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种情况下，停止内战的要求和反要求都提出来了。我父亲坚持要我道歉并磕头认错。我同意如果他答应不打我，我可以跪一只腿磕头。战争就这样结束了。我从这件事认识到，当我用公开反抗的办法来保卫自己的权利的时候，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保持温顺的态度，他只会更多地打骂我。
“回想起来，我认为我父亲的严厉态度到头来只是自招失败。我越来越恨他，我们建立了一条真正的统一战线来反对他。同时，这大概对我也有好处，它使我在工作上非常勤快，记帐也仔细了，免得被他找到把柄来批评我。
“我父亲上过两年学，认识的字足够记帐之用。我母亲却完全不识字。两人都是农民家庭出身。我是家里的‘学者’。我读过经书，可是并不喜欢经书。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我读过《岳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那是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瞒着老师读的，老师憎恨这些禁书（毛在他的解说里幽默地使用这些政治名词，一边追述这些事情，一边大笑。——斯诺注）。
并把它们说成是邪书。我经常在学校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经书把它们盖住。大多数同学也都是这样做的。许多故事，我们几乎都可以背出来，而且反复讨论过许多次。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村里的老人们知道得还要多些。他们也喜欢这些故事，而且经常和我们互相讲述。我认为这些书对我的影响大概很大，因为这些书是在易受感染的年龄里读的。
“我13岁时，终于离开了小学，开始在地里进行长时间的劳动，给雇工们当助手，白天干一个整劳力的活，晚上替我父亲记帐。尽管这样，我还是能够继续学习，贪婪地阅读我能够找到的除了经书以外的一切书籍。这使我父亲很烦恼，他要我熟读经书，尤其是他在一次诉讼失败之后，更是这样了，当时他由于他的对手在法庭上引用了一句很合适的经书上的话而败诉。我经常在深夜把我的房间的窗户遮起，好让父亲看不见灯光。就这样我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我当时非常喜欢这本书。作者是老的改良主义学者，认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装备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引进中国。我父亲认为读这些书是浪费时间。他要我读一些像经书那样‘有用的’东西，可以帮助他打赢官司。
“我继续读中国旧小说和故事。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个特别之处，就是里面没有种地的农民。人物都是勇士、官员或者文人学士，没有农民当主角。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它们全都颂扬武士，颂扬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地的，因为他们拥有并控制土地，并且显然是迫使农民替他们耕作的。
“我父亲早年和中年都不信神，可是我母亲却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她向自己的孩子们灌输宗教信仰，我们都曾因父亲不信佛而感到伤心。我9岁的时候，曾经同母亲认真地讨论过我父亲不信佛的问题。当时和以后，我们试过很多办法想让他信佛，可是没有成功。他只是咒骂我们，我们被他的攻击所压倒，只好退让，另想新的办法。但他总是不愿意信神。
“可是，我看的书逐渐对我产生影响，我自己也变得越来越怀疑神、佛了。我母亲开始为我感到忧虑，责备我对于敬神拜佛的仪式漠不关心，可是我父亲不表示意见；后来，有一天，他出门去收一些款子，路上遇见一只老虎。老虎突然遇见人，立刻逃跑了。然而对此更加感到惊异的却是我父亲。事后他对自己这个奇迹般的脱险思考得很多。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冒犯了神明。从此，他对佛教比较尊重了，间或也烧些香。然而，当我变得越来越不信神的时候，老头儿也并不干涉。他只是在自己处境不顺当的时候，才祷告一番。
