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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G是最早进入中国的风险投资公司，因而我们也听到一些议论，说IDG在中国市场的成功，是因为它来得早，每一单投的钱也少，如果有更多有实力的风险投资公司进入这个市场，IDG将面临许多好项目的竞争。
事实也确实如此，自2005年以来，美国本土的许多风险投资商陆续进入中国，如红杉资本、蓝山资本（BlueBridge）、DCM等数十家，他们纷纷在中国寻找本地经理人，来发掘这个新兴的市场。
有些人可能担心，由于很多美国的投资商来到中国，IDG会面临竞争压力，许多优质公司将被瓜分。
我们觉得，投资是按阶段进行的，而IDG擅长于早期和成长期的投资，成本低，占有股份大，后期可以跟进，回报率也高。所以我们也希望更多做晚期的VC进入这个市场，可以和我们形成互补来帮助企业成长。
而且，新的VC一般喜欢盘踞在北京、上海这些大都市，等着企业找上门。我们参与央视的《赢在中国》，收到了来自各地的15万多份商业计划书，其中一些来自中国西部甚至偏远地区，所以我们在多个城市设立了办事处，如天津、杭州、南京、成都、重庆、长沙，因为那些城市有很多很好的企业。
对于退出机制，我认为中国若能实现“全流通”就好了。一般一家公司产品的使用者或对产品非常了解的人才会对这家公司感兴趣。而中国公司的消费者多在国内，当公司去国外上市，国外的投资者很多并不是该公司产品的消费者，其个人也并不了解这家公司或仅仅通过报纸来了解，所以，公司如果能在其产品的主要消费者所在国上市是最好的。若中国能实现“全流通”，将会有更多的中国公司在国内上市。
下一轮投资重点
我每年都会到中国来考察一些新的投资机会。正如我30年前第一次到中国一样，现在中国人对于媒体内容依然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我此次拜访了几个出版社，我认为他们应该增加一些科技应用，如在线服务等更特殊的展示方式，用更先进的技术改进搜索内容与搜索引擎的配合，更多地使用视频、音频。
因此，我们增加了对媒体的投资，并开始直接投资媒体，如出版发行、在线服务。我们有一个5000万美元的媒体投资基金，将专门投资影视产品，我们会把LP（Limited Partner；有限合伙人）限定为一些有相关经验的在国际上有影视发行渠道的投资商。
现在互联网为我们建立起了另外一个发行渠道。人们可以在家里在线收看或下载后观看。从全球范围来看，成千上万的人会需要我们的影视产品。
我想帮助我们投资的公司与国际接轨。当看到有些公司能够通过改造、技术的引进或其他因素如新的分销商的加入而受益，我就会把该企业的需要带回美国，我们知道什么样的企业需要他们的产品，什么企业能对他们进行技术转让，我们会联系合适的美国企业，帮助这些中国企业成功。
譬如现在流行的Web20网站，这些网站内容很丰富，有很高的访问量，维持费用也很低，但它们还没有找到好的商业模式。如何才能从那些认为网络空间只是用来交换信息的人身上赚到钱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而且他们也不喜欢广告来打断他们的交流。所以对于这些网络公司来说，找到赢利模式是一个挑战。我们知道一旦人们交费上网以后，不可能再向他们收取其他的上网费用。但如果我们进行改变，将Web20与3G手机结合起来，向手机用户收取Web20的服务费用就容易多了。
互联网仍蕴藏着很多机会，此外，生命科学、医疗设备、医疗服务等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还有类似于博客所体现出来的人们对内容的需求。现在太多的资金投入固定资产，尤其是房地产，所以存在泡沫的可能，但我不担心，因为我们的资金并没有涉及到房地产。
