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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总是有根有据而且道理十分充分。
丘吉尔快要离开波茨坦的时候，曾在他住的别墅里举行招待会。苏联方面应邀出席的有斯大林，В·М·莫洛托夫，总参谋长А·И·安东诺夫和我。美国方面出席的有总统杜鲁门、国务卿贝尔纳斯和总参谋长马歇尔五星上将。在场的英国人有亚历山大元帅、总参谋长布鲁克元帅等。
在波茨坦会议前，我跟丘吉尔只在莫斯科短短地见过一次面，没有谈过话。在这次招待会上，他对我非常注意，向我询问了一些交战的情况。
他还问到我对英军统帅部的评价，以及对同盟国远征军在西德进行的各次战役的看法。我高度评价了通过英吉利海峡的登陆战役，这使他感到高兴。
“但是我要使你感到不快，丘吉尔先生，”我接着说道。
“怎么呢？”丘吉尔警觉地问道。
“我认为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犯了一系列严重的错误。如果不是德军统帅部对情况判断错误的话，盟军登陆后的进展可能大大地减慢。”
丘吉尔对此未表示任何不同的意见。看来，他不愿意深谈这个话题。
在招待会上，第一个讲话的是美国总统杜鲁门。
他指出了苏联对击败法西斯德国作出的卓越贡献，建议为苏联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斯大林干第一杯酒。
斯大林则提议为丘吉尔干杯，说他在英国极困难的战争年代里，肩负起了同希特勒德国作斗争的领导责任，并胜利地完成了自己担负的重大任务。
十分出人意外，丘吉尔忽然举杯向我祝酒。我别无他法，只好也向他祝了酒。当我感谢丘吉尔对我表示的殷勤盛意时，我竟不自觉地把他称为“同志”。马上我就觉察到了В·М·莫洛托夫那困惑莫解的目光，自己也有些发窘。于是我便随机应变，举杯祝贺我们在这次战争中的战友（在俄语中，战友的第一个词与同志一词相同。——译者注）和盟友——反法西斯同盟各国军队的士兵、军官和将军们，所取得的彻底击败法西斯德国的胜利。这样，我便不再有什么错误了。
当我第二天在斯大林那儿时，他和在场的人都为我这样快就得到了丘吉尔这位“同志”而发笑。
从7月28日起，新当选为英国首相的工党领袖艾德里，代替丘吉尔担任了英国代表团团长。
与丘吉尔不同，艾德里表现得比较审慎，然而他奉行与丘吉尔同样的政治路线，对旧的保守党政府的政策未作任何修改。
在会议过程中，斯大林还审查并决定了我向他报告的有关德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例如，他批准了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关于在波罗的海沿岸组织捕鱼”决定。原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部队应在1945年下半年捕获21，000吨鱼。
应当指出，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决定，因为德国东部的牲畜总头数在苏军占领以前已大大减少，供给鱼类对德国居民的经济生活具有重大意义。
斯大林在动身返回莫斯科以前，曾详细了解了将军队撤回苏联的计划，以及从德国遣返苏联公民的进程。他要求采取一切措施，使苏联人得以尽快返回祖国。
波茨坦会议一闭幕，斯大林立即动身返回莫斯科，临行前就对德管制委员会内如何贯彻会议决议的问题，给我们作了指示。
为了拟制出分配法西斯德国舰船的决议，设立了一个三国委员会。代表苏联参加的是Г·И·列夫琴科海军上将，英国的全权代表是约翰·迈尔斯和巴勒海军上将，美国的全权代表是金海军上将。
Г·И·列夫琴科海军上将做了大量工作，以促使各盟国履行波茨坦会议的决议的条文。他曾以坚定的立场就此问题同蒙哥马利元帅、巴勒海军上将和艾森豪威尔作过多次谈话，后来还要求在管制委员会内进行讨论。问题终于获得解决，苏联总共得到656艘军舰和各类运输船只。其中大部分不需修理就可使用。
