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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北部芬兰白匪和尤登尼奇的部队准备向彼得格勒进攻。协约国企图拉拢我国周围所有的资产阶级小国参加进攻。
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和富农的反革命组织在我国后方组织了暴动、叛乱、破坏活动和怠工。向前线运送部队的铁路线，以及往前线和后方运送急需的粮食、武器和其他重要物资的工作经常遭到破坏。
布尔什维克党组织了工人开赴农村征收粮食。农村贫农根据1918年6月1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联合起来组成了贫农委员会（贫协），他们援助了工人。
列宁写道：“或者是有觉悟的先进工人把贫农群众团结到自己周围，建立铁一般的秩序，建立严厉无情的政权，即真正无产阶级专政，从而获得胜利，强迫富农服从，并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合理地分配粮食和燃料的办法；
或者是资产阶级依靠富农的帮助，依靠无气节的和昏头昏脑的人（无政府主义者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间接支持，把苏维埃政权推翻，拥立一个亲德的或亲日的科尔尼洛夫，这个科尔尼洛夫就会强迫人民每日工作16小时，每星期领得1/8磅的面包，枪杀工人群众，在审讯室里拷打，象在芬兰和乌克兰那样。
或者是这样，或者是那样。
中间道路是没有的。
国内状况危急到了极点。”（《列宁选集》1960年，人民出版社，第3卷第563页。）
反苏特务机关利用欺骗和造谣，极力破坏人民对党和政府，对红军领导人的信任。很遗憾，初期他们的阴谋有时还曾得逞。尤其在那些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苏维埃法律遭到肆意践踏、因而一些不坚定的居民产生动摇的地方，更为猖狂。
我愿意在此抄录一封佰，这是我在察里津附近收到的，我童年时代的朋友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朱可夫写给我的。这封信我一直保存着。
“亲爱的朋友格奥尔吉！自从你参加红军以后，几乎我们所有的朋友和熟人都应征入伍了。我又不走运，没有能到作战部队，而是被派往沃罗涅日省的征粮队，征收富农手中的粮食。当然，这也是不可缺少的工作，可是，我是一个兵，我会打仗，我认为一个没有经过战争锻炼的人也可以代替我在这儿工作。但是我要告诉你的不是这件事。
你还记得我和你关于社会革命党人的争论和分歧吧：我过去曾认为，社会革命党人是人民的朋友，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其中也包括农民的利益而与沙皇制度作斗争的。现在，我同意你的意见，他们是下流痞！他们不是人民的朋友，他们是富农的朋友，他们是一切反苏活动、土匪活动的组织者。
前几天，当地的富农在隐藏的社会革命党人的指挥下袭击了我们护送运粮马队的征粮队警卫，他们残暴地杀害了我们的警卫人员。他们杀死了我最要好的朋友柯利亚·加夫里洛夫。他生在马洛亚罗斯拉韦次。我的另一个好朋友谢苗·伊万尼申被他们戳瞎了眼睛、砍断了右手抛在路旁。现在他的情况很危险，大概快死了。真可惜，他是一个漂亮小伙子，快活的舞蹈家。我们全队决定，一定要报仇，给这般魔鬼以狠狠的打击，让他们记住一辈子。
你的朋友帕维尔”
收到这封信以后，我就再没有听到过帕维尔·朱可夫的消息。直到1922年我才得知，他在坦波夫省某地死在富农的手里……
列宁、党中央和政府考虑来自南方的新的严重威胁，作出了一系列极为重要的决定。
