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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
在75所军事院校中学习的均为受过七年以上教育的青年人。共青团现在已成为空军的赞助者，把几千名优秀的青年送进空军，他们被培养成优秀的飞行员、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训练方法不断得到改善，训练计划中列入了有关在战斗中使用新式技术兵器的理论科目和实际作业。对于培养迅速成长的新的军种、兵种的干部给予了特别注意，关于这个问题党中央曾作出专门决议。高等军事教育也有进一步发展。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末期，已建成十三所军事学院，一所军事专科学校并在地方院校中设立五个军事系。
军队的阶级成分有了很大变化。旧的军事专家中只有那些经过考验忠于苏维埃政权的人保留了下来，而新的专业干部都来自工农，经过国内战争的锻炼，或者在军校中受过技术训练和政治教育。到1937年，军队的指挥人员中工农出身的占70％强，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占一半以上。
总之，一切进行得都很顺利。当然，苏联暂时还是单独一国建设新的社会，受到怀有敌意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外国间谍不惜人力和金钱企图扰乱我国人民的生活。但是，国家和军队一年比一年巩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道路十分明确，为大家所欢迎和支持。群众中表现出极大的劳动热情。
但是在1937年发生了一件反常的、完全不符合我们社会制度实质的、也不符合当时我国具体情况的事情，那就是进行了毫无道理的违反社会主义法制的军内大逮捕。
一些著名的军事领袖被捕，这自然不能不影响我们武装力量的发展及其战斗力。
1937年根据国防人民委员的命令，我担任了白俄罗斯军区骑兵第3军军长的职务。
不久，骑兵第6军军长Е·И·戈里亚切夫被任命为基辅特别军区副司令员，我被推荐担任第6军军长。我欣然接受了这个职务，因为第6军的训练水平和部队总的状况比第3军强，最主要的是，顿河哥萨克第4师在第6军编成内。我指挥这个师有四年多，很自然我对这个师特别有感情。
继我之后任骑兵第3军军长的是有经验的老骑兵指挥员Я·Т·切列维琴科。
在骑兵第6军中我必须进行重大的战役研究工作。我们研究得最多的是骑兵机械化集团军中骑兵的战斗使用问题。这在当时是一个重要的待解决的问题。我们认为，由3至4个骑兵师、2至3个坦克旅、1个摩托步兵师所编成的骑兵机械化集团军在轰炸航空兵、歼击航空兵和空降部队的密切协同下，可以在方面军编成内完成极为重要的战役任务，促使战略企图的顺利实现。
显然，在未来战争中，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坦克和机械化兵团，所以我们非常注意骑兵同坦克部队的协同问题及战斗和战役中对坦克防御的组织问题。
在第3军和第6军的各种野外演习中，实际上骑兵部队都是同独立坦克第21旅（旅长М·И·波塔波夫）或独立坦克第3旅（旅长В·В·诺维科夫）配合行动的。这两位旅长过去都是我的同事，我们在“战斗情况”中彼此非常容易理解。
骑兵第6军在战斗准备方面比其他部队要好得多。在这个军内除顿河哥萨克第4师外，琼格尔库班—捷列克哥萨克第6师也不错，它在训练方面，特别是战术、骑术和射击训练方面都很出色。这应感谢该师过去的师长Л·Я·瓦伊涅尔，他为了提高该师的战备水平耗费了不少心血。就是这些战斗力强的师组成了骑兵第1集团军的核心。
驻在奥西波维奇城的骑兵第29师较差。该师的师长是К·В·巴甫洛夫斯基（旅级），这个人从他的气质和性格来看都不适合于当骑兵，再则他各方面的修养也比其他指挥员差。
