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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公故事：一个考察中国法律文化的视角》提出关于包公的三种叙事：历史叙事、自我叙事和文学叙事。在历史叙事中，包公是维护王道政治的“劲正之臣”，在司法中则是一副刚毅正直的威猛形象，其断案智慧主要表现在对案犯心理的深刻体察、对证据获取的谲诈，以及对法律与人情的双重考量上面。包公的自我叙事则是通过奏议谏稿体现出来的竭忠于君、施爱于民的为官之道，他所追求的司法目标是“仰合天道，俯顺人情”。在文学叙事中，他是关公一样的象征性人物，寄托着草根社会的爱憎。随着文化权力的下移，无论是瓦舍勾栏里的宋代话本还是元代杂剧、明代传奇戏曲，都淋漓尽致地表达着平民百姓对听讼断狱的兴趣。徐忠明因此而怀疑法学界所坚持的中国古人“厌讼”的论断。公案加侠义的叙述模式蕴含着一种批判精神。包公代表的是官方权力，而侠则代表着体制外的一种力量，这两种力量结合在一起，无疑是一剂猛药，在官场黑暗、是非颠倒、善恶不分的年代，对正义无比饥渴的人们只好用这种强烈的方式来凸现这种意愿。让武艺高超的侠客为清官充当手下办差官，可以理解为边缘权力向正统权力的靠拢，这正是包公得神来之助的一个例证。民间对包公的神化近乎登峰造极，诸如“日间断人，夜间断鬼”等等。正义愈匮乏，弱者越是需要心理补偿，越是想人非非，他们企盼有一种超乎寻常的力量来帮助他们实现公平正义。从这个角度切入，我们就不难理解包公故事中的夸张成分。
有学者断言：“法治从来不是、也永远不会是最理想的统治方式，它只是人类在寻求秩序过程中反复权衡的一个结果。”（谢晖《象牙塔上放哨》）包公崇拜本身就是一种功利行动，是实用智慧和世俗聪明的集聚。道德完美、品格高尚而且无所不能、神通广大的“青天大老爷”不过是弱者的幻想而已。包公崇拜与法律信仰相去甚远。从包公故事中探求现代法治精神显然是可笑的。在包公的断狱中，法律对话的成分很少，更多的是一种罪与罚的因果报应，包公不过是一个催动者、落实者、制裁者而已，所谓“万事劝人休碌碌，举头三尺有神明”。徐忠明认为：“作为法律故事的民间话语，庶民百姓强调‘报应不爽’，乃是感于帝国法律不能真正达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境界。换句话说，不仅仅豪势要每每凭挟‘特权’超越法律之上，而且由于帝国官僚的腐败和昏聩，致使违法作恶之人往往成为‘漏网之鱼’。”说来说去，包公故事的不断复制与改写源于民间对公共权力特别是司法权力的失望。作为知识精英和道德精英的包公越是被美化和神化，也就从另一方面说明这种人的稀缺。由此可见，包公故事的终结是回归常识和理性的标志。靠“黑脸”来摧折权贵、靠“青天”来为民作主，是极其微弱和迷茫的。在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体制下，连清官自身的存在本身都是一个问题。细民百姓心中的“好人一生平安”的祈祷并不能产生一个清官生长机制。
（《包公故事：一个考察中国法律文化的视角》，徐忠明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版，40．00元）
在民艺的门槛上聊天
■ 王 淼
我喜欢读一些有趣的闲书，所以在书店淘书时，只要看到书的题目好玩，常常就会随手拿下，比如几天前买到的这本《离开锅灶端起碗》。这是一本对话集，对话的双方一位是研究民艺的专业人士潘鲁生先生，另一位则是大众媒体的编辑韩青女士。他们对话的内容非常广泛，从世俗社会的衣食住行，到大自然的生态环境，乃至天文地理、鬼神人事、饮食男女、文化怀旧等等，凡是涉及民俗、民艺的种种细节，统统纳入了他们对话的范围，称得上是五花八门、无所不包，而且两位作者神聊起来不拘形色、妙语连珠，读之大有围炉夜话之妙趣。
