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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施启扬陪我，拜访了戴炎辉教授。后来我发现原来戴炎辉的著作，多是抄袭日本学者仁井田升的，特别告诉了施启扬，他大吃一惊，那时他也研究中国法制史，可是法学院的仁井田升及其他有关法制史的著作，都被戴炎辉借走，别人都无法看到，他乃向我借去不少。他写的借书信，经常是这样子的：
李敖兄惠鉴：
左列诸书写报告须做参考之用，不知贵系图书室或中文系图书室可否借到？若可借到请即交由家弟敏雄携至法学院是幸：
（一）杨鸿烈 《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册）
（二）程树德 《中国法制史》
望能速借，劳神之处谨先在此致谢，专此敬颂
学安
启 扬 上
五月十六日
（请代向贵室诸室友问好。）
李敖兄：
来访未遇，《中国法制史》、《中国法律发达史》及《历代刑法志》我已取去，学期结束前（一月十五日前后）奉还。
祝
愉快！
启 扬 留
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午
我们在大学的时候，书籍贫乏，今日不难找的书，当时都视为奇货。从这两封信中，也可约略看出那时大学生的处境。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日，我大学毕业返回台中，有日记如下：“四时十分与弘、祝公、庭生、鼓应、克斌同车赴车站，华俊与又亮已先赴车站办好行李。至车站时，已人群一片，今日送行者：1周弘2景新汉3马宏祥4白绍康5华昌平6李华俊7陈又亮8陈鼓应9祝庭生l0张克斌11袁祝泰12朱广诚13黄锡昌14施启扬15佟辉勋16阙至正l了孙英善18林淑美19杨祖燕20杨世彭21袁天中22萧启庆23王尚义24陈良榘25王曾才26李耀祖。”由这段日记中，可见我交游广阔、人缘亦佳。送行人中，李华俊、朱广诚、施启扬都是我台中一中旧识，最早认识的。
我返回台中后，等待南下入营做预备军官。施启扬有信来，也谈到借书的事：
敖兄：
大函敬悉。谢谢您。在校时劳费您代借书籍，至以为谢，并在此致感激之意。您要当兵了，而且是最坏的一种步兵，七日入伍，我因学校有事（现在在系里任助教，无法随便跑）不克返台中送行，又未能到您家吃蛋炒饭、见见静波，甚觉可惜。萧启庆已考取研究所了（罗某亦取了），今后可以劳烦他代借书了。我记得上次在您寝室，见您曾借得商务《万有文库》里的《唐律疏义》，不知您从何处借得，如尚记得请以后来函时，顺便惠示，因萧启庆对多处书籍恐无阁下之熟悉，故先问妥，专此敬颂
近安
并请向静波问好
启 扬 上
九月五日
从这封信里，可以看出施启扬他们研究法制史，竟连《唐律疏义》等起码的书都不得见，当时大学生的贫困与孤陋，由此可见。
我当兵后，施启扬也有信：
李敖兄惠鉴：
华翰已敬悉，因杂务缠身，迄今始奉复，谨致最深歉意，并望鉴谅是幸。
前日往第九宿舍，访萧先生未果，因第九宿舍并无萧先生之名（宿籍），想萧先生是住他人床位吧！归途在校总区见到王文振，他是梁仰芝先生最得意的学生，但现在学的却是化学。他领我参观他的研究室，仪器书籍满室，使我惭愧不堪，您知道高一我数学在“戊组”，而且经常在及格边缘，高二、高三时对理化等更无兴趣，在那段日子学理科的课真是受罪，您是高三的逃兵，并未吃过苦头，我现在看了理化数学的仪器书籍内心犹有余悸，想您必亦有同感。
王文振住第九宿舍，我就托他找萧先生，昨天他来函说萧先生已找到，并将《唐律疏义》寄托他处待我去拿。我很感激您及萧先生，因为我需用的书籍大都是劳费您代借的，谨在此致最高谢忱，并请您在给萧先生函中代我向他致谢意。我向您借的书除《唐令拾遗》、《中国妇女生活史》，明日携往萧先生处请他还给图书馆外，《唐明律合编》、《明律集解》及《故唐律疏义》假如可以继续借而不麻烦的话，就准备再借下去，因为我的报告必须再加修改补充，现共有七万字，我很想利用假期再加补改。萧先生说他可以将《唐明律合编》等之书改换他的名字继续借，如果您认为不会打扰他，就要麻烦他了。
您军中生活恐还不惯， 秀才当兵，一辈子当不好，好在入伍训练即将结束，届时在台北当可再看到您。最后祝您军中起居作业一切安好。并保重身体。
启 扬 敬上
十二月十日晚
一九六一年我当兵归来，住在台北新生南路三段六十巷—号四席小屋，施启扬那时正在军法学校服役，担任教官。有信如下：
李敖兄惠鉴：
