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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够理解巴菲特对于美国财政失衡的忧虑，但是他的政策处方使他处在了一个尴尬的位置。有一些东西是非常成功的风险承担者的基因组成中就有的：一旦他们实现了某种程度的成功，他们会发现自己下意识地试图阻止其他人获得同样的成功。一旦进入，他们很快会迫切地想将身后的门关闭。我在竞争激烈的对冲基金界就观察到了这一点。所有成功者都不会介意政府设定更高的行业准入门槛，包括需要高昂法律费用的大量政府公文。政府官僚作风和法律费用使潜在的新来者不可能参与进来。
在积累了大量私人财富后，巴菲特现在轻易地要求对资本大幅征税。这一情况让我想到了高档专属乡村俱乐部中的环境。那些所谓的新富人群往往是最势利、最排外的。他们并不是故意的，那是新富人群基因组成中所固有的一些东西。
如巴菲特，他的行为同样也反映了美国财政问题解决方法中的不一致性。几年前，他将自己的大笔财产投到了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这一私人组织。美国政府正处在负债中，为什么他不把他的财产放在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或者美国财政部呢？又或者是放在联合国这样的全球政府机构，就像他的亿万富翁同伴特德·特纳10年前所做的？这似乎有些奇怪。巴菲特选择了比尔·盖茨管理的一家私人机构，因为它可能比政府官僚机构有效10倍或20倍。在陷入财政困难的美国政府和许多州政府能够从他的慷慨中获益的情况下，巴菲特却奇怪地选择了通过私人途径储藏他的巨额财产。
今天鼓吹阶层斗争的政客们是在赌美国人民深深憎恶经济上成功的人。但事实是，美国人民传统上对建立了巨额财富的创业风险承担者们十分钦佩—从亨利·福特、比尔·盖茨到史蒂夫·乔布斯，是的，还有沃伦·巴菲特。
普通的美国人所憎恶的是这个体系不对新来者开放，而被操纵来将事物冻结在固有位置。他们接受了创业风险和失败这一动态过程，但是他们不理解为何，比如，私人股份公司能够获得特别税审议，而新成立的公司却必须缴纳两倍的税。他们憎恶的是有钱有权的内部人士能够从华盛顿捞到甜头。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大部分美国人已经自愿接受了这一体系，它在过去25年中曾用相对较低的税率给予了卓越的企业家精神丰厚的回报。他们尤其不会憎恶年轻时的巴菲特—一个出身贫寒的人，长大后卖过《华盛顿邮报》，搬去奥马哈市后成为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投资者，最终买下了《华盛顿邮报》的大量股份，成为它的董事之一。他们会把这个现在富可敌国的人当做真正的美国英雄。
关键的问题是对财富创造的政治容忍是否还能持续下去。全球金融市场参与者都想知道美国发生了什么。最近，一个英国国会议员团访问了华盛顿。我被其中一个议员的言论吓了一跳。“有些东西已经变了。美国人头一次对阶层斗争这么着迷，”他说道。其他的议员表示赞同。
这些议员并不是凭空想象这一基本转变。华盛顿的政治精英们已经开始用民粹主义阶层斗争的言论来逗弄金融市场。这是一个危险的游戏，但是原因并不像许多保守者所声称的那样。他们的理由通常是收入最高的10％的人创造了高达75％的联邦税收，这些人同时也掠走了大部分国民收入。与他们观点相反，这是一个危险的游戏，因为阶层斗争政策会限制或者吓退全球资本，导致创业冒险精神的丧失，而这会减少就业机会创造和降低整体经济活力。除此之外，阶层斗争的氛围极容易滋生危险的金融恐慌，使整个经济体系的根基遭到严重破坏。
全球投资团体在近几十年忽视了美国政策的明显缺陷，包括财政不平衡，一个主要原因正在于美国是创业者创新的温床。美国曾经是全世界有创造力的风险承担者大施拳脚的唯一的可靠平台。有的人因此发财致富，但更重要的是，这些企业家帮助促成了强劲的经济增长，创造了破纪录的就业机会。
