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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太了解米山了，他是很典型的艺术家，做事凭冲动，很少做计划，更不会为未来着想。我建议他是否可考虑挪个地方，美国这么大，如果在别的地方，房子、小孩送幼稚园等，价钱可减少一半。他说，安玛也有这个想法。若把现在的房子卖掉，搬到中西部或南方，房价要便宜一半甚至更少，那么每月就可省下很多钱。安玛在那里找个教书的活，不会有问题。她甚至可以不教中文，教别的科目。
但是，雅文不愿离开纽约。她工作期间，博物馆掏钱让她抽时间回学校修完了学分，拿到了硕士。她如果辞掉这份工作，到外地就很难再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再说，她很喜爱纽约。她的英语不像安玛那样是母语，待在纽约这种国际大都市移民多的地方会自由自在一些。她认为，虽然米山到外地也能画画，但是他已好几年没出成果了，如果他再也画不出大家所能接受的好画，在纽约至少还可以干别的工作。况且，米山的英语还不如她。安玛则认为，在纽约不被大家所能接受的画，并不一定在外地就不能被接受。
米山自己也想待在纽约。纽约毕竟是国际艺术中心。安玛和雅文两人说得都有道理。他只好说，“让我们再坚持一段时间吧！如果实在不行，我们只好换个地方。我们总得为孩子考虑。现在至少我们还交得起她俩上幼稚园的钱，只是钱紧张，不能享受别的罢了。”总之，三人为这事弄得很不开心，有时甚至吵起来。
安玛单独和雅文谈了一次。她劝雅文，“如果到了外地实在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你就待在家里，负责接送两个孩子，孩子从幼稚园回来就教她们画画，带她们出去玩玩……。”
雅文觉得她不能待在家里，不是她不为孩子着想，而是她实在不适合做家庭主妇。“如果我不开心，孩子肯定会受影响。就算她们不受影响，我本人不快乐，培养她们成了苦差事，那就没有意义了。”
安玛自己倒愿意做家庭主妇，可是现在家里她的工资最高，她不上班不行。到了外地，明摆着也是她最容易找到工作。安玛那天情绪不好，也许她对这事已彻底失望，那天她对雅文发了火：“我没法理解你和米山！当初我们从宾州搬到新泽西，是我提出来的，其目的就是为了让你们离纽约近些，让你继续在艺术史上深造，让米山画画上能继续有所成就。当时我们有这个条件。现在，我们都做了父母，你深造完毕，米山在画画上也没再有出色的东西，而我们家已有两个孩子，经济条件已不如当初。那我们就得开路，寻找另一途径。所谓的美国梦，并不是美国人想怎样就怎样。美国人非常现实，为了生存，为了生活质量，一生中搬好多次家。既使在中国，现在也不一生老死在一个地方！”
安玛说得也没错，但语气很冲，雅文一下子受不了：“你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你当然不理解我们这些英语是第二语言的移民！”
雅文开车跑到田麦那里，哭了。
田麦从没买过房，听到雅文家开支里除了房屋贷款，平均每月房地税要交1000美元以上而冬天每月仅暖气费要300 多美元，很惊讶：“你们难怪这么紧张！国内买了房的人就过得很轻松，他们不用交这么重的房地税。”她很大方，立刻写了一张5000美元支票给雅文。
雅文百感交集，怎么也不肯拿，“我们还没到这种地步。”
“拿着吧。米雅下半年的幼稚园学费，由我来出。这样，你们可把省下的钱花在别的必须用的地方。我工作了这些年，存了很多钱。跟你说吧，我现在年薪12万美元，还有奖金，我一个人怎么用也用不完。你如果把我当作知心朋友，一定要收下这支票。”她硬把支票塞到雅文手里。雅文没想到田麦年薪这么高。
两人就雅文家现在的情况聊了很久。田麦向雅文保证，“你不用为孩子担心。如果你们家出什么问题，两个孩子的幼稚园学费我来出。”
