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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最后一个情况，可以说是对当年发现的曹雪芹箱箧最致命的一击。从此以后，学术界除了在提到历年出现的文物作假时还偶尔提到这一对箱子之外，极少有人再用肯定的眼光去看待它了。之所以说“极少有人”而不说“再也无人”，原因就在于，不受这一情况蛊惑的人还是有的——比如在下就是一个。我根据当时《文献》杂志公布的通信，已经明显地感觉到：洪静渊所提供出来的材料，才像是真正的造假。倒不是我这人的思路和眼光有多独到、敏锐。但至少，打从知道这一对箱箧的第一天起，我便始终保持着一种独立思考的谨慎态度，认真分析着来自各方的观点和信息，绝不盲从任何权威的结论。
我对曹雪芹箱箧的全部观点，读者可以从拙文《曹雪芹箱箧镌刻字画新探》里得以了解。概括的说，便是我一直坚信这一对箱子确为曹公遗物，但又从来没有相信过吴恩裕、冯其庸先生对该箱箧形制、用途及上面的字画性质的判断。我甚至以为，怀疑论者的观点本身，正是受了吴、冯所论的误导而产生的。所以，我那篇论证这箱箧确为曹公遗物的文章，其副题并不是与怀疑派的代表人物陈毓熙、刘世德先生商榷，反倒是“兼与吴恩裕、冯其庸先生商榷”。至于我和双方观点之间的歧异，就不在这里赘述了，还是回到我现在要正式拆除引日雨晨星集》这枚“重型炮弹”的本题上来吧。
首先必须指出，过去人们之所以毫不怀疑地就相信了洪静渊的真正造假，除了吴、冯对该箱箧用途、来源及上面的字画性质的分析论证容易让人觉得有违常情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觉得箱箧上那首芳卿悼亡诗不合平仄。所以，一下子见到洪静渊拿出一首经改造而变得十分合律的“真正”的悼亡诗来，便很自然地以为——认定原发现的箱子是做假已经“铁证如山”了。其实，单是这一个问题，也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恕我直言。我总觉得许多正统的红学专家（包括以前确认这对箱子是雪芹遗物，如今也跟着泄了气的冯其庸先生在内），在看待这个问题时都似乎缺乏一点“脑筋急转弯”式的逆向思维能力。就说这箱箧上的手书悼亡诗吧，为什么就不想一想：如果整个一对箱子都是假的，那做假的人既然把箱子外面的镌刻字画都搞得那么精细——包括把箱门外镌刻的《题芹溪处士句》也弄得那么平仄和谐——何以偏偏要在“伪造”箱门里边的悼亡诗时如此“粗制滥造”，弄得又叉又改、格律乱套呢？这究竟属于正常还是不正常？
其实，只要稍加辨析，就可以得出合理的结论：如果判断箱子是造假，那才大大的不正常呢（因为它严重违反了造假的常规）；如果判断箱子真是曹雪芹遗物，那就再正常不过了。因为深入地分析一下就可以知道，那位在箱门内信笔书写悼亡诗的作者，并非如洪静渊所云“是一个不懂作诗”的人；恰恰相反，她很会作诗，几乎句句都成律句，只不过从内容和笔迹上看，她是在从箱子里清理亡夫遗物时，睹物思情，悲不自胜，随手拿起一支笔在上面随写随改地抒发悲痛怀念之情，却由于仓促之间缺乏推敲，尤其是在画掉一、二、五句试图重写时，不慎接错了格律，才形成了现在这样明显乱套的情况。但惟其如此，倒更能让人窥见这一对箱子的真实可靠性。反之，若以造假论之，这些显而易见的矛盾便真正是不可解了。更何况经文物专家鉴定，箱子的木质确属乾隆旧物，而箱子上的镌刻字画及斑剥漆痕全都陈旧不堪，显然也不是现在所能伪造得出来的以致有怀疑论者据此而推断当为民国年间所伪造。试问：民国年间就伪造好的东西，缘何要等到数十年之后的今天才拿出来示人呢？难道世间上真有这样不计功利的造假者吗？
