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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 公开的战争
从1965年秋天开始，毛仍然没有在公众场合露面，1966年5月16日的会议和公报也没有透露他的行踪；会议和公报直到第二年为止仍是党内的机密。毛的行踪显然只有中央委员会的文化革命小组成员才知道，这个小组已经取代了彭真的小组。流传着这样一种印象，即毛在生病或正在康复之中。
我也可能无意地助长了这种印象。1965年1月主席接见我时，他似乎有点不象他通常那么精神饱满。他两次不可思议地说，他“快要去见上帝了”，在一些别的谈话中则暗示准备把未来交给他的“接班人”，这些很难说是表示在准备就要开始的一场大斗争。后来在北京有人对我说，主席对我那样讲可能是有意要迷惑他的敌人－－在部署进攻战略的时候，鼓励他们进一步暴露自己。不过，这仅仅是推测而已。
事实上，毛在11月秘密地访问了上海，同姚文元、张春桥等未来文化革命中党的先锋造反战士进行了谈话，他们不久就组织和领导了造反，要把那里的党、工会和文化机关中支持刘的负责人都打倒。毛不是在生病，而是正在南方忙于奔走，发布指示，在北方，中央委员会的文化革命小组则准备对彭和尚未公开点名的那个“党内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最后一击。在1962年的十中全会上，毛曾经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发表在上海的非官方报纸（《文汇报》）上。当时除了人民解放军的机关报以外，上海和北京的党报毛仍然管不了。1966年6月，北京的军队报纸接管了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和党中央理论刊物《红旗》。它宣布开展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来肃清“反党黑线”，并在教育、文学、新闻、戏剧及其他文化活动中促进无产阶级的思想。
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一项“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解除该报原来的编辑部的职务。同一决定还宣布改组北京市委。没有提到彭真的名字，但是从那时起，他的党内外的一切职务都没有了。同他一道进入政治垃圾堆的有吴晗以及所有彭的“学术上的”同伙。另一个重大决定，是命令撤销陆平和彭佩云的北京大学领导职务。他们所领导的党委，由新北京市市委选派的一个新“工作组”予以“改组”。
的这些决定是怎样做出的，究竟哪些人出席了5月16日的秘密会议，都不清楚，出席这些会议的人是经过慎重挑选，或是由文职和军人候补委员们“加强力量”的吗？是毛缺少一个中央委员会的必要多数来打倒根据宪法选出的国家主席，还是他情愿那样做呢？他转向非党群众，动员和教育千千万万的青年（并指示军队“支左”）去清除盘据着政治和学术权力地位的那些主要的反毛官僚分子（“修正主义分子”）。
到了6月，把5月16日公报付诸实行的革命已经在各地展开，为8月召开的十一中全会作好准备。学校停课了，红卫兵开始为控制一切文化机关而战斗，“大字报”的浪潮开始席卷全国，对“牛鬼蛇神”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了大规模的控诉和揭发。
正当风暴增强时，毛泽东于7月16日引人注目地重新出现于华中大工业城市武汉，在那里游渡长江。他由五千名“革命造反派”陪同，报纸和电视大规模地报道了这一消息。这位如旗帜标语中所称的“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显然非常健康，充满战斗精神，准备负起全责来掌好舵。接着他就意气风发地回到北京去了。
对于毛的挑战，刘少奇似乎没作出任何有计划的认真准备来进行全力迎战，甚至在8月以前，他好象还没有完全知道他本人就是头号目标。他指望把崇拜降低为一种表面的东西，实际上由根据规章在职的人来掌握党权，就以这样的方法来消蚀毛的权力，这似乎是明显的。
红卫兵的出现，谁又能预料得到呢？5月16日的公报中有一个字批准过他们吗？当然没有。刘认为，他们是非法的。谁能预料得到这位党的缔造者竟会号召群众－－不光是按照刘的党的教育计划训练出来的“驯服工具”、即有组织性和守纪律的年轻共产党员，而且还有难以驾驭的非党群众－－起来造党组织本身的反呢？的确，造反派几乎违反了刘一伙花长时间辛苦制订的1956年党章的每一条规定（这个文件是紧紧地仿照苏联的蓝本制订的）。他们能违反国家宪法的规定，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的主席采取不法行动吗？所有这些都是在毛的慷慨赞许下干的吗？这怎么可能呢？
刘也不是继续不动的。从5月起，他的主要努力是保持他那煞费苦心地建立起来的党组织，使它免受毛的危险的破坏路线的影响。我在各地从参加造反的人们口中所听到的故事，都是相同的。保守派为了试图及时应付冲击，以“工作队”的形式派遣了大批干部到学校、工厂和机关去，想把革命“引导”到无害的渠道中去。以防止党的核心和组织的解体，并企图使“闹事者们”名誉扫地。
但是，毛的中央委员会文化革命小组也有自己的干部在工作；起初他们的人数很少，但非常有决心。中央委员会为了使课程革命化，命令所有学校一律停课。辩论和随便抨击领导蔚然成风，造反有理，抨击当局的大字报也是如此。