雅文回去后，安玛向她道歉：“我起先单独和你聊时太激动，说话有不当的地方，请你多原谅。我实在没有别的意思，只是为这个家着急。”
雅文想想也是，气就消了。她告诉安玛和米山，田麦给了5 千美元。
安玛听了，颇为吃惊。美国人朋友之间不会这样做的。友情中掺杂了钱，用钱的这一方就会欠情，友情就容易变质，做事就没有原则。因而，美国人通常愿意向慈善机构或教会捐款，再由慈善机构或教会把钱给个人。这样捐款，可抵消个人收入而少交税，并且存在着匿名性，即不存在个人之间的欠情。米山向安玛解释，“华人文化传统里真正的好友是患难中两肋插刀相助。不过，如今中国人恐怕很难找到这样的朋友了，都被美国化了。”
安玛听了这话不高兴，“什么两肋插刀，美国化的。这钱，我们现在不能用。既然田麦已给了，退回去也不好，我们存起来，走投无路时可以用。将来我们条件好了，还给她。”
雅文倒挺同意安玛的意见。三人说好，就算感谢田麦，在纽约地区再坚持一段时间，努力努力，看看有没有运气来临。
雅文打电话去谢谢田麦。田麦顺便在电话里跟米山聊了一下，把自己跟雅文说的保证再向他重复了一遍，请他和安玛放心，不要为钱过多地忧虑。
就在这节骨眼上，桑妮从新墨西哥州来到纽约举行画展，她请米山出席。
桑妮的画展就在当年京典帮米山办画展的雷默画廊。这激起了米山对往日的怀恋。他在邀请我去欣赏桑妮画展的电话里，感叹万分。他说，如果没有孩子，他现在活得很轻松，有安玛和雅文两份工资，他完全可不用操心生计，一心一意画他的画，追求他的艺术天地；如果安玛非要孩子的话而他和雅文都不同意的话，那么安玛可另找男人，反正她在法律上已不是他的妻子。
我反感他说的最后一句话，“你小子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和他交往这么多年，我觉得他责任心不强、不细心、不太会体贴妻子。他自己也承认有这些毛病。我知道安玛多么爱他。我没法想像还有哪个女人居然可以做到把丈夫拱送给另一个女人分享并生活在一起。
米山听到我的反感，马上道歉，说自己太自私了，只想到他自己。我相信他的道歉是真诚的。然而，自我与现实的悖论，永远是人类最根本的困境。作为画家，米山把生活本身的不确定、不和谐以及出人意料之外，当作艺术家应经历的生活一部分去感受，却常常没有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这可能与他是画家和在国内就已成名有关。出国前，当现实问题来临时，总有人主动伸出手来帮他的忙，无需他动脑子花力气，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别人来关怀他、帮他负责任、细心体贴他，这无意中养成了他的毛病，使他个性中缺乏这些优良品质和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可是，在国外尤其是在个人婚姻里，这样的缺乏对家庭是致命的。幸亏，他这人很潇洒很想得开，似乎任何困境都不能把他彻底打垮。这一点，令我佩服。
在桑妮的画展上，我首先见到了米山、雅文、京典、格雷和桑妮本人。安玛是和田麦一块来的，她们下班后才从新泽西赶来，来得比较晚。那天是星期五。因大家很久没在一起相聚，我们事先说好了画展以后，一块去吃饭，然后到京典和格雷那里聚会。
安玛和田麦把米雅和米安带来了。两个小女孩将去北瑞父母家和我的两个儿子一块玩。她们太可爱了，打扮得也漂亮。俩人穿着一样的衣裤，白色短袖衫，黑色牛仔布做的背带连衣裙，裙子很短，白袜子，棕色皮鞋。米安虽比米雅小两三个月，但个子高过米雅，想必是遗传，因为安玛是高个子。可能是受妹妹米安的影响，米雅比我想像中活跃得多了，话很多。两个小姑娘手拉手，三岁都不到，非常懂事，见到每个人都主动说“您好！”“谢谢！”等有礼貌的话。她俩成了画展上的明星，引人注目。米山和雅文都一口称赞安玛，说两个女儿都是安玛调教出来的。