聊民俗、民艺，首先需要对话者拥有广博的知识背景，行万里路的感性见闻，同时还要有即兴的应变能力。本书的妙处即在于两位对话人的视角差异，潘先生多是从专业的角度谈自己对民艺衰落的忧虑，其言谈话语倾向于理论与思考，而韩女士的文字则融知识性与趣味性于一体，带有一种女性特有的聪明与细腻。如果说前者的语言特征是凝重，后者则带有更多的个人灵性，对话本身形成一股内在的张力，可谓详实不失绰约，厚重不失轻逸；而且因为他们视角上的差异，其价值取向也不尽相同，恰是这种专业性与日常性的相互融合，才真正展现出了民艺研究的多元视角。正像韩女士在序文中所说的那样：“潘鲁生先生确是出于对其民艺专业的考虑来做此对话，他是真正的敬业，字字句句都有着专业的精神；而我看民艺，全都在来来往往的生活里，没有专业性，我敬生活。”有了这样的前提，所谓对话，其实就是一种争论与探讨，在异中取同，在同中求异，民俗文化的真义，即在这种对话的磨合与切磋之中，在两种声音“不断地交流、交织、沟通、碰撞、回应”之中，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潘先生和韩女士对民艺的认识立足于日常生活的观察与理解之上，所以他们均能从自己乡土社会的经历中找到灵感。潘先生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人类活动最终要追求的是一种精神的归依感。”他认为作为个体的普通生活用品丢掉并不足惜，对于手工艺者本人来说，即使技艺失传也不会对他当下的生活构成威胁，但可怕之处在于这并非是一事一物的消亡，与之相关的还有某种生活方式的消亡、物质层面的消亡，以及接踵而至的精神层面的消亡，所有这些终将带来传统文化的断层，并形成文化生态的恶性循环。在谈及保护民艺的具体方法时，潘先生指出首先需要为民艺寻找一个“支撑的土壤”，那就是将民艺转换成为适合现代生活的经济形式，转换成手工艺的一个行业，因为对民艺的保护并不是为了把它做成风干的标本，而是给予它生存延续的空间，这些论点对于民艺的保护而言，无疑具有切实可行的现实意义。与潘先生对民艺保护操作层面的关注相比，韩女士则以一种诗意的目光来看待民艺，她说“知识可以通过系统灌输传承，但是文化必须靠体验，靠心灵的积累。”韩女士喜欢民艺，更多的是喜欢“它在日常形态里蕴涵着的世故人心与烟火气”，喜欢其中“往昔物质生活的痕迹”，喜欢民艺所具有的“强烈的表现力、清晰明快的结构、直率简单的技术”，以及在简单的形式中所蕴涵着的“郑重的心意和平常的价值”。韩女士相信历史本身淘汰与选择的神圣法则，所以她对人类文化的此消彼长持一种既不悲观也不乐观的态度，她虽然屡屡说及自己是一个不喜欢表态的人，但不表态并不代表没有态度，她个人的态度即隐藏在对话的字里行间，与潘先生的观点一隐一显、一虚一实，构成了对民艺的另一种阐释。
韩青在书中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民艺，从某种角度上承担了历史有形的部分，是人们还能够看得见的历史遗迹，是可以供人们的心灵盘桓的地方。”的确，民间艺术其实是一种母语，无论是盛极一时的古村落，还是绚丽多彩的唐装；无论是精巧的中国结，还是充满祥和喜气的对联年画，虽然这些浸润着人性的、精雕细凿的民间艺术已变得越来越珍稀，但是，只要母语之根没有断，民艺所传递的文化信息以及过去的生命经验就会绵延不断地流传下去。这，或许正是民间艺术独特的价值所在吧。
（《离开锅灶端起碗》，潘鲁生、韩青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4月版，21．00元）
一部富涵史识的开创性力作
