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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他同从城市起家的北京市长彭真没有关系。彭德怀是一个农民出身的，粗鲁而直率的军人，只读过两年书。他生于1899年，同毛是湖南省同一个县里的人，因受虐待而从他的农民家庭出走，成了一个被遗弃的人，后来在十几岁时当了兵。1928年，当时他指挥着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团，领导了一次起义，带着他的部下加入毛泽东的游击队。此后，他拥护毛，毛是他的政治教师。彭在战斗中和思想上犯过很多错误（而且一再承认错误），但他成了一个能干的战术家，因而为毛所信任和喜欢。彭在军队里比别人升迁得快，主要是靠毛对他的信任。
在朝鲜，彭是中国“志愿军”的领导人。这样，他成了一个民族英雄，并晋升为元帅、国防部长和人民解放军的首长。他在朝鲜与俄国人密切合作时，苏联的后勤和对中国军事工业现代化的帮助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59年，彭在一次漫长的旅行中访问了苏联和东欧，并且就在赫鲁晓夫去戴维营作那次“致命的”旅行之前会晤了他。后来对彭的宣传攻击指控他曾送一封信给赫鲁晓夫，说他在信中批评了毛的领导，但这封信没有公布过。
无容置疑的是，当他回到中国，出现在庐山会议时，他大肆攻击党在毛的领导下的失败，并为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以及与俄国分裂所造成的重大损失，对毛进行了出于推想的责备。他还对诸如“后院”炼钢之类运动的夸大成绩提出严重责问，他断言这一实验使中国损失了十亿美元。在彭的同情者中，有他的总参谋长黄克诚和很早就和毛对立的党的前总书记张闻天。
我在1936年初次见到彭德怀时，他是红军第一方面军的副司令－－粗率、顽强、一个有着无限精力和革命热情的人，但马克思主义的训练不足。他从来没有能力在智力上同毛匹敌，1959年他轻易地就被以智取胜，表面上低声下气，承认了错误，道了歉。毛曾认为彭的主要优点是勇敢和忠于领袖的军事和政治的战略战术，因此对彭的背叛，毛一定感到非常沉重的失望。虽然彭被从政治局除名，但仍留在中央委员会里，他说他将引退，“去种田”。
但是，据说彭在刘少奇的怂恿下坚持错误。他于1960－1961年抽时间去旅行，写出了五篇等于是进一步反对毛的领导的“实地调查报告”。这些报告在中央委员中进行了传阅。1962年9月，在中央委员会的第十次全体会议上，彭提出了一个八万字的文件，重复并大大地扩大了他的批评。这次他大概得到了刘少奇一伙的支持，他们企图为彭进行“翻案和复职”。
前面已经提及的其他两件事是必须记住的。军队里暗中支持彭的那些人（有时被称为“职业军人”）是赞成同俄国至少暂时妥协的。他们想得到俄国的帮助，来完成军队的技术现代化，包括把原子弹弄到手。他们只有在基于不平等条件的联盟中接受次一级的地位，象华沙条约的卫星国那样，才能得到这种帮助，而毛是坚定不移地反对这样做的。他们还有另一个动机，这是第二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
俄国武器援助的继续，将意味着军队领导人和俄国军队指挥部在军事行动上的继续密切联系。这反过来又意味着在中国产生一个“职业军人派”或集团，利用对俄国的依赖来对抗和限制主要是由毛所行使的自由主权。他们想要有一支仿照俄国路线建立起来的由职业军官带领的军队，它不从事非军事的生产和军民工作，并同职业官僚制度取得密切联系。他们要打破毛对军队的控制，利用他们对毛的“独立性”来抑制或控制个人崇拜和决定军事政策。
彭在党的宣传机关中有支持者，这是很明显的。五十年代出现的一部流行电影《怒潮》和小说《保卫延安》，相当露骨地颂扬了彭，并相应地贬低了毛。当文化革命开始“炮打司令部”，即炮打刘少奇的司令部时，这部电影和这本书都被揭露出来，同后来的诸如《海瑞罢官》那样的文艺作品一起受到批判，现在再回到这场争论中的刘少奇一方来。
1962年以前，刘少奇从来没有公开反对过毛。在1959－1960年发表的文章和讲话中，刘坚定地捍卫毛的最高领导，并赞扬公社、大跃进和“总路线”。但在1960年12月，即毛和赫鲁晓夫发生决定性破裂的好几个月以后，他在访问莫斯科期间发表的一次讲话中，却出现了一种奇怪的不合时代的调子。他在俄国所作的十次公开报道的讲话中，除了一次之外都没有对毛的领导表示任何敬意。在那例外的一次中，他引用了毛的话，从上下文奇怪地推论说毛希望“循着俄国人的路走”。对此他还补充说：“我个人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从1961年到1966年，刘在中国和在朝鲜、巴基斯坦、东南亚和印度尼西亚旅行期间，只是偶而地、象征性地提到毛主席。
与此同时，中央委员会于1960年1961年不得不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暂时退却－－有点象列宁时代的新经济政策。“首先为农业服务”优先于重工业，土地的基本所有权归公社村（合作社），农家住房和自留地的家庭所有权得到保证，有限制的自由市场也得到许可，同时在工业中采取了奖金制和其他的物质刺激。这是实用主义者（或机会主义者）和倾向于利别尔曼主义（在中国称为“经济主义”）的一个时机，是使新的富裕农民向富的地位转化。