还有，洪静渊的一纸书信和几句胡诌，分明矛盾百出，为什么专家们就一点也看不出来？记得《文献》刊出此信不久，适逢南京召开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我当即向会议主持人之一的胡文彬先生谈了对此事的怀疑。怀疑的要点有三：第一，在照相和复印技术已经十分普及的今天，洪静渊何以不出示他所谓《旧雨晨星集》残本有关文字的照片或复印件？第二，他开头的信里说是“获阅《旧雨晨星集》一书残本”；当端木向其索问该书刻印年代时，又称“经查系嘉庆乙丑三月‘瓜渚草堂’板本”，并称他所见残本则“系白宣纸抄本”。试问：他为什么不说他的“抄本”从何而来？又为什么不说他到底是在什么地方“查”到原书的年代出处的？既然都查出了确切依据，为什么不将其统统公布出来？这些，都不能不让人怀疑：到底世间是否真有这样一本书。第三，洪在信中引录的“许芳卿悼亡诗”，合律固然是合律了，可我看来看去，怎么有的句子在内容上反倒不如箱子上那不尽合律的句子通顺合理呢？（见《曹雪芹箱箧镌刻字画新探——兼与吴恩裕、冯其庸先生商榷》）所以我当时就对文彬说：我怀疑洪静渊所说的“许芳卿悼亡诗”才是假造的。但他为什么要假造？是他本人假造，还是别人假造来骗了他？这些都有必要搞清楚。故我与文彬约定，俟会议结束后，我俩一同去安徽造访洪静渊，以期彻底弄清真相。文彬答应了，可是临到研讨会结束，他却因别有安排而不能成行。于是，我也放弃了这次造访的计划。
此后一晃就是五年。在此期间，关于所谓《旧雨晨星集》的信息逐渐传到海外，美籍华人学者赵冈和台湾学者高阳都相继发表文章谈到此事。赵冈先生的观点比较独特，他是既相信洪静渊之说，又相信箱子是雪芹遗物，认为二者之间虽有差异，却是定稿与初稿的关系。但他亦发现洪静渊提供的材料存在一点“小问题”——因为洪在信中称，引日雨晨星集》的作者为程琼。而据赵先生所考，程琼号飞仙，安徽休宁人。史震林《西青散记》中对她有记载。而程琼之夫乃吴震生，号玉勾词客，曾为史震林此书写过序，自称“鳏叟”，署乾隆二年。故其妻程琼似应在乾隆二年之前即去世。如果她所著书中真的记述了邻居中有名许芳卿者题悼亡诗之事，则与雪芹卒年相去甚远。赵冈的最后推测是：“很可能程琼不是吴震生的原配”，乃乾隆二年之后续娶的“继室”；而《西青散记》或亦为“多年累积之作，早年曾有吴震生序，但序成后，逐年还有新的记事加入，其中提及吴震生之继室程琼。是否如此，尚待详查该书”。（见赵冈《曹雪芹的继室许芳卿》，载1983年11月29日台湾《联合报·副刊》）台湾的高阳先生，却不像赵先生那样尽信二者皆真，他是只信洪静渊之说，而断然判定此前发现的两只箱子为“假古董”。其理由是：他已查明程琼实乃吴震生“原配”，而吴震生在乾隆二年为《西青散记》作序称“鳏叟”时，程琼“下世至少十年以上了”，所以“许芳卿悼亡时，曹雪芹尚未出生”。（见高阳《许芳卿悼亡曹雪芹未生》，载1983年11月23日台湾《联合报·副刊》）
眼看洪静渊抛出的这一原本漏洞百出的“新材料”，竟能在海内外引起如此巨大的思想混乱，我终于在1988年6月初参加完安徽芜湖的全国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后，独自去了黄山市（即原屯溪市）。在当地著名红学家白盾教授的协助下，先后走访了知情人方宗耀先生（书法家）和当事人洪静渊老先生（已逾八十高龄的乡居旧式文人），这才终于弄清了此事的真相。
二、方宗耀的证词
方宗耀是黄山市小有名气的书法家，当时年约五十余岁，在市区开了一家书画店。我从徽州师专白盾教授处得知：洪静渊所称“在友人处获睹《旧雨晨星集》”的“友人”，便是指方先生。于是我在白盾教授的小女儿吴海婴的带领下，首先在市中心一条大街上，找到了方先生的书画店。