我向来喜欢女孩子，天真纯洁的女孩子总给人一种天使的感觉，可以尽情打扮她们。而且，女儿长大了总归比儿子巴家，更体贴父母。不管哪个种族，女婿大多比媳妇容易相处。我和北瑞父母就相处得很好。
雅文从现代艺术博物馆直接到雷默画廊。她来得很早。我发现她老了很多。安玛带孩子来到画展后，雅文为让晚来的安玛好好欣赏画，便和我送米雅和米安到我岳父母家。北瑞早就和父母说好了今晚请他们帮忙看管孩子们，老俩口一口答应了。
在路上，我问雅文日子过得如何，她有难言之处。我马上把话题插开，谈起了米雅和米安。她叹了口气：“我不是做母亲的料子。我对收拾小孩和打理屋子，不像安玛那样做这些事有一种喜乐，有耐心。我这人心不细，这点很像米山。如果我们搬到外地去，我找不到工作，肯定心理会出毛病，我这人绝对不能待在家里做家庭主妇。”
我理解她。中国大陆来美的女同胞中，很多有雅文的这种心态。毛主席的“妇女半边天”追求妇女平等，固然很好，但是那种在阶级斗争里强调的妇女半边天思想，很容易把女人独特的美丽天性减弱了，变得好斗。就中国女人本身的心理素质而言，她们很多人内心阳盛阴衰。
北瑞带着阳阳和光光比我们先到了她父母家。北瑞把雅文介绍给她父母。老俩口知道雅文是米山的那位中国妻子，因为京典早就把米山与两个女人生活在一起这事告诉了老俩口子。老俩口跟雅文说话时，盯着她看的神情，弄得我和北瑞怪不好意思的。
北瑞和我与雅文一块赶回画廊。一出北瑞父母家门，北瑞向雅文道歉：“对不起。我爸妈盯着你看，你别见怪。”雅文说她早已习惯了。北瑞一直很喜欢雅文，两人很长时间没见面了。
雅文问北瑞：“我刚才在客厅里看到一张英俊少年的照片，那一定是京典小时候吧？”
“对。”
“那次你和他都来我们家，我才知道他和你是姐弟关系。以前我只知道是他把米山弄到美国来的。”
我插入话题，和雅文开玩笑：“当初米山还想让你和京典借结婚名义把你弄到美国来呢。幸亏安玛反对，要不然你就成了北瑞的弟媳妇了。”
“那好啊，也许假戏真做，米山也就没有一夫两妻的问题了。”
北瑞笑了，“不可能的。我弟弟一直是同性恋者。”
雅文莞尔一笑，“这我知道。我只是开玩笑。他不是跟米山的纪经人格雷是一对吗？不是说好了我们吃完晚饭后上他们家去吗？”她已等不及想看看一对同性恋者家里是什么样子的。回到画廊，画展已是高潮，很拥挤。桑妮的这次画展是我见过的最多观众的画展之一，比当年米山在此举行画展开幕时来的人还多。西方人常认为油画是西方画，东方人画得再好，也是学来的，就像在中国土生土长的华人英文说得再好也不如美国人说母语。然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华人在西方国家里表现出来的深厚油画功底和才华，不得不让西方人折服。但是，画家要成为知名的艺术家，除了才华，需要文化营养的不断滋润和创新的艺术理念，需要画商和博物馆的认可。到西方定居的中国画家，如果长期与中国文化脱节而对西方文化又不能融入的话，就很难谈得上文化营养的不断滋润，要想在艺术上创新就不容易。功底和才华并不能保证一个画家能画出好画，特别是被西方人认可的“好”。艺术虽有相通之处，但是对作品的审美好坏标准，的确因文化差异而会有不同。因而，在西方定居而打响的中国画家，除了巴黎的赵无极有名气之外，几乎全军埋没。
国内媒介现在常出现两位画家张望风和秦宏，都在纽约待过。米山也认识他们。这两个人，前者靠的是当年石油大王哈默帮忙、给上层社会画肖像而赚了钱，投资上海。后者在纽约待了十几年，没卖出几张画，回北京当了教授。米山说，其实这两个人都很有才气。京典不这样认为。曾先后有人向他推荐这两个人，他见过他们的画。他们的画缺乏一种震撼人的生命力。他说，美国画界没人知道这两个人的名字。
京典已离开雷默画廊，在纽约最大的绘画艺术公司里主管亚太部，这几年去过中国很多次。他认为，中国一些年轻画家的才气、艺术观念和技巧以及对西方文化的了解，远远超过了这两个人。他现在正把一个福建画家推荐到美国来。
