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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最重要的三种是：抒情的恋爱，婚姻中的幸福，和艺术。关于抒情的恋爱和婚姻，上面已经说过了。有的人以为，艺术与性没有关系；现在主张这种观点的入，已经没有从前那么多了。凡是一种艺术的创造，其情感在心理上都与求爱有关，这是很明显的；这种关系虽然不必一定是直接的。明显的，却是很深沉的。要使性的冲动达到艺术的表现，必须有许多条件。第一，那人必须要有艺术的才气；但是这种艺术的才气，就是在一个特定的民族里，似乎也是一个时期普遍。一个时期又少有的；所以，我们可以万无一失地断定：环境（和天生的才能相反的）对于艺术冲动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艺术冲动的发展，必定要有一种自由。这里所谓的自由并非奖酬艺术家的意思，乃是那种不逼迫或引诱艺术家变成没有高尚心志的俗人的自由。当裘力斯二世把米开朗基罗监禁起来的时候，他毫不干涉艺术家所需要的自由。裘力斯二世之所以监禁他，是因为他认为米氏是个重要的人物，凡是教皇以下阶层的人对米氏有丝毫的冒犯，他都不能容忍。但是，假如一个艺术家要向有钱的主顾或者都市的权贵叩头，不得不拿他的作品去将就他们的艺术格调，那他艺术的自由就丧失了。于是他假如怕社会上的责难或经济上的窘迫，而不得不过着一种事实上不能再忍受的婚姻生活，那他就丧失了艺术创造上所必需的精力了。凡是一个拘守着习俗上的德行的社会，都不能产生伟大的艺术。那些曾经产生过伟大艺术的社会，都是由那些在美国爱达华州被认为应该被阉割的人组织成的。美国现在所有艺术的天才，多半是由欧洲输入的；在欧洲，艺术的自由尚有保存的，然而欧洲现在渐渐已经美国化，结果，所谓艺术的天才，大有必须求助于黑人之势。艺术最后的田园，似乎不在西藏的高原，就在非洲刚果河的上游。但是艺术的最后灭绝，是不能迟延多久的，因为美国目前对外国艺术家预备滥施的那种奖酬，将不可避免地致艺术于死地。过去的艺术是建筑在通俗基础上的，而这体通俗基础，全靠人生的欢乐才成立。人生的欢乐，又全赖性方面的出乎自然。性受抑制的地方，人生中剩下的只是工作；而为工作而工作的宣传，永远产生不出任何值得去做的工作。我不希望有人告诉我，某人对于美国每天（或者应当说每夜吧？）进行的性交数目作了统计，发现平均每人所行的至少与任何别的国家里一样多。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实在的情形，我一点也不想否认这个说法。习俗的道德家们最危险的谬误之一，就是要把性的关系削减到仅仅的性动作，以便他们更好地加以攻击。凡是我所知道的文明人和野蛮人，从没有一个是仅仅凭着性动作而得到本能上的满足的。通常先有情感的冲动，然后才会引起性的动作；要想满足这种冲动，必定先要求爱，先要有爱情，先要有伴侣的情谊。没有这几样东西，肉体上的饥饿虽然可以暂时平息，精神上的饥饿却仍然不能减轻，这样是不能得到什么深长的满足的。艺术家所需要的自由，是自由去爱的自由，并不是去和不相识的妇女解决肉体需要的那种粗暴的自由；而自由去爱，尤其是习俗上的道德家所不承认的。假如世界已经美国化了之后，艺术还想复兴，则美国必须改变才行；美国的道德先生必须变得比较不道德，美国不道德的先生们必须变得比较道德些。总而言之，这两种人都应该认识：性关系中还有更高的价值，并且人生的愉快也许比一张银行存款单的价值更要高些。游历美国的人所最感痛苦的，无过于愉快的缺乏。美国的愉快是狂欢滥饮，只图一时的忘形，而非陶然的自我的表现。先前他们的祖父随着巴尔干或波兰乡村的管乐跳舞，现在他们整天地坐在办公桌旁边，坐在打字间和电话中间，重要是重要，却没有一点价值。一到晚上，他们就饮酒作乐，在喧嚣声中，自以为找着了快乐；其实，他们不过是藉卖身为奴的人的肉体，寻得一点疯狂的快感，聊以把以钱赚钱的生活作暂时的忘却而已。