1937年秋季在白俄罗斯军区举行了军区规模的大演习，德国总参谋部的将官和军官作为客人被邀请参观了此次演习。国防人民委员К·Е·伏罗希洛夫和总参谋长Б·М·沙波什尼科夫也观看了演习。
军区来了一些新的干部，他们还缺乏足够的知识和指挥经验。他们还必须努力学习，才能成为称职的军事指挥员和合格的教育者。
在这里我不能不提起步兵军军长И·С·库佳科夫，我同他是多年的好友。我认识他有20多年了，始终钦佩他这样一位出色的指挥员和意志坚强的人。И·С·库佳科夫过去是沙皇军队中的一名士兵。在他所在的团里，他享有很高的威信，在革命最初的几天被士兵推举为团长。被前线的士兵推选出来，这是巨大的荣誉。得到这种荣誉必须具备优秀的品质：处处事事成为同志们的表率，有清醒的头脑，有同情心，了解并热爱其他人，了解其他人的想法和需要。
在国内战争年代，И·С·库佳科夫指挥恰帕耶夫第25师的步兵旅。在В·И·恰巴耶夫去世后，И·С·库佳科夫被任命为师长。由于他在同白卫军的战斗中指挥出色，荣获了三枚红旗勋章、一枚花拉子模共和国红旗勋章，以及荣誉武器。1937年И·С·库佳科夫被提升为伏尔加军区副司令员。
在我担任第6军军长时，我下功夫研究战役战略问题，因为我知道，对这方面的知识我还很欠缺。我很清楚，一个现代化军队的军长必须知道许多东西，必须顽强地钻研军事科学。
我阅读战史材料、军事学术经典著作和各种回忆录，我努力对现代战争、战役和战斗的特点做出结论。在进行师军指挥员导演、首长—司令部演习、实兵演习时，我亲自制定战役战术想定，这使我得益最大。
通过每一次这类演习，我都觉得获得了更多的知识和经验，这不仅对我自己的成长，而且对培养所属的青年干部，都是完全必要的。当参加作业或演习的部队、司令部或军官感到有明显收获时，我感到非常愉快。我认为，这就是对所付劳动的最大奖励。如果参加者通过作业学不到任何新东西，下级从上级那里学不到什么知识，那么，我认为这样的作业是对指挥员良心的直接责备，是说明他很不称职。我不想掩盖这样的事实，我们确有不少指挥员，他们的知识水平并不比自己的部属高。
当时，我对于军事，无论在理论方面或实际方面，都是循序渐进地、仔细地、按部就班地学，可是对于马列主义理论，很遗憾，我没有做到系统地学习。
这在当时，不仅我是如此，许多指挥员都如此。确实，党尽一切可能来提高红军指挥人员的思想理论水平。在每一所高等院校中都设立了有丰富内容的马列主义课程，但是，我们在这方面努力很不够。我们中间当时只有少数人能幸运地进入托尔马切夫军事政治学院学习。
我懂得，作为一个军长我必须认真地学习党政问题，我有时阅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直至深夜。应当承认，阅读这些著作对我来说是很吃力的，特别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的哲学著作。但是顽强学习就能收效。后来我很高兴，在困难面前我没有退缩，可以说是勇往直前继续学习。这对我很有好处，使我对我们武装力量的组织问题、我们党的对内对外政策问题有较深的理解。
我自己学习，也要求部属经常学习列宁的策略，否则就不可能很好地领导、训练和教育部队，也不可能在需要时率领部队为保卫祖国而战斗。
1938年，И·П·别洛夫和А·М·佩列梅托夫应召赴莫斯科。М·П·科瓦廖夫被任命为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员。М·П·科瓦廖夫我在国内战争时就认识。他好象是由军区副司令员晋升为军区司令员的。他是个非常热诚的人，他对战略、战役问题颇有研究，但对战术的理论和实践有更高的造诣。
М·А·普尔卡耶夫（军级）被任命为参谋长，他在卫国战争中表现很突出。
1938年末，军区召开各兵团指挥员会议，总结过去的军事训练、讨论以后的军事训练任务。
在会上，军区司令员М·П·科瓦廖夫和军区军事委员И·З·苏赛科夫作了报告。М·П·科瓦廖夫的报告很受欢迎。他讲得有内容，但我们大家都很清楚，科瓦廖夫赶不上乌博列维奇。我们感到，他还需要下很大功夫才能成为象白俄罗斯军区这样一个大军区的当之无愧的司令员。
