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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此，在解决台湾问题上，除了我们要在复杂的国际风云变幻中准确把握时机外，我们更应着重于自身实力，尤其是军事，特别是中国现代化海军实力的增强，这是因为和平政策历来都是以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为后盾的。至于目前发生在台湾的有碍于祖国统一，乃至台独的言行，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我们只保持“善战不言兵”的威慑姿态就够了。在台湾问题上，我们无论如何不能重复戈尔巴乔夫在处理苏联一些加盟共和国独立问题上因犹豫而终成苏联解体的错误；我们应像俄罗斯处理车臣问题一样在关键时刻即台湾公开亮出“独立”旗号的时刻，睥睨西方无休止的喋喋议论，用果断的方式解决中国台湾问题。一句话，台湾问题并不是台湾单方面的事，只要我们国内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国防及外交政策得当，台独势力就成不了气候，台湾回归祖国也就是一个时间和时机的问题。错过时机，时间就会延长，抓住时机，时间就会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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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问题与中国前途——兼评李登辉《台湾的主张》
一台湾出了问题
1999年对远东地区而言，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巴尔干科沃战事刚落下帷幕；台湾海峡上空就飘浮起战云。 5月17日，李登辉发表《台湾的主张》，提出分裂中国的“七块论”；7月9日，李又借《德国之声》采访之际，抛出“特殊的两国论”；7月14日；台《联合报》报道：“相关部门已就李总统提出的‘特殊的国与国关系’外文翻译进入最后定稿，原则上是‘（special）state to state relatonship’；但如提及‘two states in one nation’也将不译成‘一中两国’而是‘一个民族，两个国家’”。一时间，两岸关系骤然紧张。台湾当局无视大陆中央政府的再三警告，在台独的道路上愈陷愈深。7月25日，国民党投资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刘泰英公开表示：一旦大陆武力攻台，台将发导弹袭击香港和上海。8月11日，台“行政院”快速通过《海域及海岸巡防法》。8月18日，李登辉称建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更符合台湾的“长远利益”；并指示台“行政院”着手研究其间的军队转型、心理建设及经费等问题。8月，连战表示：“台湾必须保留加入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权利。”19日，台“行政院”开会通过一项有关台需要建立一个导弹防御系统的报告，“行政院长”萧万长表示：行政院9月份将公布这项报告，并呈交“立法会”，“国防部”将可能从明年起为此筹资。法新社说，这是台“在李登辉以‘两国论’挑战中国（大陆）之际迈出的又一个关键步骤，那就是谋求美国的导弹盾牌。”8月29日，台国民党十五届全会正式将李登辉“特殊的两国论”载入政策文件，决定以“特殊的国与国关系”定位两岸关系。 至此，李登辉“特殊的两国论”已从《台湾的主张》一书中表达出来的个人认识，转变成了国民党大陆政策的指导原则、台湾当局的施政基调和具体政策，这表明台湾已经实际上从行政、疆界及军事上正式向大陆及国际社会打出“台独”牌（“修宪”问题充其量也只有形式上的意义）；这使得中国大陆“和平统一”的对台政策已被逼到死角。8月1日，大陆《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指出：“世界并不太平，战争并不遥远。李登辉玩火进一步表明，台湾岛内的分裂势力值得严重关注，祖国统一的斗争尖锐、复杂。”8月31日，中央中央对台办负责人表示：李登辉和国民党的作法，是将台湾人民推向战争的深渊。
