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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毛，在他看来，谁应该对1927年共产党的失败、武汉联合政府的失败以及南京独裁政权的整个胜利负最大的责任。毛认为陈独秀应该负最大的责任，陈的“动摇的机会主义，在那继续妥协明显地意味着灾难临头的时刻，使党丧失果断的领导和它自己的独立路线。”
第二个对失败应负主要责任的是俄国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毛说鲍罗廷完全改变了他自己的立场，他在1926年是赞成激进的重行分配土地的政策的，可是到了1927年却又竭力反对，而且对自己的摇摆没有提供任何合乎逻辑的#B053#根据。“鲍罗廷站在陈独秀右边一点点，”毛说。“他愿意竭尽全力讨好资产阶级，甚至准备解除工人的武装，而且最后他也下令这样做了。”共产国际的代表印度人罗易，“站在陈独秀和鲍罗廷两人的左边一点点，可是他只是站着而已”。据毛说，他“能说会道，而且说得太多，却提不出任何实现的办法。”毛认为，在客观上，罗易是个蠢才，鲍罗廷是个冒失鬼，陈独秀则是一名不自觉的叛徒。“陈独秀的确害怕工人，特别害怕武装起来的农民。当武装暴动的现实终于摆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完全失掉了他的理智。再也看不清楚事情将怎样发展。他的小资产阶级的本性使他陷于惊慌和失败。”
当时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大独裁者，他甚至不同中央委员会商量就作出重大的决定。“他不把共产国际的命令给党的其他领导人看，甚至于也不同我们讨论这些命令。”但是，到头来还是罗易迫使共产党同国民党分裂。共产国际发给鲍罗廷一个文件，指示党开始没收地主的土地。罗易拿到了一个副本，马上拿给汪精卫看。汪精卫当时是国民党左派武汉政府的主席。这种轻率做法的结果大家都知道。武汉政权把共产党人从国民党中驱逐出去，从而促使它自己的力量崩溃；其后不久它自己也被蒋介石摧毁了。
看来共产国际在1927年并不是向中国共产党提出“忠告”，而是干脆下命令。显然，中国党甚至无权拒绝这些命令。当然，武汉的惨败成了俄国国内围绕世界革命性质问题的争论的中心。也就是紧接着这个时期，俄国国内的反对派被粉碎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被批倒，苏联开始认真地“在一个国家里建立社会主义”——从这一点出发，苏联取得了世界和平堡垒的地位。
可是毛认为即使当时共产党采取了更为大胆的政策，并且在和国民党分裂以前已经从工人和农民中创建了党的军队，反革命也不会在1927年被打败。“但苏维埃一开始就可以在南方大事发展，并且获得一个根据地，使那里的苏维埃以后再也不会被消灭掉。……”
毛在他的自述里，现在已经谈到苏维埃的开端。苏维埃是在革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甚至于还要赤手空拳地从失败中斗出新的胜利来。他接着说：
“1927年8月1日，贺龙率领二十军和叶挺率领的十一军二十四师①同朱德合作，领导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南昌起义②，红军的前身就这样组织起来了。一星期以后，即8月7日，党中央委员会举行了紧急会议，撤销了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自从1923年③广州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我就是党的中央委员，我积极参加作出这个决定。出席会议的其他十位委员中有蔡和森、彭公达和瞿秋白。党采取了一条新的路线，放弃同国民党合作的一切希望，因为国民党已经不可救药地成了帝国主义的工具，不能实行民主革命的任务了。夺取政权的长期和公开的斗争现在开始了。
“我被派到长沙去组织后来被称为‘秋收起义’的运动。我在那里的纲领，要求实现下列五点：（一）省的党组织同国民党完全脱离关系；（二）组织工农革命军；（三）没收大地主以及中、小地主的财产；（四）在湖南建立独立于国民党的共产党力量；（五）组织苏维埃。第五点当时受到共产国际的反对，一直到后来它才把这一点作为一个口号提出来。
