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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真正要做到这一点，撤出北约组织、摆脱美国控制是不可避免的选择。
早在1959年7月，法国地中海舰队就撤出了北约组织。在拥有核打击力量之
后，法国开始逐渐脱离北约组织。如1963年6月，从北约撤出法国大西洋舰
队； 1965年 5月，拒绝参加北约联合军事演习。1965年9月，戴高乐在记
者招待会上讲话暗示，法国将最迟于1969年退出北约。1966年2月21日，
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上明确宣布法国将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3月10日
和29日，法国外交部向北约14个成员国政府提交备忘录，要求北约指挥机
构、盟国军事人员和军事设施撤离法国。29日的备忘录还规定：欧洲盟军司
令部和中欧司令部的总部应在1967年4月1日前迁出法国领土；驻欧美军参
谋部和美国陆军、空军各种设施的搬迁工作一般亦应在同一期限内完成。
第三，积极发展“法德联盟”，以此为基础巩固和加强欧洲经济共同体，
坚决抵制英国加入欧共体，从而防止美国利用英国控制欧洲。戴高乐十分重
视法德关系，认为法德和解和联盟是欧洲联合的基础，可以保障欧洲政治的
独立性。同时，戴高乐对与美国保持特殊关系的英国采取了顽强的抵制政策，
致使英国首相威尔逊叹道：“只要戴高乐将军还在爱丽舍宫，我们之间的关
系将极难恢复。”
第四，发展独立的对苏关系，用“缓和、谅解、合作”的外交政策替代
冷战与对抗，增强在美苏对抗夹缝中的适应性和灵活性。50年代末期，苏美
关系出现转机，美国把美苏关系问题放在其对外政策的支配地位上。而戴高
乐认为，美国不能包办欧洲对苏政策，欧洲，特别是法国，应该发挥独立作
用。1960年3月，戴高乐邀请赫鲁晓夫全家访法，会谈时，他提出“缓和、
谅解、合作”的政策主张。这表明法国已经独立自主地改善同苏联的关系，
并向西方联盟中的美国盟主地位发出挑战。戴高乐主张，在苏美接触的同时，
欧洲国家应该在诸如经济、文化、技术、旅游等方面同苏联相互交流和接触，
这样可以把“铁幕”一块一块地撕碎。
戴高乐主义的独立自主政策，在戴高乐之后的第五共和国历史中一直被
延续发展着，这说明它的产生和发展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从某种
意义上说，它也是战后欧美矛盾的一种体现，是帝国主义阵营分化的一种表
现形式。
联邦德国的“新东方政策” 战后德国分裂，联邦德国一直不承认民
主德国，视其为德国东部领土，并于 1955年开始推行哈尔斯坦主义。1961
年，阿登纳仍声称，当德国历史性的时机到来的时候，是不会忘记德国的东
部地区的。这时，联邦德国仍期望依靠美国和北约组织的支持来实现统一。
但是，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美国深陷越南及其衰退，以及联邦德国对苏联
东欧的经济贸易发展的需要等问题，迫使联邦德国的政治家们重新考虑哈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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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主义。从60年代初起，联邦德国的外交政策就出现了微妙变化，开始酝
酿一个新的东方政策。
推动哈尔斯坦主义向新的东方政策转变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德国社会民主
党领袖维利·勃兰特，他在六七十年代曾先后出任政府外长和政府总理。勃
兰特曾在柏林墙事件时任西柏林市长，他清醒地认识到对抗的严重性，所以
主张用和平手段谋求德国的统一。勃兰特任外长时就表示愿意同苏联和东欧
国家就互不使用武力的问题进行谈判。1968年苏联干涉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发
生后，联邦德国内部就是否继续采取缓和政策发生尖锐的意见分歧。1969年
勃兰特大选获胜出任政府总理，坚持继续推行缓和政策，并最终完成了新东
方政策的转变。由于德国的特殊地理位置，从俾斯麦以来，每个时期都有一
个相应的东方政策，为了加以区分，人们习惯地把勃兰特的东方政策，称为
“新东方政策”。
新东方政策的基础是缓和、均势与联盟。只有东西方关系出现缓和气氛，
联邦德国才有可能摆脱哈尔斯坦主义，采取相对灵活和自主的外交政策，从
积极主动改善同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关系中谋求新的统一机会。由于德国分裂
形成的战后东西方两大集团的对抗，这种对抗长期处在均势状况中，当谁也
无法消灭对手时，均势便成为一种现实，新东方政策的出发点也是对这种现
实的承认。在缓和与均势环境中推行新东方政策，需要与美国和西欧国家结
成牢固的联盟关系作为后盾，失去了这个基础，新东方政策将无力贯彻推行。
勃兰特说：“我们的东方政策实际上有三重目标：改善同苏联的关系；
同东欧各国关系正常化；暂时解决德国两部分的关系”。显然，其中最主要
的是解决德国两部分的关系，但这必然涉及联邦德国与苏联和东欧的关系。
概括说来，新东方政策是以四个重要条约为基本内容的。勃兰特上台后，坚
持与苏联进行谈判，两国外长于1970年夏进行了13次谈判，终于就互不使
用武力问题达成协议。同年8月12日，勃兰特总理访苏，正式签订了《莫斯
科条约》。条约声明，最重要的目标是维护和平与缓和，保证不使用武力或
以武力相威胁，承认欧洲疆界的不可侵犯性和四国占领柏林的权利。联邦德
国与苏联的关系从此得到改善，贸易交往逐年增加，成为苏联与西方贸易的
最大伙伴。1970年2月，联邦德国开始与波兰谈判。12月7日两国在华沙签
署《关于两国相互关系正常化基础条约》。该条约重申奥得—尼斯河边界的
