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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对我国国土防空的状况极为关心，因为德国法西斯的空军活动得很疯狂。敌人对其空军曾寄予了极大希望。他们指望用大量飞机的突击来破坏我国西部地区的动员，打乱我浅近后方、运输和国家机关的工作，摧毁我国人民的抵抗意志。希特勒对这批空中强盗及其首领戈林倍加宠信，大肆奖赏。
最高统帅分析了当时的情况并考虑到国家要地防空状况的不利前景便精力充沛地着手加强对空防御。他请来了一批防空部门的领导干部，限他们在两天之内提出关于加强防空兵力兵器、改进防空系统的组织结构和指挥的原则性意见。红军炮兵主任Н·Н·沃罗诺夫将军，以及М·С·格罗马金将军、Д·А·茹拉夫廖夫将军、П·Ф·日加列夫将军、Н·Д·雅科夫列夫将军等人曾给斯大林提出了大量有用的意见。
当时对空防御最主要的任务是：掩护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其他那些生产坦克、飞机、炮兵装备，开采石油，有重要铁路交通干线通过，以及拥有动力和通信设施的大工业中心。
防空兵力兵器配备得最强的是莫斯科。7月份，莫斯科就已经拥有585架歼击机、964门高射炮、166挺大口径高射机枪、近一千具探照灯和大量的拦阻气球。
莫斯科的这样一种防空体系是十分有效的。实施密集空袭的法西斯空军遭受了极大损失，但仍然没有能成批地突入莫斯科。他们参加空袭的轰炸机加在一起有好几千架，但能够窜入城市上空的飞机却是屈指可数的（约占百分之二、三），而且就是这些少数的飞机也都不得不把它们携带的杀人武器盲目地到处乱扔。
在敌航空兵袭击莫斯科的时候，最高统帅不止一次地来到了首都防空指挥所的地下工事，亲自观察抗击敌空军的工作。茹拉夫廖夫将军在这里冷静沉着而有条不紊地指挥作战。空袭以后，斯大林通常还要再呆一会儿，并同指挥所的军官谈话，询问他们，要使对空防御能完成本身的任务，首先是能掩护好莫斯科，大本营还应该做些什么。
在战争的后几年，对空防御一直在继续不断改进，并在消灭希特勒侵略者的共同事业中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我到现在还是怀着十分尊敬和感激的心情回想起列宁格勒城和波罗的海舰队的防空人员；这些部队的战士和军官英勇巧妙地抗击了敌航空兵对城市和舰队几乎每天都在进行的大规模空袭。
当然，建立苏联战略领导机构曾花费了一定的时间，经历了一系列大的变动，这些变动是由战争进程和当时军事战略形势的特点所造成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军事科学根据早在伟大卫国战争之前就已积累的武装斗争经验，在军队指挥问题上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
战役战略一级的指挥和政工干部以及参谋人员基本上都是挑选得好的，而且都是从年轻的、精力充沛、能力强的军官和将军中挑选的。他们工作热情高，经常注意提高自己在战略和战役学方面的知识。总参谋部、海军总司令部、国防人民委员部下属各机关、各方面军、海军舰队、各军区的司令员和他们的司令部，在使军队保持最大战斗力和赢得胜利方面做了许多工作。
可是，由于我们在法西斯德国发动进攻的时刻缺乏象最高统帅部这样一种最高军事领导机关，因而在一开始就不能不影响到军队的指挥，不能不影响到初期战役的结果和总的战役战略态势。何况敌人已经在欧洲取得了不少关于组织战争、以突击兵力突然入侵他国的经验。应当承认，各方向总指挥部和各方面军首长在战争初期的军队指挥方面是有重大缺点的。这也对武装斗争的结果产生了不良影响。
人们有时候问我，为什么与法西斯德国开战前，我们实际上没有完全准备好对战争的领导和对各方面军军队的指挥呢？
首先我想公正地指出，当时的国防人民委员部和总参谋部的许多领导人过于迷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大部分战役战略一级的指挥人员，其中包括总参谋部的领导干部，理论上都已懂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作战特点和作战方法上都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实际上他们却按老框框准备战争。他们错误地认为，大的战争与过去一样从边境交战开始，然后敌人的主要兵力才开始进攻。但是这次战争却出乎预料，希特勒德国的所有陆军和空军从一开始就立即采取了进攻行动。