“9月间，我们通过湖南的农会成功地组织了一次广泛的起义，工农红军的最早的部队建立起来了。新战士有三个主要来源：农民本身，汉冶萍矿工，起义的国民党部队。这支早期的革命军事力量被称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来自反叛了汪精卫的一部分武汉警备部队。第二团由汉冶萍矿工等组成。第三团由浏阳等县的农民武装组成。①这支军队经湖南省委批准建立，但湖南省委和我军的总纲领，却为党中央委员会所反对，不过它似乎只是采取观望的政策，而不是积极反对的政策。（①原文将一团误为三团、二团误为一团、三团误为二团）。
“当我正在组织军队、奔走于汉冶萍矿工和农民武装之间的时候，我被一些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到了。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顶点，数以百计的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枪毙。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枪毙我对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却不允许。因此我决定设法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不到200米的地方，我才找到机会。我一下子挣脱出来，往田野里跑。
“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日落。士兵们在追踪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用手接触到他们。尽管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任何希望，认为自己一定会再次被抓住，可是不知怎么地我没有被他们发现。最后，天近黄昏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彻夜赶路。我没有穿鞋，脚底擦伤得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友善的农民，他给我住处，后来又带领我到了邻县。我身边有七块钱，用这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食物。当我最后安全到达农民武装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新部队成立以后，我担任党的前敌委员会书记，原武汉警备部队的一个指挥官余洒度，任第一师师长①。（①原文误为第一军军长）余多少是由于部下的压力而被迫就任的；不久他就叛逃到国民党那里去了。现在他在南京为蒋介石工作。
“这支领导农民起义的小队伍，穿过湖南向南转移。它不得不突破成千上万的国民党部队，进行多次战斗，遭受很多挫折。当时部队的纪律很差，政治水平很低，指战员中有许多动摇分子，开小差的很多。余洒度逃跑以后，部队在到达宁冈时进行了改编。陈浩被任命为残余部队的指挥官，约有一团人；后来他也叛变了。但是，在这支最早的部队中，有许多人始终忠心耿耿，直到今天还在红军中，例如罗荣桓，第一军团政委；杨立三，现在是一个军的司令员。这支小队伍最后上井冈山的时候，人数总共只有1000左右。
“由于秋收起义的纲领没有得到中央批准，又由于第一师遭受了一些严重损失，而且从城市的观点来看，这个运动似乎是注定要失败的，因此中央委员会这时就明确地指责我。我被撤销政治局和前委的职务。湖南省委也攻击我们，说我们是‘枪杆子运动’。尽管这样，我们在井冈山还是把军队团结起来了，深信我们执行的路线是正确的。后来的事实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部队补充了新兵，这个师的人员又充实了，我成了师长。