■ 张忠纲 梁桂芳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起，“重写文学史”的呼声一直很高，新编写的文学史更是层出不穷。作为对文学史学科受到持续而热烈关注的回应，也出于对历史的反思和对未来的瞻望，董乃斌、陈伯海、刘扬忠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学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一书出版了。这部三卷本的著作，以百万余言的篇幅检视了中国古代处于潜学科时期种种有关文学史的观念和近百年来中国文学史学科的发展历程，细致勾勒了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演进轮廓。作为世纪之交的一部集“中国文学史研究”之大成的著作，本书不同于一般性质的概论或综述，本质上讲，它属于“史”的范畴。优秀的史学家必须具备史才、史学和史识，即较高的理论素养和丰厚的知识储备。作为一部“学史”，本书最突出的特色也正在于此。 本书“史”的性质规定它的文体特征基本上应该是叙述体，而不应是以思辨为主的论说体。然而，编著者反复强调史学“必须是有思想的”，“没有思想就没有历史学。”（第3卷，第595页）因此，理论色彩突出，具有卓越的史识是本书的首要追求。其具体表现如下：
宏通的史学观点史学观是史的灵魂，它决定了史家对史实的拣择、梳理和阐释。作为“文学史学”的历史，本书并未局限于文学史内部做文章，而是以文学为本位，从大文化的广阔视角搜罗史料，对文学史的发展作了全新观照。同时，编著者也没有将目光只盯着文学史学科本身，而是通今博古，纵横中外，将触角延伸到了学科之外，在整体架构上表现出磅礴的理论气势。譬如，中国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的诞生只是上个世纪初的事，中国古代不仅没有明确的文学史学科概念，甚至连完备的文学史观、文学史纂等形态也不具备，然而，几千年来丰富的学术资源又是一个无可回避的存在。鉴于此，本书提出了一个“潜学科”的概念，即把古代文学作为文学史学科的酝酿和准备期。编著者指出：“在古代文献中与‘文学史’直接有关的资源可谓相当丰富，中国文学史一旦形成学科就能比较快地发展起来，与这种雄厚的学术基础是分不开的……古人对于文学观和文学史观许许多多的见解，虽是散珠碎玉，却价值不凡。故本书特以一卷篇幅详加评介，以为百年来文学史实践和理论探讨的先声。”（第3卷，第620页）这种清醒的理性认知、开阔的思维方式、通达的史学思想，为本书建构了一个全新的体系，那就是：两千多年的传统渊源，一百年的学科演进和晚近二十来年的创新与突破。这是一个开创性的理论建构，它不仅符合中国文学史学演进的客观事实，也使现代的文学史学科建设成为有本之木、有源之水。
严密的理论体系在宏通的史学观指导下，本书的编著者本着“从文学史学史层面上升到文学史学原理高度”（第3卷，第577页）的初衷，对纷繁芜杂、众说纷纭的文学史现象加以全面爬梳，概括出其内在的发展规律，为本书建构了一个严整的理论体系。编著者指出：“追踪文学史学科由传统向现代演化的历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它自‘潜’而‘显’、由‘小’而‘大’、自单一而多样、自幼稚而渐趋成熟的发展轨迹，这也就是中国文学史学史的内在逻辑。”（第1卷导言，第26页）以这一内在逻辑为中心，书中罗列的质文代变观、诗体正变观、文体代兴观、循环论史观、进化论史观以及阶级论等一系列文学史观的更替现象，就不再各自为政，而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百万字的散碎内容由此也有了活的灵魂。对于百年来文学史学科的发展体系，编著者也有深入的思考。在全书的结束语中，编著者对文学史的性质、范式、类型等做了集中阐述，指出一百年来文学史范式实际有三变：泛文学观范式、纯文学观范式和新的大文学观范式。它是探讨文学史学科规律的精彩结论，也是新学科建设的光辉起点。体系架构的严谨使全书的操作举重若轻、游刃有余。