会议结束时，军区军事委员会作了一般指示。这同以前И·П·乌博列维奇任司令员时的情况完全不同。那时召开各种会议时，都要参观新式技术兵器，实施试验示范性的陆空军演习、战役导演，等等。
1938年，我们骑兵第6军的军事训练基本上进行得很正常，年终我们军达到了很好的指标。
1938年底，我被推荐担任新的职务——白俄罗斯军区副司令员（主管骑兵）。Ф·И·库兹涅佐夫（军级）那时担任第一副司令员。战争初期，我指挥过西北方面军。我是接替И·Р·阿帕纳先科任副司令员，后者被调到基辅军区任副司令员。
作为副司令员，在平时我的任务是领导军区骑兵部队的军事训练和按作战计划规定与骑兵部队共同行动的独立坦克旅的军事训练。战争爆发后，我应指挥由4—5个骑兵师、3—4个独立坦克旅和其他加强部队组成的骑兵机械化集群。
我不愿意离开我所熟悉的军，但是指挥一个大战役军团的前景是很有诱惑力的，所以我同意担任新的职务。А·И·叶廖缅科继我之后被任命为骑兵第6军军长。
向军的各级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告别后，我去到当时白俄罗斯军区司令部的所在地斯摩棱斯克，在那里我受到军区司令员М·П·科瓦廖夫的热情欢迎。
在骑兵第3军和第6军工作期间我学到很多知识和经验，对那些在工作中给我以帮助的人们、为了我国伟大的国防事业而辛勤劳动的人们，我始终怀着感激的心情。
第七章 不宣而战的哈勒哈河（旧译哈勒欣河。——译者注）之役
1939年5月末，我作为白俄罗斯军区副司令员，正与几个助手在明斯克地域实施首长—司令部演习。参加演习的有军区的骑兵兵团和几个坦克兵团的指挥员、参谋长和作战参谋人员。
演习已结束，6月1日我们在位于明斯克的骑兵第3军司令部进行讲评。突然，军区军事委员И·З·苏赛科夫（师政委级）通知我，刚才莫斯科电话通知，令我立即动身，明天向国防人民委员报到。
我乘上受命后通过此地的第一趟列车前往莫斯科。6月2日清晨，我走进К·Е·伏罗希洛夫的接待室。
在人民委员手下工作的Р·П·赫梅利尼茨基奉命接待了我，他告诉我，К·Е·伏罗希洛夫已在等我。他说：
“你进去吧，我马上去命令给你准备远行的行装。”
“什么远行？”
“进去吧，人民委员会告诉你一切的。”
进门后，我向人民委员报告我已奉命来到。К·Е·伏罗希洛夫向我问好后，对我说：
“日军突然侵犯我友邻蒙古的边界。根据1936年3月12日的苏蒙条约，苏联政府有责任保卫蒙古不受任何外敌侵犯。这是入侵地区5月30日的情况图。”
我走近地图。
“在这一带，”人民委员指给我看，“日军长时间的对蒙古边防人员进行小规模的挑衅性袭击，而在这一带，日军的海拉尔警卫部队侵入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并袭击防卫哈勒哈河以东地区的蒙古边防部队。”
“我认为，”人民委员接着说，“这里孕育着严重的军事冒险。无论如何，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你是否可以立即飞到那边去，而如果需要的话，把部队的指挥权接过来？”
“我马上可以起飞。”
“非常好，”人民委员说，“你乘坐的飞机16点可准备好，在中央机场。你到斯莫罗基诺夫那儿去，在他那里你可以拿到必要的材料，同时商量一下今后同总参谋部的联系问题。派给你几个专业军官，在飞机上等你。再见，祝你成功！”
和人民委员分手后，我去到总参谋部，会见了代副总参谋长И·В·斯莫罗基诺夫，我以前见过他。在他的桌子上也摊着一张与人民委员那里同样的图。斯莫罗基诺夫说，人民委员已经向我介绍了情况，他没有可补充的，因此我们只安排了一下今后的联系问题。
И·В·斯莫罗基诺夫说：“我请你到达目的地后，立即弄清当地的情况，然后，坦率地告诉我们你的意见。”
说完以后，我们就分手了。
不久我们的飞机起飞，向蒙古方向飞去。在离开国境以前，在国内停留的最后一站是赤塔。军区军事委员会邀请我们去军区向我们介绍情况。在军区司令部我们见到了军区司令В·Ф·雅科夫列夫和军事委员Д·А·加帕诺维奇。他们告诉了我们最近的情况，新的情况就是日军飞机深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追逐我们的汽车，从空中对它们进行扫射。
