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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既然在网上已是一个人物了，在现实生活中，也便相应地引起点关注了，又常被邀请开些什么不三不四的会了。
“我不喜欢开会，不喜欢在会上发言，但如果给出场费，有时我也去。我挺喜欢钱的。钱能提高我和老伴的生活水平啊！”
他坦诚得可爱。
后来我在一次会上见到了他。主持人介绍他时，称他是“著名的网络杂评家”。他并不作谦虚状，俨然自居始终。散会后他邀我一块儿逛书城，在社科类书架前，我们同时发现了费孝通先生的一排数卷文集，书出得很大气。他用手抚摸着书脊，像盲人的指抚摸琴键。那时他表情肃然，继而怆然……
离开书城，他一路沉默。分手时，才问我：“你知道吗？费先生七八十岁时，还在身体力行地搞社会调查，孜孜不倦地又写了几百万字……”
我点头表示知道。
他长叹道：“中国社会学后继乏人啊！本来，我也可以成为社会学家的。起码，是可以成为社会学者的啊！我……不说了，再见！”
他话一结束，转身大步而去。那是冬季的一天，很冷，刮着四五级寒风。望着老人的背影顶着寒风渐远，我心一片惆怅……
他是伏在电脑桌上死去的。
他不知怎么卷入了网上些个臭名昭著的最下三烂的人们精心策划的一个最下三烂的“话题”的——相互谩骂的漩涡。网上没大小，先是他被“网虫”们骂，终于没了七十三岁老人的涵养和风范，于是回骂，于是遭到更侮辱其人格的谩骂……
电脑显示器上闪烁着他敲出的最后三个字是：“我认为……”
而下面一串是别人谩骂他的话：
“老丫挺的，回家玩你那老××去！……”
污言秽语，不一而足。
而那网站的站名却是“公众发言”。
真无法理解，他怎么还那么爱发言呢？
七十三岁了，终于可做一个不必再发言的中国人，为什么偏不呢？
他老伴发现时，他的身体已经硬了，凉了……
在他的日记中，有一大段关于中国人之发言的体会，读来颇发人深省——“中国国也大，人也众，会也多，尤数知识分子，一生不曾作会上发言者几人？或主动，或被动，或表态，或议事，一生不曾因发言而影响人生者几人？人有竟因擅长发言而交佳运，而红而紫。虽德俗才庸，却扶摇直上。有人竟因直抒己见而厄运临头，连遭坎坷。虽光明磊落，却被归另册。于是虚与委蛇之风渐长，假话空话套话盛行。此弊习沿袭至今，败坏知识分子品格，毒害下一代青年。予每见青年会上发言慷慷慨慨，浮词连篇，会下撇唇戏曰：‘假作真时真亦假，何妨假，莫如假’，周身发寒。想予也曾奉此鄙律权当经验，羞不欲生，愧几欲死。呜呼，名堂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呜呼，发言几时真？表态何须频？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读之，我心愀然，愀愀然。
某日复读时，友人打来电话，吞吐相告：“我被撤职了。”
问何过之有？
答曰：“因为一次发言，其实，那又不是我的真……”
于是絮絮叨叨，痛说委屈。
我耳一阵内鸣，顿觉头大。
我没听完就放下了电话——不真你还发的什么言？！
噫！中国，还我真话语来！还我真文字来！还我真见解来！还我真观点来！还我人之真思想真态度真性情真襟怀来！……
还我！
还我！……
第六部分
那时妹妹未降生，爷爷在世，老得无法行动了，整天躺在炕上咳嗽不止，但还很能吃。全家七口人高效率的消化系统，仅靠吮咂一个三级抹灰工的汗水。用母亲的话说，全家天天都在“吃”父亲。
父亲（1）
关于父亲，我写下这篇忠实的文字，为一个由农民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树碑立传”，也为一个儿子保存将来献给儿子的记忆……
小时候，父亲在我心目中，是严厉的一家之主，绝对权威，靠出卖体力供我吃穿的人，恩人，令我惧怕的人。