显昌已将您的信交给我，首先我应感谢您帮我借这许多书；再者我以为那些书已经由萧启庆兄转借，因为我曾经写信给他，请他设法继借，他函复说已继借，我以为已由启庆兄过户。看您的信后才知道尚未过户，使您极为尴尬，深致歉意，并请你鉴谅为幸。我在军法学校颇为忙碌，除星期六回宿舍与黄狗等玩牌之外，其余都关在军营中，专此奉覆，并
颂
近佳
弟 启 扬
四月二十七日
这信中所说玩牌的事，是施启扬一大特色，施启扬在一九五八年毕业于台大法律系法学组，并以第一名考入台大法律研究所，同年十月又考上高考状元。论者以为施启扬一定非常用功，其实不然。事实上，他是一个考试匠。他所知不多，但有本领在考场一小时内，用他清楚端秀的写字，把所知发挥得淋漓尽致。因此在“考工记”上，占了大便宜。他平时在宿舍不是最用功的，玩牌时间很多。他的天资也不高，悟性尤差，有一次在我宿舍，和孟大中等看漫画，别人一看就笑了，他却看不懂。王新德说他“头脑不行”，可谓一语中的。
一九六一年年底，我在文星开始兴风作浪。后来施启扬退伍，时相过从。他的法制史研究几乎全靠我提供资料。我保有一张他亲笔的借书条如下：
启扬借：
一、支那身份法史
二、中国婚姻史
三、东方学报
四、婚姻与家庭（中日文）
五、现行亲属法论
六、中国亲属法
元月二十一日
仁井田升
中国法制史（刑法）
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二日《政治家》周刊第十五期登说：“早在台大念书的时候，施启扬即相当活跃，他和丘宏达、陈继盛、陈隆志等人，被认为是法律系最杰出的学生。在《大学杂志》全盛时期，他和陈少廷、关中、陈鼓应、丘宏达、李钟桂、许信良、张俊宏等人，都是国内一时的菁英，为文批评时政，广受瞩目。他也曾在《文星》杂志帮过一些忙。”说到施启扬和《文星》的关系，这是不确实的。施启扬从来没在《文星》杂志帮过忙，他只在留学德国时，写过一篇稿子——《从歌德学院到海德堡大学》。关于投稿给《文星》的事，一九六三年一月九日，他有信给吴章铨、魏廷朝、史静波，全文如下：
章铨、廷朝、静波兄：
新年如何度过？在台湾还是旧历年热闹吧！
除夕夜二十余名中国人在基督教宿舍聚餐，甚为难得。可惜有不谙中文之中国人，大家以中国话交谈，使他们颇感寂寞，
中国在东南亚有千余万华侨，中国若能强盛，这些华侨将是不可忽视之潜力。
最近看了一场令人愤慨的电影，名“Mondo
Cane”（狗的世界），意大利片，内容讽刺中国人吃狗肉，许多德国人看了都认为中国人不文明。本来文明与否原不以西方风俗作为价值判断的唯一标准，狗肉的营养亦许很丰富，但时值东西文化逐渐融合之际，许多文明的标准还是要以西方的观念为断。我不知有多少中国人喜吃狗肉，这些中国人显然在外国被认为不文明，
同时外国人误以为狗肉系中国人的普遍佳肴，把所有中国人都骂在一起，真是气人。
台湾最近有何消息否？报载留欧公费生生活费用每个月从一百美元提高为一百二十美元，这是对公费生最佳消息。教育部公费生（如翁岳生）每次都说DAAD学生待遇好，我们则谓之“国宝”（国家公费生）待遇好。
最近因涉及泄漏国家机密罪被捕之“Der Spiegel”（《镜报》杂志）发行人及编辑等已有公开审判之消息。Der
Spiegel系德国的《自由中国》，专摘发政府劣行，发行遍全国及国外，去年十一月间因再攻击国防部长Strauss，被指为泄漏国家机密，由司法部羁押在监，结果Adenauer内阁几因之垮台（全国大学、学术机关、学生团体均举行示威，我也跑去凑热闹），结果Strauss去职，内阁改组，
民心大失，Der
Spiegel则照常出版。至于发行人及总编辑因发表NATO军事演习之机密文件涉嫌犯罪，现仍侦讯中（出版人泄漏军事机密是另一回事，新任司法部长已下令速行公开审判），以后发展如何不得而知？
上次所寄稿件，如《文星》有意采用，所附照片一张可作插图，如未蒙采用则留兄等处作为纪念！
弟 启 扬 上
一十月九日 Heidbg
施启扬的文章，我把它登在一九六三年二月的《文星》第六十四期，全文六千五百字，稿费三百二十五元。这封信中提到德国学生为争言论自由举行示威，他“也跑去凑热闹”之事，可以看出施启扬的热情一面。在他留学期间，一九六四年，台北发生了彭明敏、谢聪敏、魏廷朝被捕案。这案当事人是他的老师和同班同学，听说他曾写信回来向台湾当局抗议。这一抗议，害得他在一九六七年回台后，被当局冷冻了好一阵子，使他深知利害，胆为之寒，他回台后，有信给我如下：
李敖兄：
近况可好，甚念！我已于六月底回国，将在法律系任教，现住在基隆路学校招待所，最近在正澄那里看了“大学后期日记”。
听赵天仪说你现在有车子，有时间欢迎来玩！专此并祝近安！
弟 启 扬 上
十月二十二日
