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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文化革命的实质
我已经提到，毛主席全神贯注的是重建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的问题。为什么要重建呢？这个简短的问题说来话长，以后再谈，不过在这里先提出几个为什么要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来，也许是有益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使中国共产党暂时解体，如果不是使政府本身暂时解体的话。
在毛的领导下，广泛的清洗开始于1966年年中，一直到1969年4月，那时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了一个新的中央委员会，由留存下来的原有成员加上“新血液”组成核心。1970年11月周恩来告诉我，原来的党员那时大约有百分之九十五已恢复组织生活。恢复了组织生活，不一定就是重新分配了工作；许多人还在等待完成“斗、批、改”这个赎罪的三阶段以后才能得到解放。
毛的目标之一，是“精简行政机构”和“消除机构重叠”。在省会和大城市，我看到行政机构的削减是够剧烈的，但在首都，中央政府的精简尤其严格。1971年初，周总理告诉我，举例来说，现在只有两位副总理协助他工作，而以前有七位。
他说，“过去，中央政府直属部门有九十个。现在只剩下二十六个。现在这些机构都由革命委员会管理，在每一个革委会中都有党的核心小组起领导作用。以前，中央政府的行政人员有六万多人。现在大约有一万多人。”
那些换下来的干部到哪里去了呢？在北京，换下来的干部中大约有百分之八十的人被送到通称为“五·七干校”的农村中心去了，五·七干校这个名称是因毛泽东在1968年5月7发出的一项指示而得名的。在这种学校里，社会主义和毛泽东的再教育是同在公社田地里进行的自给性劳动结合起来的，这种劳动通常是在新开垦的土地上进行。“下放”到公社学校去，并不是为了惩罚，而据说被看作是党内的继续再教育。今后，除了最高级干部外，所有的人都要定期“下放”，经受思想检查，作为一种例行的政治疗法。
周说，“从前在城市工作的最有能力的干部，将到各个（省）地方去加强那里的领导，有的已经去了。加强过去直属中央政府各部而现在下放给地方管理的工矿和院校的领导，这方面需要很多人。至于其他的人，有许多人已经超过六十岁了，他们准备领取离退休金退休。有些人决定同他们在公社的家人生活在一起。”所有的人都会有工作。
这种地方分权政策也反映了要加强各地区和地方的自给自足，不仅要在粮食方面自给，而且也在要以发展农村电力为基础的工业化方面达到自给。正在继续大规模地、有组织地把城市知识青年和新就业的成年人迁移到内地的县城和公社去。仅上海一地，从1965年以来就迁出近一百万人。迁移的人数，包括最早投入文化革命的许多红卫兵学生在内，估计有好几百万人。
但是领导机构的这些改革，只是全国大变革的一个方面。毛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使党的思想无产阶级化，此外是要推动无产阶级为他们自己真正掌好权，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出一种摆脱了封建的和资产阶级传统统治的新文化。
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毛泽东才深谋远虑地不惜去冒使党遭受破坏的危险，这个党是他耗费了比任何人都多的心血建立起来的。起初，毛的意图只是撤换“一小撮”人。但是，最后触及到了许多资格老的高级领导人和毛的一些最老的同事。尤其是其中包括了刘少奇，他在1959年接替毛成为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又是怎样发生的呢？