我的意思并不是要说，凡是人生中最好的东西都与性有关系，这我自己也一点不相信。科学，无论是应用的或是理论的，我都不认为是与性相联系的；一些重要的社会上政治上的活动，与性也没有什么关连。有几种冲动，引起成人生活上复杂的欲望；这些冲动可以分成下列简单的几类，除了自图生存所必需的以外，权力、性和亲权这三件事，在我看来似乎是人类做大多数事情的原动力。三者之中，权力最先发生而最后完结。儿童既然没有什么权力，他就受着那个希望有更多的权力的欲望的支配。真的，他的大部分活动，是从这个欲望而发生的。儿童还有一个强烈的欲望是虚荣心，即愿意受别人的称赞而畏惧别人的责备或者排挤，虚荣心使他成为一个社会动物，并且给他在社会内生活所必不可少的德行。在理论上，虚荣心虽然是与性分开的；实际上，它却是与性紧密联系的一个因子。就我所知道的而论，权力与性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对权力的爱——至少重要得和虚荣心一样——使儿童肯用功读书，使他们发达他们的肌肉。我认为，好奇的心理和知识的追求，应该是对权力的爱的一个分支。假如知识即权力，则喜欢知识也就是喜欢权力。所以，除了生物学和生理学那些学科外，科学必定是在性的情感区域以外的。因为胖烈特帝二世现在已不在人世，这个见解就不得不成为多少有几分是假定的。假使他仍活着，他必定会阉割一个著名的数学家和一个著名的作曲家，然后去观察个人工作所受的影响以断定上述的假设。在我看来，数学家必定不会因此而受任何影响，作曲家所受的影响却相当大。觉悟了知识的追求是人类本能中最有价值的成份之一，那么，很重要的活动范围，若是我们不错的话，是不受性的支配的。
权力也是大多数政治活动的动机。所谓政治活动，是指它的最广义的意义而言。我并不是说，一个大政治家不关心公众的福利；反之，我相信他是一个富有父母情感的人。但是，除非他也有极强烈的对权力的爱，他将不能支持下去作政治事业成功上的必不可少的工作。我认识许多高尚的社会服务家；但是，除非他们有很大的个人的野心，否则他们所努力的公益事业很难完成。林肯在某次危急的时候，向两个反对派的参议员谈话，开始和收尾都用了下面一句话：“我是美国的大总统，赋有伟大的权力。”当时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肯定会感到几分的愉快，那是用不着怀疑的。一切的政治，无论为善为恶，都有两种重要的力量，即经济的动机和对权力的爱，若想用弗洛伊德主义来解释政治，在我看来，是一种错误。
假如我们以上说的话不错，则大多数的伟大人物，除了艺术家以外，其重要的活动都是与性无关的动机所促成的。一个人要想他的重要活动能够持久，次要活动能够普遍，则绝不可因为性而全不顾及他的情感和热情本性上的其余的事情。要想了解世界，并且想改造世界，这是进步的两大原动力；没有这两大原动力，人类社会就会停滞不前或者退步。人生的幸福太完美了，也许会使求知和改造的热情消退。当考伯登、约翰·布里特参加自由贸易竞争的时候，他的夫人新近去世，考伯登就以布里特曾经经历过这种悲伤为理由而作私人的请求。假如布里特没有这种悲伤，他也许就会减少他对别人的悲伤的同情心。许多人因为对这个真实的世界绝望了，就不得不作抽象的追求。对有充分魄力的人来说，痛苦可以是一种可贵的刺激，并且我也不否认，假如我们全体都十分快乐，我们就不会再努力去追求更多的快乐。但是我不能承认，因为痛苦也许产生良好的结果这个万分之一的可能性，我们就给别人预备下痛苦使他尝受，而且认为这是人类职责的一部分。100次的痛苦中，有99次只是含有毁坏性质的。至于那1％呢，最好还是听凭肉体应该有的那种自然的感觉去安排。人生只要有死，就会有悲伤，而只要人生已经有了悲伤，尽管有少数很难得的有志之土知道如何去转变它，但人类的职责，却不应该是再进一步去增加悲伤的份量了。第二十一章结论
