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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在二层铺上的头抬了起来——“表弟”酩酊地自上而下望着我。
我已全没有了诉说的愿望。
而他，分明的，不能从二层铺下来了。
我认为那不应该是他。无论如何他没有这一种自虐的权力。
似乎，我又听到了那一首《故乡》：
山里的花儿开
远远的你归来
……
从极遥远极遥远的某处，大山里湿漉漉的忧郁，带着大山里的瘴雨蛮烟，顿时笼罩了我的心。我感到我的内心里开始往外逼着一股瘟潮之气。我冷冷地瞪着他，冷冷地说：“你怎么能和别人一样呢？”
表弟双臂撑着铺，张了张嘴，想对我说什么。却一个字也没说出。一张嘴时险些吐了。双臂一分，又扑在铺上。
我没进宿舍。
我对扶着门的学生说：“他清醒之后告诉他，我本想扇他一耳光！告诉他，以后再不要找我！”
我说完便走。
晚上，表妹到我家来了。
我当然明白她为何而至。便将母亲支到另一个房间，给她无所顾忌的机会。
“你，”她用一根手指，凛凛地指着我，很生气地说，“你怎么可以当着他好几位同学的面，那么严重地侮辱他！你明明知道他的自尊心太敏感太脆弱！你的话，等于当着他好几位同学的面，扇了他的耳光！”
我也很生气地说：“索瑶，在我家里，你别这么质问我。否则我把你请出去！”
她垂下了头。
沉默片刻，她抬头注视着我，又低声说：“你的心情我理解。你看不惯的，我也看不惯……”
我打断了她的话：“你不理解！你根本不理解！你这样说就证明你根本不理解！不是什么看得惯看不惯的问题！他的那些同学们与我有何相干！但是他自己，不能和他们一样！别人可以自虐，可以自残，可以自杀！但是他不能！他如果连自己的身体都不爱惜了，他还有什么良心吗？他还对得起谁？连你也对不起！……”我激动起来。
索瑶却依然镇静。
她仍注视着我。
她说：“可是你理解他的心情吗？你理解他们的心情吗？学校已经向他们透露，今年的分配主要靠他们自找出路。他们都四处碰壁。他继母病了。为了给家里寄点儿钱，为了在大学里坚持到最后，他瞒着我去卖过血啊！已经卖过两次了……”
“什……么？……”
她将两张薄薄的单据递给我看。
她说：“这是我无意中，从他的一本书里发现的。当时我眼泪刷刷往下流。就是他去偷，去抢，只要别杀人放火，只要别偷别抢比他活得更难的人，我都理解……”
索瑶她泪潸潸然。
“血……这怎么可能？血……血不是随便买，随便卖的啊！……”
我有些无法相信。
“学校规定，义务献过一次血的，在校期间，永不献第二次了。他已经献过一次。这次又献。而且……顶替别人的名字多献一次……一次二百元的营养补助费……这和卖血有什么区别？……”
我低了头。
山里的花儿开
远远的你归来……
从极遥远极遥远的某处，带着大山里的阴瘴，似乎又隐隐地听到那听了让人直想哭的《故乡》……
我不愿抬头，使索瑶看见我的一双眼。
我问：“你为他操心的事，进行得怎么样了？”
她说：“还没着落……原先答应了的人，现在都不行了，连我姐姐今年能不能留在北京都毫无把握……”
“那……怎么办？……”
“我想，能分到省里市里，他也会知足的。你不是刚从他那省回来吗？表哥，求你，也替他写几封信投石问路吧！”
我说：“我会的。”
她感激地摸了摸我的手。我觉得，她仿佛在以这一细小的亲昵的举动，进一步把我和表弟拴得更紧更紧，使我企图挣断这种关系也是不可能……
索瑶走后，母亲郑重地告诫我：“你们的话我都听了。人人都是别人命里的人。人人命里都有三种人——小人、贵人和同命人。你答应了的事，你就要努力去办。办成了，你就算人家孩子命里的贵人了。如果你只是嘴上答应了，心里却不想办，只不过拿话胡弄人，你就和人家命里的小人差不多了。你成了别人命里的小人，你命里的小人就会坑害你。这都是有定数的，你可别不信妈的话！”