二李登辉还有更大的政治目标
研究台湾历史，我们会发现台湾没有政治独立的历史，这是因为台湾没有实现独立国家的地缘政治条件：一方面，台湾为中国东进太平洋、日本南下中太平洋、美国遏制中国和日本乃至东盟的重要的海上战略基地。正因如此，在近现代亚太发生的历次重大事变中，比如1895年甲午战争、1950年朝鲜战争及70年代苏联全球扩张和中美合作；台湾都是牺牲品。另一方面，台湾由于地理空间狭小、缺乏战略纵深的地缘政治条件所限，在历史上根本没有能力抵御大国的强力进入。作为政客，李登辉不可能不知道台湾地缘政治的上述特点。因此，李登辉在向大陆打出“台独”牌之前，考虑最多的并不是台湾如何独立的策略，而更多的是台湾独立后如何进一步坐大（所谓“发展”）的政治战略。关于这一点，李于8月10日在台“行政院”的一次演讲中说得明确：“要了解国家策略研究，最重要的就是要确立的定位、国家发展的目标。简单来说，就是中华民国在台湾要如何生存发展下去，我们必须坚定国家的定位、我们的生存及后续的发展。我们强调的是要如何演变中国大陆，将中华民国所得到的成果带到大陆，这也是中国统一的最重要的目标。”
李登辉很清楚，只要大陆存在着一个统一和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仅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台湾就没有独立的任何可能。李登辉在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考虑后，通过《台湾的主张》一书向日本、美国及其国际反华势力兜售他关于“如何演变中国大陆”和“改变中国大陆的政治态势”的谋略。他写道：“我曾向某位美国政要坦率地说：‘你们倡议要对中共采行交往政策，但‘交往’（engagement）一词颇为不当。美国并不需要涉足中国大陆，而是要将中国大陆拉到文明世界来。’中共领导人对于戈巴契夫使得旧苏联崩溃的原因，了然于胸。中共绝不可能在‘交往’的引诱之下，毫无防备地踏进以资本主义国家为主体的国际政治舞台。但是，如果亚洲想要摆脱霸权主义的威胁，想要享有长远的和平安定，就必须设法使中国大陆破除“封闭”心态，加入国际社会，并接受现行的国际政治与经济体制的规范，才能使亚洲重现希望的曙光。因此，目前亚洲、甚至全世界的重要课题，是尽速改变中国大陆，使其霸权主义、专制政体及失衡的经济结构，转变成符合文明发展趋向的现代化体制。”
1999年9月5日，李进一步用煽动的语气写道：“兼具霸权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大中华主义，对其他亚洲国家而言，仍然极具威胁性。俄罗斯或许没有感受到中国大陆的压力；但印度则因深感威胁而与中国大陆对峙，其他国家也都对中国大陆多少存有恐惧之心。倘此情形继续存在，亚洲将永远不会有安定之日。” 按李登辉说法，“亚洲将不会有安定之日”的原因，是由于“兼具霸权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大中华主义”的存在，由此推出的必然结论当然就是：消灭“霸权主义”的关键就是瓦解统一的中华民族。具体怎么做呢？李登辉提出自己的方案：“最理想的状况，是中国大陆摆脱大中华主义的束缚，让文化与发展程度各不同的地区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如台湾、西藏、新疆、蒙古、东北等，大约分成七个区域，相互竞争，追求进步，亚洲或许会更安定。”
李登辉明白，台湾政治独立面临的最大的历史难题，是中国大陆的地缘和政治优势。因此，李登辉选择了用否定中国和中华民族存在的办法来确定台湾和所谓“台湾人”的“存在”（实际就是“独立”的代词），用肢解中国版图的办法来解决台湾“存在和发展”所面临的最大地缘障碍，用肢解中华民族的办法来消除台湾“存在和发展”所面临的最大的政治障碍。