同样应当承认的是，国防人民委员和国防人民委员部的负责人对于军队战前准备工作中的缺点是负有一定责任的。而我，作为当时的总参谋长和国防人民委员最亲密的助手，对这些缺点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
最后，还有一个起重要作用的情况是，斯大林直到最后时刻，即直到希特勒开始进攻苏联之前，还没有放弃推迟战争的希望。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束缚了国防人民委员，使他直到1941年春都没有能向斯大林提出建立统帅部的方案。
在这一年的春末，我只得又一次而且是坚决地要求国防人民委员向斯大林报告，说明有必要研究一下总参谋部起草的有关组建统帅部的计划方案，同时请求批准组织一次大规模的首长司令部演习来实际检验这一设想。这一次，向斯大林作了报告，而且斯大林同意进行这样一次演习，只是距国境线要远一些，提出要在瓦尔代—奥尔沙—戈梅利—普肖尔河一线进行，然后再向他呈报关于统帅部的编制、职权范围和工作机构的设想方案。
1941年5月，对演习地区进行了勘察，但演习却没有能进行。由于没有时间，再加上其他的一些原因，实际筹备统帅部及其机关的措施也没有得到研究。
在我这本书的许多章节中还将谈到军队指挥方面的错误，特别是战争第一阶段（直到斯大林格勒反攻战役开始）的错误。当然，在我们这一最艰苦的阶段中，也不全都是错误。就在这一阶段中，我们准备并实施了一些大型战役，取得了一些胜利；我们还打破了敌人夺占列宁格勒的计划，并在莫斯科城下粉碎了法西斯德军。这一些和另一些战斗和交战使指挥人员学到了许多东西。我们的军队在成长，军队的领导工作在改进。克服了第一阶段的困难之后，最高统帅部和各方面军首长对武装斗争的领导就大为改进了。
从最高统帅部这个高度可以看得特别清楚，在战争中，错误同错误不尽相同：一些错误是可以改正的，而另一些错误则很难改正。一切都决定于错误的性质及其涉及的范围大小。战术范围的错误，从以往的经验看，上级领导可以很快纠正。但战役范围的错误，改起来就要困难得多，特别是当领导上不掌握必要的兵力兵器或时间以便在需要的地点和时刻投入战场时，更是这样。
为了纠正最高统帅部和某些方面军在1942年夏季所造成的战役战略性错误（这一错误使希特勒的军队得以前出到斯大林格勒地域和北高加索），需要全国作出极大的努力。
回顾以往，我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别国的军事政治领导能经得起类似的考验，能从当时所面临的极端不利的处境中找到出路。
众所周知，战略完全取决于政治，全国范围的军事政治性错误是很难纠正的。这样的错误只有那些进行正义战争并拥有必要的军事力量和物质条件的国家才有可能纠正。相反，如果战争的目的不符合人民的切身利益，那末，这样的错误通常就会导致彻底垮台的后果。
但也有根本无法纠正的错误。如象希特勒德国法西斯当局决定冒险进攻苏联的错误。这一错误之所以出现，原因在于他们离奇地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而对苏联这样一个存在着社会主义制度，军队、人民、党和政府一致的国家的潜在能力却估计不足。
希特勒及其周围的军政官员们，由于被以往那些轻易取得的胜利冲昏了头脑，竟认为他们的军队将势如破竹地踏遍苏维埃国家，就象他们过去在西欧所经历过的那样。但没有出现这种结果。按冒险主义、民族主义的法西斯思想行事的希特勒分子，没有能力搞清楚决定战争结局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在准备战争时就需要懂得，就需要根据研究社会和战争的科学冷静地加以解决的。
