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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吵着要复学，祖父犹疑了一会，终于答应下来，只嘱咐五姑母可要严加管束。我到了学校看见校里一切都差不多，就是党国旗是崭新的，校舍也经粉刷，据说在中山公学时代，男学生都染上涂壁恶习，欢喜到处乱写标语，如“打倒烂污婊子XXX”啦，“反对上课递情书”啦，“妹妹我爱你的大腿儿”啦，到处都是，尤以厕所门旁为甚。粉刷过后，虽有些地方还约略可见，但是大家也马马虎虎，好在男生已绝迹了，而门房厨子之类总是下人，癞蛤蟆怎敢吃天鹅肉，娇滴滴女学生是决不会垂青到他们身上的。
但其中值得考虑的却是男教员们，老先生辈都跟着史老先生跑了，虽经邹校长再三敦请，但他们都不肯屈居于一个年青娘儿们之下，没奈何，请来的都是些同商先生差不多的年纪的青年。有一位国文教员姓黄的，常常罩着灰色长衫，头发梳得光光，脸孔却长长的有如马面，眼睛细小，走起路来摇摇摆摆，说话三句不离冰心。他常常在教室里叹息着：“大海呀，我的母亲！”顽皮的同学应一声“在这里”，却又立刻把脸涨得红了。有一次他教墨子兼爱，一面解释，一面连连摇头说：“这种古文沉闷得很，其实不必读，只有冰心的散文，真是恬静，美丽，温婉，多情……
“唉！”’
“先生，究竟什么叫做兼爱呀？”我盯住长长的马儿般面孔，不耐烦地问。
他很快的回答：“兼爱就是你爱我，我爱你。”
全教室同学都笑起来了，他不懂，我却懂的。以后同学们见了我便取笑：“同你讲兼爱的黄先生来了！”
他常常称赞我，说我的文章像冰心。同学中有人问：“究竟是冰心好呢？还是苏青好？”他连连眯着细小眼睛说道：“现在是冰心，将来也许是苏青。”同学们笑了，我不笑，望着他长长的马儿般脸孔，心里只惹气。
原来那时女生有一种风气，便是喜欢追求男教员。有一个姓郑的英文教员，人也生得并不怎样漂亮，头发中间分开，戴近视眼镜，常穿一套浅咖啡色西装，我们都叫他“红皮老鼠”。每当他上课以前，教室中空气便不同了，我只觉得空虚而冷静。我想：同学们都到哪里去了呢？后来偶尔给我发现了，原来她们都是在寝室里换袜子，擦粉。
说起来真也可怜，女中学生一律要着校服黑皮鞋，因此出奇制胜只好从一双丝袜上着想，有浅灰的，有纯黑或纯白的，也有咖啡色，但多的却是粉红。当郑先生走进教室来的时候，有的女生故意把脚伸出在座位旁，因此鞠躬时不是“立正”而像“稍息”了。而且有些人弯腰也不规则，直如杨柳般乱摆摇，仿佛在跳舞。为了郑先生，我们女中的同学居然在高喊“打倒帝国主义”之余，也大读其英文。她们常把一课书念了又念，念得顶软顶清脆，于是全教室中便如桥营百喀，呛得郑先生心花怒放，一迭连声说：“明天我来教你们演一出英文剧吧，是哥仑布发现新大陆，Colulnbus！”结果在指派剧中角色的时候，被指定演哥仑布的并不喜欢，得意洋洋，却又假装娇羞不胜的倒是一位说白不到三五句的饰西班牙皇后的某某小姐。
至于商先生呢？虽然也相当的年轻漂亮，但是同学们都不敢惹他，因为他是邹校长的意中人。为了爱邹校长之故，他便不惜和自己乡下太太闹离婚，协议不成，告到法院去。离婚的理由中有一条是说她不孝翁姑，骂鸡骂狗，法官问做翁姑的，你媳妇是否如此，南先生的父亲便回答：“我的媳妇是贤孝的，就是儿子被邹婊子迷住了，所以在说热昏话。”结果离婚不成，但南先生还是和邹校长同居的。他教我们政治训练，也常询问时事。有一次他问我一个国际问题，我答不出，他微怒道：“你平日不看报的吗？”我说：“看的。”他说：“那末看些什么呢？”我顿了一顿，便笑着回答道：“看的是请求离婚不准。”他大怒了，一言不发，胸脯挺起来，穿着中山装真是神气得很。我有些羡慕邹校长，也有些妒忌她。