“从1927年冬天到1928年秋天，第一师守住了井冈山的根据地。1927年11月第一个苏维埃在湖南边界的茶陵县成立，选出了第一个苏维埃政府。它的主席是谭震林。在这个苏区以及后来的苏区，我们在缓慢然而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推行了一种民主的纲领和稳妥的政策。这样一来，井冈山就遭到党内盲动主义者的斥责，他们要求对地主实行抢、烧、杀的恐怖政策，来使他们丧胆。第一师前敌委员会拒绝采用这种政策，所以被头脑发热的人污蔑为‘改良主义者’。我因为没有实行更加‘激进的’政策，遭到他们的猛烈攻击。
“1927年冬天，以前在井冈山附近当地方武装首领的王佐和袁文才参加了红军。这使红军的实力增加到将近三团人。王、袁都被任命为团长，我是师长。这两个人虽然过去当过土匪，可是率领队伍投身于革命，准备向反动派作战。我在井冈山期间，他们是忠实的共产党人，是执行党的命令的。
“1928年4月④，朱德来到井冈山，我们的队伍汇合了。我们一同制订了一个计划，要建立一个包括六个县的苏区，逐步地稳定并巩固湘赣粤边区的工农政权，并以此为根据地，向更广大的地区扩展。这个战略同党组织的建议相反，它幻想得到迅速的发展。在军队内部，朱德和我不得不同两种倾向作斗争：第一种是要立即进攻长沙，这我们认为是冒险主义；第二种是要向南撤退到广东境内，这我们认为是‘退却逃跑主义’。我们当时认为，我们的主要任务有二：分田地和建立苏维埃政权。我们要武装群众来加速这一进程。当时我们的政策主张：自由买卖（同白区），优待被俘敌军，以及总的说是温和的民主改革。
“1928年5月⑤，在井冈山召开了一个代表大会，出席的有井冈山以北的苏区的代表。在苏区的党员中，对于上述各点仍然有一些意见分歧。在这次会议上，各种不同的意见都充分地发表出来。少数人认为在上述政策的基础上我们的前途将大受限制，但是大多数人对这个政策抱有信心，因此当宣告苏维埃运动将获得胜利的决议案提交表决时，很容易地就通过了。但是，党中央委员会还没有批准这个运动。直到1928年冬天，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六次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消息传到井冈山的时候，才得到了批准。
“六次代表大会所采取的新路线，朱德和我是完全同意的。从那时起，党的领导人和农村地区苏维埃运动的领导人之间的分歧消除了，重行建立了党的一致。
“六大的决议总结了1925年到1927年的革命和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秋收起义的经验，并且作出赞成重视土地运动的结论。大约就在这个时候，红军开始在中国其他地方出现。1927年冬天，湖北西部和东部发生了起义，为建立新苏区打下了基础。在西面的贺龙和在东面的徐海东，开始建立自己的工农军队。徐海东活动的地区成了鄂、豫、皖苏区的核心，后来徐向前张国焘等人都到那里去了。1927年冬天，方志敏和邵式平在邻近福建的江西东北部边境，也开展了一个运动，后来发展成为坚强的苏维埃根据地。南昌起义失败后⑥，彭湃率领一部分忠诚的部队到海陆丰，在那里成立了一个苏维埃，由于它执行了盲动主义的政策，很快就被摧毁了。它的一部分军队在古大存指挥下离开那个地区，同朱德和我取得了联系，后来成为红军第十一军的核心。
“1928年春天，由李文林和李韶九领导的游击队，开始在江西的兴国和东固活跃起来。这个运动以吉安一带为根据地，这些游击队后来成为第三军的核心，而这个地区本身则成为中央苏维埃政府的根据地。在闽西，张鼎丞、邓子恢和后来变成社会民主党人的傅柏翠，建立了苏维埃。
“在井冈山‘反冒险主义斗争’时期，第一师打败了白军两次攻占井冈山的企图。对于我们正在建立的那种机动部队说来，井冈山是一个非常好的根据地。它有很多的天然屏障，种的庄稼足够供养一支小小的军队。它方圆有500里，纵横约80里。井冈山在当地又称大小五井（真正的井冈山是附近的一座早已荒废的山），这个名称是从山麓五口大井得来的——大、小、上、下、中井，山上的五个村子就是以这五口井命名的。
“我们的部队在井冈山会师以后，进行了改编，创建了著名的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我任党代表。1928年冬天，何键的部队发生暴动和哗变以后，井冈山来了更多的军队，这样就产生了红军第五军。军长是彭德怀。除了彭以外，还有邓萍（长征中在贵州遵义牺牲）、黄公略（1931年在江西牺牲）和滕代远等人也都在第五军。