现在看来，李登辉的上述设计并不是什么新鲜东西，它只不过是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提出的“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方案的新翻版。李登辉在20世纪末给美国与日本的反华政客们提出新“奏折”的要义是：欲征服亚洲，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肢解中国。与20年代不同的并令人费解的是，20世纪末再次打起这面破旗的不是当年的日本人，而是自已都说不清国藉的李登辉！李登辉深知，在地缘政治上没有战略纵深的地区和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是绝对扮演不了大国角色的（为此，日本曾以日本为核心，在30年代将整个东北亚及中国东部沿海地区肢解为数个护卫日本的卫星“国”）。李登辉认为，台湾与日本有许多“相似之处”，李对日本早期政治家的战略思想表示赞赏，对当今日本没有“政治家的大局观”提出批评，同时提出他的为台湾“营造国家发展的宏大格局”的主张：“我在1995年特别提出‘经营大台湾，建立新中原’的主张：在多元文化长期而充分的辐辏整合下，使台湾在整个中国文明的总体发展趋势中，跃居为最先进的新生力量，成为中国文化的‘新中原’。今天，正是我们走出历史悲情，携手同心，彻底融合族群，凝聚全民共识，为‘经营大台湾，建立新中原’而开启新机运的空前良机。……这里所谓的‘新中原’是指所谓多元文化重新融合，绽放新文明之地。其中，和政治攸关的，应属民主文化。这是居住在台湾的全体人民，以‘我们都是台湾人’的认同为基础，共同参与、营造出来的成果。……不可讳言，目前台湾岛内存有本省人、外省人与原有住民等不同族群，使认同备增困难。但也正因为如此，而使台湾可以融合不同历史背景的族群文化，形成一个和大陆完全不同的新族群。这才是‘大台湾’与‘新中原’的意义所在。”这就是说，未来不再需要被李登辉认为是“兼具霸权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以中国大陆为主体的中华文化，代之而起的是以“跃居为最先进的”“大台湾”（而不再是中国河南）为轴心、以中原为腹地的新的中原文化圈。在这个文化圈中，已不再有“中华民族”，而只有“新台湾人”、“新浙江人”、“新广州人”、“新香港人”等“彻底融合”出的新“族群”存在。如果再考虑到李登辉“七块论”的设计，那么，未来被肢解的中国将以“居为最先进的”台湾为“新文明之地”，联手日本，形成一个新的“大东亚共荣圈”：其政治，将是以美国政治为“最隹蓝本”；其文化，将是没有中华民族而只有区域“新”人种的“新中原”文化；其“最重要的目标”，是将“中华民国所得到的成果带到大陆”。
可见，隐含在李登辉“特殊的两国论”背后的政治目标决非被动意义上的自限一隅，而是一种具有攻势的新战略，即用肢解中国和毁灭中华民族的方式，与中国共产党再次逐鹿中原。
三李登辉赌注何在？
李登辉之所以敢于与大陆中央政权进行如此冒险的政治较量，认为理由有四：1、自信台湾占具美国和日本不可不看重的地缘和政治条件；2、自信美国对台湾安全的承诺；3、确信日台可以依托美国建立反华战略轴心；4、认为大陆政治经济未来走势具有不确定性。
李在《台湾的主张》中首先从地理上分析，台湾对美国和日本的意义：“台湾海峡的海路、空路是西太平洋不可或缺的国际贸易航线，因此，台湾海峡的和平安全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财产。即使美国和日本有部分亚洲专家及战略专家主张‘台湾问题是中国人之间的问题’，但如果以台湾海峡的和平安全问题为代价，向中共作出让步，则美国与日本亚太事务的领导地位势将弱化，对攸关自身的重大利害与生存问题，也将失去发言权。这是中共为确立其在亚洲的领导地位，图谋弱化美国、日本的策略。”“从地理位置来看，台湾的存在如果出现危机，甚至为中共吞并，台湾周边海域将会陷入危险，使日本在经济与军事上遭受孤立，而致威胁日本的‘存在’。因此，从战略上来看，台湾的存在具有重要的意义，可惜多数的日本人都未能充分理解此事。……台湾对日本而言，并不只是浮在南方的一座岛屿，更不仅是出口产品的对象而已，它同时也是攸关日本生存命脉的重要屏障。”