不可侵犯性，并相互保证不使用武力。1970年3月19日，勃兰特前往民主
德国的埃尔富特，会见了民德总理斯多夫，勃兰特表示愿意改善关系，但互
不视为外国。斯多夫则坚持联邦德国必须承认民主德国，互派大使，使西柏
林成为“独立的政治单位。”5月，双方总理在卡塞尔举行第二次会晤，但
仍无进展，问题由此转入西柏林问题，这只能由四大国会谈解决了。从1970
年3月26日至1971年9月3日，四大国就西柏林问题进行了反复交涉，最
后签订了一项《四方协定》，各方都保证不在西柏林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
并规定西柏林经过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相通的过境通道应畅行无阻，但西柏
林不再是联邦德国的组成部分。这个条约体现了双方的妥协，明显缓和了紧
张局势。此后，两个德国重新开始谈判，1971年底先就过境交通问题、双方
居民访问旅行问题达成协议。1972年12月21日，两德《关系基础条约》正
式签订。次年5月，勃列日涅夫访问联邦德国。9月，两德同时加入联合国。
12月，联邦德国同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先后建交。新东方政策
至此全面形成并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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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东方政策既反映了东西方关系的缓和与变化，也反映出战后美德关系
发生了变化。联邦德国发展到70年代，经济上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西方经济大
国，在欧共体内与法国一道起着重要作用。但这个经济大国却是“政治侏儒”，
这必然使联邦德国要努力改变这种状况。新东方政策虽然立足西方，但却自
主地发展同苏联、东欧国家的关系，这是联邦德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重新发
挥重要作用的开端和标志。
日本反对美国控制的斗争 旧金山单独媾和后，日本统治集团制定的
国策是，经济上争取最大限度的美援，军事上依靠美国的“保护伞”，外交
上采取“向美一边倒”，把国家的首要目标放在恢复和发展本国经济上。日
本1955年的生产恢复到战前水平，1950年至1970年间，日本工业生产以年
均增长14％的高速度发展，到1968年国民生产总值达1419亿美元，超过了
英、法和西德，成为仅次于美国、苏联的世界第三经济大国，在资本主义世
界中居第二位。这一年日本还从债务国变成债权国。自60年代起，随着美国
霸权地位的衰落和日本经济的“起飞”，日本垄断资本谋求扩大商品和投资
市场，要求逐步摆脱对美国的依赖，日美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逐渐激化
起来。
日美贸易斗争，以1965年为分界，这一年日本对美贸易从入超转为出
超。以后日本的顺差数额直线上升，这就导致了日美贸易摩擦的连续发生。
1968年，日对美贸易顺差突破10亿美元，引起了1968年至1972年的第一
次日美贸易摩擦。此后日美经济发展不平衡更形加剧，也就不可避免地导致
日美经济、政治摩擦的进一步加剧。到了70年代，日本已一再强调要发挥其
与经济大国相称的政治作用。
美日两国的控制与反控制斗争早已显露端倪。1956年10月日方不顾美
国阻挠，与苏联签署联合宣言，规定两国结束战争状态，恢复外交关系。1957
年2月，双方互派大使。美日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更为突出地表现在修正1951
年签订的《美日安全条约》的问题上。日本人民一直强烈反对这个条约。日
本统治集团在50年代后半期也开始普遍对这个条约的不平等性表示不满。他
们利用日本人民的反美运动，对美国施加压力，使美国最终不得不于 1960
年1月同日本签署了《日美共同合作安全条约》，即新日美安全条约，以代
替1951年的旧约。新条约确认美国有权继续在日本驻军和保持军事基地，但
限定双方必须就此进行协商，并删去了旧约中美军可以镇压日本国内“暴动
和骚乱”的条款；此外，规定在日本管理下的领土上受到武装进攻，双方将
采取行动以对付共同危险。
新日美安全条约的签订，意味着日本在依附于美国的前提下，取得了更
大的自主权，加强了同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1969年11月日美两国同意自
动延长新日美安全条约并签订美国归还冲绳行政权的协定。1972年5月，美
国把冲绳行政权正式移交日本。至此，日美领土争执最终解决。
综上所述，到60年代后半期，西方帝国主义阵营已逐步分化，这归根到
底是资本主义经济不平衡发展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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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世界科技革命的（禁止）及其社会影响
科学技术革命包括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三个既有联系、又有
区别的过程。它们在近代以来，特别是从20世纪以来，逐渐联结在一起，依
次而出现，又在交错中进行。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发生过两次自然科学革命和两次技术革命。战后初
期，开始了以电子计算机为代表、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技术革命。这