我也郑重回答母亲：“妈，我信就是了。”
当天我就东西南北中四面八方写了六七封信……
四
母亲在北京住得越来越感到寂寞，终于坚定地要回哈尔滨去了。
我陪母亲回哈尔滨之前，六七封信都有了回复。我将信一封封收留着。我想，我得对索瑶，对我自己的话有个严肃的交代。尽管哪一封信也没带来福音……
母亲一到哈尔滨，“白内障”眼病愈发重了。我因此而在哈尔滨滞留了近两个月。这期间奔波于各医院，竟将“表弟”、“表妹”两个小朋友全淡忘了。也将所应之事全淡忘了。
母亲的双眼手术后，视力渐渐恢复，有一天牵挂地问起，我内疚无比，嘿嘿然而已。我推说“表妹”替“表弟”办成了，母亲才放心。还夸“表妹”是“表弟”的命中“贵人”。
表弟（35）
我却终究放心不下。又为“表弟”的事在哈尔滨四处奔波。一听是中文系的大学生，很掌了一些权的同代的或年长的朋友们，无不遗憾地摇头，表示爱莫能助。那些日子，我认识到，原来“文学”和某些人的“人生”，似乎注定了是要发生关系，互相影响的。正所谓唇亡齿寒。我为“文学”而悲哀，亦为“表弟”的“人生”而悲哀。
竟有一位在省文化厅当了副处长的当年的“北大荒战友”很仗义，说如果“表弟”愿意，他愿意帮忙将表弟安排在某个区县的文化馆。我喜出望外，又滞留了十几天，将这件事彻底落实，才买返京的火车票。
在火车上，细思忖之，不免有几分追悔，大西南——大东北——对“表弟”来说，离家乡是不是太远了呢？将来结了婚，四年才有一次探亲假，万一家里发生急事，往返车费自理，该花他几个月的工资吧？回家一次，又将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啊！何况是做资料员。谁知道他乐意不乐意呢？而我竟替他说了终生不悔的“死话儿”。好像他真是对我的话言听计从的“表弟”……
也许索瑶方面已万事大吉了？并且为他在北京谋求到了什么更理想的工作？但愿如此！但愿天公作美……
当天，从信箱里捧回家一大捆信件邮件。躺在床上一一拆阅。其中有两封是“表弟”写给我的。第一封很短。三百格的小稿纸上，仅潦草地写了半页——希望见见我，烦我到学校去一次。第二封更短——如果我没时间，问他何时可来家中见我？字迹更潦草。
我想肯定是关于毕业分配的事……
我想索瑶方面大概全落空了……
我想幸亏我在哈尔滨替他做了主……
第二天，我到他学校去，方知分配早已开始。
他那幢宿舍楼内，比我前两次来时更脏了。处处可见包装行李的草绳、麻袋，以及丢弃不要的书籍、小什物之类。情形有如大逃亡之前或之后。
给我开门的学生曾给我开过门。我认出了他。他也立刻就认出了我。
他冷冷地说：“你来晚了。”
我不禁一愣，怔怔地问：“怎么，难道他已经离校了？”
他说：“那倒没有。”
一边说，一边收拾一只大皮箱。
我困惑了，又问：“那你怎么说我来晚了呢？”
我暗想他一定和“表弟”之间发生过耿耿于怀的事。
但从他脸上又丝毫看不出恶毒。
我正色道：“别开玩笑。我找他有急事。”
他停了手，也正色道：“我哪有工夫哪有心思跟你开玩笑？”
我说：“这不可能！根本不可能！……”
我立刻想到的是他手臂上那个业已切除了的纤维脂肪瘤……
难道切片化验的最后诊断是错误的？……
他说：“我们一开始也不相信。然而不可能的事随时可能发生。无论发生在自己身上或别人身上，想想，也就没什么不可能的了……”
我呆住了。
他说，大多数同学最终还是陆续都有了接收单位。后来只剩下他和另外六七个同学仍无去处。他说系里找他们谈过话，安慰过他们，并答应将他们的在校期延长两个月。他说“表弟”和索瑶吵了一架。吵过后又独自喝醉了。喝醉了就说了许多不该当着别人说的话，后悔自己放弃了为自己努力的责任，过分依赖索瑶的能力，反而使自己更加沦落到“等外品”的地步。爱传话的学生，将这些话传给了索瑶。索瑶找到宿舍来，当众打了他一耳光……
