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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关于台湾问题的方案一向是可以谈判的，只要美国领导人愿意这样做。正如一再阐明的那样，这需要采取两个步骤：首先，美国和中国共同宣布，两国愿意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它们之间的所有争端，包括台湾的争端。其次，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部分，并同意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它的武装部队。至于怎样撤出和何时撤的具体步骤将是以后再讨论的问题。
中国坚决主张，同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争端是一个国际问题，而它同蒋介石的中断了的内战则完全是内政问题。一旦美国在原则上承认同意从台湾撤出，许多条件都得明确起来。北京在两个方面多半会表现得通情达理，即取消美国地位的程序和同台湾本身的交涉方面。——甚至可能给予蒋介石某种程度的自治权，如果他愿意在那里担任省长而终其一生的话。
中国认为，在必要时用武力收复台湾是它的最终主权，它决不会公开宣布放弃这一主权。不过，现在有可能由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人他们自己商议出一个非军事的解决办法来，中美开始进行认真的会谈，可能还促使台湾和北京恢复暗中的会商，以寻求可能的统一条件。这无疑是尼克松的希望之一。毛泽东向我指出，和平统一台湾是他的目的——他告诉我有关中国内战时期一些省未经过战斗就过来了的几则事例。
然而，台湾问题的解决，显然不能同在越南达成停火协议和撤军分开来，后一问题也不能等到前一问题解决之后。只有一切外国军队撤出越南，北京的河内盟友才能满足，这种预示已从河内的反对者那里发来并警告北京防范尼克松的背信弃义。北京不能允许俄国利用这种本质的不同，这肯定使基辛格清楚地看到，如果没有河内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充分支持，中国不可能促成日内瓦会议的解决办法。
这些区域性问题必须先行解决，然后才能在东亚和更广泛的太平洋地区达到全面的缓和。去说明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虽非迫切却是平行的愿望，不在这篇报道的范围之内，但这些愿望中包括继续支持革命斗争——“为了中国和全世界的利益”——则是显而易见的。
在他的北京之行中，总统将进入一个同他的国家完全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而且这个国家的真正元首并不担任行政职务。尼克松肯定会同这位党的主席会晤，但大部分的谈判大多由周进行。
总统将见到的周恩来是怎样一个人呢？显然是世界上最能干的谈判人才之一。他俊美，精力过人，73岁了，都不知疲倦。1967年8月周通过谈判摆脱了他在文化革命中最危险的时刻。虽然受到青年的崇敬，但是他在人民大会堂的办公室里，被50万极左的红卫兵包围两天两夜以上。他们的头头——有一些后来被作为反革命分子逮捕——企图夺取中央委员会和周本人的档案材料。毛和林彪都不在那里，经过不分昼夜地同一小批一小批的群众谈话，周逐渐说服了这些群众——周和我谈话时这样称呼他们——使他们离散而去。只是在发生了这一事件之后，林彪调遣数以千计的军队进入首都，开始认真地停止红卫兵串连并把他们遣散——有较少的伤亡。
据说基辛格呆在北京的49小时里，同周总理会谈花了20小时，这不是什么稀罕事，我对周访问和交谈过几次，其中一次从傍晚用晚餐时开始，一直谈到次日早晨6点钟。我已精疲力尽了，他好像精神依然旺盛如常。我咕哝着说，“我须得让你睡一会儿了。”
他把头往后一仰，呵呵一笑，“我已经睡过，”他说，“现在我要去工作了。”晚餐前打个盹就算是夜间的休息。