红卫兵首先于5月底出现于北京大学，但随即被刘的“工作队”指为“反党”而遭到镇压。是谁发起红卫兵的，不清楚。我在杭州会到的那位将军，对文化革命可毛的整修战略非常熟悉，他对我说，红卫兵这个事物既不是有计划的，也不是事先就预见到的。然而，他们的潜在力量很快地被毛看到了。受到了鼓励的红卫兵再度在北大兴起，并扩展到其他地方。他们次被镇压，接着发生了拉锯战。后来在6月，毛宣告：“红卫兵好得很”，于是红卫兵运动在全国爆发了。
后来被认为是刘少奇自我批评的检查书，可能不是真的，但它具有某种孤傲的味道，而且双不过份自贬，因而有几点似乎是可信的。其中有一点讲到，6月1日以后，在毛回到北京之前的“最初五十天中”，刘通过他的工作队，集中力量来贯彻他所理解的文化革命的几项目标。只是在回顾的时候，他才认识到力图孤立造反派和“反对揪斗干部”，是破坏了革命。
那份检查书说：“我怕乱，怕大民主，怕反革命上台。”然而，甚至在毛回到北京以后，这是继续亲自指挥干部的工作队。他说，这是因为“在8月5日以前，（他还）不理解（自己）犯了路线错误和方向错误”，并且“总是想要维持旧秩序，反对革命精神。……”
8月5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那一天是在有决定性意义的十一中全会召开前一星期，这次会议通过了文化革命的十六条纲领，并把刘少奇在最高权力机构中的地位从第二位拉下到第八位。8月5日又是毛泽东写出他自己那张大字报的一天。这张大字报的内容－－《炮打司令部》－－立即传遍全国。其后不久，毛就戴上了臂章，公开参加红卫兵革命造反派了。从那时候起到11月间，他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为推翻旧制度而斗争的一千一百万青年。
8月5日，当刘在《人民日报》上读到毛写的以下几行时，才终于明白了原来自己就是那个“司令部”：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
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
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
刘写道：“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委托我在毛主席不在北京时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在那麻烦多事的“五十天”中，刘就是这样的认识他自己的。既没有明确的指示，他又怎么能知道他应该取消自己和以他为首的党机关呢？他只能一如既往地干，并象毛多半预料他会那样的行动－－“保护干部”，从而落入了一个准备得很巧妙的圈套里。当主席在7月中出现，泰然地在长江游泳时，刘的惊奇也许不下于全国其余的人吧。
对刘来说，这场战斗已接近结束－－以毛的说法，如果是刘揭开了战幕的话－－但是直到第二年他才在报刊上被点名为“中国赫鲁晓夫”，并且直到1968年秋天他才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并声名狼藉地被开除党籍。
在那许多个月的时间里，革命从一个阶段发展到另一个阶段，青年们摧毁着旧机构，文革小组则设法领导他们在各级夺权，创建出一些更好的东西来。毛原以为要花大约一年的时间，结果花了三年多的时间。毛自己领导人民群众起来造所缔造的党的那些当权派的反，这已使人感到十分意外，而这架庞大机器对如此规模冲击的顽强抵抗，也同样使人感到十分惊异。这艘船建造得比许多人所想象的更为坚固－－而新船也不是一天所能建成的。
正如我预先说的那样，上面的简要说明作为历史是远远不能令人满意的。它是不完整的。我们实际上没有听到被打败者一方的诉说。它略去了许多重要的和变化着的事实，其中有象下列这样的一些沉痛的事情：忠心的老干部之间的分裂，以及在社会各部门，包括军队在内，发生的各派之间真正的但是有限的内战时刻。又如，在这个局面中周恩来应放到什么位置上才合适呢－－这个人在全国处于大变动、大动荡的时期，几乎是单人一手地在维持主要生产力量和行政效能。
如果把我叙述的故事从不久的过去转到当前，转到暴风雨过后比较平静的今天，这个问题，就象许多别的问题一样，也许可能得到较好的回答，如果只能回答一小部分的话。
《漫长的革命》
埃德加·斯诺著
四、军队、党和人民
（一四） 一种军队专政？
整个中国是一所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军队是这所学校的校长。“我们全都同军队连在一起，”周恩来总理说，他可以再加一句，“军队把我们全部连在一起了。”
周总理向我耐心地解释，为什么把重建后的党和政府内的个人分成“军人”和“非军人”是错误的。毛泽东不是“军人”吗？他是军队之父，和朱德一起组织了这个军队并从开始就领导它，他也是党的终身领袖。当毛任共和国的主席时（直到1958年止），他把党、政、军三位一体地统一于自身；作为党的军事委员会的终身主席，他自1935年以来一直是事实上的最高统帅。
1936年我在中国老红军（成为人民解放军之前）中第一次会见了周恩来时，他本人就是一位将军，在陕北指挥着东线的红军。1965年取消军衔制之前，林彪身着元帅星级的服装。
在所开创的世界之内，党居于一切的首位。但是，“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毛说，“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也就没有党。它们同生共长，相互依存，如中国人所说，“唇齿相依”。