次革命在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期达到（禁止），到80年代以更大势头发展。
新的科技革命促进着社会政治体制、经济结构、文化教育的变革，孕育
着新的思维方式和新的世界观，使人类社会生活和人的现代化向更高境界发
展。它向国际政治和全球生态环境提出挑战，并在新的条件下促进了各国相
互竞争又相互依存的整体化、国际化进程。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是
推动现代生产力发展的最活跃的因素，并且归根结底是现代社会进步的决定
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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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第三次技术革命的兴起和进程
一、第三次技术革命的起因
技术革命是在人类改造自然过程中关于制造和操作的系统知识的社会性
根本性的变革。它的发生有社会的因素，也有科技自身的内在动因。
科学理论的准备 科学革命是技术革命的理论基础。人类只有对自然界
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有了飞跃，才有可能在能源利用和生产工具、生产工艺
的变革方面有所突破。第三次技术革命的理论准备应追溯到19世纪末、20
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提出和量子力学的诞生，在物质观、
时空观、运动观和方法论方面改变了牛顿力学体系，从而将人们对自然界的
认识从宏观世界引向微观世界。30年代原子物理学的迅速发展揭开了核裂变
的奥秘，使人工利用原子能成为可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家们进一步探索原子核更深层次的内部结构，
即构成原子核的众多基本粒子的结构及其转化规律，从而建立了高能物理
学，到70年代，发现基本粒子数达300多种。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杨振宁、李
政道、丁肇中在这方面的理论贡献对核技术和其他新学科的发展有重要的意
义。
形成于战后初期的“三论”即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论，也是当代技术
革命的主要理论依据。“三论”各有独立性，又有内在联系。
系统论是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路德维格·贝塔朗菲创立的。早在二三十
年代他就探讨生物机体系统。1945年发表论文《关于一般系统论》，正式提
出系统论是一门研究系统的模式、原则和规律，并对其功能进行数学描述的
科学。1968年他编著了《一般系统论的基础、发展和运用》一书，全面阐述
了系统论思想，引起普遍的重视。
信息论是研究信息的获取、传输、存贮、处理和变换的一般规律的科学。
尽管人类很早就懂得利用信息，但将其发展为一门科学是在1948年。当时正
在美国贝尔电话研究所工作的数学家申农发表了《通讯的数学理论》一文，
从理论上阐明了信源、信宿、信道、编码等有关通讯方面的基本问题，并用
数理统计方法研究信息的变换和传递，进行信息的度量，分析信息的特征。
60年代后被广泛应用于各学科。
控制论是研究系统控制和调节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它的诞生经历了一个
漫长的过程。美国数学家维纳于1948年出版他的名著《控制论》，揭示了由
信息和反馈构成的系统自动控制规律，为此，他被认为是控制论的创始人。
控制论提供的信息方法、黑箱系统辨识法、功能模拟法、反馈法等，有力地
推动了新技术革命的发展。
技术与物质前提 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有继承性和连续性的。第三次技术
革命的兴起是与第二次技术革命创造的技术与物质条件分不开的。第二次世
界大战前，随着电力技术、内燃机技术、冶炼、化工等技术的发展，在欧美
国家兴起了电力、电通讯工业、汽车、飞机制造、石油化工、高层建筑业等
一系列新型的产业部门，使社会生产力大为提高。新产业不仅为社会创造了
巨大的财富，而且还给科学技术研究提供了所需要的超高压、超低压、超高
温、超低温、超纯度、高真空等实验手段，使一大批精密仪器，如电子显微
镜、电子示波器、质谱仪、同位素测定仪、原子光谱仪以及能获得高速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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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旋加速器等得以在二三十年代问世。正因为有了这些先进的实验条件，
才使新技术的诞生成为可能。
第二次技术革命中无线电技术的发展是电子计算机得以诞生的直接前
提。30年代无线电广播已遍布全球，1937年英国又发明了探测飞机的军用雷
达，把电子的电路和元件技术提高到新的水平。1936年图林发表了题为《理
想计算机》的论文，解决了数理逻辑和计算理论问题。到40年代，制造电子
计算机的技术基础和理论基础已相当完备，遂使美国在1946年研制出世界上
第一台电子计算机。
战后初期，属于第二次技术革命领域的一些尖端技术开始从军用转为民
用，进一步扩大了新兴产业，推动了第三次技术革命的到来。例如，飞机制
造技术在二战期间实现了从活塞式到喷气式的转化。1949年英国德·哈威兰
公司研制出第一架喷气式客机“慧星—1号”，开始向民用方向发展。其飞
行高度达1万米，速度超过800公里/小时，在计算和材料方面都有更高的要
求。这类新产业的发展是电子计算机不断改进的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