至于IDG，每年都在高速成长，我们产品和服务的市场需求也很大，帮助公司上市就是其中一项。过去，我们只能把企业带到美国、欧洲及中国香港上市。现在中国政府放宽了监管，我们也能在内地上市。中国老百姓有2万亿元的存款，这就意味着有这么一大笔资金作为潜在的投资基金存在着。
思科：中国创业者挫折太少
3、思科全球投资并购总监Hilton Romansky——希望中国也被COPY
中国创业者挫折太少
我每次来中国都会花大量时间接触创业者，包括已经投资了的公司和未来的新投资机会。我觉得中国企业家的创业精神和硅谷的企业家非常相似，都希望自己有一个想法，能够把企业做起来。
中国的创业者有一个特别强的优势，就是适应市场环境的能力，把商业的想法转化为有利润的企业能力，中国的创业者已经很接近许多发达国家创业者的市场生存和获利能力。
而且中国创业者更勇于面对失败，这个特点有利于中国创新环境的培育。其他市场对创业失败可能性的顾虑，让员工可能更愿意在一个大公司做下去。
不过，中国创新行业历史太短，和其他市场比，创业者不断创办企业、失败，再创业、再失败……由于挫折经历还很少，成熟度不够；由于经验不够丰富，创建一个公司时怎样运作、治理，投资人期望得到什么，创业者可能还没有清晰的概念，认识不够全面，成熟之后对这些环节的了解就比较清楚了。不过，我感觉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在跨越这个鸿沟。
投资是思科在中国整体策略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与思科的核心业务紧密相关。在中国我们投入了很强的资源和团队，最初是通过软银赛富基金间接投资，随着对中国市场了解的加深，我们已用自己的投资团队进行直接投资。
我们在中国的直接投资从2000年开始，到现在为止，已经投资了40多个项目，金额达7亿美元，比如，电子学习公司安博教育集团、在线游戏公司盛大网络、太和麦田公司等，我们的直接投资正在加速，项目越来越大。
2006年，思科在中国大约直接投资6000万美元，算上间接投资，可能有1亿美元左右。现在思科在全球除了收购以外的投资是15亿美元（还包括没有退出的），其中大约一半左右在中国。由此可见，中国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
我负责的区域包括欧洲、非洲、亚太地区等非美国市场，我发现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投资时遇到的政策环境变化很大。以色列是一个例子，它是一个非常小的市场，但文化传统注重创新，有很多尖端技术研究项目，投资环境也不错。很多跨国公司把研发部门放在以色列，销售放到其他地方。另一个对比是东欧和俄罗斯，它们的创新能力很强，但资本环境不发达，不足以支持创新。
在中国，政府做了很多努力，不论是外商直接投资还是股本投资，投资环境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中国政府非常注重促进创新型经济，这个市场并不缺乏投资吸引力。
希望中国也被COPY
中国经济发展的目前阶段，主要的投资机会还是服务模式、外包模式、互联网商业模式，以后会有更多的早期技术创新型企业。目前中国的投资项目大部分以商业模式创新为主，尖端技术不多。但我认为，它会向技术方向转变。
随着经济发展，国际企业不仅会把中国作为市场，也会作为研发基地，思科在上海有中国研发中心，有很多非常有才能的工程师，开发全球领先的技术。最近，我们还收购了网迅（WebEx），有1000多名工程师在中国。同时，中国有很多高等教育机构，加之政府在大环境上的支持，这些因素交互作用会推动创新技术的涌现，而资本会进一步加速这个趋势。
思科在中国的投资原则是：第一，我们要看这些技术和业务与思科的相关性。第二，从市场角度看，什么技术最有前途，能够决定市场前景。比如在印度，我们比较关注宽带接入、无线技术等；在中国，我们则更关注移动技术、教育、智能社区（网络互联的建筑和社区）、协同工作环境（比如网迅）。第三，这些业务和应用是否有潜力推向全球。