内战时期，当我在中国的西北部第一次看到老红军的根据地时．对一个局外人来说，党的政治活动家同战斗部队中构共产党员通常是分辨不出来的。大家都穿同样的蓝色或灰色（看其褪色程度）的棉布制服，除有一块红领章以外，没有军阶标志（今天的情况还是这样）。他们住在同样的或差不多的宿舍里，和农民吃大致相同的饭食，面对着同样的危险和因苦，极少物质鼓励。政治委员常常就是司令员，司令员也常常就是政治委员，他们相互学习。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和接着重新发生的内战时期，情况部是如此。
l949年，随着胜利的到来，毛泽东说：“军队就是一个学校，二百一十万野战军，等于几千个大学和中学，一切工作干部，主要地依靠军队本身来解决。”
经过22年连续不断的武装斗争，才创立起这个革命“学校”：从民间招来的新干部也须来这里吸取经验，那时，城市工人防级多数人政治意识薄弱，持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主要是那些大部分出身于农民的军队中的共产党员，去组织和教育无产阶级干部，这就超出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意料。
共产党人接管这个大陆国家后，大规模地从军队外吸收党员的工作就迅速开展起来。到1956年，人民共和国建国仅7周年，党员己达1，000万，其中80％左右是革命以后入党的。1960年，党员有1，700万，其中70％是朝鲜战争以后入党的。而到1965年，据说党员已接近2，800万，另还有共青团员3，000万。党员中仍有2／3是农民出身，但行政人员中有许多资产阶级出身的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除上层以外，老党员是少数，并且人数在日益减少。
尽管如此，军队仍是一所“大学校”，是进行思想教育的基地。把民兵包括在内，它的高级党员，要比政府机关的任何其他一个部门都更为集中。
但至此画屏暗淡下来，复杂的历史情况在老兵之间造成了超过一代人的差距：在一条“战线”上是经历过长征或延安时代的人，在另一条“战线”上是后来参加革命的人。在比较巩固和已部分“社会主义化”的中国西北根据地，毛解决了使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上适应中国的情况，那里处理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影响问题的经验比华东要少得多，华东的新兵是在日本人战线后方的政权还不坚固的游击区里训练出来的。这后一种人要同更为复杂的阶级问题打交道，在直至海滨的这片人烟稠密的广大平原和盆地里，阶级问题是以豪绅支配的经济为基础的。
1949年，这“两条战线”汇合在一起，但是它们之间的隔阂决没有完全消除。刘少奇一向是华东平原的主要政治局委员，领导城市的地下工作。胜利以后他成为党内主管组织和训练新干部的头号官员。在那个时候，刘成了以城市为方向的党的化身，这个党同多少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一些先进知识分子的关系，同后来与苏联的技术援助项目有关的那些人的关系，同受到小资产阶级传统影响的一部分工人阶级的关系，都更加密切了。毛完全是土生土长的经验的化身，这种经验在广大农村深深扎根，在军队中实现了平等的传统并使军队与农民密切联系。
上述看法并不是去提供—个能“解释一切问题”的简单“公式”——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公式——而只是从有许多方面的复杂情况下提出被人忽略的一个重点以提醒大家而已。当要去了解今天中国人生活中军队优势的限度时，记住这一点是特别有用的。
有可信的证据表明，毛泽东曾希望弥合这个“裂缝”，彻底消除上面提到的分歧，并把“两条战线”团结起来，因而他在1956年接受党推选刘少奇担任他的第一副主席，1958年又把国家主席的职位让给刘。早在1959年，毛意识到裂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这样对待刘可能是一个错误的选择。我们已经看到，事情从那时起如何逐步发展为1966年到1969年的文化革命了。
只就刘与其堕落分子（毛是这样看他们的）盘据着管理部门官僚机构而论，革命的首要目的不只是清洗，而是全部摧毁他们掌握的国家权力机构。建设阶段——把权力“交给谁”的问题——甚至更加因难。1966年8月公报的指示“揭开”了第一阶段，数百万“基层队伍”——干部、学生、工人、普通群众——迅速起来发泄对长期压制他们的党员特权分子的不满。由于毛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推动和支持，党支部和党的外围组织——共青团、工会、党校，实际上都被“革命造反派”解散了。
新的群众组织，由红卫兵、工代会、党内造反派领导，夺取了地方的权力。“旧秩序”的领导者进行反击，通过名义上是“造反派”的代理人来恢复控制。一个接一个的临时委员会成立了又被推翻，新约领导人上来了又很快倒下去。在“中央小组”的指示下，上海是组成“三结合”革命委员会（由“可靠的党员干部”、新成立的群众组织代表和军队代表组成）的第一个城市。尽管非常缓慢而斗争十分激烈，其他省市的革命委员会也跟着成立了。
在各级组织中，造反派在选择新的形式和新的领导人问题上意见难于统一；他们分裂成几派，互相争斗，近乎无政府的状态盛行一时。奉军队之命，军队不许动用武器但要“支持左派”——即真正的造反派，不是“旧秩序”的傀儡——为保护国家财产而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