在说明来意之后，我首先询问方先生：是否曾将一个《旧雨晨星集》的残本提供给洪老先生看过。方先生微笑着连连摇首，讲了如下情况。为了忠实传达谈话的实情，这里仅将我当时简记的方先生谈话要点，原文照录如下：
方宗耀谈话记录（1988．6．3上午）
这是洪老年纪大了，弄错了。实际上这书是我在他家看到的。时间是83或84年（记不清了），我到他家见到的。木刻本，大约比这个（《中小印谱》）稍小一个尺寸（《中小印谱》宽12公分，长19公分），那书大约宽11公分，长18公分。
书中是否有那一段话，记不清了。当时他是请我为他写成一横幅（约高30公分，宽60公分），作指头大小的行书，约400字左右，里面有文有诗。总之是在通信之前。（指《文献》第15辑所载《关于新见“芳卿悼亡诗”的通信》，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3月版）
不是抄本，不是。眉头还记有眉批。毛边纸印的，纸已发黄。大约这个（《中小印谱》，25页）的两倍，约50页。
我是82年才从附近（约12里路）的榆村搬迁到屯溪来的。写字（指为洪静渊书写所谓“许芳卿悼亡诗”一事）是搬来之后的事了。我们相识是82年时，他作了四首旧诗，让我书写后赠叶圣陶。（出示所留照片）
庆祝党的十二大召开，七绝四首，语吾徽著名书法家方宗耀先生录呈叶圣老等在京诸友好。两政有人谓予善吟咏、工书法，实过誉也。
盛会宏开喜气融，神州到处沐东风。
龙翔凤舞欢声动，都在人民庆祝中。（楷）
长空万里任回旋，智慧花开分外妍。
夜听电波传喜报，卫星又上九重天。（草）
中青奋发展专长，盛事流传四海扬。
硕德高龄当顾问，老成辅佐更周详。（隶）
三中全会引征帆，动乱消除国运昌。
比际万方同额手，正如葵藿向朝阳。（篆）
八三年元旦安徽屯溪洪静渊草
癸亥春节新安黄山樵方宗耀书（二方印）
（注：葵藿，原文如此，当为“葵藿”。）
刘宣（当时北京某报的编辑、记者）1985年左右来找过我，说洪硬说那抄本在我处。我把真情告诉了刘。刘在此住了约一个月，反复去找了他。他还说在我处。刘在无结果的情况下离开了。
从方先生所讲以上情况，我已大致判断出以下几点：
一，洪静渊在通信中称“从友人处获睹《旧雨晨星集》残本”云云，显然是谎言。若事实真如方先生所言，则是洪将方请至其家，拿了本木刻版的什么书来装样子请方看。（我当时因刚刚开始记录方的谈话，一听方说是在洪家看到的，便在主观上以为洪真有一本名叫们日雨晨星集》的书，便急于想问他看到的书中是否真有所谓“许芳卿悼亡诗”的那段记载，因而忘了仔细探问方所见刻本是否真为引日雨晨星集》。现在回忆起来实乃当时访谈中的一个疏忽）
二，从方先生只是肯定了为洪“写一横幅”，而记不清书中是否真有那段话等情况看，洪在出示刻本和请方先生书写这两件事情之间，必定搞了一点掩人耳目的“障眼法”，以便让书写者在日后的记忆中产生混淆，间接为他的“新材料”提供亲眼目睹的旁证。
三，方先生断然否定他在洪家看到的一本书“不是抄本”，且“眉头（书眉）还有眉批，毛边纸印的，纸已发黄”，说明洪在后来的通信中向端木所称他自己见到的“系白宣纸抄本”云云，又是一个谎言。所谓“白宣纸抄本”，只不过是洪在此次将自撰的一段“材料”请方先生书写而成的产品而已。
四，从洪赠诗给叶圣陶的情况看，他的旧体诗功力确实不错。诗虽难称上乘，至少格律谐调（惟第四首起句之“帆”字不协“阳韵”，或为方音之讹吧），且能恰如其分地化用杜甫“葵藿倾太阳”句到他的诗中，其水平，已足可让他把早巳见诸报端的曹雪芹箱箧悼亡诗修改得格律谐调。然终因代人捉笔，隔靴搔痒，且思路子平，所以改过之诗在内容和情感上，以及杜撰事由的年代地域上，皆漏洞百出。
