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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李广和为抄金才来天津，你们不做，我硬要你们做。”于是派出他的爪牙，到有钱人的家里，到银楼强迫买卖，出高价收买黄金，不卖也得卖。可是黄金一到手，另外有人出面来抄。连戴先生顶好的朋友吴幼权（前黑龙江督军吴俊升的儿子）家里，都被李广和抄了，其他老百姓更不必提了。
天津稽查处办案子，也是别开生面。尤其有关抄金的案子，李广和不劳驾科长股长插手，都由女顾问和他亲自审讯。女顾问是谁？就是他的太太、毛局长的情妇刘秋芳。刘秋芳心狠手辣，真够得上女中豺狼，甚么刑法都能用。
陈司令觉得李广和夫妇比土匪还凶狠，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样无法无天，如何得了，于是，把李广和关起来，非枪毙不可。毛局长赶紧给陈司令电报，说李广和是保密局的人，应当移到保密局办理。陈司令以为像李广和这样罪大恶极，非就地正法，不能平民愤，不准毛局长的要求。
到底陈司令没有毛局长的神通广大，斗不过毛局长。很快毛局长派他的军法处长李希成拿上总统的手令，提解李广和到南京，陈长捷再硬也硬不起来了，只好让李希成把人提走。
李广和到达南京，不经过司法程序，就自由了。陈长捷不服气，傅作义也不服气，他们认为南京没有是非公道。据说傅作义投匪，这是最大的原因。
要我主持北平警局
北平市政府预定七月一日改组，由河北省议会议长刘瑶章接任市长。六月下旬一天下午，刘瑶章来什锦花园看我，我不在家，他留下一张名片。我们过去没有往来，他是新贵，为甚么要找我？晚上我去看他。
“我这个人不会客套，”刘瑶章让坐以后，对我说：“昨天傅先生找我去谈话，现在我把傅先生所说的话，一字不漏的告诉你，傅先生说：‘新的北平市政府需要一位好的警察局长，我给你介绍一个人，保密局北平负责人乔家才。你不要误会，虽然他和我是同乡，并不是我的人。他在绥远和我作对，骂我、反对我。不过这个人廉洁，肯吃苦，有办法，敢作敢为。现在北平市，正需要这种人才，你去和他接头吧！’这就是傅先生对我说的话，我非常赞成，你赶紧去见傅先生，他有话当面交代你。”
当时北平学生受共产党操纵，到处闹事，正向市议会请愿，包围了市议会，警察局长汤永咸也和市议会起冲突，不能再干下去，已经向傅总司令辞职。我去见傅总司令的时候，正是汤永咸提出辞呈的第二天。
“刘市长看到你吗？”傅总司令看见我走进他的办公室，赶紧问我，接着说：“汤永咸和市议会闹翻了，不能再干，你马上到警察局接事。我向中央保荐，不会有问题的。”
“报告总司令！”警政总署由唐乃建先生负责，再由傅总司令推荐，我任北平市警察局长，绝对不会有问题。问题是北平市已经非常危险，我不愿意干。我说：“汤局长虽然干不下去，可是警察局还有副局长白世维，现在可以由白副局长暂行代理。至于我个人是否胜任，还得请总司令再考虑考虑。我觉得，一个特别市的警察局局长，在未奉到中央命令以前，先行接事，好象不太妥当。”
就当时整个国家的形势来讲，抗战胜利冲昏了许多人的头脑，接收变成劫收，贪污腐化，政治风气败坏到极点。马歇尔来华进行和谈，使共产党武力日益坐大，国军的士气，早被编遣下来的军官到中山陵哭陵哭垮了。北平城里异常复杂，难民和学生团体被共产党渗透掌握，危机四伏，这个警察局长绝对不能干。从剿总回到办公室，立刻向毛局长去电，报告傅总司令接见我的经过。说明我干不了这个警察局局长，请他提出人选，以便向傅总司令推荐。