波茨坦会议虽然存在着无法避免的争论和分歧，然而总的说来，它体现了各大强国（这些强国的政策在战后影响极大）要求奠定合作基础的愿望。
这一切在波茨坦会议期间以及会议闭幕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对管制委员会各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也起了作用。在管制委员会里，苏联代表竭力履行会议通过的各项决议。我们的美国和英国同僚在会议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同样也遵守了会议决议所规定的义务。
遗憾的是，这种政治气氛很快就发生了变化。伦敦外长会议上的分歧，成了改变方向的重大推动力。丘吉尔在富尔顿发表的反苏演说，对此更起了特别的促进作用。管制委员会的美英两国负责人，象接到了统一的口令一样，在一切问题上都变得难以商量了，而且在一切原则问题上，他们都开始蛮横地阻挠波茨坦决议的贯彻。
从管制委员会成立起，在我和艾森豪威尔、蒙哥马利、柯尼格之间，以及在我的副手В·Д·索科洛夫斯基和克莱、罗伯逊之间建立起来的良好相互关系，越来越暗淡。要寻找解决争执问题的可能，也变得越来越困难。特别是在讨论下列主要问题时，情况更是如此。这些问题是：在英美占领区内消除德国军国主义的军事经济潜力，解除德军部队的武装，在英美占领区内坚决根除法西斯主义和各种各样的纳粹团体。显然，我们的西方军事同僚受领了新的指示，这些指示是以美英帝国主义集团敌视苏联的政策为依据的。
经多次调查，我们查明，英国人不顾我们的抗议，在其占领区内仍继续保留着德军部队。于是，我不得不向管制委员会递交关于在英国占领区内存在前希特勒军队的有组织的部队的备忘录。该备忘录的内容如下：
“根据1945年6月5日签署的关于击败德国的宣言，以及波茨坦会议有关德国的决议：
——德国的或在德国控制下的一切武装力量，包括陆军、空军、防空部队、海军、党卫军、冲锋队和秘密警察，以及其他一切武装力量或拥有武器的辅助组织，不管其位于何处，均应彻底解除武装……
——德国所有的陆军、海军、空军、党卫军、冲锋队、自卫军、秘密警察及其全部机构、司令部和各种组织，连同总参谋部、军官团、后备队、军事学校、退伍军人之一切组织，和其他一切军事、半军事团体，以及用以继续保持德国军事传统之俱乐部和协会等，均应完全彻底废除，以永远禁止德国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复活或改组……
然而根据苏军统帅部掌握的情报和外国报刊的材料，在德国的英军占领区内，仍然保存着德国武装力量，德国的陆军、海军和空军。德国的缪列尔集团军群改名为诺尔德集团军群后，迄今仍然存在。该集团军群设有野战指挥部和司令部。司令部下设作战处、侦察处、军需处、军官团、汽车运输处和卫生部门。
诺尔德集团军群拥有陆军、空军和防空兵的兵团和部队。它编有什托克豪生和维特霍弗两个军群，每个军群的兵力均在10万人以上。
在德国的英军占领区内，建立了5个军一级的德国军区，每个军区都有自己的指挥部和勤务部门。这几个军区的指挥部位于哈莫尔、伊策霍、新明斯特—伦茨堡、弗伦斯堡和汉堡。
在德国的英军占领区内，除上述各德国军区外，还在下列城镇建立了25个区、县一级的德国军队的警备司令部。这些城镇是：平涅贝克，泽格贝克，吕贝克，劳恩堡，伊德尔津，黑格尔基亨，贝临什德特，伊策霍，石勒苏益格，埃肯弗尔德，胡祖姆，韦斯特兰，文堡，海本，马尔涅，维舍尔尤伦，汉施德茨，美尔多尔弗和阿耳贝尔斯多尔弗。
英占区的德国空军组成了空军第2军区。它编有防空兵团（高射炮兵第18师）、轰炸机中队、歼击机中队、强击机中队和近距离侦察机群。空军第2军区的司令部，类似战时空军集团军的司令部。
在德国的英军占领区内的德国武装力量，拥有5个团以上的通信兵部队，并拥有坦克部队和广泛的军事医院网。德国海军现在称为扫雷勤务部队，设有司令部，并编有护卫舰艇总队和区舰队。
除上述德国兵团、部队和勤务部门外，在石勒苏英格—荷尔斯泰因省还有近百万处于非战俘状态的德国士兵和军官，正在从事战斗训练。