自1935年以来，毛一直是党的实际领导人，而且自1943年以来，一直是党的正式主席，1956年，刘成了毛的第一副主席。但是到了1964年，毛失去了对他的“接班人”们所组成的很多党组织的实际控制，也失去了对国家行政机构的实际控制。1965年，毛无法在北京的党报上发表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发表这个文件的目的是开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宣传阶段－－他在1970年是这样告诉我的。他不得不把它以小册子的方式在上海发表。这个“重要文件”是批判吴晗写的剧本《海瑞罢官》的一篇长文章，那个剧本对毛泽东1959年在庐山举行的一次党的全会上撤了国防部长彭德怀的职，进行影射攻击。刘少奇、北京市长彭真、党的宣传部长陆定一和陆的副部长周扬，都是反对发表那个重要文件的一些人。
刘少奇及其在中央委员会的同伙，一直以毛的名义来管理国家领导机构、工会、党校、共产主义青年团，以及几百万党的干部和官员。也许大多数干部都认为自己是忠诚的毛主义者。看来，刘和同刘一样思想的那些同伙只是在理论上容忍对毛的崇拜，而在实际上则藐视毛泽东思想，特别在1959年到1961年的经济危机之后更是这样。他们把经济看得比人重要；他们把物质刺激放在第一位，而把革命热情放在第二位；他们只抓生产，不抓阶级斗争；他们只靠“专家”来提高技术水平；他们以经济统帅政治，来为技术服务；他们偏重城市而轻视农村。他们主张扩大国家信贷（以及国家债务），而不要“大跃进”，并且在思想上不相信通过艰苦的集体劳动来积累资金。
这些就是产生文化革命的因由。
在我们于1970年12月的谈话中，我问他：“你是在什么时候终于决定刘必须下台的呢？”
他回答说，是1965年1月作出这个决定的。当时，他把一个即将开展的文化革命的纲领提交政治局。那个纲领是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结果，这个运动首先在军队内进行，然后扩大到公社，后来在城市里进展不快。社会主义教育纲领的第一条，明确地抨击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求撤他们的职。现在，它成了新的运动即文化革命的第一条。毛说：刘在会上拚命反对这第一条。
“那么，是不是在1965年1月我上次见到你时，就决定要发动文化革命了呢？”
主席说，1965年10月批判了《海瑞罢官》以后，事情就很快地展开了。
在这以前（1964年），政治局曾经设立了一个文化革命小组，以北京市长、有势力的北京市委书记和吴晗的庇护人彭真为这个小组的领导人。1966年2月，彭真企图包庇发表过对毛和毛主义进行影射攻击文章的吴晗和其他一些作家。彭真企图把他们的作品只作为“学术性”错误来批判，而不是作为政治错误来批判。彭真没有跟小组的其他成员商量，也没有同毛本人商量。1966年5月16日，他明显地被摈弃了。
毛说，就在那一天，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制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略。1966年8月，中央委员会举行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决定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纲领以及随之而来的清洗。
“刘少奇有没有反对十六条的决定？”我问道。
毛说，他在全会上对这个决定的态度十分暧昧，但实际上是完全反对的。那时候，他（毛）已经贴出了他的大字报。刘陷于惊惶失措之中。
“就是你的那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吗？刘知道他就是司令部吗？”
是的，那时候对党的权力，对宣传工作的权力，对各省和地方党委的权力，甚至对北京市委的权力，毛都管不了了。这就是为什么他曾经说（1965年1月对我说过），那时还谈不上“个人崇拜”，但是却很需要有“个人崇拜”。
毛开始率直地诉诸他个人巨大威信和名望，把它作为主要斗争武器，以重新获得决定革命政权方针的全部权力。