“《盛世危言》激起我恢复学业的愿望。同时，对地里的劳动也感到厌倦了。不消说，我父亲是反对这件事的。为此我们发生了口角，最后我从家里出走。我跑到一个失业的学法律的人家里，在那里读了半年书。此后我又跟一位老先生读了更多的经史之类的书，而且还读了许多当代的文章和几本新书。
“这时，湖南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在我读书的那个小学堂外边，我们学生看到许多豆商从长沙回来。我们问他们为什么都离开长沙。他们告诉我们城里发生的一个大暴动的情况。
“那年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在长沙有成千成万的人没有吃的。饥民派了一个代表团到抚台衙门请求救济。但抚台傲慢地回答他们说：‘为什么你们没有吃的？城里有的是。我就从来没饿过’。当抚台回答的话传到人们耳朵里的时候，他们怒不可遏。他们举行了群众集会，并且组织了一次游行示威。他们攻打巡抚衙门，砍断了作为官厅标志的旗杆，赶走了抚台。在这以后，抚台衙门一个姓庄的特派大员骑了马出来，告诉人们说政府将采取步骤帮助他们。姓庄的这个许愿显然是有诚意的，可是皇帝不喜欢他，并且谴责他同‘暴民’勾结，结果他被革职。来了一个新抚台，立即下令逮捕暴动的领袖，其中许多人被杀头，他们的头被挂在旗杆上示众，作为对今后的‘暴民’的警告（这里说的1910年的长沙抢米风潮的具体情节和事实有些出入。饥民群众攻打巡抚衙门时，胡南巡抚岑春为群众的势力吓倒把巡抚的职务交给了湖南布政使庄赓良。
“这件事在我们学校里讨论了许多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多数学生都同情‘叛乱分子’，但他们仅仅是从旁庄在未上台时表示同情群众，所以曾受到群众的欢迎，但是他在当上了代理巡抚后立即反过脸来，严厉地镇压群众。群众风潮继续发展，清朝政府下令把岑、庄二人都撤职，另调官员担任湖南巡抚。
观者的立场看问题。他们并不明白这同他们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他们只是单纯地把它看作一件耸人听闻的事件而感到兴趣。我却从此把它记在心上。我觉得跟‘暴民’在一起的也是些像我自己家里人那样的普通人，对于他们受到的冤屈，我深感不平。
“不久以后，韶山一个秘密会社哥老会的会员们同本地的一个地主发生了冲突。他到法院去控告他们。由于他是个有势力的地主，所以很容易地通过贿赂得到了一个对他有利的判决。哥老会的会员们败诉了。但是他们并不屈服，他们起来反抗地主和政府，并撤到本地一个叫做浏山的山里，在那里建立了堡寨。政府派军队去攻打他们。那个地主散布谣言说，哥老会打起反旗的时候，曾经杀了一个小孩祭旗。起义的领袖，是一个叫做彭铁匠的人。最后他们被镇压下去了，彭不得不逃亡。后来他终于被捕并被斩首；但是在学生们的心目中，他是一个英雄，因为大家都同情这次起义。
“第二年青黄不接的时候，我们乡发生了粮荒。穷人要求富裕的农户接济，他们开始了一个叫做‘吃大户’的运动。我父亲是一个米商，尽管本乡缺粮，他仍然运出大量粮食到城里去。其中一批被穷苦的村民没收了。他怒不可遏。我并不同情他，但同时我又觉得村民们的方法是不对的。
“在这个时候，还有一件对我有影响的事，就是本地的一所小学来了一个‘过激派’教师。说他‘过激’，是因为他反对佛教，而且要消除鬼神。他劝人把庙宇改成学校。他是一个被人广泛议论的人物。我钦佩他，并且赞成他的意见。
“这些接连发生的事情，在我那早有反抗意识的年轻的头脑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也就在这个时期，我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特别是在我读了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以后。甚至现在我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它叙述了日本占领台湾的经过，朝鲜、越南、缅甸等国被外国侵占的情况。