毛的“三面红旗”－－人民公社、大跃进和（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在1962年党的各次会议上曾受到刘的批评，有关这些会议的报道在文化革命前当然没有公开发表过。同年，发生了一件人所共知的重大事情－－它的重要性又一次被许多外国的“中国观察家”完全忽视了。那就是政治局委员陆定一领导的党的宣传部，下令大量重印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
（一二） 通过宣传搞阴谋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1939年在延安最初问世时，共产党员是人民中的极少数，他们企图把动摇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分子争取过来，在他们的领导下参加抗日爱国战争。《修养》贬低阶级斗争，强调纪律和自我批评的重要性，提出做一个共产党员要靠任何人都可以达到的一种道德精神观。《修养》是从孔丘那里来的，里面还有把“阶级调和”作为共产主义理想的含意。
这本书企图适应统一战线那个时期，有着很不适合六十年代的时代错误，那时无产阶级专政已占有优势，中国正在同苏联争夺对革命的思想领导。刘少奇对该书作了若干增删，但重点和内容仍然照旧。错误在哪里呢？例如：在引用列宁的一段重要的话时，刘很难加以辩解地删去了这一句：“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为反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而进行的顽强斗争，即流血的与不流血的，强力的与和平的，军事的与经济的，教育与行政的斗争。”更不可解的是，1962年版本还删去了下面一句话中这里加有黑点的那几个字：“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而且］不经过持久的、顽强的、殊死的战斗，……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
《修养》基本上是一篇鼓吹求得个人完善的高级伦理学的道德论文，从头到尾，刘没有把他的说教同毛的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人民战争”学说结合起来，没有同武装斗争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根本的学说结合起来。最重要的是，他完全无视毛泽东在战时和战后所写的那些重要著作，如《论人民民主专政》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上述各点在后来对进行的批判性的辩论中都着重地提了出来，同时他的书内还有暗示支持彭德怀和反对毛主席的领导的几段话。刘说：
在过去某一时期内，某些教条主义的代表人，就比上述情形更坏。
……自以为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并且毫不知耻地要求我们
的党员象尊重马克思、列宁那样尊重他，拥护他为“领袖”，报答他以
忠心和热情。……我们的党员也果然抛弃了他们。然而我们是否能够完
全自信地说，在我们党内从此不会再有这种人了呢？我们还不能这样说。
……任何党员都没有权利要求其他党员群众拥护他作领袖或者保持他的
领袖地位。
刘的批评在原意上显然是针对毛以前的对手们的，象王明和李立三那样的党内有力人物，他们已经名誉扫地和被推翻了。这本书中还有许多段落可能是语义双关的。为什么刘要在1962年8月重印这部书呢（已删去了其他不合时代的材料），当时彭正在散发他那份八万言的批评，而刘又是知情的？
同时，刘又把他的《修养》（五万字）在《人民日报》和《红旗》（党的理论性机关刊物）上刊载，广泛加以利用。为什么当军队正在大量采用毛泽东思想的启蒙读物、力求统一思想教育的时候，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要作出安排，分发刘的书作为军队的教材呢？如果不是毛本人的话，那么是党准备让刘去替代毛的教导和毛本人吗？刘的确好象在建立一个从事对抗宣传的修正主义学派。不管怎样，这成了1967年对“中国的赫鲁晓夫”展开的思想抨击的普遍主题。
再举一件揭露出来可作为人情上和政治上的注解的事情。从1961年起，刘和毛常常不在一起，毛访问农村和军队（这是他的习惯），长时间不在北京。在政治局会议和党的“工作会议”上作出的一些重要决定，没有和毛商量就执行了。
他们可能没有向毛汇报的重要事项之一，就是中国话简称为“三自一包”的政策，它的意思是：“扩大自留地和自由市场，增加自负盈亏的小企业，和包产（公社的）到户（个人经营）”。它的用意是想采取“经济主义”和修正主义，它直接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发生矛盾。最后它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为“四清”的一部分而加以制止了，“四清”就是政治、思想、组织和经济四个领域内的社会主义整风。
到1964年经济恢复以后，新实用主义者的干部们企图保持和扩大物质刺激。毛反对他们这样做，在军队的帮助下进行反击，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这样在军队和农村展开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纲领后来变得更加激进，成为最后在1966年8月宣布的文化革命十六条的基础。与此同时，通过总政治部（人民解放军的党的领导部门）建立起约有一百万人的毛主义“积极分子”的队伍。在整肃农村中那些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人时，他们起了主要作用。由于发动贫下中农大多数起来制止农民中机会主义分子的迅速发财致富思想，公社里的修正主义倾向被刹住了。现在轮到城市了。