1919年7月3—4日，俄共（布）中央召开全会，全会的主要注意力放在国防问题和南线的形势方面，当时南线是共和国的主要战线。这次全会最为重要的结论反映在列宁起草的中央给各级党组织的一封信《大家都去同邓尼金作斗争！》中。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工人和红军战士代表苏维埃、全俄工会理事会和莫斯科工厂委员会代表的联席会议上，7月4日В·Н·列宁出席作了《关于目前形势和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报告。
当时重新提出了红军吸收旧军事专家的问题和对他们应采取关切态度的问题。
俄共（布）中央的信中写道：“成百上千的军事专家现在叛变我们，而且将来还会叛变我们。……但我们这里还有成千上万的军事专家在按部就班地和长期地工作着，没有他们参加，便不能把克服了该死的游击习气而成长起来的并在东部获得辉煌胜利的红军建立起来。领导我们军事机关的富有经验的人们公正地指出，在最严格地执行了党的军事专家政策和根除游击习气的政策的地方，在纪律最巩固的地方，在最注意军队政治工作和政治委员工作的地方，……军队中就没有松懈现象，军队的秩序和士气就要好些，胜利也就多些……”（《列宁军事文集》，1981年，战士出版社，第557页。）
回忆同旧军队的军官一起工作时的情况，应当说，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我国人民的诚实、善良并忠于祖国的儿子。在与敌人的斗争中，当需要献出生命时，他们总是处之泰然，英勇无畏视死如归。他们有一个不足之处，那就是不善于对待战士。他们举止有些孤癖，同红军战士群众找不到共同语言。他们之中只有少数能够做到既是指挥员、首长，同时又是士兵年长的同志。
我记得在党组织里我们不止一次谈到同旧军官的相互关系问题，我们尽力对他们表示广泛的信任。当然，在共产党员中间也有一些空谈家，他们认为“军事反对派”是对的，认为旧军官都是白匪分子，认为这些旧军官是不可能习惯苏维埃制度的，他们会把坚持条令规定和纪律与农奴制混为一谈的。但是，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军事反对派”的观点在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上遭到压倒多数的反对。
军事专家们注意观察第八次党代表大会的工作，他们明白了，党是信任、重视和关怀他们的。他们与红军战士群众和党组织更靠近了。由原沙皇军队军官中选拔出来的指挥人员对处理纪律和勤务方面的工作比较积极了，要求更严格了。这一切对军队的战斗准备和作战能力起了很好的作用。那种试图破坏对旧军官的信任的企图被政治委员、党政工作人员、甚至红军战士彻底终止了。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1919年3月），总的说来，对红军给予了极大的注意。党的军事政策的实质就是如何尽快地完成由志愿兵组成的、半游击队式的军队向正规化的常备军完全、彻底的过渡。这支正规化的常备军应有铁的纪律、统一的征兵制度、统一的编制和指挥。党的这些基本观点都包含在列宁的报告和发言之中，包括在大会所通过的新的党纲和有关军事问题的决议之中。
事实证明第八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党为巩固红军部队而进一步采取的一切措施都是正确的。他们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敌人正在尽一切力量，企图扼杀苏维埃国家。
在邓尼金的部队占领察里津、鲍里索格列布斯克、巴拉绍夫、克拉斯诺格勒及其他极为重要的地方后，协约国开始催促邓尼金赶快向莫斯科进军。当邓尼金从其特务处得知红军准备反攻的情报后，他为了破坏我们的反攻，匆忙先于我们实施了一系列集中突击，以夺取主动权。
1919年8月，马蒙托夫的骑兵军在新霍皮尔斯克地域突破了我第8集团军的防线，前出到我南线的后方，向存有大量物资的坦波夫推进。此时，邓尼金又用库切波夫的第1军团向我第13和第14集团军的结合部进攻，开始把我军压向库尔斯克和沃罗日巴。激战后，敌人占领了库尔斯克、奥廖尔和沃罗涅日，从南面向莫斯科逼近。