上面列举的一切陆、海、空军的部队、兵团和勤务部门，均按军队标准得到各类给养供应。其人员配带有识别符号和军事勋章，并享受薪金照付的休假。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在德国的英军占领区内保留着德国陆、海、空三军的领导机构以及陆、海、空三军和防空兵的兵团、部队和勤务部门，这是不能以英军占领区的任何特殊情况作解释的。
在英军占领区内保留着：
——德国诺尔德集团军群；
——什托克豪生军群；
——维特霍弗军群；
——空军第2军区；
——位于哈莫尔、伊策霍、新明斯特—伦茨堡、弗伦斯堡和汉堡的各军区指挥部；
——25个区县一级的军事警备司令部；
——通信兵部队；
——坦克分队；
这是同波茨坦会议决议和关于击败德国的宣言相矛盾的。
苏军统帅部认为有必要要求管制委员会派遣专门小组前往英军占领区，以便就地了解解除德军武装和解散德军工作的实施情况。”
当在管制委员会讨论苏联的上述备忘录时，蒙哥马利在事实的压力下，不得不承认在英军占领区内的确存在着似乎是在“等待解散”或在他的领导下“进行工作的”有组织的德军部队。
他企图将这一切解释成是，在解散德国士兵肘遇到了“技术上的困难”。
我们在管制委员会内还了解到，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是知道这一切情况的。
后来，在管制委员会1945年儿月份的会议上，蒙哥马利曾就此问题说道：
“如果有人告诉我说，我们在这一问题上所奉行的路线与我的美国同僚所奉行的路线有什么差别的话，我是会感到惊讶的，因为我们奉行的路线从一开始就是由艾森豪威尔领导下的联军统帅部制定的。”
于是，一切都变得十分清楚了。当丘吉尔代表英国承担义务立即并永远根除德国军国主义并废除德国国防军的时候，他同时又给军队统帅部下达了秘密命令，要他们保留原希特勒军队的武器和部队，作为为长远的反苏目的而重建西德军队的基础。而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和艾森豪威尔本人原来是知道这一切情况的。我不想隐瞒，当时这曾使我感到不快，并改变了我最初对艾森豪威尔的看法。要我采取另一种态度，显然是不可能的……
波茨坦会议期间，斯大林曾同我谈起过邀请艾森豪威尔访问苏联一事。我建议邀请他于8月12日苏联体育节时访问莫斯科。
我的建议被采纳了。斯大林命令向华盛顿发出正式邀请。邀请电文中说，艾森豪威尔访问莫斯科时，将作为朱可夫元帅的客人。也就是说，艾森豪威尔将不以国家政治活动家，而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著名军事活动家的身分被邀请访问苏联。
既然他是我的正式客人，我就不得不同他一起前往莫斯科，并陪同他访问列宁格勒和一起返回柏林。
随艾森豪威尔一同访问的，有他的副手克莱将军，以及戴维斯将军、艾森豪威尔的儿子约翰·艾森豪威尔中尉和德莱中士。在访问过程中，我们曾交谈过许多问题。据我的感觉，当时艾森豪威尔的言谈是坦率的。
我很想了解盟国欧洲远征军最高统帅部的实际活动。
“1941年夏天”，艾森豪威尔叙述说，“当法西斯德国进犯苏联，而日本又在太平洋地区显露出侵略意图时，美国的武装力量扩大到了150万人。
1941年12月日本对珍珠港的军事进攻，使我国军事当局和政界的大多数人感到意外。
我们注视着苏联同德国的战争，难于断定，俄国到底能坚持多久，它能否抵抗得住德军的进攻。当时美国实业界和英国人都为印度的资源、近东的石油，为波斯湾和整个中、近东而十分担心。”
从艾森豪威尔上面这一段话可以看出，1942年美国主要关心的是如何保住它的军事经济地位，而不是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从理论上说，美英两国从1941年底就着手制定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计划，然而直到1944年以前他们并未下定实际的决心。
“我们拒绝英国人从地中海进攻德国的要求，”艾森豪威尔说，“纯粹出于军事上的考虑，而不是基于其他什么原因。”
显然，德国人在英吉利海峡，特别是在法国沿岸地区的抵抗，使同盟国十分害怕；而大肆吹嘘的所谓“大西洋壁垒”更使他们感到极为担心。