由以上各章的讨论，我们得到了一些结论，有的是历史方面的，有的是道德方面的。从历史方面说，我们发现，性道德，就现在文明国家所存在的而论，是从两个完全不同的源泉而来的：一方面是希望确定父亲的资格，另一方面是禁欲主义者的信仰——他们相信，除了为传种所必须的而外，性总是不好的。基督教未产生以前时代的道德，以及远东各地一直到现在的道德，都只有第一个根源，印度和波斯算是例外，因为禁欲主义似乎是以这两个国家为中心而传播开来的。有些野蛮民族，男人连对于生育所负的责任都不知道，他们自然没有想到要确定父亲血统的关系。他们中男性的妒嫉心虽然使女性的放任受到相当的限制，但是比起古代早期的父系社会，他们的妇女大概要自由多了。在过渡时期中，显然经过激烈的冲突，而限制妇女的自由，在热心做自己儿女的父亲的男子看来，一定认为是必要的。在这个时期中，性道德只是为妇女而设。男子仅仅不可以与已婚的妇女通好，此外他是自由的。
自从有基督教以来，又增添了避免罪恶的新动机，于是道德的标准在理论上，男女是一致的）不过在实际上，因为有不能对男子实行的难处，而每每对于男子的不遵守要比对于女子的不遵守宽容得多。早期的性道德有明显的生物学上的目的，即要保证儿童幼年的时候应该受到双亲的保护，而不是只得到父亲或者一个人的保护，这个目的，在基督教的理论上是看不见了，虽然它在基督教的实践上仍然存在着。
在最近的现代，已经有了种种迹象，表明基督教和基督教以前两部分的性道德，都正在发生变化。基督教的部分，因为正教信奉的没落，以及甚至那些仍旧信仰基督教的人的热诚日见冷淡，于是不再坚持以前它所坚持的。本世纪出生的男女，纵使他们的潜意识容易保存旧态度，但就大多数而论，不会有意识地相信私通的本身是种罪恶。至于基督教以前的性道德中的要素，已经因为一个因素而有所改变，而且还有一个因素正在改变它。第一个因素是避孕方法；避孕方法正在使性交逐渐可能地不怀孕，因此使未婚女子能够完全避孕生儿女，使已婚妇女能够只生她丈夫的儿女；在这两种情形内，都找不出有保守贞操的必要。这个方法尚不完善，因为避孕方法尚不十分可靠；不过，人fll可以猜想，不久之后，避孕方法是可以达到这个目的的。到那时，不必禁止妇女有婚外的性交，也可以确定父子血统的关系。有人会说，那时妇女将能在这一点上欺骗丈夫；但是，根本自古以来妇女就能欺骗丈夫的，并且这个欺骗的动机，在问题仅仅是谁做父亲的时候，比起在问题是能否和她热恋的男子发生性关系的时候，其力量的确要薄弱得多了。因此，我们可以假定，那时候关于父子血统关系上的欺骗虽然偶尔也会发生，但比起从前通好上的欺骗，终究要少些。并且，丈夫的妒嫉心应该随着新的习俗而适应新的情形，他只应该在妻子提议要选择某一个别人做他们的儿女的父亲的时候，才产生妒嫉心理，这也绝不是不可能的事。在东方，男子常常宽容太监悻违礼法的自由，这是大多数欧洲的丈夫所愤怒的。东方人之所以能宽容这类自由，是因为太监并不能混淆父子的血统。以此类推，则关于用避孕方法连带发生的越轨行为，将来也可以博得人们对它同样的宽容。
所以，两亲制的家庭将来也许依旧可以存在，不必一定要像先前那样严格地要求妇女的贞操。至于性道德变化中的第二个因素，则容易发生更加深远的影响。第二个因素，就是国家逐渐干预儿童的抚养和教育。就目前而论，这个因素所影响的，主要是劳工阶级；不过，他们毕竟占人口的大多数，而且在劳工阶级里现在正在发生的那种国家替代父亲的现象，最后大概会普及到全人类。在动物的家庭和人类的家庭，父亲的职责自来是保护和抚育儿女；但是，在文明社会里，保护这一层已由警察负责，至于抚养，不论如何，就比较贫穷些的人而论，似乎将完全由国家承担。假如事实果然如此，则父亲将不再有什么明显的用处。关于母亲方面，有两种可能性。她也许把自己的儿女交给公共机构代管，自己继续做她平常的工作，或者她可以——如果法律如此决定——领取国家的报酬去照顾她的尚在幼稚时期的孩子。如果采取后一种办法，传统的道德或许可以籍以支持一时，因为国家对于无德行的妇女，可以取消她的报酬。不过，如果她被取消了她的报酬，除非她去工作，她将无力抚养她的儿女，因此，她又得把她的儿女托付给某一个公共机构看管。所以，经济力量的作用或许可以将贫穷父亲照管儿女的职权废除，甚至于可以将贫穷母亲的职权的一大部分也取消。假如事情果真如此，则传统道德的一切传统理由都将消除；人们将不得不寻找一些新的理由去成立一个新的道德。