周告诉我，他10年中曾度过一次假——生病休假一周。
小心翼翼地避免着去强求个人权力，总理向来是个贯彻执行国家和革命政权的政策的热心工作者，他和蔼可亲的态度掩盖了坚强而又灵活的内心；他是贯彻政策的大师，有无限的能力且细致入微。他的个人接触多得不可胜数。凡需要他出现的场合他总无处不在，这与行政效率本来难以统一，他却能使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他的忘我献身精神，使他成为毛的不可缺少、完全信赖的战友。
共生可能是描述他们关系的最适当的词语。在工作作风和个性上非常之不同，毛和周却能象套在一辆车上前后纵列的两匹马一样，37年半一直相互信赖和相互依存。周从未做过清朝的官，但他的祖父做过，他认为自己有着封建背景，虽然他作为一名游击队员在农民中间曾度过20年时光。毛是一个生于农民家庭的知识分子天才，他凭直觉和得之于人民的经验知识，周习惯性地听从。
毛是一位活动家，一种原动力，一位创始入，是交替动用奇袭、紧张和松弛而取得成功的战略大师。他不相信长期的稳定，对变化的步伐从不满足，但他重实际，对分阶段地达到目标能有较大的耐心。
周喜欢具体细致地执行一项计划——这使毛厌烦——而且问题越复杂越好。周能迅速抓住问题的中心，把不切实际的东两丢掉，必要时佯装不知，且决不行险侥幸
——如若无绝对把握的话，当革命钟摆摆动至平稳之点时，周工作得最好，他是一个建设者，不是诗人。
在我同中国的这两位伟人谈话时，小心慎重地回答主要问题的通常是周，而毛则叫人家讲，插入几句告诫或阐释的话，打开宽广而辩证的思路。周出席频繁不断的盛大宴会，兴致盎然。毛厌倦宴会，喜欢少数的聚会，周饮食讲究，但节俭、毛喜爱湖南辣味的简单食物，两人都很少喝酒，在久经陶冶中各自形成自己的风格。同尼克松总统谈判时，周大概会担任实际的谈判工作，并与幕后的毛密切合作，但最后决定将由毛来作出。
不管中国人对尼克松的动机会怎样想，他已获得他们的一些好感，因为他有礼貌地前来会见他们，就会提高毛泽东的威望，增加全体人民的自豪感。以前番属国的国王来北京进贡，但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元首这样做前所未有，这种姿态本身就可能大大有助于减轻过去20年间积累的怨恨和愤慨。这种姿态可能被误解从而有对美国人不利的风险，但更有可能的是它被欣然接受，从而增进互相和解的机会。
太平盛世似乎遥遥无期，眼下的前景是最扎手的调整和斗争。中国必须使朝鲜和越南满意，美国则不能抛弃日本。危险在于，美国人可能想象中国人会放弃共产主义以及毛的世界观，变为温和的农业民主主义者，一个更为现实的世界确实已经在望了，但如果普遍存在一种幻想，认为将出现一个由各种意识形态掺和起来的可爱混合体，或者认为中国已丧失革命信念，那么当幻想破灭时，只能使深渊变得更深。在北京看来，一个不通过革命来加以变革的世界——中国最亲密的友好国家也将是不革命的国家的那一世界——是不可想象的。但是，一个国与国之间相对地和平的世界，对中国和美国一样都是必要的，希望越多，失望也就越多。
《漫长的革命》
埃德加·斯诺著
附录
一、山南海北（1965年1月9日：同毛泽东主席的谈话）
1、引子
我回到中国两个多月后，1965年1月9日晚上毛泽东邀我去吃晚饭，我们一共交谈了大约4个钟头。外国客人只我一个，在座的两位中国官员都是革命以前就认识的朋友：龚澎女士和她的丈夫乔冠华。龚澎和她的姐姐龚普生还是教会学校燕京大学（现已成为清华大学的一部分）的学生时，我就认识她们，我战前住在北京时，在那里任教了一个短暂时期。后来，龚澎长时间任周恩来的私人秘书，现在是外交部部长助理。她丈夫是外交部副部长。＇1＇
我没有在事前书面提出问题，也没作记录。我知道这次交谈同1960年那次访问主席一样是不供发表的。一回到住处，我当夜尽其所忆，立即把谈过的话都记下来。第二天，使我喜出望外的是被告知说，这次会见时的谈话，只要不是直接引用，大部分都可以发表。幸好我得到已保存了一份书面记录的龚澎的帮助，能够对照我记录的谈话笔记加以订正，所以这篇记载应该说大体上是正确的。