他说，1970年，就没有这种必要了，“崇拜”应当降温了。他的理由是需要用延安时代（1937年至1947年）的精神和理想来鼓舞全国，当时毛已经写了他的主要著作，他的领导使革命的追随者为夺取最后胜利作好了充分准备。
现在必须始终“政治挂帅”──毛的教导；如果这个陷于危险的国家，要在美国帝国主义和（或）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双重战争威胁下生存，那就容不得异端和党的分裂。那就意味着要在“人民战争”的战略和战术的基础上自力更生。它意味着要更加地方分权；鼓励群众的首创和革新精神；使城市去向农民学习，也使农民向城市人民学习；优先满足占全国人民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农民的需要；通过劳动和农民自己的集体投资来积累资金；以及在军队这个“人民的大学校”的指导下，消灭一切残余的资产阶级影响。
一句话，毛要求无产阶级政权的接班人重温他自己一代的革命生活经验，以得到必然的结论。
因此，毛的信念所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党正沿着（苏联）修正主义的道路走向资本主义－－产生一个新阶级，即掌握官僚政治权力的特权阶层，脱离劳动和脱离人民的官僚阶层。还有一个与此密切有关的问题。那就是刘提出的要在中苏僵局中寻求妥协－－据毛主席对我说，刘得到彭真和其他一些人的支持。
到了1965年，美国轰炸紧靠中国边境的越南，使中国受到入侵的威胁。刘要派一个中国代表团去参加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目的是要恢复中苏同盟。毛坚决拒绝被拉进一种从属的和可能被出卖的地位。相反，他坚持在防御性的人民战争基础上采取完全自力更生的姿态－－与此同时继续制造原子弹－－并大力支援越南，但不介入。
如果从中国对付外国侵略威胁的传统战略背景来看，毛的路线似乎是极端非正统的。“以夷制夷”，这是中国的一个古老的基本原则，可与罗马及其后继者奉若神明的“分而治之”的原则相比拟。那些被传统束缚住的中国人以及通晓中国历史的西方“北京学家”，都说毛是发疯了。看来这岂不是一个弱国在奉行一种使它的敌人联合起来、从而招致“两线作战”的政策吗？这岂不是要发动一场“使它们两家都遭难”的国际宣传攻势吗？但是，毛知道他正在干什么。更大的威胁不在国外而在国内。当时同随便哪一个超级大国妥协，只能导致国内的分裂。一个坚决维护独立和团结的中国是能够经得起任何风暴的。一个被企图从同俄国同盟中捞取好处的派别弄得内部分裂的中国，是站不住脚的。
在许多次要问题和具体政策上还存在着矛盾，但上面提到的两个问题是基本的。现在人们说，毛和刘从1921年成为共产党员后，一开始就代表了“两条路线”。毫无疑问，“两条路线”是存在的。用毛自己惯用的话来说，在他们两人在党内同样受到尊敬的四十五年里，这也是一个“非对抗性矛盾（逐步）转化为对抗性矛盾”的例子。是个人权力之争吗？主观因素是不能完全同客观政治现实分开的，但是，毫无疑问，毛和刘之间的斗争，主要是在影响着伟大的中国革命命运的方法和目标上存在不可调和的分歧的斗争－－当然，也包括个人崇拜的作用在内。
关于1966年8月作出决定以后发生的事情，已经写得很多了，如：党委以及共青团和工会等党的外围组织的解体，学校的停课（许多学校在较早的时候就已经停课了），放手让数百万非党青年成立红卫兵组织和从事于打倒党内的特权阶层，让新领导者自由地进行夺权斗争，最后是军队的介入。
到了1970年，毛的思想已经以这样一些目标深入人心：加速消灭城乡差别；使工人、农民、士兵、干部、技术人员和专家的物质和文化水准以及在物质和文化方面享有的机会更接近平衡；在每个人的教育和生活经历中，把车间生产劳动和课堂教学结合起来；粉碎一切资产阶级思想；使学生和工人打成一片，把劳动实践和课堂上的理论结合起来，以使高等教育无产阶级化；把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带到农村群众中去；训练每一个人都能使用武器和向军队学习；造就属于同一个阶级的、多面发展的、受到良好教育的青年人一代，他们被为国内外人民服务的理想所鼓舞，蔑视个人财富，具有面向于使人类最终从饥饿、贪婪、无知、战争和资本主义中解放出来的“世界观”。