继而，李登辉从政治上指出“台湾的存在”对美国和日本的意义：“台湾的存在不只是台湾本身的问题而已，而且也对中国大陆、亚洲及全世界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如果台湾能建设自由、民主、繁荣且和平的社会，则中国大陆不可能永远维持不变。在台湾经验的启发之下，全中国将可能台湾化。而若台湾不存在，为大陆所制了，则中国将沦为霸权主义横行的地区，对亚洲及全世界造成严重的威胁。”台湾与美国、日本关系的加深，对于亚洲有诸多的正面效益。不仅是在经济领域，在政治领域也有深远的影响。我一再重申，台湾的未来系于台湾的存在，而亚洲的未来亦系于台湾的存在。台湾的存在开展了台湾的未来，台湾的存在也支撑着亚洲的未来，这种说法并不为过。”据此，李表示：“我对美国这个国家是具有信心的。美国不仅支持台湾的历任领导人，也把台湾的存在，视为一项重大的政治问题，这是不争的事实。……虽然美国在1979年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终止与台湾之间的外交关系。但是美国也制定了《台湾关系法》，提供台湾维持现状与增进安全之充分保障。《台湾关系法》中明文规定：台海一旦发生事端，美国必须维护台湾的安全。”“美国政府的各个部会，则基于立场的不同，各有考量。有的部会向来对台湾采取疏远的态度，台湾也很难与之提升关系。但另一方面，有的部会在全球战略的考量下，却很重视台湾的战略地位，在他们的眼中，中国大陆绝对不是个可以握手言欢的对象。”李强调：“考量全球的战略情势，绝不能忽视台湾的战略地位。例如美方提出的‘战区飞弹防御系统’（TMD）构想，如果没有美、日、台三方的合作，再加上南韩积极参与的话，此一建置终难成功。……我对美国的态度与政策，具有相当信心。只要美国内部不陷入混乱，政策不脱离现实，或是台湾的全球战略价值不急剧降低，相信美国仍然会继续支持台湾。”
当然，根据历史经验，特别是1949年和1972年的经验，李登辉自然十分清楚，不能把台独的赌注全压在美国的承诺上。为确保胜算，李登辉又设计一条背靠美国，鼓动日本右翼，建立依托美国的日…台反华轴心的战略。为此，李在《台湾的主张》一书中，对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竭尽鼓动之能事。他在第一章“日本对我的思想影响”中写道：“唯心论深植日本人心中，后来也以各种型态影响日本军人的精神。至今我仍然认为，没有必要完全否定唯心论。”这种“影响日本军人的精神”的“唯心论”，实际上就是本世纪初日本军人的武士道精神。李登辉明了，要想让日本恢复军国主义，首先是要帮助日本开脱历史责任。他写道：“我曾多次提到，自己受到日本的影响很多。而台湾在发展的历程中，也自日本获益良多。……很多日本人对于台湾曾是日本殖民地的事实，表现得很敏感和困惑。以他国为殖民地，绝非良策，就国际道义而言，更非光采之事。但若一直耿耿于怀，不愿向前看，对日本既无益处，对台湾也无帮助。……战前的日本固然存在很多问题，但仍有独立自主的政策。在东亚地区，日本是最早与西欧列强并驾其驱的国家。但是，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挫败之后，日本在对外政策上一直摆脱不了过度软弱的形象。”“依我之见，日本人过于丧失信心，以致具有举世稀有的优越条件而不自知。如果能稍加冷静地环顾周围环境，然后重新评估自己的实力，相信必将对自己有更正确的认识。如此不但是日本之福，对亚洲、甚至世界各国也都有益。”“日本在亚洲经济合作体制方面，也应该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如果日本不积极争取领导地位，可能就会让中共有机可乘。虽然东协（即‘东盟’，笔者）各国绝不希望中共赢得领导权，但中共或许会利用此一机会，在国际舞台上取得一席之地。”李登辉埋怨日本政治家对细节问题过于在意，鼓励日本建立“政治家的‘大局观’”。那么，什么是日本政治家“大局观”呢？ 第一、希望日本与台湾建立依托美国的反华战略轴心联盟。李说：“展望21世纪的亚洲发展，首先要考虑的，是台湾与美国、日本的互动关系。在经济方面如此，在政治方面亦复如此。”第二、李登辉认为中国大陆的存在威胁亚洲和平，因而必须予以彻底肢解。他写道：“不可讳言的，中共的态度是各国考虑与台湾关系的重要因素。但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