这并不是要否认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金融市场所带来的焦虑。民意调查显示，虽然这么多年来失业率很低，股票市场也很稳健，但是美国人仍然为他们的经济前景担忧。这一忧虑随着经济增长的放慢而更加强烈。不幸的是，我们最大的公司仍在进行重组和精简。美国工作人口的实际工资增长相对停滞。但贸易积极扩展时失业率最低，（＇4020电子书 4020＇）这一违反直觉的概念很难让大多数美国人理解。
最近几年，美国人在进口上的花费超过了其缴纳的税金。结果带来了这样一种感觉，那就是尽管经济非常繁荣，但是美国人已经失去了对经济命运的掌控。所以即使那些全球化最坚定的支持者也开始在政治上两面下注。
比如罗伯特·鲁宾是高盛前总裁，美国前财政部长，###党一切经济相关事务的精神领袖和职业国际主义者。在2006年年底，他在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25周年庆典上的一次讲话震惊了整个华盛顿决策圈＇4020电子书 4020＇。他声称如果再相信“比较优势”就太天真了，他的这番言论让大部分算是自由贸易派###党人的听众大吃一惊。换句话说，他是在质疑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根本前提，而这前提是自由派和保守派几十年来都大体赞同的。事后，许多人表示希望此评论更多是暂时的非理性思想，而不是战斗号令。
作为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感到许多时候被迫需要远离她丈夫的亲全球化立场。出于变化的政治态度，她将前众议院多数党领袖，也是华盛顿反全球化势力领导人理查德·格普哈特招入了内部战略团队。但让人困惑的是，她同时又听取了她丈夫的前亲全球化顾问的意见。这些人中包括吉恩·斯珀林。斯珀林坚持他的亲全球化立场，但是承认必须应对全球化市场所带来的忧虑。这样说未免显得偏袒，但国会中群龙无首的共和党人在全球化问题上的处境也好不了多少，并且在有的事情上，可能差更多。
鲁宾之后克林顿时期的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是这群人中最有趣的一位。正如斯珀林，他仍然保持亲全球化资历，但是主张“广大中产阶层所分得的蛋糕可能也会缩小”。在财政部短暂工作后，萨默斯成为了哈佛大学的校长，但随后被解雇（部分是因为缺乏艺术的管理方式，但我相信也是极端左翼对克林顿政府的亲全球化立场进行的报复，而萨默斯当时是全球化的拥护者）。
萨默斯是一个有趣的决策者，正是因为他完全只相信原始的智慧而从不在意传统社会规范。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初担任财政部长之前，他是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一天晚上，我安排来访的所谓环太平洋地区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财政部长同我所描述的“华盛顿六位最重要的经济学家”见面。萨默斯也在受邀之列。
那是一个夏末的晚上，晚餐安排在白宫正北方四个街区远的杰斐逊酒店。我选择了一个离大厅很近的小而华丽的餐厅。我们先喝了几杯简单的鸡尾酒，准备坐下来进行晚餐讨论。那时我发现一个座位是空的。“劳伦斯·萨默斯不在，”我对其他人说。我猜测他可能被刚下的暴雨给困住了。“萨默斯在等雨停。华盛顿夏天的暴雨来得快去得也快，”我边说边朝窗外望去，只看见大雨滂沱。
几分钟后，餐厅的大门缓缓打开。一个紧张的满脸担忧的侍者出现在门口。我站起身快速走向门口。侍者说：“门外有一个奇怪的人，说他是来参加这次晚餐的。但是看他的样子，我在想我们应该叫他离开。”就在这时，一个浑身湿透的人从他身边擦身而过，进入了房间。那是萨默斯，他看起来好像被抛进过泳池一样。他从八个街区开外的世界银行冒着暴雨走了过来。那位侍者显然认为他是想找顿热饭吃的流浪汉。新加坡的财政部长看起来显得尤其困惑。萨默斯站在那儿浑身淌水，西服完全湿透了。容光焕发的他坐下来享用晚餐，仿佛不知道他的脚下正在形成一个小水洼。屋内其他的人坐在那儿满脸惊讶。