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清醒地分析了1942年我方战役失利的原因，依靠社会主义社会和国家制度无可争辩的优越性，出色地动员了全国的力量奋起抗击敌寇。由于人民忘我的支援，苏联最高统帅部找到了最适合于当时情况的斗争方式和方法，终于从敌人的手中夺取了主动权，然后使战争进程发生了有利于我的转变。
斯大林格勒战役以后，苏军各级指挥机构，直到最高统帅部在领导军事行动方面都达到了高度完善的地步。大部分方面军和集团军司令员在这方面的表现都很好。希特勒统帅部，由于丧失了主动权，无法克服在组织和实施战役过程中所出现的困难，这就大大加速了他们的彻底失败。这也是法西斯德国总崩溃的开端。
在战争过程中，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十分重视领导武装力量的问题。战争期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党中央委员会组织部和书记处共召开了200多次会议。会议通过的关于外交政策、经济和战略等问题的决定则分别由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苏联人民委员会、国防委员会或最高统帅部负责贯彻执行。
最高统帅部工作所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列宁关于集中指挥军队的原则。最高统帅部领导了武装力量在地面、海上和空中的一切作战活动，并通过使用预备队和游击队的力量在武装斗争过程中增强战略力量。最高统帅部的工作机关，前面已经说过，是总参谋部。
当然，新的作战样式和方法要求军队指挥系统作某些组织上的调整。通过采取一定措施，总参谋部把一部分职能交给了其他部。总参谋部本身的工作涉及到所有军兵种，即陆军、海军、空军等。它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战役和战略问题上，集中在全面深入地研究情况，集中在分析最高统帅部所定下的决心，并从组织上保障其贯彻执行。
由于进行了改组，总参谋部变成了一个更为得力、更加精干的机关，从而能够在整个战争期间更有成效地完成所受领的任务。当然，在改组之后，工作中也曾出现过一些缺点，但这只是一些个别情况，而且是由于碰到了某些复杂的问题。
为了改进对各方面军的指挥，1941年7月10日，国防委员会建立了三个方向总指挥部，即：
西北方向总指挥部（总司令为К·Е·伏罗希洛夫元帅，军事委员为А·А·日丹诺夫，参谋长为М·В·扎哈罗夫）；
西方向总指挥部（总司令为С·К·铁木辛哥元帅，军事委员为Н·А·布尔加宁，参谋长为Г·К·马兰金）；
西南方向总指挥部（总司令为С·М·布琼尼元帅，军事委员为Н·С·赫鲁晓夫，参谋长为А·П·波克罗夫斯基）。
国防委员会原打算通过建立方向总指挥部来协助最高统帅部更好地指挥部队，更好地组织各方面军以及空，海军之间的协同动作。原先设想，方向军事委员会应比方面军首长更善于利用当地的人力物力来支援武装斗争。
可是，方向总指挥部建立以后不几个月，就表明它起不了这种作用。最高统帅部仍象过去一样直接领导各方面军。在当时的实际情况下，方向总司令并不掌握用于影响军事行动进程的预备兵力和物质器材。没有最高统帅部的同意，他们就不能做出任何重大决定。这样，方向总指挥部便成了一级单纯的转达机构，终于在1942年撤销了。
最高统帅部只得重新指挥在广阔地区展开的众多方面军的作战。这当然困难很多，特别是在协调比邻作战的几个方面军时，更是如此。于是人们开始探索新的指挥方法，并且终于找到了一种能使战略领导机构直接影响各方面军活动的有效方式。这样就出现了一种非常独特的战略领导制度，即向最重要地段派出最高统帅部代表的制度。
军事史上有过这种先例。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最高统帅机构也曾把自己的代表直接派往前线，给予战役进程以重大影响。在伟大卫国战争的头几个月里，鉴于当时的情况，一些苏军将军也曾受最高统帅部委托，到作战部队去工作，他们运用上级赋予的权力，促成了战场形势的好转。而在经历了一年战争的现在，在前线特定地段工作的最高统帅部代表，他的活动的目的更加明确。从这时开始，最高统帅部开始只向当时负有主要任务（如决定最重要战役或战局的进程）的方面军或方面军群派出代表。