我言语机械地又说：“这不可能。这根本不可能……”
我想起索瑶因我当众伤害了他的自尊心，到我家里对我进行的谴责……
他也不理我说什么，只接着说。他说两天后公安局给学校打来电话——他因为在火车站附近倒卖车票被拘留。学校派人去把他保回来了。学校倒并不想借此事把他怎么了。不过就批评了他一通。甚至保证不向一切可能接收他的单位提起。更不会记入档案。同学们也没因这件事而瞧不起他。有的同学还跟他开玩笑，要拜他为师，希望他传授经验，以后日子混得太惨了，也想那么干一两次……
第二天有人发现他吊死在厕所内……
我呆呆地听着。觉得自己仿佛全身化为顽石。一时间动弹不得。
他说我要见他也不难。他可以带我去到停放他尸体的地方。他说校方已给他的家人拍了电报。他的家人回电，因凑不足一笔路费，来不了人。他说校方已决定派人将他的骨灰送回家乡去。他说“表弟”死了，同学们才觉得，他能熬过这几年大学生活，真是不容易。才感到平时对他关照得太不够。忆起某些往事，认为从本质上讲，他比另外一些同学对人强多了。除了性格古怪，他从无害人之心。他说有几个同学，自愿陪校方的人送他回家乡。他说他决定了也去……
说完他又开始收拾皮箱，先是将些似乎很有价值的书放在上面，几件根本算不上什么细软之物的也许是名牌的衬衣和几条领带放下面。不知为什么，放得好好的却又改变了主意腾空皮箱重新开始。而将书放下边将衬衣和领带放上面。
我呆呆地瞧着他，发现一本书竟是我自己写的《从复旦到北影》。是索瑶向我要，我签了名送给她的。或者是“表弟”想要，而由索瑶出面……已是不可知的事了。
表弟（36）
我没问他那一本书怎么竟归了他了。
当然不是由于书本身的价值。也许仅仅是因为，他希望由它，而永远记住他的一位叫肖冰的同学，兼或也记住大学里另一位叫索瑶的姑娘……
我望望“表弟”的铺，空落落的什么东西也没有。连被褥和枕头也不知去向。也许“表弟”在另一个地方仍用着？
那只是一张旧的单人木床而已。床板上，夏天仅铺有一张凉席，其上有人的汗湿出的一个身形。
那便是我此次又见到的“表弟”。卷着身躯，呈“S”形，仿佛睡觉时也不曾放纵过自己……
那人形仿佛在无言地也对我说：你来晚了……
我想隔月后，新学期伊始，会是一个什么样儿的莘莘学子将占据了那一张床呢？……
会介意床板上的古怪身形吗？……会用刷子沾了洗衣粉什么的企图刷掉“他”吗？……
而收拾箱子的人，却似乎已经忘了我的存在。
我问：“索瑶在哪儿？”
他没反应。
不是他没听见。是我根本没问出声。那话，仅只是我心里想问的话。
我处在一种近乎屏息敛气的状态中。仿佛我的心害怕什么。仿佛它不愿发出任何声息惊动什么。
“索瑶在哪儿？”——这次，连我自己也相信我是开口说话了。
“你在学校可见不着她了。”
“为什么？请求你一定带我去见她……”
“她那种女孩儿，怎么能受得了这种事的刺激。她精神失常了。大概她认为，他的死是她一手造成的……她爸爸妈妈来学校把她接走了……”
我觉得空气刹那间凝固了。仿佛四面有四块看不见的夹板，将我紧紧地紧紧地夹住在原地了。
“其实，像索瑶那么善良的女孩儿，现在太少了。大学里更少。她的思想方法未免太古典了。她那种善良本身就是一种错误。对她是，对他也是……”
“……”
我不知道自己怎样离开的。
热风扑面。我如酷暑之际中寒。一路全身发冷。从内心里往外，一阵阵冷得透彻。冷得无奈。
走了一段路，我竟觉得累，蹲在一处树阴下吸烟。路人从我眼前过来过去。骑车的，步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不知全为着各自的什么目标。远处，华丽的高楼大厦的马赛克或进口玻璃外墙，在阳光下闪耀着辉煌。