真的，我们在校中看男性的机会是太少了，但被看的机会却多。在一切民众集合的场合中，我们总是被叫去唱党歌的，那时大多数民众还唱不来党歌，而要请女中挑十几个人来代唱。我的身躯生得矮小，站在最前排，尖着嗓子喊唱。唱毕之后。便是主席读遗嘱，有些主席读不出了，或读过又读时，我真善他着急，恨不得滚瓜烂熟地替他代背出来才好。有时候开会完毕后还有余兴，男校是演剧，打拳，或变些化学戏法，而女校则一定担任最受欢迎的节目，便是跳舞。
我记得当时常演的话剧总不外乎《复活的玫瑰》、《南归》。机雀东南飞》、《三个叛逆的女性》、《咖啡店的一夜》、《青春的悲哀》等等，跳舞则是“三蝴蝶”、“海神舞”、“落花流水”等为多，那些会跳舞的同学，平日常以美人自居，温婉作态，校服做得特别小，紧包着身体，而裙子又奇短，吊在离膝差不多有二三寸高处，只遮住个屁股，害得五姑母横眉怒目恨不得把它一把扯下来才好…一旦是毕竟没有扯，因为扯下来以后虽然盖住膝头却又追不牢屁股了，那还了得？
不久，济南事件发生了，于是我们便不再跳舞，而是出外调查某货。国货与某货分不出来，我们只拣花样美丽的给它们贴上封条，急得商人叫苦连天。我们出去调查，是学联会领导的，学联会又听党部指导，有时也合作。商先生差不多天天与我们碰头，不久他终于爱上了我们与同行的一个女生，名叫张剑英，他写信给她说：‘滋英先生：怎么你的回信还不来？真把我盼望死了；人家说望眼欲穿，我是连肩膀也望穿了！”这封信终于落到我五姑母手中，五姑母把它战栗地递给邻校长，邹校长一言不发。
第二天，邹校长便气愤愤地在纪念周上报告我们说：“商先生因为调查工作太忙，现在政治训练改请何先生教了，请诸位当心听讲。”云云。但是再过几天以后邹先生却又在纪念周上报告我们说：“我近来因为身体不大好，已经向教育局辞职了，新来的是一位刘校长，请诸位…”云云，据说她辞职的原因是为了南先生同她捣蛋。
刘校长的第一件德政便是留住我五姑母。他原是女子师范的旧教员，生得矮胖身材，白麻子，两颗门牙尽管往外扒。他的年纪大概有四十多岁了，态度严肃，使人见了就不敢大放肆。学生们因为畏忌之故，常有人恨恨的在背地唤他为“刘麻”而不名。更因其腹部隆然凸出，走起路来大摇大摆，也就有戏呼之为“十月怀胎”者，不过女孩儿们毕竟脸嫩，提起有关生育的话来未免羞人答答的，因此这个绰号便远没有前者之被叫得响亮而且普遍。
且说那位刘校长是在我级教算学的，从民国十七年秋季开学起，一本段育岸著的初中混合算学第五册，教来教去还不到十页，原因是他一上课堂便训话，训的无非是不要被“共产党徒”利用云云。他来上课的情形是这样的：先是上课钟还没有敲毕，他便凸着肚子大摇大摆走进来了，于是我们乱哄哄地跑着跳着找座位，他只不声不响的站在讲坛上，目光四射。等我们大家都站定了，这才恭恭敬敬一鞠躬，若有人不理会，他便用眼睛盯住她，却不喊出她的名字来，一面对全级同学道：“这回不算数，再鞠一次躬。”于是不理会的也只好赧然站起来了。
鞠躬使他满意以后，这便捧起算学书来，故意装出要翻的样子，于是同学们也忙着翻，有的不知是第几页，只用眼睛朝着他瞧，他却忽然露出笑容来了，会找书本子说：“且慢着翻，我还要训话哩。”接着他便说下去了：“第一件，女大当嫁是必然的，同学中要是谁有未婚夫来了，大家千万别跟出去瞧，有一次我瞧见有一位同学的未婚夫来看她……”他一面说，一面把眼光转向卢月香身上，卢月香的脸马上涨得全都红了，这不仅是含羞，也带着不少愤怒的成分在内，于是我就代她解释道：“那不是她的未婚夫，是朋友。”不料刘校长却倏地板起面孔道：“若不是未婚夫就请他以后少到这里来吧，要交朋友切磋学问，这里的女朋友可是多得很哩，还有各位教师，又何必找外面男人去？”说得卢月香的脸几乎凝成紫块了，他才慢慢改变话头：