我们谈话所及的范围，毛本人称之“山南海北”，范围“既宽且广”，是谓“海阔天空”，具有某种特色。毛当然会见过无数的人，可是邀请非共产主义的西方人来同他一同用餐却不常见。我相信自19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是为发表文章而同他交谈的第一个外国人。
为什么我能作为一个例外呢？大概是因为从他被当作一名受通缉的“赤匪”，住陕西窑洞的那时起，我就认识他了。
作为—名年轻的新闻记者，1936年我进入中国的西北部，想去看一看蒋介石已费时10年企图“消灭”的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我是第一个进入古老“红区”的新闻记者，也是第一个同毛、周思来、林彪及其他领导人会见的采访记者。毛当时43岁，清瘦，个子比一般中国人高，在从华南开始的6，000英里撤退中（途经西藏高原的东缘）历尽艰难险阻而变得更加坚强，这次撤退现以“英雄的长征”而著称。我在他的窑洞里度过了好多个夜晚，他向我讲自己的经历，还把至那时为止的共产党革命历史作了梗概的介绍。
在整整一代的时间过去之后的今天，毛72岁了，他在富丽堂皇的人民大会堂内一个北京式装饰的宽敞房间里迎接我，人民大会堂与以前的紫禁城天安门相望，中间隔着广场。
我同毛上一次会谈是在1960年，当时中国正处于困难时期，遭到严重天灾和人祸的双重打击。苏联专家突然撤走，工业机械的供应中断，300多个重要项目的合同突然撕毁了，接着在第二年农业遭受了洪涝和干旱，几乎有一半的农作物遭到了部分或全部的毁坏，还在试验阶段的人民公社，由于太跃进中制订的目标高得无法完成，正常的生产还陷于混乱。只是由于实施了严格的定量配给制度，才避免了大规模的饥荒。
那时毛对我说，人民还不能吃饱。他预言，中国在国民生产总值方面赶上美国需要50年时间。
到1965年1月，情景大大改善了。连续三年的大丰收，全国人民不仅吃饱了肚子，还积累了一些粮食和肉类的储备，各个地方的商店都陈列着廉价的主食品和人民的生活必需品。中国还偿还了所欠苏联的最后—笔外债。一次核爆炸（1964年10月）提供了一种新的地位象征，有助于恢复共产党的——和爱国主义的——自信心和自尊心。
毛主席在谈到他的“自力更生”政策时可能感到自豪，这是可以理解的。他毫无夸张。我发现他有哲人般的心绪，反映在他把死看得平淡，并似乎准备把他的政治遗产留待后世去评价。这位老战士还有充沛的生命和时间去发动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使他的教导在青年人身上留下永恒的影响，这直到第二年才充分显示出来。
当时许多省的领导人都来首都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年—次的例会，毛同他们几星期来日日夜夜紧张的会议刚刚结束，如果他身体欠佳的话，他这次同我的谈话也许会很快地终止。看来他在整个交谈过程中都很轻松，我们交谈从下午6时开始，吃晚饭时在继续着，饭后又谈了两小时左右。
事后主席的一个医生告诉我，毛没有器官性质毛病，除了年龄关系的正常疲倦外，安然无恙，他适量进食有辣椒的湖南莱，并保往常那样随便喝—罚杯中国葡萄酒。那个晚上他大概吸了12支香烟。
在我们的交谈开始之时，来了一位摄影记者，拍了一个电影短片，毛说是应我的请求而拍的。不抱太多成功的希望，我曾要求他准许将访问过程全都摘成电视纪录片。我说：“好多年前，我曾请求你把你的生平事迹告诉我。开初你反对，而我争辨说，让中国和外国的人民知道你是怎样一个人，是什么力量在推动你工作，这将是有好处的。我想你会同意，将你的事迹发表出来是件好事，而不是坏事。如今又有谣传说你病得很厉害。把我们的会见情景在银屏上公诸于世．以驳斥那种无稽谣言，这样不是很好吗？”
毛带着苦笑回答说，关于这个，可能是有些怀疑吧。他不久就要去见上帝了。
