9，引起较为广泛的反响，其中“满街甫志高，遍地余永泽”已成为流传大江南北的警句，到处被转述引用。
我看钱理群
现在就要企图全面地臧否一下钱理群，似乎为时过早。因为他不是那种从南坡爬上山顶就从北坡坐缆车下去的人，他是上了山顶就不打算下去，要在山顶搭台唱戏的人。尽管也不排除这种可能，即他最好的戏已经在登顶的过程中唱过了，但在山顶上将要演出的戏绝对不会令人失望，则是基本没人怀疑的。
钱理群是一个具体的人，但又具体得很“抽象”。“钱理群”三个字对于认识他的人来说，已经成为精神内涵比较丰富的某种意象。我读过的评论钱理群的文章如王得后、汪晖、陈思和、薛毅等人之作，普遍对那种意象有所触及。我自己写的关于钱理群的文章，也试图把握那个意象，但却总有“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感觉。看来意象是不好强行把握的，还是循规蹈矩地有啥说啥为好。
对于我们这一代成长于80年代的青年学生来说，钱理群首先是一个青年导师。陈平原老师曾戏言钱理群是“好为人师”，我觉得这不但抓住了钱理群的最大特点，而且说到了钱理群最根本的生存意义上。钱理群可以不当学者、不当教授，但绝不能不当老师。不当老师的钱理群不是钱理群。我认为毛泽东骨子里也是“好为人师”，他也是什么都可以不当，但一定要当老师。毛泽东说过“四个伟大”的赞颂里他只同意“伟大的导师”一条。钱理群的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批判研究迟迟难以展开，我觉得有一个内在原因：钱理群和毛泽东的性情是有很多相通的，他们都是启蒙家。就对于启蒙的热情来讲，恐怕鲁迅也要逊于毛泽东。只是毛泽东的启蒙越到后来，越借助了思想之外的力量——进而直接将启蒙变成了“改造”。而鲁迅和钱理群这一类人，由于基本没有思想之外的力量可以借助，所以一方面保持了启蒙的纯洁，另一方面则使本人乃至包括启蒙本身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不过即便如此，学生们也反对让钱理群去当官，他们喜欢只有思想的钱理群。学生们宁可自己去当官去赚钱，也要保护钱理群这个纯粹的“人师”形象。
我第一次见到钱理群，他40岁出头，貌似一个年富力强的恶僧，风风火火地走来走去。我以为这是一位很勤勉的进修教师——若干年后，我也曾被误认作进修教师，然而是不勤勉的。及至慕名去听钱理群的课，发现原来就是那个恶僧，不禁心中一动。他一张口，我就被吸引住了——我欣赏的老师甚多，但能这样吸引我，使我在课堂上基本不做其他事情的老师，仅此一位。他汹涌的激情，在挤满了几百人的大教室里奔突着，回荡着。他深刻的见解，时而引起一阵急雨般的掌声，时而把学生牢牢钉在座位上，全场鸦雀无声。即使在冬天，他也满头大汗，黑板擦就在眼前，他却东找西抓寻不见，经常用手在黑板上乱涂着他那奔突又奔突不开，卷曲又卷曲不顺的字体。听他的课，我不坐第一排，即便坐第一排，也坐在边上。这样才能抵御他思想的巨大裹胁力。保持一份自我的思索和对他的静观。我发现自己越是上喜欢的老师的课，越爱给老师起外号或者挑语病，大概就是出于这种潜意识。
钱理群的思想，通过北大和其他学校的课堂，辐射出去，影响了整个80年代的中国青年界。他的专著出版很晚，但他的鲁迅观，他的周作人观，他的中国知识分子观，他的现代文学史观，早已成为一代学子共同的精神财富。如果将来有人以钱理群为研究课题的话，我先提醒一句，他的书是第二位的，他的课才是第一位的。“课堂”研究有朝一日应该成为我们的学术话题。无论从投入的热情与精力，内容的精彩与饱满，得到的反响和愉悦，钱理群的课都比他的书更重要。听过他课的人再拿到他的书，不是有一种急于打开的冲动，而是有一种再三推迟打开的眷恋。中国80年代不乏比钱理群声望更高的思想家和启蒙者，但他们留给青年的只是一些概念和判断，而钱理群给予青年的是一团熊熊燃烧的活的启蒙精神。他的启蒙不是“最高指示”，也不是大鸣大放大批判，而是用自己的生命去体会和言说他所敢于直面的世界。所以他思想的感人程度是既深且远的。