父亲板起脸，母亲和我们弟兄四个，就忐忑不安，如对大风暴有感应的鸟儿。
父亲难得心里高兴，表情开朗。
那时妹妹未降生，爷爷在世，老得无法行动了，整天躺在炕上咳嗽不止，但还很能吃。全家七口人高效率的消化系统，仅靠吮咂一个三级抹灰工的汗水。用母亲的话说，全家天天都在“吃”父亲。
父亲是个刚强的山东汉子，从不抱怨生活，也不叹气。父亲板着脸任我们“吃”他。父亲的生活原则——万事不求人。邻居说我们家：“房顶开门，屋地打井。”
我常常祈祷，希望父亲也抱怨点什么，也唉声叹气。因为我听邻居一位会算命的老太太说过这样一句话：“人人胸中一口气。”按照我的天真幼稚的想法，父亲如果能唉声叹气，则会少发脾气了。
父亲就是不肯唉声叹气。
这大概是父亲的“命”所决定的吧？真很不幸！我替父亲感到不幸，也替全家感到不幸。但父亲发脾气的时候，我却非常能谅解他，甚至同情他。一个人对自己的“命”是没办法的。别人对这个人的“命”也是没办法的。何况我们天天在“吃”父亲，难道还不允许天天被我们“吃”的人对我们发点脾气吗？
父亲第一次对我发脾气，就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一个惯于欺负弱小的大孩子，用碎玻璃在我刚穿到身上的新衣服背后划了两道口子。父亲不容我分说，狠狠打了我一记耳光。我没哭，没敢哭，却委屈极了，三天没说话。在拥挤着七口人的不足十六平方米的空间内，生活绝不会因为四个孩子中的一个三天没说话而变得异常的。全家都没注意我三天没说话。
第四天，在学校，在课堂，老师点名，要我站起来读课文。那是一篇我早已读熟了的课文。我站起来后，许久未开口。老师急了，同学们也急了。老师和同学，都用焦急的目光看着我，教室的最后一排，坐着七八位外校的听课老师。
我不是不想读。我不是存心要使我的班级丢尽荣誉。我是读不出来。读不出课文题目的第一个字。我心里比我的老师，比我的同学们还焦急。
“你怎么了？你为什么不开口读？”老师生气了，脸都气红了。
我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从此我们小学二年级三班，少了一名老师喜爱的“领读生”，多了一个“结巴磕子”，我也从此失掉了一个孩子的自尊心……
我的口吃，直至上中学以后，才自我矫正过来。我变成了一个说话慢言慢语的人。有人因此把我看得很“成熟”，有人因此把我看得“胸有城府”。而在需要“据理力争”的时候，我往往成了一个“结巴磕子”，或是一个“理屈词穷”者。父亲从来也没对我表示过歉意。因为他从来也没将他打我那一耳光和我以后的口吃联系在一起……
爷爷的脾气也特火暴。父亲发怒时，爷爷不开骂，便很值得我们庆幸了。
值得庆幸的时候不多。
母亲属羊，像只羊那么驯服，完全被父亲所“统治”。如若反过来，我相信对我们几个孩子是有益处的。因为母亲是一位农村私塾先生的女儿，颇识一点文字。遗憾的是，在家庭中，父亲的自我意识，起码比“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这条理论早形成二十年。
中国的贫穷家庭的主妇，对困苦生活的适应力和忍耐力是极可敬的。他们凭一种本能对未来充满憧憬。虽然这憧憬是朦胧的，盲目的，带有浪漫的主观色彩的。期望孩子长大成人后都有出息，是她们这种憧憬的萌发基础。我的母亲在这方面的自觉性和自信心，我以为是高于许多母亲们的。
关于“出息”，父亲是有他独到的理解的。
一天吃饭的时候，我喝光了一碗包谷面粥，端着碗又要去盛，瞥见父亲在瞪我。我胆怯了，犹犹豫豫地站在粥盆旁，不敢再盛。
父亲却鼓励我：“盛呀！再吃一碗！”
父亲见我只盛了半碗，又说：“盛满！”接着，用筷子指着哥哥和两个弟弟，异常严肃地说：“你们都要能吃！能吃，才长力气！你们眼下靠我的力气吃饭，将来，你们是都要靠自己的力气吃饭的！”