两三天以后，是六月二十五六吧？毛局长忽然来到北平。大概是怕我干上警察局长，不好收拾，赶紧来阻止吧？他这次来北平，一切安排和行动，都避开北平站，不让我知道，很明显的是来收拾我们的，我和汉三兄约张永铭兄来弓弦胡同商谈，请他问问傅总司令，能不能对我们负责，他是剿总的军法处长，又是中统局北平负责人之一。我们不得已向人家求助，内心非常悲痛。
“绝对没有问题，傅先生会对你们负责的。”张永铭兄为人非常诚实，和我们私交很不差，我们很信任他。当时傅总司令主持华北剿匪事宜，中央非常借重他，一言九鼎，保障我们两个人的安全，轻而易举。张永铭兄这样一说，我们也就放心了。
五花大绑进入狱牢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毛局长来到北平，和北平站完全隔绝，行动诡秘，不住什锦花园，也不住弓弦胡同，而要住在南池子吴家元的家里。吴家元系张宗昌的兔子，了解北洋政府内幕的人，没有不知道的。一位堂堂政府大员不住过去戴先生住过的房子，而要住兔子窝，真给政府丢脸。这一着，也许是潘其武给他安排的，潘其武的舅舅曾毓隽是吴家元太太的甚么亲戚。临时办公处不用什锦花园，也不用弓弦胡同，而由孙耕南借到灯市口资源委员会的一幢房子。可能是督察王蒲臣、稽查处长倪超凡、剿总第二处长史泓和李希成等布置的。六月三十日夜，接到毛局长的通知，七月一日下午八点钟在灯市口开会，商讨某一问题，并要我约马汉三兄来参加。
杜亚坪兄从东北回来，我请他在寓所吃晚饭，吃饭前随便聊天，他对东北的情况很悲观，他又说：“干我们这一行工作，不会有好下场，不被敌人杀死，也会被自家人宰割。所以，我打定主意，不再干了。”
吃完饭，送亚坪兄回北京饭店，路过灯市口，我先下车，到指定的开会地点。这是毛局长的临时办公处，但是没有通知我，我没有来过，今天是第一次来，冷冷静静，气氛很不对。我进了会客室不到五分钟，汉三兄来了，他今天上午才交卸了民政局局长的职务。他一进门，稽查处督察长佟荣功带着七八个人跟进来，一言不发，如狼似虎地把我们两人五花大绑绑起来。他们敢于这样做，无疑的是奉了毛局长的命令。这样作法、这样态度，比捉汉奸、捉土匪，有过之而无
不及。现在这样对付曾为国家、曾为抗战，冒险犯难，出生入死，工作了十多年的同志，毛局长的良心也够狠、够黑了。戴先生殉职不到两年，他说的团体即家庭、同志如手足，就变成这个样子，能不令人寒心，能不为革命一哭吗？
被绑起以后，没有停留多久，分别塞进两部轿车，送到炮局胡同保密局的监牢。这所监牢是日本人和汉奸们用来拘押爱国青年的，国大代表王志超、周良辅、樊祖邦就在这儿关过很久。抗战胜利后，成了保密局的监牢，汉三兄主持北
平的肃奸工作，用来拘押汉奸齐燮元、殷汝耕、江亢虎、周作人、川岛芳子等。现在他也进来了，我也跟进，循环报应，这样迅速。
这所监牢本由周端甫兄主持，大概因为他是山西人，怕他和我有关系，对我们客气，才让毛惕园来临时主持。我们到了炮局，不到两分钟，毛惕园满面笑容出来迎接我们。我们没有和他说一句话，革命革到如此地步，还有甚么话可说？毛惕园命令他的手下，解开捆绑我们的绳子，然后把我们分别送进两间牢房。实践了刘秋芳没有当选立法委员，要毛先生干掉马汉三的宣言。我要主持正义、明辨是非，也遭到同一的结果。
牢房里有一位四十多岁的看守陪伴我，坐牢还要看守来陪伴，绝对不是怕我寂寞，大概是因为我太重要了，可能有两种原因：第一、景震泰率领陕坝班学生组成的交警十三总队，驻防西郊，负责警戒剿匪总部，怕他们来劫牢，救我出去。第二、也许是怕我因气愤而自杀吧？有人日夜盯着，就绝对没有自杀的机会了。
半夜，我听到铁器打击声，感觉到很神秘、很奇怪。一会儿，打开牢门，让我出去，在过道里，给我钉上脚镣。我才明白，刚才的声音是给汉三兄钉镣的声音。精神很疲倦，好像朦胧睡着了，又听到钉镣的声音，是不是刘玉珠兄也进来了，他们老早就想收拾他。