然而外表是会骗人的。尽管萨默斯的个人风格和社交方式都比较奇特，但他是我30多年来在华盛顿见过的最不具党派性、最理智大胆和最勇敢的金融官员。他是一颗未经雕琢的钻石。只有萨默斯这个###任命的财政部长敢于挑战###党最大筹款现金来源—房利美的可疑金融杠杆行为。
几十年来，市场一直暗自认为，对政治上不可触碰的房利美，美国财政部会为其庞大的低收入人群抵押贷款的投资组合做担保。这使得这家公司能够以低于其他竞争者很多的利率借款，结果却通过鼓励过度借款创造了危险的市场扭曲。对萨默斯而言，党派策略远比不上追求政策突破—或者，没有更好的表达，就是老式的追求诚实的政策—在智力上的吸引力大。假若这样，应该把公司从悬崖边缘拉回，就像不到10年之后，应该把整个银行业从对次级抵押贷款的迷恋中拉回。
鉴于以上情况，这就是为什么对华盛顿的###党来说，接下来几年的问题是：新兴阶层斗争保护者会接管吗？还是克林顿派，包括虽然要求改革但仍支持开放市场的萨默斯式人物，会继续影响辩论？因为有迹象显示，克林顿所采用的自由贸易和开放资本市场的方式正遭到拒绝，美国将要经历一个比想象中更加弯曲的世界。
当然，克林顿的顾问们，如萨默斯和斯珀林，关于中产阶层没有充分享有全球财富机器所带来的好处的观点是正确的。如今的金融体系中，工薪收入部门本身就在萎缩，中产阶层的收入不足以保证家庭经济状况不会倒退。这一问题不会因为政府所支持的任何项目而改变，包括提高最低工资和有针对性的教育津贴。
此外，如果全球化继续下去，贫富之间的差距还将继续拉大。这是因为财富创造是呈指数级增长的。在20世纪50年代，一位宗教激进者问爱因斯坦：“你相信奇迹吗？”爱因斯坦回答：“我相信复利这个奇迹。”放到全球范围来说，如果政府避免毁坏全球财富机器，世界范围的财富就会呈指数级增长。
但任何理智的自由派或是保守派，都不会相信收入差异的进一步显著增大无关紧要，差异增大就像一所政治和社会的纸牌房子，最终会倒塌。然而这次辩论并没有严格的条条框框。从历史上看，在美国，大规模收入再分配（想到70年代的高税收）会严重妨碍经济增长。结果会使整个经济体系变弱，就业减少。此外，积极的福利干预计划则伤害了人们的自尊，使他们毫无成就感。这就是克林顿作为总统时为何甘愿再次惹恼他的某些政治同盟，而签署了重要的福利改革法，旨在帮助工作的穷人们摆脱陷入福利依赖陷阱所带来的屈辱感（同时保证真正有需要的人群的福利）。
最终，政治压力所造成的普遍不公平收入分配极有可能变得很难估量和预测，甚至更难控制。高度企业化的经济产生了赢家和输家。挑战最终在于如何大幅扩展赢家的社会基础。最好的方式是扩大投资阶层的基础。实际上，从长期看来，让更多的人成为资产持有者是挽救全球化的唯一政治方法。
对中产阶层来说，单纯依靠工资是不可能在今天的新型经济中致富的。此外，因为工资通常以某种形式跟GDP增长挂钩，美国政府需要使其测量经济的过程现代化。如今的官方GDP数字可能并不能充分反映经济的真实增长，因此工资可能在这几十年中被不公平地限制了。服务部门创造了70％~80％的私营部门GDP，而制造部门只创造了13％。政府对制造部门进行了极其详尽的描述性分析，而对服务部门的测量则令人不解地模糊。这是因为近半个世纪，政府只需要衡量制造业。只是在最近几年，服务业才成为了美国经济的主导。所以50年前的测量技术不足以衡量新经济的主要增长引擎，也就不足为奇了。而工薪阶层则深受其害。
最近几年，全球经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程度。然而相对于拥有全球股票投资组合的人来说，工薪阶层并不能参与财富生产。他们身处劣势，没有办法从世界经济增长中获益。更加富裕的人可以购买国际股票和全球共同基金，充分参与全球生产力发展，而工薪阶层在大多数情况下则不可能这么做。换句话说，由于金融全球化，股票市场投资的部分利润代表了对美国以外地区爆炸性未来增长的占领，而这是非投资者所不能达到的。因为随着全球化市场的兴起，国家GDP和国家财富之间的联系也由此减弱，使得收入差距拉大。