“来了那么多军队，山上的条件变得很差。部队没有冬衣，粮食奇缺。我们有好几个月几乎全靠吃南瓜过活，战士们喊出他们自己的口号：‘打倒资本主义吃南瓜！’——因为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就是地主和地主的南瓜。朱德冲破了白军的封锁，让彭德怀留守井冈山；1929年1月，我们在这个壁垒森严的山上的第一次驻扎结束了。
“第四军这时开始了打通赣南的战斗，而且很快就取得顺利的进展。我们在东固建立了苏维埃，和当地的红军部队会合。我们接着就分兵挺进永定、上杭和龙岩，在这几县都成立了苏维埃。红军来到以前就存在于这些地区的战斗的群众运动，保证了我们的胜利，并使我们能够在稳定的基础上，非常迅速地巩固苏维埃政权。通过群众性的分田地运动和游击队活动，红军的影响扩大到其他好几个县，但是共产党人到后来才在那里完全掌权。
“红军的条件在物质上和政治上都开始有了改进，但是还存在着许多不良倾向。例如‘游击主义’就是一种弱点，表现于缺乏纪律，极端民主化和组织松懈等等。另一种需要克服的倾向，是‘流寇思想’——不愿意安心做建立政权的认真工作，喜欢流动、变换环境以及新奇的经历和事件。还有军阀主义的残余，有的指挥员虐待或者甚至殴打战士，凭个人好恶，对人歧视或者偏爱。
“1929年12月在闽西召开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以后，许多这样的弱点都被克服了。大会讨论了改进的办法，消除了很多错误认识，通过了新的计划，这就为在红军中建立高水平的思想领导奠定了基础。在这以前，上面所说那些倾向是十分严重的，而且被党内和部队领导内的一个托洛茨基派别用来削弱运动的力量。于是开展了猛烈的斗争来批判他们，有些人被撤销了党内职务和军队的指挥职务。部队指挥员刘敌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人们发现他们企图在对敌作战时用使红军陷入困境的办法来消灭红军。
“几次作战失败后，他们的计划暴露得相当明显。他们恶毒地攻击我们的纲领和我们所提出的一切主张。经验已经表明他们的错误，他们被撤去领导职务，福建会议以后，他们的影响就被消除了。
“这次会议为在江西建立苏维埃政权铺平了道路。第二年我们就取得了一些光辉的胜利。几乎整个赣南都落到红军手里。中央苏区的根据地建立起来了。1930年2月7日，在江西南部召开了一个重要的地方党会议，讨论苏维埃今后的纲领。当地党、军、政代表都出席了会议。会上详细地讨论了土地政策问题，由那些反对重行分配土地的人所领导的所谓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被打败了。会议决定实行土地的重行分配，加速建立苏维埃，在这以前，红军只组织了地方的和区的苏维埃，这次会议决定建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对于这个新的纲领，农民报以热烈的拥护，这有助于我们在后来的几个月中打败国民党军队围剿的斗争。”
“共产党对农民运动采取不冷不热的态度，而国民党则感到明显的惊慌，湖北、江西、福建，特别是湖南的农民运动表现出一种惊人的战斗精神。高级的官员和军官开始要求镇压农运，他们把农会称作‘痞子会’，认为农会的行动和要求都过火了。陈独秀已经把我撤出湖南，他激烈地反对我的意见，要我对那里发生的一些事情负责。4月间，反革命运动已经在南京和上海开始，在蒋介石指使下发生了对有组织的工人的大屠杀。在广州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5月21日，湖南发生了许克祥的叛乱。许多农民和工人被反动派杀害。不久以后，在武汉的国民党‘左派’废除了它和共产党的协议，并把共产党员从国民党和政府中‘开除’出去，而这个政府本身很快也就不存在了。
“许多共产党领导人这时得到党的命令，要他们离开中国，到俄国或者到上海和其他较安全的地方去。我奉命前往四川，但我说服陈独秀改派我到湖南去担任省委书记。10天以后，他又命令我立刻回去，指责我组织暴动反对当时在武汉掌兵权的唐生智。这时，党的工作处于混乱状态。几乎人人都反对陈独秀的领导和他的机会主义路线。不久武汉的国共合作瓦解，陈独秀也就垮台了。”
注：
①原文误为贺龙和叶挺率领的二十军。
②周恩来是“八一”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