我不由得想起索瑶对我说过的，也是“表弟”对她说过的，关于那个因照片被放大曝光而死了的女大学生的话——谋杀。我觉得“表弟”的死整个儿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一种宿命性质的错误。在他死前，便与许多种综合的错误——他自己的，索瑶的，别人的，心灵的，现实的错误搅在一起了。也包括我的……
也包括我的错误吗？
我又想起母亲对我说的，关于“人人都是别人命里的人”以及“贵人”和“小人”的话……
我确实没有勇气深想下去……
一个弄明白了的错误肯定比一个糊涂的错误更是错误。
而我自认为的，或被强加于的错误，已背负得太多了。
是的。
我确实没有勇气深想下去……
被错误所谋杀？……
“这是什么？放到行李架上去！要不就摆在铺位底下！”
女列车员说着，就动手搬那个小木盒。
“你别碰他！”
年轻人严厉地警告道。拨开了列车员的手。
“列车有列车上的规定，一切东西……”
“不是东西！”
年轻人的脸，因恼怒而涨红了。
“同志，请允许我向您解释——我们都买了卧铺。我们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陪送我们这一位同学回家乡……”一位姑娘说着，指了指那个小木盒：“他曾经对我们讲过，他毕业后的第一个愿望，就是要坐一次卧铺。以前他没坐过卧铺……当然，如果有老弱病残和需要补卧铺的妇女，我们几个的铺位都可以让出来，惟独他的铺位我们不能让。因为他实际上正睡在上面，并且，您还得允许我们在他周围陪着他……”
她说得庄严。说得虔诚。
几位乘客的目光投向了她。
女列车员怔怔地望了她一会儿，一句话也没再说，默默地转身离开了……
我伫立在车厢门口，不知自己该不该走过去，和他们一起陪送“表弟”。
尽管我是为此而专执一念踏上列车的。
这之前我给母亲写了封信，告诉老人家，“表弟”的分配问题已彻底落实了，一切顺利。比预想的顺利得多……
然而直至那一时刻，我似乎才明白，也许我根本就不算是“表弟”他“命”里的一个人。我自以为是。但其实并不是。我从来没将他看得多么重要过。他对我没用。母亲很情愿是，却更不是。索瑶曾想不再是，但仿佛注定了的，终究还是。可能最是。她有过什么心灵感应吗？对于他，和她自己？……
我仍立在车门口犹豫不决。
山里的花儿开
远远的你归来
期盼着你的身影
牵着我的手儿走……
车厢里飘荡着《故乡》。是乘客向列车广播室点播的。
山里的花儿开……
第二部分
大鸟姓曲，叫曲海江。他的父亲当年是某军区政委。军职辖政，在“四人帮”时期曾显赫一时。按古比今，他属“正黄旗”弟子。当年我们一些“红后代”都很嫉妒他，嫉妒他还又巴结他。
大鸟（1）
大鸟不是鸟，大鸟是个人，还是个男人。
现在大鸟什么都不是了。死了。
大鸟的死属于非正常死亡。因为他是被枪毙的。这一种死法，要算一切非正常死亡中最“非正常”的了。
大鸟是我的朋友。不，这样说似乎不太符合实际情况。或者应该更准确地说，我被大鸟认为是他朋友。总之我觉得二者之间是有点儿区别的。
大鸟没有什么朋友。所以自从我被他认为是他朋友之后，我也就只能充作他朋友了。
大鸟的惟一的朋友，当然也就是我，是不能不对大鸟的死心生一缕悲哀的。这怕是被某人认为是朋友的人，对某人的一种义务罢？
大鸟是我的大学同窗，或者反过来说，我是大鸟的大学同窗。这一历史事实是由当年的历史安排的。后来我成了他的朋友，却没历史什么干系……
大鸟姓曲，叫曲海江。他的父亲当年是某军区政委。军职辖政，在“四人帮”时期曾显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