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我开始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我父亲决定送我到湘潭县一家同他有来往的米店里去当学徒。起先我并不反对，觉得这也许是有意思的事。可是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我听说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新式学校，于是决心不顾父亲的反对，到那里去上学。这个学校设在我母亲娘家所在的湘乡县。我的一个表兄就在那里上学，他告诉我有关这个新式学校的情况和‘新法教育’带来的变化。那里不那么注重经书，西方的‘新学’却教得比较多。教学方法也是相当‘激进’的。
“我随表兄到那所学校去注了册。我说我是湘乡人，因为我以为这所学校是专门为湘乡人办的。后来我发现这所学校对谁都开放，就改用我的湘潭真籍贯了。我缴付1400铜板，作为5个月的膳宿费和学杂费。最后，我父亲也同意我进这个学校了，因为朋友们对他说道，这种‘先进的’教育可以增加我赚钱的本领。这是我第一次离家出门达50里之远。那时我16岁。
“在这所新式学校里我能够学到自然科学和新的西方学科。另外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是教师中有一个日本留学生，他戴着假辫子。很容易看出他的辫子是假的。人人都笑他。叫他‘假洋鬼子’。
“我以前从来没见过那么多孩子们聚在一起。他们大多数是地主子弟，穿着讲究，极少农民供得起孩子上这样的学校。我比别人穿得差，只有一套像样的短衫裤。学生们不穿长袍，只有教师才穿，而洋服则只有‘洋鬼子’才穿。很多阔学生看不起我，因为我平常总是穿一身破旧的衫裤。可是在他们当中也有我的朋友，特别有两个人是我的好同志。其中一个现在是作家，住在苏联。
“我被人讨厌，还因为我不是湘乡人。你是否原籍湘乡是非常重要的，你是从湘乡哪一乡来的也很重要。湘乡有上、中、下三里，上下两里人纯粹由于地域观念而斗争不休，彼此势不两立。我在这场斗争中采取中立的态度，因为我本来就不是湘乡人。结果三派都看不起我。我在精神上感到很大的压抑。
“我在这个学校很有进步。老师们都喜欢我，尤其是那些教经书的老师，因为我写得一手好古文。但是我对读经书不感兴趣。当时我正在读表兄送给我的两种书刊，讲的是康有为的维新运动。其中一本叫做《新民丛报》，是梁启超主编的。这些书刊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那时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也非常感谢我的表兄，我当时认为他是进步的。但是他后来变成了反革命，成为乡绅阶级的一分子，并且在1925到1927年的大革命中参加了反动派。
“许多学生因为假辫子而讨厌那个‘假洋鬼子’，可是我喜欢听他谈日本的情况。他教音乐和英文。他教的歌曲中有一首是日本歌，叫做《黄海之战》，我还记得里面的一些迷人的歌词：
麻雀歌唱，
夜莺跳舞，
春天的绿色田野多可爱，
石榴花红，
杨柳叶绿，
展现一幅新画图。
“我当时知道并感到日本的美，并且从这首歌颂日本战胜俄国的歌曲（这首诗歌所描绘的显然是签订朴茨茅斯条约和俄日战争结束以后日本的春节和全国欢腾的情景。——斯诺注）里感觉到一点她的骄傲和强大。我没有想到还有一个野蛮的日本——今天我们所认识的日本。
“这就是我从‘假洋鬼子’那里学到的一切了。
“我还记得就在这个时候我第一次听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都已死去虽然新皇帝宣统（溥仪）已经登基两年了。说实在的，当时我还不是一个反对帝制的人，认为皇帝和大多数官吏都是诚实、善良和聪明的人。他们仅仅需要康有为帮助他们进行变革罢了。关于中国古代帝王尧、舜、秦皇、汉武的记载使我着迷，我读了许多有关他们的书。同时我也学了一些外国历史和地理。在一篇讲美国革命的文章里，我第一次听到美国这个国家，里面有这样的话：‘经过八年苦战，华盛顿获得胜利，并建立了他的国家。’在一部叫做《世界英杰传》的书里，我也读到了拿破仑、俄国叶卡德琳娜女皇、彼得大帝、威灵顿、格拉斯顿、卢梭、孟德斯鸠和林肯。”