家庭的打破如果实现，在我看来，并不是一件可喜的事。父亲母亲的爱，对于子女是很重要的；而照管儿童的公共机构如果大规模地存在，则它对待儿童必定是极端官样的，而且不免粗暴。当不同的家庭环境的不同影响全被铲除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可怕的划一现象。并且，除非预先成立一个国际的政府，各国都将以一种恶毒的爱国心教育儿童，这样一来，这些儿童长大的时候，多半会互相残杀。国际政府之所以需要，还有一层是关于人口的问题，因为要是没有国际的政府，国家主义者总想鼓励人口的增加，直至超过适当的数目；将来医药卫生越来越进步，则处置过剩人口唯一的办法就是战争了。
当社会学上的问题每每困难而复杂的时候，个人的问题，在我看来，却十分简单。那个性中有罪恶的成份的学说，对于个人的品格，为害不可胜言，从很早的婴孩时期到一生，无不受其影响。习俗的道德因为检借了性爱，于是连带地把所有其他各种善良的情感也监禁了，使得人类更不慷慨些，更不亲善些，更加困执些，更加残酷些。无论人们最后接受的是什么性道德，它总得解脱迷信，总得有能令大众承认的可以证明的赞成它的理由。性是不能废弃道德的，正如商业、运动、科学上的研究或者任何别的人类活动不能废弃道德一样。不过，假如那道德基于古代的禁忌，这种禁忌是完全和我们不同的社会里那些未曾受过教育的人民提出来的，那么，对于这种道德我们尽可以解脱。在性方面，与在经济和政治方面一样，我们的道德依然受着恐惧的支配，这类恐惧经过现代种种的发现，已证实其不合理性了；然而人们的心理仍旧不能适应那些发现，结果，从那么多发现而产生的利益也就大大地丧失了。
从旧制度过渡到新制度，的确有它本身的困难，正如一切的过渡都有难处一样。举凡主张改良一种道德的人，有如苏格拉底，总会被人诉以败坏青年的罪名，这个罪名并不见得常常都是全无根据的，即使在那个时期，假如完全采纳了他们宣传的新道德，实际上可以改善人们的生活，远胜于他们要去设法补救的！日道德。凡是知道东方信奉回教的情形的人都说，那些不再以为每天褥告五次是必须的人，也不会尊重别的我们认为更重要的道德条规。建议改变性道德的人，尤其容易这样地被人误会；我自己也知道我说了许多有些读者或许会误解的话。
新道德区别于传统的清教徒主义的道德所根据的一大原则是：我fll相信，与其挫折本能，不如训练本能。这个观点用这种概括的字眼表示出来，是在现代的男女中能获得普遍接受的一个观点；但是，我们必须自小就依照这个原则实行，并且对于其中的含义必须完全了解，这个观点才能发生十足的效力。假如童年时的本能没有好好训练，反遭挫折，结局可以是，在此后一生中，本能都难免要受相当的挫折，因为早年挫折的影响，它将表现出极其不好的样子来。我所主张的道德，并不只是对成人或年轻人说：“依着你的冲动，做你喜欢的事。”人生必须有一贯性，必须向着最后的目的连续不断地努力，这目的也许现在并没有利益，并且也不是时时刻刻都是弓队入胜的；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别人的福利，并且必须有正义的标准。但我不以为自制本身是一个目的；我希望我们的制度和我们道德上的习俗，把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