6月5日晨，我们到达塔木察格布拉克。在第57特别军司令部我们见到了军长Н·В·费克连科、军政委М·С·尼基舍夫（团政委级）、参谋长А·М·库谢夫（旅级）及其他人。
在汇报情况的时候，А·М·库谢夫急忙说明，对情况还没有进行充分地研究。
从汇报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军的领导并不了解真实情况。我问Н·В·费克连科，他是否认为可以从距战场120公里以外的地方指挥部队。
他回答说：“我们坐在这里，当然，是远了一点。可是，在发生冲突的地域我们在作战方面尚未做好准备。前面电话电报线路连一公里也没有敷设，也没有现成的指挥所和着陆场。”
“面对这种情况，准备怎么办呢？”
“我们准备派人去搞木料，然后着手构筑指挥所。”
很明显，军的领导人中，除了政委М·С·尼基舍夫以外，没有人到过发生冲突的地域。我建议军长立即到前边去，在那里仔细地研究一下情况。但是，他借口莫斯科随时可能来电话找他，他让М·С·尼基舍夫同志和我同去。
一路上，政委详细地向我介绍了军里的情况、军的战斗力、司令部，以及一些指挥员和政工人员的情况。他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很称职，了解自己的部属，对他们的优缺点很清楚。
通过对发生冲突地域内的地形的观察，与我军和蒙军的指挥员、政工人员及参谋人员的谈话，使我们对已发生的战事的性质和规模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并对日军的作战能力有了概念。另外，也发现了我军和蒙军行动中的缺点，主要缺陷之一就是对日军缺之周密侦察。
各种情况说明，这不是边境冲突， 日军并未放弃其侵略我远东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疆土的企图，必须估计到，不久会发生大规模的行动。
考虑了全面的情况，我们得出结论：我驻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第57特别军的兵力无力阻止日军的军事冒险，特别是如果敌人同时在其他地域和从其他方向发动进攻的话，该军就更无能为力了。
返回指挥所，与军领导商讨之后，我们发出呈送国防人民委员的报告。在报告中我们简略地报告了苏蒙军队的行动计划：坚守哈勒哈河东岸的登陆场，同时准备从纵深进行反突击。第二天收到回答。人民委员完全同意我们对情况的判断和下一步行动计划。同一天收到人民委员的命令，解除Н·В·费克连科第57特别军军长的职务并任命我为该军军长。
考虑到情况的复杂性，我要求国防人民委员加强我们的航空兵部队，增调不少于3个步兵师和1个坦克旅的兵力到作战地域，并要求大大加强我们炮兵的力量。我们认为，不加强这些力量，无法取得胜利。
又过了一天，接到总参谋部的通知，同意我们的要求。给我们增派了空军力量，还派来了二十一名荣获苏联英雄称号的飞行员，领队的是我在白俄罗斯军区已很熟悉的著名飞行员Я·В·斯穆什克维奇。同时送来了新型飞机——现代化的伊—16和“鸥”型飞机。
荣获苏联英雄称号的飞行员在我们这里进行了大量的训练教育工作，他们把作战经验传授给新来的青年飞行员。不久这一工作即收到了显著效果。
6月22日，我们95架歼击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王上空与日军120架飞机进行了激烈的空战。有不少苏联英雄参加了此次空战，他们狠狠地教训了日本飞行员一顿。6月24日，日本空军再次进行密集袭击，也再次遭到痛击。失败后，日军指挥部极度混乱地将日机撤出战斗。
6月26日，近60架日机出现在“蒙古鱼”地域贝尔湖上空，与我方歼击机进行了激烈、残酷的空战。从各种迹象看，日军参加此次空战的已是较有经验的飞行员，但他们仍然未能取胜。后来证实，日军指挥部把在中国作战的所有部队中最优秀的空军力量调来参战。
从6月22日至26日的空战中，日军共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