1942年4月美国就同英国最后商定了从英吉利海峡实施进攻的计划，然而在这以后，丘吉尔仍竭力企图说服罗斯福同意从地中海进攻德国。据艾森豪威尔的看法，他们在1942—1943年似乎不可能开辟第二战场，因为他们当时对这样大规模的战略性联合战役尚未作好准备。自然，这远不是真实情况。他们是能够在1943年开辟第二战场的，但是有意识地拖延，以等待德国武装力量遭到更大的失败和苏联武装力量受到很大削弱。
“1944年6月经由英吉利海峡进攻诺曼底之役，开始是比较容易的，后来在沿岸地带也没有遇到德国特别的抵抗。这对我们来说，”艾森豪威尔说道，“简直出乎意外。德国人在该处，并不象他们向全世界所吹嘘的那样，有什么严密的防御。”
“那么‘大西洋壁垒’的实际情况到底如何呢？”
“任何‘壁垒’根本不存在。只是些一般的堑壕，而且不是绵亘的堑壕。这个‘壁垒’沿线只有不到3，000门各种口径的火炮。每公里平均1门多一点。配备有火炮的钢筋混凝土工事极少，并未构成对我军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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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顺便提一下，原德国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上将也曾公开承认“大西洋壁垒”的脆弱性：1949年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德国当时没有任何防御兵器，来对付在握有绝对制空权的空军掩护下活动的同盟国登陆舰队。”（哈尔德：《领袖希特勒》，慕尼黑，1949年版，第58页。）
据艾森豪威尔说，诺曼底登陆的主要困难，不在于德军的抵抗，而在于经过英吉利海峡运送部队和供应。
坦白地说，当我1965年看完美国影片“漫长的一天”的时候，我感到有些困惑不解。这部影片是描写1944年6月盟军经由英吉利海峡在诺曼底登陆这一历史事实的，而影片中的敌人却比实际情况强大得多得多。当然这部影片的政治目的是很清楚的，但总得讲点分寸吧！
对规模十分巨大的诺曼底登陆战役，不需要加以虚假的粉饰，应当客观地承认，这个战役的准备和实施是高明的。
盟国远征军主力在诺曼底登陆后，直到1944年7月，才遭到德军较大的抵抗，当时德军从法国北部沿海地区调集兵力来对付登陆部队。但德军很快就被占数倍优势的盟国陆、空军所压倒。象苏德战场上那种名副其实的进攻战役，即必须突破纵深梯次配置的肪御、同敌方战役预备队作斗争、抗击反突击，诺曼底的盟军是没有也不可能进行过的，因为其当面不存在德军的大量兵力。
美、英军队实施的各次进攻战役，除极个别的情况外，都是克眼敌人的机动防御。据艾森豪威尔说，盟军推进中碰到的主要困难，是构筑后方道路和克服不利地形方面的困难。
我很想了解1944年底德军在阿登的反攻和盟军在该地的防御措施。但是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同行者都不怎么愿意谈及这一问题。尽管如此，从他们简略的介绍中仍可看出，德军在阿登的突击，曾使盟军最高统帅部和布莱德雷将军的第12集团军群指挥部感到突然；美国人不能阻止敌人的突击。
盟军最高统帅部十分惧怕和担心敌人在阿登采取进一步行动。怀着同样恐惧心情的丘吉尔，于1945年1月6日写信给斯大林。信中说，西战场正进行着艰苦的战斗，盟军由于损失很大和失去主动权而处于困难的境地。
由于非常希望苏联方面对此作出迅速的反应，丘吉尔和艾森豪威尔派特德空军上将亲自将此信送往莫斯科。丘吉尔和艾森豪威尔所期望的是，一旦苏联政府指示苏军迅速转入进攻，希特勒将被迫从西战场撤回突击部队，而将其投到东战场对付苏军。
正如大家知道的那样，苏联政府忠于自己作为同盟国的义务，一周之后就在全线展开了规模极其巨大的进攻，从根本上动摇了德军在各个战略方向上的防御，迫使德军在遭受惨重伤亡后，退到奥得河、尼斯河和俄斯特拉发并于春季放弃维也纳和奥地利东南部。
艾森豪威尔在回忆起这次进攻时说道：
“这是我们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