钱理群的思想方式一是深刻的怀疑精神，这很明显是来自鲁迅。鲁迅的怀疑精神被埋藏了许多年，钱理群把它从尘封中掘出，高高地扬起，为之再三咏叹。于是，学生们都习惯了怀疑，不但怀疑“历史”、“学问”、“道德”，而且一直怀疑到鲁迅，怀疑到钱理群本人。当钱理群学生的一大好处就是可以不听他的话，反驳他的话和说他的坏话。
其次，钱理群的思想方式有一种“大”的力量。他视野开阔，善于捕捉重大的话题，善于从大处着眼，善于小中见大，化微为著。钱理群十分注意一个具体学术问题的“时空坐标”。他笔下经常出现“20世纪”、“中国”、“中西”、“大”等词汇，这些词汇今天已经成了青年学者文章中的常用词。这种大思维方式既是得益于马列主义的基本素养，更是决定于对自身生存境况的强烈关注。钱理群经常号称自己善于从别人那里“偷”各种理论和方法，他的论著中也的确什么顺手用什么，从精神分析、原型批评、神话理论到接受美学乃至女权主义，但是他用来“偷”这些和驾驭这些的最基本的功夫还是历史唯物主义和思辨哲学，包括从人的基本生存境况出发去研究人的精神产品，从上层建筑各部分的互动关联中去考察文学等。所以他的思想始终具有一种高屋建瓴的“大”的气势。
钱理群思想方式的第三个特点是善于抓取“意象”。即研究客体中反复出现的那些最能表现“本质”的典型语汇。这种思想方式是理性与感性的结合，需要有极强的“悟性”。而这所谓“悟性”不是神秘兮兮自欺欺人的，它实际就来自对自己生活的切肤体验并把这种体验投射到研究中去。如钱理群在鲁迅身上抓取了“绝望”、“抗争”，在周作人身上抓取了“苦住”、“兴趣”，在话剧问题上抓取了“大舞台”和“小舞台”，在40年代文学中抓取了“流亡”和“荒野”，在1948年文学中抓取了“生存”和“挣扎”，……这些意象的选取事实上都是一种主客观的契合。当不能找到合适的意象时，钱理群的研究就不能深入进行下去。一旦找到了合适的意象，则如同杠杆找到了支点，“成吨的钢铁，它轻轻地一抓就起来”。这种研究方法是钱理群在学术实践中自己摸索形成的，但还没有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得到系统的总结和推广。我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这种方法具有将“现象学”和“历史主义”结合起来的特点。但它同时又带有经典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诗学的某种气息。或许不必急着去总结它，让它在流动中发展下去更好。总结常常意味着凝固。
除了是一位优秀的学术研究者之外，钱理群还是一位卓越的学术研究组织者，或者说是学术战略家。钱理群经常宣布他的研究计划，经常为别人和整个学科策划研究步骤。他对自己的专业有着良好的把握，不但熟悉各个具体研究对象，而且熟悉研究队伍，他心中装着一幅详细的学术导游图。他对别人的生活也许不大懂，但他知道谁研究什么最合适。他对专业研究的进展保持着比较宏伟的构想，比如他认为目前应当进行出版研究、校园文化研究、地域文化研究、文学与政治研究等等，他已经把这些研究课题布置或建议给其他的研究者。在他周围，出现了一种“规模研究”的集团优势。这对于今后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启示意义。
钱理群目前无论在专业领域，还是在整个知识文化界，都已经获得了比较高的声誉。声誉高了，自然也会使不同角度的人觉得他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在我看来，钱理群的研究似乎有如下几点值得注意。一是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平衡问题。在80年代就有人对我说：“你干吗跟钱理群学呀？钱理群不是搞文学的。”这话显然是把“文学”看得太窄了，但它曲折地表达出了一种感觉。钱理群的历史唯物主义有时不能与他的意象法结合得天衣无缝，的确有现实关怀的激情不是从文本分析中得出来的时候。如果从针对这一问题的角度出发，我是赞同把“学理”与“关怀”适当分别处理的。