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是领头羊，有一个很大的市场。现在要考虑的是，如何利用新兴技术，将其推广到实际应用中，等这些应用成熟以后，再推广到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市场。
比如教育领域的安博教育集团，它的业务对思科的网络建设有一个带动作用，同时有很好的社会效应，这样的业务形式在全球也有很大潜力。从投资性质来分，我们还投资另外一类公司，比如中国通信服务（CCS），它将是中国很重要的电信服务商，整合了电信服务资产，服务于消费者和企业用户。
中国现在的确有很多模式是拷贝外国的，比如美国YouTube火了，中国也出现无数个视频网站，现在又出现很多模仿“second life”（虚拟人生）的产品。事实上，业务模式的模仿和本地化在其他市场同样也很多。
我想告诉中国创业者的是，“second life”是一个了不起的概念，你可以在里面和业务伙伴、朋友或者其他人沟通。但“second life”只是一个框架，关键在于怎么变成实际的应用，促进交流和协作。思科虽然暂时没有这样的投资计划，但我认为思科对类似这样的项目也会感兴趣。我们战略合作部的一个子部门是技术中心，尝试做探索性的技术开发。其中一部分人花了很多精力研究在“second life”的环境中什么商业应用可以持续生存。
我们希望有一天随着创新环境的不断改善，中国能够提出一个自己的创新业务模式被别人COPY。我们相信中国更加开放的自由市场和不断放宽的政策限制将对创新提供很好的推动力。在发展的早期，大学和研究机构将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他们可以在高新技术上多投资和进行专业招生，政府和大企业可以支持孵化。
不仅创新技术需要在市场上有一个生态环境，资本也需要有良好的土壤。培育一个完整的投资链，从种子基金到退出，搭建覆盖企业不同成长阶段的投资平台会有很大的帮助。当然，个人的创新思维也很重要。
中国没有过热
2006年至今，全球的VC纷纷涌入中国，难免出现过热的现象。不过，这是一个全球普遍的情况。相对而言，中国还没有全球某些地区那么热，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快，投资本来就应该多一点。作为投资商，我们也需要平衡这个问题。
我们更多关注早期的项目，凭借思科的专业经验能够发现更多早期的机会，同时我们也会多看后期的项目，这些公司的经营重点在服务、渠道、市场等方面，他们在估值上已经不会太异常。我们会小心谨慎，通过分散在不同阶段的投资来平衡风险。
我们在过去的投资过程中，都是利用行业经验和专业知识审视早期项目，等这些领域变热了，思科已经占据了优势地位。
作为思科公司的投资部门，我们和一般基金的区别是，我们对投资回报和战略意义同等看重。我们带给创业者的价值包括：在行业中领先的研发能力给予相关企业的指导和贡献；销售网络可以成为其渠道；覆盖全球的投资有很多能够互相借鉴、合作，而这些是本地和区域性基金所不能提供的。
我们的退出方式有三种：一是被其他公司并购，二是IPO，三是由思科收购。第一种是主要的退出方式，但我们希望和友好的公司继续合作。IPO的公司一般是思科透过其他基金投资的，比如透过软银赛富投资的盛大网络、通过欧洲一个基金投资的Skype。
此外就是思科自己收购，但以这种方式退出的公司，全球一共不超过10个。原则上我们要么一开始就直接收购，要么投资和参股，并不把并购作为最终目标。我们的投资并不是为了买下公司，而是为了培育健康的创新生态环境，推动地区技术行业的创新，实现共赢。
这几年，我们在中国市场的投资使我们对风险的认识也发生了转变。最近我们投了中国通信服务，5年前我们要投一个电信运营商分拆上市的服务部门肯定是不能实现的。但由于我们近几年不断在中国投资，培育队伍，评估风险，这些努力已经能够让我们做一个5年前不可能做的项目。我们不仅仅是投资，还和企业进行战略合作，创造业务机会，推动整个技术的普及。技术普及程度高了以后，创新生态系统也会水涨船高。