这就是为何为了从世界生产力进步中充分获益，工新阶层家庭需要在全球金融市场进行长期投资。尽管市场不可避免地有起有落，但这却是真理。资本所有权基础需要扩大—通过鼓励工薪阶层家庭根据全球战略进行股票和共同基金投资的方式。
共和党候选人经常提到里根的名字，认为他是政治上近乎神话的完美的人物。但是里根过去作为一个###党人和工会领袖，如果不努力让所有美国人分享财富，是不可能在执政期间实现爆炸式财富增长的。本着同样的精神，里根在20世纪80年代支持了所谓的“城市企业区”。这些企业区在衰退的市中心周边实施大幅减税或免税，以鼓励小型企业创造就业机会。这一企业区法案是由国会议员杰克·肯普引入的。我很幸运能够领导员工层面的工作。作为共同发起人，我同南布朗克斯的######会议员鲍勃·加西亚一起工作，我们设计法案，然后向城市社区和其他特殊利益群体进行宣传。同时，我们也向里根推销这一观念。如今，企业区观念已经传遍了整个美国，尤其是在州和地方一级。
在这个意义上，我赞同2008年3月巴拉克·奥巴马所说的话。他说：“我们经济成功的核心来自一条真理：当所有美国人都做得更好时，每一个美国人才会做得更好；美国商业的福祉，其资本市场以及美国人民是密切结合的。”
这就是为何显著扩大所谓的投资者阶层的基础对于全球化的存活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是为何对于今后的美国税收改革，我都会建议废除对美国中低收入阶层的金融市场投资的征税。我也将支持前###党参议员比尔·布拉德利和他的税收战略家吉纳·德普雷的建议，他们建议联邦政府给每个出生的孩子一个“美国出生权账户”。这一项目将给每一个新生儿一定数额用于投资金融市场的钱，以在日后使用。也就是说，在出生的时候，他们就将获得一笔财政款项，就像德普雷所说，“让下一代能够从几十年的金融复利中获取同高度富裕的人同样多的好处”。
当他们加入工作人群时，这些新的小投资家可以使账户增长，看着他们的收入进一步增加。通过参考可发现，5 000美元以7。5％的年复利率产生的收入将在65年后达到50万美元左右。对大部分天生不爱存钱的美国人来说，这一财务安排标志着长期财务困难和财务成功的区别。
英国正是有这样一套系统，给新生儿一个投资平台以鼓励他们成为投资家。该系统开始于2004年，英国的每个新生儿会从政府得到250英镑（约合500美元，低收入家庭的婴儿会得到500英镑，约合1 000美元）。让决策者吃惊的是，即使是在低收入社区，从项目2004年实施以来，家人和亲友们所贡献的钱也比政府的最初投资多了两倍。
在美国，每年有400万婴儿出生。如果给每个新生儿1 000美元，这也不过相当于联邦预算上的一个舍入误差。只需要为数不多的钱，就能让一整代人参与成为资本拥有者的梦想。更重要的是，这将创造新一代的拥有未来投资平台的投资家。
如今全球化的未来在政治上难以预测，根本原因就在于金融资本拥有者基础太小。同时，贫富差距正在扩大。结果是赞成全球化的政治基础最多只能说很薄弱。下面惊人的数据能够说明问题：根据纽约大学的爱德华·N·沃尔夫所说，如今40％的美国人没有足够的现金存款来支撑他们在贫困水平上生活3个月。一个四口之家按此水平生活那么长的时间将需要5 300美元的存款。
顺便提一下，美国的低存款率反映了财富分配不公的本质和对于美国经济可持续性的危险的信心膨胀。在过去的25年间，人们逐渐相信了那一幻觉，认为无论决策者们做什么，美国的低失业率都将一直持续下去—在后全球化时代金融动荡，生产疲弱和就业机会减少的世界，这一情况必将造成一波又一波的冲击和失望。
然而，我们的大多数领导不是去寻求将更多人带入企业资本家体系，而是在玩政治游戏。一半人指责全球化，鼓励将危及国际金融体系的鲁莽的贸易保护主义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