“总之，这件事情不大好，以后要改过……第二，学生会既已改为学生自治会了，范围自应缩小。学联会的命令虽该接受，但差不多的地方只要派几个代表去敷衍下便了，犯不着全体出席，招摇过市，白白给人家品头评足……”
“评也只得由他们评去，难道我们就因噎废食？”有位同学轻轻的提出抗议。
于是我也得意地自言自语道：“而且他们会品我们，难道我们就不会品品他们吗？”话犹未毕，只见刘校长在上面猛可变了颜色，怒气冲天地用力把讲桌一拍，大喝道：“谁在说话？站起来！”于是我们都低下头去了，眼中含泡泪，连瞧也不敢再瞧他一下。
“要说话的站起来呀！”他再怒吼一声，唾液飞溅，我坐在最前排，亲承馨教，不禁打了几个恶心。
“没有人说话，”他顿了一顿，声音马上和缓起来：“那么大概是我听错了。——总之，你们应该以学业为重，一切集会还是少参加为是。”
然而集会究竟是必须有人参加的，刘校长也不能十分违反潮流。他对于这些党部或民众团体等虽然敬而远之，但总也不能不稍为敷衍，敷衍的办法就是牺牲代表。最可惜的，便是我当初因得过几次演讲会的奖，便被推定为出席代表了，出席代表去出席任何集会，从前本来是不当缺席论的，但自刘校长接任后，便改为“作请假论”，于是我便无缘无故的每学期要缺上几十点钟课。这事我现在认为可惜，但其时却得意洋洋，为团体而牺牲，有什么不好向自己解释呢？
于是我直着喉咙在小教场民众大会的演讲台上嚷，嚷些什么呢？已经记不清楚了，大概总是“解放！解放！”之类罢了。但我却永不能忘记那时怯怯上台的情形，心是抖动着，嘴唇跟着科，但是拚命要装得镇静，在十数个党部代表、工会代表以及武装同志的身旁钻过去，一个矮而瘦小的女孩子，蓬松的头发向右脸一甩一甩的，眼睛只露出一只，却要正视着台下数千的民众！我来不及想象人们对我的印象如何，批评如何，只是努力把自己的喉咙提高来喊，播音机是没有的，地方又是广场，因此声音便逼成尖锐刺耳的了，但也管不得由它去，喊完了下来，这才逐出一口气，心中如释重负，马上又觉得自己英雄起来，几乎成为宇宙中心，想来女人以稀为贵，今天哪有人不在啧啧称羡自己的呢？
意外得到的报酬是：一个四十多岁的武装同志接连给我写来了三四封信，每封信内都会有他的近作白话诗，最后一首我还有两句记得，是：“清了的孤雁哀鸿，希望在你的心中觅个葬身之窗！”这可把刘校长及五姑母都吓坏了。他们把我悄悄地唤到校长空中，屏退仆役，掩上门。他的脸色很严肃，沉默了半晌，说：“自由恋爱我也赞成，不过这位队长的年龄似乎太大了，他已有四十多岁，而你只有十四岁。还有，他是广东人；还有…”他说到这里，我已经给吓得哭了，但五姑母却又面如死灰般急急摇手阻止我，一面又提手蹑足的走到门缝边去瞧外面可有什么人在听，结果当然是没有，她这才如释重负般对我低斥道：“还要哭？这种事情给人家知道了好听吗？现在快到提了，以后不许再当什么代表，赶紧装病辞职…。”她愈说愈兴奋，声音也就高了起来，这次却是刘校长摇手把她止住了，觉得过于逼我也没有用，况且就信中的话看来我实在也是无辜的，又不曾回覆过他半个字，他尽管要写信来，叫我可有什么法子呢？而且这种人在学校方面也是不便得罪他的，以后只要关照门房，有人来访苏小姐就说本校从来没有此人；若是来信呢，对不住就原封退回……事情也就到此为止了，以后我便给关禁在校内，直到十月十日国庆纪念提灯会那天。
我校接到参加提灯会的通知，是在国庆前三天下午，因为灯笼须各校自备，大会筹备处不能贴钱供给的。我们得知这个消息，真是兴奋极了，上课时纠纷向各教员打听，征询他们的意见可预备参加。然而一些消息都没有！校长办公室静悄悄地，不闻传出准备参加的通知；总务处办公室也静悄悄地，不见有人去购买灯笼，这可是怎么办呢？看看挨到国庆前一日了，热心的同学们便怒骂起来：“不预备庆祝国庆了吗？亡国奴！”