中国通信服务是一个长期的战略意义投资。分拆以后和电信运营商关系就小了，我们希望和他们一起在这个新平台上推出很多创新的解决方案。中国通信服务已经上市了，他们也希望来建设这个生态环境。
凯鹏华盈：VC的中国特色（1）
4、凯鹏华盈执行合伙人周志雄——你需要的不仅是钱
VC的中国特色
从1999年开始参与筹备软银中国到现在，我入VC 这一行转眼7年过去了。作为中国最早进入VC行业的一批人，我感到很幸运，这个行业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有挑战性。今天想进入这个行业的人许多都是哈佛、沃顿的MBA，有博士学位和律师执照，从世界知名的投行或咨询公司而来，但机会却变得非常非常的少。
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中国和美国VC运作机制的差距已经越来越小。以前赛富一期的投资委员会都在国外，投资决策机制是美国3票、日本2票、中国1票，中国的团队没有决定权。而现在，大部分基金都由中国本土的团队决策。
在回报机制上，中国的大部分基金已经向美国看齐，实行合伙人制。2005年以后成立的新基金，即使一个刚入行的生手，他一进来也会很清楚，如果基金成功的话他将来能获得多少回报，不光是工资， 还有分成。如果有哪个基金不是这样，他的团队里能干的人一定会被别人挖走。
基金的融资金额也不是问题。今天在中国，管理2亿美元以上的基金就有几十个，而5年前寥寥无几。
中国VC和美国VC真正的差距已经不在于机制，而在于投资什么样的案子。我加盟KPCB后，有机会和KPCB美国的团队一起交流投资心得，发现大家的投资策略和判断标准是不一样的。
中国和美国的VC在理念上有相通的地方，比如KPCB的理念是，要勇于领先于别人、勇于孤立，别人都没看准的时候，你如果看准了，就应该去做。做VC这么多年，我也一向崇尚这种风格。
但是，中美又有很多东西不一样，一味照搬美国模式可能无果而终。比如美国互联网、宽带、电脑非常普及，但人工非常贵，用计算机或者互联网可以降低人工的成本，所以对电子商务很看好。而中国不一样，互联网很贵，普及率相对于美国低很多，人工反而便宜，而且很多人家里没电脑，但一家一个电话，一人一部手机，打电话就能送货上门，这就是中美电子商务一个本质上的区别。
大家可以发现，在中国VC圈做得很成功的，可能倒没有特别按照美国的模式做，因为中国是很不一样的市场。你看2006年、2005年VC的TOP10； 王功权、章苏阳、周全、沈南鹏、吴尚志这些人，没有一个在美国做过VC，我在美国是做工程师的，我们都是在中国从头开始学，完全没有依循美国的轨迹。
VC在中国的投资，成功率其实不高。中国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改革开放引入外资，最早大部分都是产业投资，而且主要是合资公司，国企背景的中方一定要占大头，这其中演绎了无数成功、失败的故事。但以前没有什么VC的故事，因为VC这个产业在中国不够成熟，没有人证明可以挣钱，投资VC的主流资金都不来中国。而最近一两年投资VC的主流资金蜂拥而入，因为有人证明在中国做VC可以赚钱，比如说盛大、百度、分众等。这是一个过程，但这个过程同时说明，原来VC在中国的成功率不高，模式也不对。
到目前为止，中国风险投资的回报率还是不够高。美国可以出现Google这样的投资案例，投进去几千万美元，拿回来几十亿美元，顶级基金如KPCB、红杉等支持过的公司可以占到纳斯达克市场一个相当的百分比。但中国再好的回报也没有特别高，像盛大这样的回报，基数大，但回报只是十几倍，IDG有些项目回报超过50倍，很了不起，但那是1999年左右投的，基数并不大。
首先，中国不是短期内可以产生突破性技术的市场，而只有突破性技术才有可能获得突破性的发展，才有可能获得非常高的回报。其次，中国的并购市场很差，我指的是大公司收购小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