为什么称为“文化”革命呢？这是因为它最初冲击的是党内宣传（文化）部门的领导人，据说他们在走资产阶级的道路或“资本主义道路”，破坏毛主义的思想体系。在六十年代初期，对毛的领导的攻击就已经在文艺作品和报刊上偷偷地开始了，这时在这些地方就更加越来公开地对主席进行批评和讽喻了。
1965年底，一开始被揪出来的第一个“牛鬼蛇神”是北京市长彭真的密友、六个副市长之一的吴晗。彭真出身于工会，属刘少奇的部下，是华北有势力的政治局委员。吴晗是个历史专家，是专治明史的相当多产的作家。我认识他时，他是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历史家。他从未成为党员，但支持共产党人反对蒋介石。这时他写了一些作品，颂扬他所喜爱的历史人物海瑞，海瑞是明朝的一个正直的清官，他敢于批评皇帝，受到了不公平的惩罚，续篇《海瑞罢官》于1961年写成。
在权力机构的有势力人物的幕后支持下，吴（一个“驯服工具”？）的胆子更大了，他还伙同别人用伊索寓言式的语言，以诸如《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等为题在报刊上写了长期连载的文章。吴的两个密切合作者，是彭真的文化工作助手邓拓和彭的统战工作专家廖沫沙。这三个人共同用一个笔名写文章。要是没有负责宣传的政治局委员会陆定一和他的副手，中央委员会周扬的暗中支持，他们的作品是没有可能公开发表的。
吴晗、邓拓和廖沫沙虽巧于伪装，但他们在叙述似乎无害的历史轶事和寓言的同时讽刺嘲笑毛和“三面红旗”的双重目的，在老练的党的内层圈子里是掩饰不了的。这就是后来大家公认的说法，虽然在当时没有一个中国问题专家，包括中国人在内，曾得出这样推论来。当他们从1961年到1963年编造这些故事的时候，为什么毛不加以制止呢？
不管吴晗是否有堂·吉诃德的想法要同毛较量一番，但毫无疑问，一些党的领导人是这样解释《海瑞罢官》的。在他们看来，它反映了在彭真的暗中领导下，对毛的权力进行的一场消耗战。刘少奇是完全支持彭真的吗？他后来否认这一点。毛在1967年写道：“《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但只是到了1967年，毛才这样说；在1965年时由他自己来草率地展开这场攻击是不合适的。谁来为他做这些事呢？
有一件事使得毛确信，要全国人民坚定地回到他的革命道路－－他认为这是唯一的道路－－上来，就有必要进行一场第二次革命，把党的某些最高领导人打倒。这件事就是，毛在华北找不到任何适当的党人或知识分子来揭露吴晗，因为有势力的人在庇护着他。毛不得不到上海去找他的人，姚文元是一位比较年轻的作家，他在1957年对文艺和新闻界里冒头的资产阶级势力展开过一场出色的论战，受到毛的称赞。说得更确切些，是江青（毛泽东夫人）同姚文元商量的，他是她的一位老朋友。到1965年，她本人非常积极地投入了反对吴晗和上海亲刘的党员的斗争，他们反对她的具有无产阶级内容的新戏剧、新歌剧和新芭蕾舞剧的思想：这些戏是忠于毛的文艺为群众的思想的，是北京的文化宣传机关所强烈反对的。
正是姚文元起草了批判《海瑞罢官》和吴晗的文章。我们听说文章修改了十一次。并经江青和毛看过，最后于11月间在上海发表－－因为如前面所述，最初毛无法使北京的党报刊登这篇文章。
姚的文章指责吴晗有严重的思想错误，如把封建人物理想化，而无视群众反对皇帝、官僚和地主的主要阶级斗争。海瑞的“改革”要求，局限于把由大官僚夺去的土地的一半退还给原来的地主，以保护“这个制度”的稳定性。其他文章很快地变得更加明确，对宣传机关的那些负责人的反击变得更加激烈，除了吴晗以外，这些人到那时为止还没有被点名。
这时彭真在严重压力之下，想为吴晗开脱，因为吴晗的困境也成了他自己的困境。如果吴和其他亲密的同伙被宣布为思想上的敌人，在性质上等于是反革命分子，那他就要负责。1965年10月中央委员会秘密地设立的负责文化革命的五人小组，彭真是这个小组的成员。1966年2月，彭真以这个小组的名义打电报通报所有党支部，说吴晗只不过是犯了“学术上的”错误，企图把他的罪行缩小到最低限度。同时，他的报告忽视了已由毛明确规定的文化革命的主要目标，即清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彭却要求把运动限制在批评的范围内，要在“有关的（党的）领导部门的同意下”进行。
毛指责说，五人小组的其他成员没有看过彭的电报，毛本人也没有看过。主席极为愤怒，召开了中央委员会特别会议，完全否定了彭的报告。这是1966年5月16日的事。中央委员会的5月16日《通知》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它把彭列入了“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最前列。换言之，是一个反革命分子。《通知》有预示性地作了下面的结论：
“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成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
从那时起，“不用枪的内战”就开始了－－或多或少是这样吧！
（一三） 公开的战争
从1965年秋天开始，毛仍然没有在公众场合露面，1966年5月16日的会议和公报也没有透露他的行踪；会议和公报直到第二年为止仍是党内的机密。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