——大家谁不愿当亡国奴就得参加！
——没有灯笼也成呀，搓条纸卷儿燃起火把来不就成了吗？
——向刘校长质问去！
——向刘校长质问去！
结果是由学生自治会主席召开执行委员会临时会议，再由执行委员会；临时会议议决召开全体大会。全体大会议决推出七个代表来向刘校长请愿，真糟糕，苏青又是其中之一。
这次刘校长却是且不理别人，只对着我一个训话了：“苏青，你不记得过去这次事情了吗？深更半夜，一大群女孩子提灯笼出去，哼！——苏青，人孰无过，过而不改…”说到这里，他的头便大摇特摇起来，似乎觉得我这个人真有些不知羞耻似的，但是我当时委实被一团高兴弄糊涂了，见众代表都不开口，只得涎着脸说：“但是，刘先生，去开会的人正多着呢！”
“人家是男人呀！”
“难道女人就不是人吗？”我的男女平等理论又提出来了。
刘校长叹一口气，说：“女子要出去就得有人保护……别奖！你们不懂事，没人保护是不成功的。”
我的眉毛剔起来了，其余六人也都露出愤愤不平之色，校长室外探头探脑的满是围拢过来瞧动静的人，她们察言观色的仿佛知道我们已碰了钉子，大家就在外面切切擦擦地私语起来，有几个胆大的还放大声音喊：“我们要去！要去！”刘校长慢慢站了起来，摇摆着向门口走去，门外的人都笑着跑了，脚步凌乱地。他这才又踱回来，顿了一顿，严肃地向我们说道：“你们一定要去，也可以。我请几位先生保护着你们去吧，不过你们要听话。——国庆是应该欢喜的，我爱民国。但是，唉！”他默默了一会儿，我们见目的已经达到，便也不理会这些，只鱼贯退了出来，报告众同学去了。
果然，第二天上午总务主任马先生忙着亲自去购办灯笼了，晚饭提早半小时，整队出发。立正，报数完毕，足足有四百六十七人，于是矮的在前，长的在后，灯笼红绿相间，蜿蜒街街间，看热闹的人愈来愈多了，流氓们高声说笑：
“这么多的鸭屁股，倒着实好看。”
“这些姑娘们只要给我两三个也够了。”
“那个好看呀！这个丑死了。”
“瞧，她们在笑哩！”
“瞧，她们在换自己的……呢！”
说得大的女同学们都把头来低了，小的歪头嘻嘻笑，体育教员吴先生穿着紫红旗袍，短齐膝头，背上还搭块金黄与黑相间成条的大围巾。阳历十月里围巾本来嫌早些，但是吴先生身躯素来娇弱，今年还只有十七岁，刚从上海XX女体专毕业回来的，因此穿得特别漂亮。“这个是谁？”路人们开始注意她了：“是校长的女儿吧？”
“也许是小老婆！”
吴先生听了咋声：“要死！”脚下高跟鞋一滑，就跌倒了。总务主任马先生赶快来扶，但她仍痛得走不动，他只好挽着她走，于是队伍中又开始切切擦擦起来，说他们是“两老”（即宁波话夫妇之意），又说他们在“体贴”了。
大家到了中山公园。
于是开会，读遗嘱，演说，喊口号，最后才轮到提灯游行。先是党部代表，机关代表，孤儿院音乐队，各民众团体代表，最后才是整千整万的学生。次序是省立X中在先，县立工校，商校次之，我们女中也是县立的，依理可以接上去了，但是率领的马先生们却羞涩涩的，越趄不前，惹得几个教会中学都不客气地抢上来了，别的私立中学也不甘落后，我们终于成了殿军。幸而其时还有几个妇女协会代表不愿混在别的男人团体当中，诚心诚意来找我们合队，当然我们就让她们在先，自己跟着。
浩浩荡荡的提灯会就此开始了，先是队伍从公园大门口出来，瞧热闹的人们早已万头攒动。那些游行的人也兴高采烈，有说有笑，有的还互相扯耳朵恶该。后来还是指导的人看着太不像样了，便道大家不许扰乱秩序，还是跟着音乐队唱几只歌吧，于是先唱党歌，再唱：“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唱着唱着走到园门口了，“哼！女生呀！”一阵乱糟糟的声音响了起来，我们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