五，从洪氏莫名其妙投诗赠叶圣陶这件事的本身，以及他在诗题兼小序中得意地称“两政有人谓予善吟咏、工书法”等细节中，又可看出：其人年虽老迈，尚有攀附结交名人和变着法儿出风头的“少年心性”。这或许正是他见了箱箧悼亡诗不甚合律，便灵机一动伪造“真诗”吸引端木与之结交的内在动机吧。
六，从方先生所告刘宣（北京记者）“在此住了约一个月”仍未见到所谓“抄本”的情况看，洪静渊在贸然抛出“通信”之后，已有多方面的人士前往追索真相。洪见玩笑开大了，竟连准备好的“白宣纸”抄件亦抵死不予出示。看来这次我要想在他那里获睹此件，恐亦无望。但事情的真相，却可由此揭穿。
本来在听完并记下方先生的证词之后，我原打算请他审看一下我的记录并签上名，便算完事。然转念一想，他既是书法家，何不请他自书其事，以作纪念，且比我这涂鸦式的记录更能取信于人。方先生听了我的建议，爽快地答应了。但他提出自己在文理上并不擅长，要求让他将要写的内容口述一遍，由我在文字上略加润色后，再行书写。
以下便是经方先生重新口述后记录下来，略加润色，再由他书写而成的又一证词原文：
遂夫先生询及《旧雨晨星集》事，略告实情如下。
洪静渊谓在我处见到该残抄本，非是。实乃我在他处见到，且非抄本，乃印本耳。时间大约在八三年春天，他因数月前曾嘱我为其书写赠叶圣陶的四首七绝，故已相识。此次则又写信要我去他家。去时，他拿出一《旧雨晨星集》印本，要我为其书写其中一段文字作横幅。我当即遵嘱写出一约两尺宽一尺高之横幅相赠。内容已不记得。八五年，北京某刊编辑刘宣来访，谓洪静渊称：系在我处见到该书残抄本。我告之不是事实，他无所适从，往返于我与洪之间，探询数次，耽延约一月之久，始离开。现在洪仍坚持此无稽之谈，用心实不可测。谨此奉告。
戊辰初夏方宗耀于黄山
可注意的是，方先生这次的陈述中又无意间把在洪家所见之刻本直接称为“《1日雨晨星集》印本”，并称是“书写其中一段文字作横幅”。这到底是真的记住了他当初所见之书的真名，和真的是从书上抄写了报道出来的那段话呢，还是当时他看了印本之后就被洪调了包，代之以所谓“摘抄之件”作书写依据，或所抄文字根本就是另一个不相干的内容呢？看来这一点在方先生的记忆中仍十分模糊，显然只能从洪静渊处设法见到那个方氏所抄原件，才能解开这个谜了。此外，方先生对洪氏这些年总把球往他这儿踢，必定心里十分窝火，故有“用心实不可测”之语。
三、走访洪静渊
同样是由白盾教授的女儿海婴姑娘带领，我们在黄山市远郊的一座农舍里见到了洪静渊老先生。
令我十分惊讶的是，这位年逾八旬的老先生，仍然面色红润，身体硬朗。只是体态臃肿，行动略迟缓，说话时口齿有点不清。他问明了来意之后，倒也并不惊慌，反倒是在听我说起刚在芜湖开完全国红会时，一再问起端木蕻良先生为什么不来他处——说是端木早就答应了要来亲自造访的，怎么不守信用，云云。我亦告之，端木此次因故未能成行（顺便补充一句，此前我其实征询过端木老的意见，问他愿不愿意和我同行。端木老对我过去的看法未置可否，但明白表示他已没有兴趣去见洪静渊这个人。看来也是对洪拒不出示任何“原件”深感失望）。
这次，我吸取了记录方宗耀谈话的教训，每提一个问题，都把我的问话和洪的答话一起扼要记录下来。凡遇老先生口齿不清，或因方言词语听不真切处，我都请他亲自把那难懂的字句写在我的记录稿上（即下面所录原文中作黑体的字词）。老先生对此倒也并不推辞。只是在听我提问和回答我的问题时，神情非常专注，几乎做到了字斟句酌，滴水不漏。
以下是我当时所记和洪静渊对话的要点原文：
访问洪静渊先生记略
问：我找了方宗耀……
洪：（立即微笑打断）他又推托说没有那书是吗？
问：不是推托。他说根本不是你从他那里看到《旧雨晨星集》，而是他从你这里看到的，是你请他来书写其中的一段话作条幅。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