看守长是北平特警班的学生段建洲，这一夜他进进出出，好象很为我难过似的。第二天周端甫兄来到牢房，相对无语。我自从绑进牢房，已经四大皆空，除了气愤，不再想别的。我看到端甫兄很难过的样子，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他无能为力。他也是过来人，知道坐牢的滋味，他曾任华北督导团的科长，因为李广和私自通敌，跑到敌区，却把他关到西安，无缘无故，坐了半年牢。
七月五六日吧？建洲拿着纸笔，走进牢房，要我给家里写几句话。心想，大概今天晚上要处决了，要我写遗嘱。自从十九岁加入国民党，革了二十多年命，没有死，现在是死的时候了。给妻写几句话，告诉她，我对得起国家，俯仰无愧。唯一难过的，就是对不起她。多少年来，她跟我担惊受怕，现在把家庭的重担压在她的肩上，子女都末成年，我不能再尽教养的责任了。希望她振作精神，勿以我为念。写这封遗书，内心非常惨痛，但是没有眼泪，可能已经干了。手表和钢笔进牢房时已被拿去，嘱建洲一并交给我妻，以留纪念。
乘坐飞机解往南京
自从入牢，到写遗书，六天以来，没有吃东西，并不是绝食，而是气愤地吃不下去。陪我住在牢房里的看守，一再劝我，多少吃一点，不吃支持不下去，他哪里知道，我难以下咽。他说曾听司机说过，我家生活艰苦，比不上任何一家，好象对我坐牢，有些不平。我没有同他说甚么，懒得开口，说甚么也是枉然。晚上送进饭来，既已让我写过遗书，今天晚上大概就要埋葬我了，那么今天的晚餐，可能是最后的一餐。耶稣对于最后晚餐都不忽视，我能对这人生的最后一餐放弃吗？勉强吃了几口，也是六日来第一次进食。
全部希望寄托在张永铭兄身上，谁想得到他的承诺竟成泡影。而杜亚坪兄说的话，却立刻实现了，是不是他听到甚么风声，特意提醒我？人生总有一死，不过迟早不同而已。心境坦然，只等候最后一刻来临。
思潮一幕接着一幕，已往的一切呈现眼前，都像昨天的事情。死有重于泰山，要死得壮烈，死得有价值。像我这样死，死得不明不白、死得这样窝囊，辱及父母祖宗，愈想愈愤恨。一直等到天亮，没有把我拖出去活埋，第二天、第三天也没有动静。
七月九日上午，突然要我收拾东西，似有行动。走出牢房，重见天日，虽是暂时的光明，也是难能可贵的。到达广场。有几部汽车停在那里，汉三兄和刘玉珠兄也出现了，这才知道要上飞机。我们各被装上一辆汽车，我穿着短统袜子，建洲看见，怕脚镣打伤皮肤，赶紧跑回去，拿来一双长统袜子，打开车门，给我套在脚上。这一切都是令人十分感慨的。
汽车不出西直门，绕了一个大圈子，经东单到西单，一直往西，出城后，沿着城边北行。这样神秘，大概是怕人知道我们要走，去飞机场，故意这样。到达飞机场，看见一边站着的少数人群中，只有航检所长董其彬兄，再看不见其他同志。在上飞机以前，才把脚镣砸开。
飞机起飞后，绕北平城上空一周，从机窗望下去，游行的队伍像一条长蛇，在长安街蠕蠕移动。那是学生们在共产党操纵之下，又在闹事。国事如此，我们却在煮豆燃豆箕，屠杀自己的战斗员，真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
在飞机上，刘玉珠兄坐在我的旁边，他知道我没有钱，悄悄地塞给我一把钞票。李希成亲自押解，在飞机上监视我们，同汉三兄和玉珠兄没有说甚么。路过济南，飞机停留一会儿，济南飞机场颇有些寂寞感。起飞后，直飞南京。
下飞机后，送到宁海路的监牢里。宁海路的监牢是汪精卫伪组织关我们同志的监牢，刘戈青就在这里关过。三十五年我由北平到南京，是搭乘运送重要汉奸的专机。下机后，机上的人都陪着汉奸们先到这里。现在是第二次光临这个特殊的地方了。我被关在楼上，汉三兄和玉珠兄关在哪里，就不知道了。