根据我旧日记，收信后半个月，十一月六日，我跟施启扬见了面，五年阔别，相谈甚欢，中午连家立请于李园，有空中小姐王芳华、施启扬在座。十八天后，十一月二十四日，汪中磊请于美而廉，施启扬、张、陈二小姐在座。十二月三日，施启扬请我于李园，陈正澄、陈小姐、施敏雄夫妇、小蕾在座。十一天后，十二月十四日，与施启扬去中德文化协会看材料，请他于美而廉。……这段时间，是我和施启扬交往较密切的一段日子，他那时回台不久，颇为索寞。名片上印的是：
虽未投闲置散，但是并没蒙国民党当局重用。
到了第二年，一九六八年，他跟国民党当局的情况开始变化，他做了国际关系研究所副研究员，兼任国民党中央设计考核委员会委员。这年五月十三日，他打电话告诉我，说看到四月二十三日的香港《大公报》，有张其义写的专栏文字，标题是《台湾的‘文星集团’事件》，可看出中共方面如何看文星被封，请我注意。这时他日渐“归正”，我则因文星已垮，处境日恶。这年十月二十八日，他和李钟桂在台北中山堂光复厅结婚，由国际关系研究所主任吴俊才证婚，在所有他的外省同学中，只请了我一人。
施启扬结婚后，夫妻两人，相激相荡，求仕之心越浓，物欲也越强。有一次我卖了一套《古今图书集成》给国际关系研究所，他居然从中要了我的红包！那是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六日，红包是当时价值新台币两千八百元的《社会科学国际百科全书》（The International Ency 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虹桥书店翻印的，原版要当时美金五百四十元。为了使《古今图书集成》顺利卖成，我送他了。但是心里一直觉得不是味道。因为书是我直接写信给我的老师吴俊才卖成的，施启扬实在没有拦腰打劫的道理。我回想起他回台时一直表示羡慕我有小汽车的事，我想这位老朋友一定穷疯了。
有一次，有外国友人向我要台湾箝制言论自由的法令，为了使译名准确的出自法律行家之手，我到施启扬家，请他代译成英文。他犹豫了一阵，慢慢的翻译如下：
出版法 The Publication Law
社会教育法 The Social Education Law
戒严法 The Martial Law
台湾省戒严期间新闻纸杂志图书管制办法 Rules Governing the Control over the Newspapers； Magazines and Books during the Martial Time
内政部台（47）内警字第22479号函 Letter Of the Ministry Of Interior to Police Organizations ＇NO．Tai（47）Nei—Chin—Tze 22479＇
为了使他安心，我机警的当场照他的译稿抄了一份，不带他的笔迹出门。不料到了门口，他忽然冒出了一句活，他说：“李敖兄啊，也该为政府留点余地啊！”我听了，大吃一惊。我所认识的施启扬怎么说出这种话！我心里想，这位老兄大概跟国民党搭线搭得有眉目了。我很不高兴，义形于色，说：“启扬啊，这样的政府，它给我这种人留了什么余地呢？”从此以后，我就没再见过施启扬了，如今转眼二十年了。
一九七○年十二月十一日，每年一次的台中一中同学会在台北举行，这次是在桃太郎餐厅，我没有去，事前写信给老同学林益宣请假。全信如下：
益宣兄：
今天收到你寄来的台中一中同学会聚餐请帖，抱歉这次我不能来了。
从彭明敏偷渡后，我即被跟踪，直到今天，已十个多月。每天二十四小时，专车一辆，四人小组，侦视不停。我如来参加同学会，一定带给老同学们的不方便，于心何忍？
老同学中，谢聪敏也被跟踪，是三人小组。不过跟他的是警察，跟我的一开始是警察，后来改为警备总司令部的特工。
老同学中，“飞上枝头做凤凰”——在世俗眼中，飞黄腾达者——亦有之，施启扬是也，已官拜国民党中央五组副主任。启扬是好好的念书人，何苦如此？一定是书念得太多，念糊涂了，这话并非背后骂他，当他面，我也这么说过。
佛洛斯特（Robert Frost）说他选了更少人走的路，所以结果就大不相同：（Two roads diverged in a wood； and I/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ed by； /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二十年前同聚一堂的老同学，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