我问京典：“你觉得桑妮的画怎样？”
他兴高采烈地说：“很出色。最主要是她的画有美国文化的根基，又揉合了西班牙风格。比方，她那几张新墨西哥风景画，整个基调是鲜艳的桔红色，而房屋树丛全被抽象了，但她又把它们拟人化了，看上去有点像男男女女，像动画片，蕴含着一种美国似的幽默。这种幽默往往是中国画家所缺乏的，而美国人则非常欣赏。通过这些画，让我觉得这个世界都被拟人化了。我们对事物的审美以及它们对我们的意义如何，都被我们作为人而确定，其作用也因此而不同。也就是说，她的这些画里有一种强烈的哲学，一种艺术的境界。画家能做到这点，她就成功了。另外，桑妮的画有点怪诞，尤其是那些抽象画，让我想起了毕加索、达利等西班牙画家，但她有自己的特色。毕加索或达利往往用黑色把画的意象或轮廓给大致勾画出来，再加其他颜色，有点像你们中国儿童书里的连环画。可桑妮却没有照搬这种技巧。你看，她直接用深蓝色、绿色、红色等展示其意象的轮廓，颜色用得很浓烈更大胆出奇，有一种女妖的魅力。”
被京典这样一说，我再观赏桑妮的画，感觉就不一样了，好像在看大师的作品。人的心理，非常容易受暗示。在很多场合下，我们本人并不察觉到自己受了暗示。我朝桑妮望过去，仔细打量她。她本人也带着一种女妖的魅力。我说不清楚那是什么。她并不是那种很艳丽的女人，相反她的长相打扮相当朴素。随意似地梳着一个大辨子垂在背后，灯笼形的深绿色裤子和浅黄白色的无袖衫，和她从新墨西哥来的身份有某种吻合，让我觉得她是从乡村里来的画家。她说话时那眼神、手势和表情洋溢着健康和冲动，在纽约女人中很少见，桑妮那种新鲜活泼，像悬崖上经过风雨阳光后而开放不屈的山花，美丽、成熟而又含情脉脉。
李之白生前好几次向我描述过艾德瓦多的那家西班牙饭馆。除了巴西之外，南美和新墨西哥州以前都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考虑到桑妮从新墨西哥来又有一半西班牙人血统，看完画展我们便到艾德瓦多的那家饭馆去吃饭。
我在写上一章故事时，特意去过那家饭馆。但是，没碰见艾德瓦多。所以，看画展的前一天订桌时，我打电话直接找他。接电话的人觉得奇怪，我怎么会知道店主人的名字。正巧，艾德瓦多在那里。听完我的介绍之后，他对我小说里有李之白的故事很感兴趣。他说，“你太应该把李之白写出来。像他这样不公开的同性恋者，在中国太多了。我每次去北京碰到中国同性恋者，我都会感叹。他们当中除了一个研究电影的，没人敢对外公开。如果你愿意，明天我可以等你，和你谈谈。也许对你的写作会很有帮忙。”我当然求之不得。
我们一帮人到了那里，刚坐下。艾德瓦多走了过来，问：“谁是柳牧一博士？”他和我看到过的照片和录像带上的样子很像，只是一头卷浓发剪成了短平式，显得比照片和录像带上的模样年轻。我们彼此问好，递上名片。他建议我吃完饭到他办公室去聊：“先好好享受你的晚餐！”
吃饭时，我好几次差点想告诉田麦：“刚才那店主人就是李之白曾经爱过的艾德瓦多！”但我还是忍住了。我怕影响她这一晚上的情绪。岁月如流，什么都会过去，但有些东西一旦发生了，永远无法抹去。晚饭上，田麦谈笑风生，除了我，谁都想不到她是艾滋病毒携带者。然而我相信，在她的内心，李之白是她百结愁肠的固定痛点。
一进艾德瓦多的办公室，我看到墙上挂着一张大照片：两个年龄相仿的男人幸福地搂在一起，胸前挂着夏威夷花环，其中一个是艾德瓦多。艾德瓦多告诉我另一个便是他的美国男人，是位电脑专家。这张照片是他们的婚礼照。美国法律上把同居在一起的同性恋者叫做“家庭伴侣”。在大公司，家庭伴侣通常可享受福利，比如家庭医疗保险。但是，只有在佛芒州同性恋者可进行婚姻登记，彼此可继承财产，受法律保护。
艾德瓦多请我坐下，给我冲了一杯咖啡。我问他，为什么他当时知道了李之白是位有妻之夫之后还仍然与其来往直到从西部旅游回来？
他脸上掠过一丝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