关我的这间牢房已经关着六十个人，只有三张床，一张空着，原来是专为我预备的。一张床是张学良的参谋长鲍文樾占用，久闻其名，虽是初次见面，他确有大将风度，其他的人白天挤在一张床上，夜里打地铺睡觉。难友中有一无锡人，除了身材比戴先生矮一些，面貌和动作像极了，另外一位河南人马兴骏，是一位非常和善的好人。我对别人坐牢的原因，不愿过问，记忆很少，只记得大多数是冤枉的。我同鲍文樾每餐另外加两碗菜，数量不多，但比同牢的难友，好得太多了，必须分给大家一些，所以，我们就不丰富了。
牢门上有小孔，是走廊上值班的看守不时偷瞧牢房里一切动静用的。看牢的既然可以从外往里瞧，坐牢的自然也会从里往外瞧。因为看牢的占用的时间极少，空着的时间我，所以难友以此为极大的消遣。从里面瞧外面，所见度非常窄狭，但难友们乐此不倦。有时被看守瞧见，会臭骂一顿。坐牢的挨骂，好像是天经地义，骂尽管骂，偷瞧照旧偷瞧。有一天，他们喊我去瞧，得到意外的发现。瞧见楼兆元兄从另一间牢房出来上厕所，原来他也进来了。又一次瞧见严家诰兄，他为甚么也进来了？
牢房的容量永远不变，但住客出去的少，进来的多，有时多到十一二人，晚上打地铺，比沙丁鱼都要挤。牢房的天地虽小，因住客复杂，可知千奇百怪的事情，无异大千世界。有一天进来一位莫名其妙的人，原来他找人找错门牌，找到这所没有挂招牌，和普通住家户一样的黑监牢。他一敲门，就把他请进来，关着不放。
有一位许昌附近土财主，他是地主，自己买枪，成立保卫团，和保密局发生关系，成为保密局的地方武力。保密局派去联络的人向他借两百元现洋，他没有照借，于是报告他通匪，由徐州最高军事机关抓起来，送到保密局。他心里很不服气，一再向同牢房的难友诉苦。他故意装肚痛、装呕吐、闹个不休，看牢的硬说他抽鸦片，是发瘾了。济南失守，省主席王耀武被俘，吴化文叛变，把他的南京办事处处长关起来。这位仁兄才真抽鸦片，瘾发得眼泪鼻涕，死去活来。可是看牢的和管牢的都不说他抽鸦片，他常常要求去见管牢的，每请必准，瘾发时，要求出去，出去牢房几十分钟，回来烟瘾不发了。
总统府警卫旅的士兵，有几十人关进来，我们牢房里分配了三位，都是二十刚刚出头。有一位很英俊，带着脚镣，脚镣太短，迈不开步子，走路必须跳着走，同牢的人都为他难过。这是一种惩罚吗？管牢的叫张炎，他具备了古今中外管牢的一切残暴手段。
坐牢九年谈话一次
保密局属于国防部，我是陆军少将，就是真的犯了国法，也应当按照军法审判，经过军法会审。我等着法律给我公道，会审的那天来临，我好有个说话讲理的机会。大概是到南京两三星期，看守打开牢房，要我下楼去，原来是军法处长李希成要谈话。所谓谈话，也就是审讯，但不是会审。读了一个多钟头，李希成问我三大罪状：
一、我太太做生意——太原绥靖公署第二处处长吴毅安由南京回太原，我妻送他到飞机场。前门外西河沿新新医院范绳武的太太康淑媛，托吴处长给她娘家带了两筒照相馆用的印像纸，毅安兄上了飞机，大概怕到了太原后有麻烦，在飞机上嚷嚷，被海关人员听见，把印像纸从飞机上拿下来扣留，要上税。我妻回到城里，托张公度兄派人交了税，把纸取回来，交了康淑媛。
李希成问话时，从卷宗里取出一张我妻具名的报告，是岳梓宇弟的字迹，说明印像纸是康淑媛托吴处长带的，顶上有张公度兄签的海关取回的经过，这张东西一定是李希成要他们这样办的，以此作为我的罪证。李希成为什么知道这件事，一定是司机说的。我因事到南京，副站长孔觉民把这个司机升为事务员，我回北平后，觉得欠妥，仍旧让他开车，他心里恨我，那一天送毅安兄到飞机场，就是他开车去的。
“我在保密局工作，我的家人就不能做生意吗？我妻做生意，就是我犯罪吗？我每月拿了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