担任最高统帅部代表的都是最有军事素养的军事首长。他们对情况了如指掌，而且通常都直接参与制定当前战役的企图和计划。最高统帅部始终要求自己的代表对战役实施领导，要求他们对战役的实施情况负起全部责任，并且为此授给他们以全权。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想援引1942年5月斯大林拍给派往克里木方面军的最高统帅部代表Л·З·梅赫利斯的一份电报。
当斯大林从Л·З·梅赫利斯的电报中发现他企图推脱他对苏军在刻赤半岛招致重大失利所应负的责任时，向他指出：
“你所采取的是一种对克里木方面军的行动不负责任的、旁观者的奇怪立场。采取这样的立场十分方便，但却是极其恶劣的。你在克里木方面军不是—个旁观者，而是最高统帅部的负责的代表，对方面军的一切成败负有责任，你有义务纠正方面军领导的错误。你应当和方面军领导共同对方面军左翼不堪一击的状况负责。如果整个‘情况表明，敌人一早将要进攻！’你不采取各种措施来组织抗击，只是消极地进行批评，那对你就更糟。这就是说，你还没有懂得，派你到克里木方面军去，不是当监察员，而是当最高统帅部的负责的代表。”
对于这样一份把最高统帅部代表的责任规定得极其清楚的文件，未必还需要作什么解释了。
随着苏军进攻战役规模的扩大，最高统帅部代表的责任也有所改变。例如，在1944年的夏季战局中，我军在西部战略方向执行“巴格拉季昂”计划。根据这个由最高统帅部、总参谋部和各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共同制定的计划，我四个方面军、远程航空兵和游击队同时对敌人实施突击，任务是粉碎法西斯德国主要军队集团即“中央”集团军群。
客观形势当时要求扩大最高统帅部代表的职权。在白俄罗斯战役中，赋予最高统帅部代表的权力是直接领导数个方面军作战。我个人当时就受领了领导白俄罗斯第2、第1方面军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任务。而同我们协同作战的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华西列夫斯基，则负责领导波罗的海沿岸第2、第1方面军和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的进攻。
我认为，最高统帅部采取的这种措施，在当时使它的代表得到了广泛的主动权，因此能够灵活自如地指挥军队。各部队受领的任务完成得很顺利，红军解放了苏联的白俄罗斯全境、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的大部、乌克兰的西部各州和波兰的东南部地区。
最高统帅部派出过哪些人到作战部队去充当自己的主要代表呢？
首先是最高统帅部的成员，其中包括：К·Е·伏罗希洛夫、Г·К·朱可夫和С·К·铁木辛哥。最高统帅部在部队的常驻代表则是总参谋长А·М·华西列夫斯基。
除去这些主要代表外，最高统帅部还向部队派出过Н·Н·沃罗诺夫将军、А·И·安东诺夫将军、С·М·什捷缅科将军、Л·З·梅赫利斯将军等。
除了负责直接在现地贯彻最高统帅部某个战役的决心的全权代表之外，最高统帅部还派出过军兵种代表。他们到部队去的任务是帮助部队领导人和最高统帅部主要代表组织不同军兵种作战。
战争期间，我个人以最高统帅部代表的身分去作战部队工作不少于15次。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华西列夫斯基也同样多次到过各方面军。我们曾不止一次地一同出发去作战地区参加象斯大林格勒战役、库尔斯克弧形地带会战、进攻乌克兰第聂伯河右岸地区和解放白俄罗斯等大规模战役的准备工作和组织实施。凡是同华西列夫斯基一起工作过的人，总要谈到他渊博的知识和精确而清晰的思维能力。А·М·华西列夫斯基不能容忍工作上的敷衍塞责现象和“碰运气，想当然”的作风，而总是要求准备战役的参谋人员提供高度准确的情报资料和说理充分的分析意见。我经常总是十分满意地回忆我们在组织和实施各次战役中·融洽友好的工作经历。
最高统帅部代表不直接指挥各方面军。这一权力仍掌握在各方面军司令员手里。但最高统帅部代表却可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