在此复杂的情况下，共产党和列宁的党中央以极大的力量，采取了政治和军事的措施来反击白匪军——红军在奥廖尔和沃罗涅日附近取得了胜利，使同邓尼金的斗争发生了转折；又在彼得格勒附近打败了尤登尼奇。红军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各团向南方发起了反攻。在察里津附近、在巴赫齐亚罗夫卡和扎普拉夫诺耶地域同高加索部队作战的还有我骑兵第“团。我们清晰地听见在察里津地区和从卡梅申通往察里津的接近路上不断传来的隆隆炮声。在这些战斗中，敌人遭到巨大损失，而我军的损失也不小。
9月上半月充满了激烈战斗，形势发展很快并出现急剧变化。在察里津附近，10月里只进行了一些小规模的战斗，我们对于莫斯科方面所发生的大事件只知道大概的轮廓。
在扎普拉夫诺耶和阿赫图巴之间的一次战斗中，当与卡尔梅克基白匪部队进行白刃战时，我被手榴弹炸伤。弹片深深地嵌入我的左脚和左肋部。我被送进医院，这个医院我曾有一次因患伤寒病住过。从医院出来时，我身体极为虚弱，给了我一个月假恢复健康。
我回到父母所在的村庄。村里人的情况都很困难，但他们并不沮丧。贫农已联合起来，组成贫农委员会（贫协），积极参加向富农夺回粮食的活动。中农，尽管看到前线很困难，仍越来越倾向于苏维埃政权，其中只有少数对党和政府的措施抱抵触情绪。这主要是一些经济地位接近富农的人。
假期很快过去了，我到兵役局请求派我去作战部队。但我身体还很弱，我被送到特维尔的一个后备营，准备以后到红军指挥员训练班去学习。
1920年1月，我被派到梁赞第1骑兵训练班。它位于梁赞省的斯塔罗日洛沃，在一座过去的地主庄园里。
训练班的学员主要来自战斗中表现突出的骑兵。训练班让我兼任第1学员骑兵连司务长。这个职务我在旧军队时就很熟习。学员骑兵连连长В·Д·赫拉姆采夫还委托我教学员掌握冷兵器（长矛、马刀）、白刃战，进行队列教练和体育训练。
В·Д·赫拉姆采夫过去是沙皇军队的军官，他始终姿态端正，是学员的榜样。负责队列教练的Г·С·杰斯尼茨基也很称职。队列指挥工作主要由旧军事专家——旧军官担任。他们工作很认真，但多少有些‘等因奉此”，官样文章。学员的思想教育工作由党组织和政治部门负责，文化课由受过军事训练的教员教授。而政治经济学课程由一些短期速成培养的教员担任，他们自己对这类问题往往也很糊涂并不比我们这些一窍不通的人强多少。
学员中多数文化水平不高。因为他们在革命前是没有文化的工人和农民。但是，对他们应有充分的估计，他们学习非常努力，他们懂得，学习时间很短，而要成为一个称职的红军指挥员，需要学习很多东西。
7月中旬，学员仓促乘坐列车出发。谁也不知道到哪里去。可以看出的只是，列车正向莫斯科方向开去。在莫斯科全体学员驻进列弗尔托夫兵营。在这一兵营里已驻有特维尔和莫斯科的学员。别人告诉我们，训练班将编入莫斯科第2学员旅，它是由2个步兵团和1个骑兵团组成的，将开往攻打弗兰格尔的前线。我们得到了一切必需的作战装备和武器。发给我们的装备和马具都是新的，从外表看来我们很神气。
在莫斯科我有不少朋友和熟人。真想在开赴前线以前去看看他们，特别是我日夜想念的女友。但是很遗憾，谁我也没有能够拜访。连首长因各种各样的原因经常外出，我作为司务长照例被留下负责。不得已我只能写信告诉他们。不知是否就因为这件事，或者是因为其他原因，我和玛丽亚之间出现了不和；不久我得知，她出嫁了。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碰到过她。
8月份，我们学员混成团（团长为Г·П·霍尔穆什科，政委是В·А·克雷洛夫）在莫斯科第2学员旅的编成内集中到克拉斯诺达尔，然后从该地出发去攻打弗兰格尔的军队，也就是粉碎乌拉卡伊将军的登陆部队。
1920年夏天，形势已很清楚，资产阶级地主老爷的波兰尽管获得暂时胜利，它未必能把反对苏维埃俄罗斯的战争继续下去。当时红军的数量大大超过300万人。因此，协约国的统治者商定再组织一次反苏维埃俄罗斯的进攻。这一次他们除了地主资产阶级波兰的武装力量以外，还依靠在克里木组成的弗兰格尔男爵的军队。
他们答应给弗兰格尔以无限的援助。而弗兰格尔也公开表示，他一定偿还协约国的一切支付并彻底还清沙皇的一切债务。