就是这些？是的，但还有别的。在解释文化革命过去是怎么回事，现在又是怎么回事时，我只是就大意转述了我从别人那里听来的话，这些人不仅有官员和毛主义积极分子，还有受过毛思想“锻炼”的那些人。
嗳，但道路是漫长而艰难的，而且必须分阶段走。今后还会有文化革命。正如毛所说的，饭是要一口一口吃的－－而且必须吃完一口以后才去吃第二口。
同时，在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胜利以后的两年，非党群众－－绝大多数的成年人－－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
（四） 普通公民王某
王某是我们在街上遇见的普通人，1965年以来，他头上既没有长角，也没有一圈光轮。在一家工厂的幼儿园里，一些幼小的孩子给我唱了《毛主席永远和我们在一起》的歌儿，这个幼儿园设有自己的防空洞－－这是新事物。孩子和他们的父母都热爱毛，看来没有什么理由去怀疑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说的不是真心话。可是，除了每个人都佩带毛的像章外，公民们的外表同我在文化革命以前见到的人，几乎没有什么两样。
人们的衣着更加一致：男女都穿蓝色和灰色的上衣和裤子，冬天则穿上棉衣裤，也有许多穿着陆军或民兵的卡其布和海军淡蓝色衣服的人掺杂间。除了红星帽和红领章外，军人同老百姓是分辨不出来的。许多妇女在家里穿色彩鲜艳和较好的衣服，几乎所有的人都藏有一两套丝绸或毛料衣服，准备在节日穿，但是现在街上看到的服装式样是无产阶级的。
“不用多久，”一位老朋友说，“你就能看到更多的变化了。看那边的那些妇女，她们都披上了新式的头巾，色彩更鲜艳了。这意味着一个驰缓的时期正在到来。”当我应邀去一个中国专业人员家里作客时，我注意到他们的妻子正在仔细打量摊在桌上的几段华丽的鲜花织物。她们正在专心看一本时装书－－是日本出版的，想想看。
在城市里，知识分子和农民或工人现在更难区分了。知识分子已经放下了一些架子，并且小心翼翼地在群众中培养他们的谦卑作风。由于几乎全部儿童现在都上了学，在五年里已经造就了更多识字的人。在中国的城市里，已经很难找到五十岁以下的“瞎子”（中国人把文盲叫作“瞎子”）。在举止上，人们显得更加而庄重，彼此见面时很有礼貌，具有一种没有等级的新观念。在新建的工厂里，我发现现在的工人几乎都是中学（高中）毕业生。
二十多年来的植树造林，美化了城市和农村，对大地的全面改造，正在使古老景物的旧貌焕然一新；看起来象新洗刷过似的。中国显然从未这样富裕过，但不是在私人财富方面。
王某现在吃得很好，身体很健康，衣着合身，每周六个工作日都用在劳动、参加毛（学习）班和研究生产技术方面。在休息日（一般是星期日，但有时候是其他日子；为了减轻拥挤，休息日是错开的）他就在家休息，或者打乒乓球，夏天就到游泳池或江河湖海去游泳－－游泳在中国仍是一项新运动。在冬天，他可能参加在农村地区进行的行军活动。他也可能自愿去挖地道和造砖修建防空洞－－同一位医生或一位教师一起劳动。
王某也和其他人一样，属于一个集体。在城市里，他遵守执行党的路线的居民委员会的纪律，居民委员会负责儿童的照管、卫生和污染控制、调解纠纷、福利、保健以及对老年人和残废者的照料。在公社里，这类工作是由村或生产队分担的。
我们没法真正看到王某的内心世界，但是如果他有什么烦恼的话，那显然不是食品价格上涨、医药费用或税款增加。十多年来，物价一直是稳定或下降的，没有通货膨胀或黑市。王某不用缴纳个人所得税。国家的岁入，来自国营市场物价管制形式下所包含的剩余劳动价值，这种管制把消费控制在计划供应的必需品的范围之内。王某的生活并不富裕，但他没有向银行抵押借款或负债，也不必担心折磨过他父母的饥饿和贫困。
他的文化生活包括去公园、运动场、博物馆，参加演讲会、音乐会，收听广播，看电视和看戏，所有这些收费很少或完全不收费。1970年，他选购的书籍只限于教科书和毛的著作。他可以有一架长波收音机，或者可以买来另件，装配一架短波收音机，但是要有电视机是很不容易的。电视机相对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