我们在1960年的那次会见，中国报纸没有报道过。1965年我们谈话的那天，《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幅毛主席和我的大照片，我被介绍为《西行漫记》的美国作者。在这里第一次把谈话的全文（仅仅应要求略去了一两处）发表。这篇谈话的摘要首先刊登在巴黎《新直言报》，1965年2月17日又登载在东京的《朝日新闻》，接着登载的有汉堡的《明星报》、罗马的《欧罗巴》、伦敦的《星期口泰晤士报》、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新共和》杂志＇2＇。我又根据自己的笔记，并核对龚澎的记录，作了必要的细小的文字上的修改（同以前发表的比较而言）。
发表了这次谈话，政府和党的机关刊物上又刊载了这次会见的报道，显然加重了这件事的份量，它绝不是什么普通的旧友重逢。在我看来，似乎毛想通过这种方式。把中国对战争与和平的见解尤其是对越南问题的看法告知美国。
后来，1970年我回到中国时，有几依朋友向我指出，主席1960年的那些话，特别是不久就要上见上帝这种话，可能是有意让那些希望他赶快那样的人判断失误，国外发表的我的访问记从未在中国报纸上公开刊载，但知道它译成中文在党的高级干部中传阅过。毛直截了当地声明，除非中国领土受到直接攻击，中国人会介入越南，这就预示了中国的一项政策，这项政策在当时可能还没有完全得到以刘少奇为首的党中央委员会的多数同意。
＇1＇龚澎：1970年患脑瘤去世，她的同志和无数外国友人深为哀悼。1971年11月，乔冠华就任联合国的第一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
＇2＇美国各大报，包括《纽约时报》，都拒绝登载这篇谈话。
2、西藏和神
我说：“自从上次我见到你以来，中国经历了困难时期，但现在出现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高水平。1960年你告诉我，90％的人是拥护政府的，反对的只右10％，现在怎样呢？”
毛回答说，各处还有一些蒋介石分子，但他们的总人数很少。许多人已经改变了他们的思想，这些人今后可望更多，至于这些人的子女，他们是可以再教育的。总之，现在可说是大约有95％的人甚至更多些，是团结一致和拥护社会主义的。
我想起了班禅喇嘛，他刚刚被撤销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的职务。土地改革阶段即将结束，以前属于喇嘛寺庙及其经营人的土地，就要集体化了。在北京的监护下，对青年和无地农奴进行了13年教育后的今天，迅速壮大的共产党似乎已作好准备要把古老的神权政治的残余影响完全消灭。由毛主义的教师新近教出来的识字人手中有了科学和工业，神权政治的权威现已被彻底摧毁了。喇嘛教和它的诸神变成快要被遗忘的民间传说了。周恩来总理最近已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宣布，给予班禅喇嘛一个“重新做人的最后机会”。
“班禅喇嘛困难之所在，是一个他同统治以前农奴的旧喇嘛地主权力之间的封建联系问题呢，”我问道，“亦或是你认为这是他作为一个宗教领袖的职责同与寺庙分离的新政权之间的冲突呢？”
毛回答说，它基本上是一个土地问题，而不是宗教自由问题。封建领主已失去了土地，他们的农奴得到了解放，现在作丁主人。班禅喇嘛同旧特权阶级中的一些“坏蛋”搞到一起，他们不仅阻挠改革，而已还组织了一个集团，这个集团的某些成员泄露了他们的阴谋。班禅周围有些人还不是旧得不能改造，还可能表现出进步。班禅自己也可能改变思想。
他们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现在住在北京，只要他愿意，随时可以回拉萨；这取决于他。
喇嘛教作为一种宗教，不会有人去压迫真正信教的人，所有的寺庙都是开放的。宗教仪式亦照常举行，＇1＇但问题在干，活佛们并不总是按照他们的教义行事的，远不是不干涉非宗教的事情。达赖喇嘛本人对毛说过，他不相信自己是—个活佛，虽然如有人公开这样说达赖就要加以否认。许多基督教的牧师和教土，也不是完全相信他们所传布的教义，不过教徒中有很多人是真正的信徒。一些人说，毛自己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