1920年5月，弗兰格尔的军队有约13万步兵和4，500名骑兵。但是，想依靠这样一支力量重新展开反苏维埃国家的大规模行动是不够的。在克里木一带弗兰格尔已不可能获得任何补充，他决定突入北塔夫里亚。但在此地他未能达到目的，他没有能进入顿巴斯和顿河流域。
后来，弗兰格尔在其回忆录中写道：“补充军队的唯一来源是哥萨克居住的地带……在邓尼金将军的军队溃败以后，几万名哥萨克带着马匹、武器和装备流散回家。大批的战斗储备品流散在北高加索和顿河流域……这一带的物质资源也很丰富。这一切就迫使我们不得不把我们的斗争转移到哥萨克人的地域。”
弗兰格尔认为，在库班一带白匪的活动正在开展，他还把希望寄托在弗斯基科夫将军指挥的所谓“俄罗斯复兴军”身上。但是，他过高地估计了这些力量。他把希望当成现实，把期望放在哥萨克身上，更确切地说他把期望放在库班富农的活动上。
当时库班哥萨克的大部分人已经明白，白卫军和受协约国补贴的“最高政府”将会带给他们什么。
我们的指挥员、政治委员和红军战士尽一切努力使库班人明白我们斗争的真正目的，使他们懂得必须尽快肃清一切反对苏维埃的匪帮。
同时，我们对最贫苦的哥萨克人和红军战士家属进行了大量的多方面的帮助。在居民中的这种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白匪在红军到来以前榨干了贫苦的哥萨克人，常常夺走他们最后的一块面包，并且千方百计地欺侮他们。
我记得有一天晚上团政委到我们连来，建议我们劳动几天为贫农和红军战士家属修理房舍和农具。我们愉快地同意了。
团政委В·А·克雷洛夫担负了最困难的工作——清理公用井，因为白卫军在井里填满了垃圾。井相当深，当他下到井底时，憋得透不过气来。当把政委拉上来时，差一点快憋死了，但是，他休息一会儿以后，命令再把他放下井底。过一段时间，又把他拉上来，就这样一直继续到把井清理干净为止。到晚上，全村都在谈论着政委的英勇行为。
当全部工作结束以后，哥萨克人邀请我们全体参加友好的欢宴。吃饭时我们谈了许多知心话，他们非常感谢我们对他们的帮助。当然劳动过程中也出了一些笑话。有一群学员，他们的任务是给一位哥萨克寡妇修理草棚和马具，结果他们却替一个同姓的富农家干了这项活。这件事使大家捧腹大笑，而这些“肇事者”则垂头丧气。
8月份，我们学员混成团起初被派去攻打弗兰格尔的乌拉卡伊将军的登陆队，后来又去攻打乌鲁普斯卡亚镇、别斯科尔勃纳亚镇和奥特拉德纳亚镇的弗斯基科夫和克雷扎诺夫匪徒。这班匪徒很快就被消灭了。残余酌部分在孟什维克格鲁吉亚政府的掩护下逃跑了，而弗斯基科夫逃往克里木，投奔弗兰格尔了。
我们没有能参加在克里木最后歼灭弗兰格尔军队的战役，因为训练最好的学员提前毕业，去补充在与弗兰格尔部队的战斗中有大量指挥人员伤亡的骑兵部队。
毕业典礼是在阿尔马维尔城举行的，第9集团军野战司令部当时设在该城。我们团剩下的学员受命追击逃往高加索山里的匪徒。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得知，我们学员团在达吉斯坦山里的某个地方遭到敌人的伏击，损失很大。许多指挥员和战士受到匪徒非人的折磨。我们大家敬爱的团政委牺牲了。
毕业的大部分学员被派往独立骑兵第14旅。当时该旅驻在新热列利耶夫斯卡亚镇附近，负责继续肃清芦苇地带的乌拉卡伊匪徒的和当地匪徒的残部。我被分配到骑兵第1团，这个团当时是由一位顿河哥萨克的老战士、人称勇士和侠客的安德烈耶夫指挥。派到该团的还有我学习时候的朋友戈列洛夫、米哈伊洛夫和乌哈奇—奥戈罗维奇（很遗憾，我记不得他们的名字了）。
我们来到司令部，交出证件，然后团长接见了我们。他看了一眼我们的红裤子，不以为然地说：
“我的战士可不喜欢穿红裤子的指挥员。”
那怎么办呢？这是我们唯一的裤子，给学员没有发其他的裤子。看来对我们有点不放心似的，他又说：
“我们的战士多是过去的老兵，我们可不赏识没经受过炮火考验的人。”
在这几句，说实话，很不客气的开场白以后，他就问我们下列问题：哪儿人，是否是党员，打过仗没有，什么时候打的，在哪儿，等等。当了解到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