独到的史学思维对于所网罗的文学史材料，本书能够以史为本位进行梳理，以联系的发展的眼光加以评判，不管它们在学术史上地位的高低，都给予其在史学史上应有的地位，显示了史家实事求是的公正态度。譬如，文学史上对明代“前七子”、“后七子”等复古派的评价一向不高。本书却将其当做史学轨迹上的必要一环，认为它是对明初文学的逆动：“明初人的话题集中于道统和文统的承传问题，着重论证道统与文统的密不可分，及其统治地位不可移易，千秋万代传递不绝。此种史观反映出文学受制于理道还未独立出来体现出自身的价值。”因此，“明代中期的议题集中于古格、古调、古法的沿革问题，突出文学的本体价值，以摆脱理道的羁绊。”只是由于“时人对汉唐古典文学太崇拜太迷信，反使灿烂的文学遗产成了沉重的历史文化负累，延缓了前进的步履，所以从总体上看依然未出现重大突破”（第1卷，第350页）。这种瞻前顾后式的客观评述，不仅展示了历史的实然，还论述了其当然、必然和所以然，可谓发前人所未发，令人耳目一新。再如当代文学史家有将十七年与“文化大革命”十年割裂、甚至对立起来的现象。本书对大量史实进行排比分析后，揭示了二者在思维方式和操作形式上明显的连贯性：“十七年中的历次批判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横扫一切、打倒一切有着内在的、合乎逻辑的联系。”（第2卷，306页）这正是对历来史家“不虚美、不隐恶”精神的传承。本书对各类文学史著作也能将其放在历史的滚滚洪流中，准确判定其史学价值，显示了史家的洞幽烛微、彰往察来。如对于傅璇琮主编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本书认为它所持的是一种“经过近代文论洗礼的新的大文学史观”（第2卷，第159页），“标志着文学史观和文学史范型新的深刻变化”（第2卷，第158页）。这就将其放置在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宏观文学史研究的思潮中考释，具有全局观念和深广的理论视角。
透辟的理论分析。本书在诸多微观论述方面，也显示出编著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和高度的理论造诣。本书编著者多是文学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在这一领域有可观的学术成果。因而，本书除整体成就灿然之外，许多细部都蕴藏着精金美玉，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如本书各个相对独立的专题，都是编著者精心结撰而成的。论述中，著者把擘肌分理的理论分析和追溯源流的历史考察结合在一起，对干扰论题的似是而非的概念做了辨析。如谈散文，就先考辨古代和现代散文概念的差异，并界定其各自的研究范围。谈民间文学史，就先辨析它和俗文学史、白话文学史、民族文学史等概念在内涵和外延诸多方面的异同。这样，下文的分题、分节、分段等论述才水到渠成，更为清晰明确。这些论题多是学界的难点，其考辨要求相当的理论深度和知识积累，其中往往渗透了著者多年研究的思考和心得。另外，本书对许多论题的观照都视角新颖，阐述精到透辟，真知灼见举不胜举。如谈到新诞生的文学史学科与传统文学史的联系时，著者层层深入地论述了传统文学史在文学观、文学史料、传统目录学和隐含其中的对于学术源流的考辨以及历代诗词文话、小说曲评等对文学史学科选材、体例等发生的多方面影响，论述已是相当详备。但论者还指出了其间隐藏的更深一层关系：“以《文苑传》等史书为媒介，文学史在吸收其中资料的时候，也继承了旧时史官的某些学术观点。”（第2卷，第33页）这是极有见地而又极易为学界所忽视的，显示了论者的理论功底。
这部书的第二个突出特点，在于其详赡丰富的资料和精审细致的考辨。本书内容，时间上可追溯到先秦，空间上可扩展到世界各地（如美国、韩国等的汉学研究）。其取材范围是一种大文化的拓荒式检视，如对传统文学史料的梳理，就涵盖了历代总集、别集、史志、书目、诗话、笔记以及文人传记、年谱甚至各类序跋、题词、奏议等等。这种拉网式的搜检，显示了编著者的学富识广和在学术上甘坐“冷板凳”的执著精神。本书资料虽然积案盈箱，不胜其繁，但编著者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