注：①这里毛泽东说他父亲成份是富农，韶山的同志说解放后他们对毛泽东家的成份定为中农。我想这两种说法没有矛盾。问题是时间相隔四五十年，毛泽东家庭的经济情况变了。按毛泽东对斯诺所谈情况，他的父亲，可以说是富农成份，我清楚记得他说的是“富农”，我译为“Rich Peasant”。谈了之后，斯诺照此写成文字，黄华译成中文给毛泽东审查时，他也未改动。韶山的同志把毛泽东家里的成份定为中农，当然是根据临解放时的情况。
《漫长的革命》
埃德加·斯诺著
附录
六、1936年9月底至10月初斯诺采访毛泽东纪要
（同《毛泽东自述：一个共产党员的经历》1936年与斯诺的谈话）
3、长沙岁月
毛泽东接着说：
“我开始渴望到长沙去。长沙是一个大城市，湖南省的省会，离我家120里。听说这个城很大，有许许多多的人和不少学校，抚台衙门也在那里。总之，它是一个繁华的地方！当时我非常想到那里去，进入一所专为湘乡人办的中学。那年冬天，我请我的一位高小老师介绍我到那里去，老师同意了，于是我就步行到长沙去，当时心情非常激动，一半是担心自己遭到拒绝不能入学；我几乎不敢指望自己真能成为这所了不起的学校的一名学生。使我惊讶的是我居然没有遇到困难就入学了。但是政治事态正在急剧变化，我在那里仅仅呆了半年。
“在长沙，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报纸——《民立报》，那是一个民族革命的报纸，刊载着广州反清起义和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这个起义是由一个名叫黄兴的湖南人领导的。我深为这个故事所感动，并且还发现《民立报》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材料。这个报纸是于右任主编的，此人后来成为国民党的一个著名的头头。这个时候，我也听人谈到孙中山和同盟会的纲领。当时全国正处于第一次革命的前夜。我是如此地激动，以致于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的墙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可是这个政见却有些糊涂。我还没有放弃我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我并不清楚孙中山和他们之间的区别。所以我在文章里鼓吹必须把孙中山从日本召回，担任新政府的总统，由康有为任国务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
“川汉铁路的修建引起了反对外国投资的运动。人民对立宪的要求日益广泛起来。面对这种形势，皇帝仅仅下诏设立一个谘政院。在我的学校里，同学们越来越激动。他们用反对留辫子的行动来表达他们的反清情绪。我的一个朋友和我剪掉了我们的辫子，但是，别的相约剪辫子的人，后来却没有守约。于是我的朋友和我就对他们进行突然袭击，强行剪掉了他们的辫子，总共有十几条辫子，成了我们剪刀下的牺牲品。就这样，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我从讥笑假洋鬼子的假辫子发展到要求全部取消辫子了。政治思想多么能够改变人的观点！
“在这个剪辫子的插曲上，我和一个法政学堂里的朋友发生了争论，我们各自就这个问题提出了相反的理论。这位法政学生引用经书来为他自己的论点找根据，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但是，我自己和反对留辫子的人，站在反清的政治立场上，提出一种相反的理论，驳得他哑口无言。
“以黎元洪为首的武昌起义发生后，湖南宣布了戒严令。政治局面迅速改观。有一天，一个革命党人得到校长的许可，到中学里来作了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会上有七八个学生站起来，以对清廷的强烈谴责来表示对演讲人的拥护，并且号召大家行动起来，建立民国。会上人人聚精会神地听他们讲话。当那个鼓吹革命的演说家——黎元洪属下的一个官员——向激动的学生演说时，会场里鸦雀无声。
“听了这次演讲以后四五天，我决心参加黎元洪的革命军。我决定同其他几位朋友一起到汉口去，我们从同班同学那里筹到了一些钱。听说汉口的街道很湿，必需穿雨鞋，我就到驻扎在城外的军队里的一个朋友那里去借雨鞋。我被驻军的卫兵拦住了。那个地方已经显得非常活跃。士兵们第一次领到子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