我第一次发现，父亲脸上呈现出一种真实的慈祥、一种由衷的喜悦、一种殷切的期望、一种欣慰、一种光彩、一种爱。
我将那满满一大碗包谷面粥喝下去了，还强吃掉半个窝窝头。为了报答父亲，报答父亲脸上那种稀罕的慈祥和光彩。尽管撑得够受，但心里幸福。因为我体验到了一次父爱。我被这次宝贵的体验深深感动。
我以一个小学生的理解力，将父亲那番话理解为对我的一次教导、一次具有征服性的教导、一次不容置疑的现身说法。我心领神会，虔诚之至地接受这种教导。从那一天起饭量大了，觉得自己的肌肉也仿佛日渐发达，力气也似乎有所增长。
“老梁家的孩子，一个个都像小狼崽子似的！窝窝头，包谷面粥，咸菜疙瘩，瞧一顿顿吃得多欢，吃得多馋人哟！”这是邻居对我们家的惟一羡慕之处。父亲引以为豪。
父亲（2）
我十岁那年，父亲随东北建筑工程公司支援大西北去了。父亲离家不久，爷爷死了。爷爷死后不久，妹妹出生了。妹妹出生不久，母亲病了。医生说，因为母亲生病，妹妹不能吃母亲的奶。哥哥已上中学，每天给母亲熬药，指挥我们将家庭乐章继续下去。我每天给妹妹打牛奶，在母亲的言传下，用奶瓶喂妹妹。
我极希望自己有一个姐姐。母亲曾为我生育过一个姐姐。然而我未见过姐姐长得什么样，她不满三岁就病死了。姐姐死得很冤，因为父亲不相信西医，不允许母亲抱她去西医院看病。母亲偷偷抱着姐姐去西医院看了一次病，医生说晚了。母亲由于姐姐的死大病了一场。父亲却从不觉得应对姐姐的死负什么责任。父亲认为，姐姐纯粹是因为吃了两片西药被药死的。
“西药，是治外国人的病的！外国人，和我们中国人的血脉是不一样的！难道中国人的病是可以靠西药来治的吗？！西药能治中国人的病，我们中国人还发明中医干什么？！”
父亲这样对母亲吼。
母亲辩驳：“中医先生也叫抱孩子去看看西医。”
“说这话的，就不是好中医！”父亲更恼火了。
母亲，只有默默垂泪而已。
邻居那个会算命的老太太，说按照麻衣神相，男属阳，女属阴，说我们家的血脉阳盛阴衰，不可能有女孩。说父亲的秉性太刚，女孩不敢托生到我们家。说我夭折的姐姐，是被我们家的阳刚之气“克”逃了，又托生到别人家中去了。
一天晚上，我亲眼看见，父亲将一包中草药偷偷塞进炉膛里，满屋弥漫一种苦涩的中草药味。父亲在炉前呆呆站立了许久，从炉盖子缝隙闪耀出的火光，忽明忽暗地映在父亲脸上。父亲的神情那般肃穆，肃穆中呈现出一种哀伤……
我幼小的心灵，当时很信服麻衣神相之说。要不妹妹为什么是在父亲离家，爷爷死后才出生呢？我尽心尽意照料妹妹，希望妹妹是个胆大的女孩，希望父亲三年内别探家。惟恐妹妹也像姐姐似的“托生”到别人家中去。妹妹的“光临”，毕竟使我想有一个姐姐的愿望，某种程度上得到了一种补偿性的满足。
父亲果然三年没探家，不是怕“克”逃了妹妹，是打算积攒一笔钱。
父亲虽然身在异地，但企图用他那条“万事不求人”的生活原则遥控家庭。
“要节俭，要精打细算，千万不能东借西借……”父亲求人写的每一封家信中，都忘不了对母亲谆谆告诫一番。父亲每月寄回的钱，根本不足以维持家中的起码开销。母亲彻底背叛了父亲的原则。我们家“房顶开门，屋地打井”的“自力更生”的历史阶段，很令人悲哀地结束了。我们连心理上的所谓“穷志气”都失掉了……
父亲第一次探家，是在春节前夕。父亲攒了三百多元钱，还了母亲借的债，剩下一百多元。
“你是怎么过的日子？啊？！我每封信都叮嘱你，可你还是借了这么多债！你带着孩子们这么个过法，我养活得起吗？！”父亲对母亲吼。他坐在炕沿上，当着我们的面，粗糙的大手掌将炕沿拍得啪啪响。
母亲默默听着，一声不吭。
“爸爸，您要责骂，就责骂我们吧！不过我们没乱花过一分钱。”哥哥不平地替母亲辩护。
我将书包捧到父亲面前，兜底儿朝炕上一倒，倒出了正反两面都写满字的作业本，几截手指般长的铅笔头。我瞪着父亲，无言地向父亲声明：我们真的没乱花过一分钱。
“你们这是干什么？越大越不懂事了！”母亲严厉地训斥我们。