第二个问题是启蒙的姿态。钱理群的姿态是崇尚独立思考，一切从自我出发，真诚，不受羁勒。但是，纯粹的“独立思考”是不存在的。我们日常所强调的“独立思考”是指不受权威引导，不随波逐流，而不是绝对的空无依傍。钱理群有时天真地以为自己是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忘了任何人都是不自觉地代表一定的社会利益群体的。他以为自己代表的是大多数和历史的正义，但有时情况很复杂，会变化。钱理群强调既不做权势的帮忙与帮闲，也不做金钱的帮忙与帮闲，也不做大众的帮忙与帮闲，但你毕竟“非忙即闲”地生活着，你的发言客观上一定是对某些人有利、对某些人不利。不清楚地意识到这些，一味“真诚”和“自由”着，就有可能引起错误的掌声，甚至发生亲痛仇快的事情。
不过我想，钱理群是具有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精神的，这些问题，他也许正在思考。钱理群的思想还远没有完全定型，今天对他的这些臧否，只能算是边走边唱的眉批和回评，离整本连篇的总评还远着呢。
（此文发表于《文艺争鸣》1999年3期，该期设有钱理群研究专栏，可与其他文章互参。摩罗先生的文章说钱理群是“半佛半魔”，于我心有戚戚焉。）
严家炎：豪华落尽见真淳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日益成为一门显学，是与这一学科中几代大宗师级的学者的披沥垦拓分不开的。如果不揣片面地概括一下，可以说创业一代的王瑶先生多表现出一种名士风度，唐先生多表现出一种诗人风骨，而承后一代的严家炎先生，则多表现出一种儒者风范。
严家炎先生1933年11月14日出生于上海宝山。早在吴淞中学时期，便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1950年入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后到安徽做过四期土改工作，曾发动农民建立互助组，开展生产救灾。对农民生活和农村工作的实际体会和深切了解，为他日后在农民题材文学研究上取得卓越成就奠定了宽厚的基础。严先生曾任职安徽省委组织部，1952年任安徽铜官山矿务局秘书和办公室副主任。一个不满20岁的青年，已经涉足了社会生活的几大重要领域，这也许是他日后“最倾心”于小说研究的根基之一吧。他说：“在各种文学样式里，小说最便于表现古今中外人类社会的复杂内容。而要评论小说作品，最紧要也是最困难之处，便是体察人情，体察生活。”
带着这种丰富的体察积累，严家炎先生1956年考取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副博士研究生，1958年留系任教，从此开始了他的学者生涯。从最初的评论文章起，严先生就坚持“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原则，对陈腔滥调、空洞无物的文风保持着清醒的警惕。即便在为《文艺报》作业余评论员，需要写一些“命题作文”时，他仍然“坚持先以普通读者的身份，在心情完全放松的情况下将作品欣赏一遍”，以便“为整个批评建立比较牢靠的基础”。西方的美学理论称此为所谓用“奥卡姆剃刀”剔除了一切先入之见的胡塞尔现象学意义上的“纯阅读”，而严家炎先生则是怀着严肃的责任感、使命感这样做的。从1960年任讲师，到1978年任副教授、中文系主任，他始终坚持“从艺术欣赏入手，在鉴赏的基础上评论，将直观的欣赏和理性的分析结合起来，将美学的批评和历史的批评统一起来”，在情感上的“趁热打铁”与理智上的“冷处理”之间找到一个适度的平衡点。而历史主义的标准则是确定这个平衡点的“唯一正确的标准”。
由于捍卫这一标准，严家炎先生的学术道路既是坚实的，也是坎坷的。60年代初，在对柳青《创业史》的评论中，严先生发表了一系列充满卓越史识的独立见解，遭到全国百余篇文章的围攻，余波延续多年。而今那些围攻已然“曲终人不见”，只有严先生历经岁月考验的不易之论“江上数峰青”。想一想严先生初入学苑的那个时代，应该感受到，他不动声色的文笔中蕴含着多么巨大的真理的力量。他60年代与唐彛餐鞅嗟摹吨泄执难贰罚袷捉旃矣判憬滩慕保两袢允歉鞔笞ㄔ盒５娜ㄍ萄Ю侗尽Ｒ抵鳎舷壬⒉凰愣啵窈癖”〉囊簿褪嘀郑肽切爸鞯壬怼钡某鍪榇笸笤蹲拍亍５醭删褪遣荒苡弥鍪坷雌兰鄣模龅纳Σ攀歉尽�
严先生除任博士生导师，现为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论组成员、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丁玲研究会会长、中国作协优秀中篇小说评奖委员会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编委兼分支副主编、北京文联副主席。1986年曾应邀赴美国斯坦福大学任访问教授一年，小传被收入美国《世界五千名人录》第二版和英国剑桥《国际传记词典》第21卷。这样的知名度，不是时间的流逝自然堆积出来的，而是建立在一系列扎实的学术创见上的。例如，关于五四文学革命，从20年代至50年代，一直并存着资产阶级性质和无产阶级性质两种观点，严家炎先生深入研究了大量原始材料，经过细密考辨，得出五四文学革命经历了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的转变过程这样一个令人信服的科学见解。当时的严先生只有25岁。他那种尊重历史的科学态度和敢讲真话的学术勇气一直持续至今。著名作家萧乾在读过严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后赞赏道：“我感觉除了作为史家的全面性，作为鉴赏家的客观性之外，这里还有一腔侠胆义肠”。的确，严先生是最早萧乾《关于“京派”小说的探讨》，《文汇报》1990年5月1日。冲破樊篱，从流派角度研究现代小说的。他还提出现代文学的性质是文学的现代化这样一个高屋建瓴的理论，相对于过去的反帝反封建说，大大深化了人们从学术本身的角度对现代文学的认识。
此外，严先生的主要创见还有：
鲁迅小说开辟了多种创作方法的源头；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开始，在鲁迅手中成熟；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是多元的，其现代性在于现代的思想主题获得了现代的存在形式；解放区文学贡献与弱点并存；文学流派是时代要求、文学风尚和作家美学追求融和形成的；文艺批评要切忌“跨元批评”；金庸小说带来了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等。
这些创见不断推动着现代文学研究进入更新更高的境界，并使之成为整个文学研究格局的中坚。而严先生本人的学术境界，则“看似寻常最奇崛”，越玩味越觉得不易概括。一位北大学生赠言给严先生道：“我真正懂得实事求是——一丝不苟这两个成语的含义，是从您的评论文章中”。但除了“三老四严”式的平凡朴实之外，严先生的文章还具有一种“方而不割”“光而不耀”的浩然之气。若比之于酒，它不是二锅头般的刚辣猛烈，不是竹叶青般的绵雅幽深，更不是什么XO般的人不人鬼不鬼，而是好像茅台一般的温厚而纯正，饮之但觉神畅而不觉体软。若比之于棋，它不是武宫正树“宇宙流”式的天马行空，不是赵治勋“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那般英雄欺人，也不是桥本宇太郎“流水不争先”的一味好脾气，而是好像小林光一，着着朴素，步步无华，但着着没有漏洞，步步充满伟力，“开头的切中题旨，中段的严密充实，结尾的戛然有力，”构成一盘气韵沉雄的佳局。若比之于武功，它不是降龙十八掌般的威猛无俦，不是太极拳般的阴柔流转，更不屑使用五花八门的暗器，而只是一套再简明不过的少林长拳，不潇洒，不飘逸，不插科打诨玩花样，但却底气充沛，力道如长江大河，绵绵不绝，达到了学术与人格凝为一体的“刚健笃实辉光”的大儒境界。只有心中充满对真理的信仰，对历史的关切和对生活的热爱，才能做到这样的有傲骨而无傲气，举轻若重，处变不惊。所谓“豪华落尽见真淳”，正是这种朴实美与刚正美的统一。
不过，严家炎先生的成功是靠勤修苦炼达到的，对“恰如其分”境界的追求有时难免显露出“从心所欲”与“不逾矩”之间的矛盾，而且似乎有一点“老来渐于诗律细”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