父亲侧过脸，低下头，不再吼什么。许久，父亲长叹了一声，那是从心底发出的沉重负荷下泄了气似的长叹。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父亲叹气。
我心中倏然对父亲产生了一种怜悯。
第二天，父亲带领我们到商店去，给我们兄弟四个每人买了一件新衣服，也给母亲买了一件平绒上衣……
父亲第二次探家，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
“错了，我是大错特错了！”一一细瞧着我们几个孩子因吃野菜而浮肿不堪的青黄色的脸，父亲一迭声说他错了。
“你说你什么事错了？”母亲小心翼翼地问。
父亲用很低沉的声音回答：“也许我十二岁那一年就不该闯关东……我想，如今老家的日子兴许会比城市的日子好过些？就是吃野菜，老家能吃的野菜也多啊……”
父亲要回老家看看。如果老家的日子比城市的日子好过些，他就将带领母亲和我们五个孩子回老家，不再当建筑工人，重当农民。
父亲这一念头令我们感到兴奋，给我们带来希望。我们并不迷恋城市。野菜也好，树叶也好，哪里有无毒的东西能塞满我们的胃，哪里就是我们的福地。父亲的话引发了我们对从未回去过的老家的向往。
母亲对父亲的话很不以为然。但父亲一念既生，便会专执此念。那是任何人也难以使他放弃的。
母亲从来也没有能够动摇过父亲的哪怕一次荒唐的念头。母亲根本不具备这种妇人之术。母亲很有自知之明，便预先为父亲作种种动身前的准备。
父亲要带一个儿子回山东老家。
在我们——他的四个儿子之间，展开了一次小小的纷争。最后，由父亲作出了裁决。
父亲（3）
父亲庄严地对我说：“老二，爸带你一块儿回山东！”
老家之行，印象是凄凉的。对我，是一次大希望的大破灭。对父亲，是一次心理上和感情上的打击。老家，本没亲人了，但毕竟是父亲的故乡。故乡人，极羡慕父亲这个挣现钱的工人阶级。故乡的孩子，极羡慕我这个城市的孩子。羡慕我穿在脚上的那双崭新的胶鞋。故乡的野菜，还塞不饱故乡人的胃。我和父亲路途上没吃完的两掺面的馒头，在故乡人眼中，是上等的点心。父亲和我，被故乡一种饥饿的氛围所促使，竟忘乎所以地扮演起“衣锦还乡”的角色来。
父亲第二次攒下的二百元钱，除了路费，东家给五元，西家给十元，以“见面礼”的方式，差不多全救济了故乡人。我和父亲带了一小包花生米和几斤地瓜干离开了故乡……
到家后，父亲开口对母亲说的第一句话是：“孩子他妈，我把钱抖搂光了！你别生气，我再攒！”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父亲用内疚的语调对母亲说话。
母亲淡淡一笑：“我生啥气呀！你离开老家后，从没回去过，也该回去看看嘛！”仿佛她对那被花光的二百多元钱毫不在乎。
但我知道，母亲内心是很在乎的。因为我看见，母亲背转身时，眼泪从眼角溢出，滴落在她衣襟上。
那一夜，父亲翻身不止，长叹接短叹。
两天后，父亲提前回大西北去了。假期内的劳动日是发双份工资的……
父亲始终恪守自己给自己规定的三年探一次家的铁律，直至退休。父亲是很能攒钱的。母亲是很能借债的。我们家的生活，恰恰特别需要这样一位父亲，也特别需要这样一位母亲。所谓“对立统一”。
在我记忆的底片上，父亲愈来愈成为一个模糊的虚影，三年显像一次；在我的情感世界中，父亲愈来愈成为一个我想要报答而无力报答的恩人。
报答这种心理，在父子关系中，其实质无异于溶淡骨血深情的稀释剂。它将最自然的人性最天经地义的伦理平和地扭曲为一种最荒唐的债务。而穷困之所以该诅咒，不只因为它造成物质方面的债务，更因为它造成精神上和情感上的债务。
父亲第三次探家那一年，正是哥哥考大学那一年。父亲对哥哥想考大学这一欲望，以说一不二的威严加以反对。
“我供不起你上大学！”父亲的话，令母亲和哥哥感到没有丝毫商量余地。
好心的邻居给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