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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象最近国内经常出现于报端的国人误读外部世界一样，在这种脸谱化思维惯性的驱使下，我们也在一次一次的误读着历史人物，曲解着历史事件。
其二，成王败寇的思维来看历史人物。
成者王侯败者寇，这是大家很熟悉的语言。也应该是从几千年来流传下来，在我门中国人的思维中根深蒂固的观点。
这种思维方式和很多国家的思维都不太一样。
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这个问题。李世民是一代英豪，开创了大唐的贞观盛世，时至今日还让我们有的人，一说起历史就唾沫星乱飞的说：“想当年我门唐朝时怎么样怎么样。。。。。”，颇有点象电影《红日》里那被俘虏后参加革命的老兄说的：“想当年老子在国军那边的时候。。。。。。”
但就是太宗李世民在玄武门事变中，用他那有突蕨血统的射术，用评书里说的那样：“一拉弓弦，对着迎面而来者一箭嗖得射了过去，只听见对方哎呀一声跌下马来。。。。。。”从后来的实事上，我门知道民哥把自己的同父同母的大哥射死了，射死了就射死了吧，谁叫你和我争大唐董事长的位置呢，但民哥还是觉得不够爽，随后又把李建成的七大姑八大姨统统一起杀掉。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把李建成一党的他三弟李元吉的妃子杨氏据为己有。似乎事情就这样介绍了，不，还有呢，最后有把他老爸给收拾了，说好听了是当太上皇，类似今天的名誉懂事，准确说是软禁了起来。就这样一个人，后世是怎么评论他的呢，当然是歌功颂德。我想应该是有大唐公司在民哥做了董事长后，产值利润成快速增长，成了一个跨国的脱拉思的原因。公司的利润掩盖了民哥初期的残忍和不孝不悌。同样是后世儒家所写的史籍，用了儒家门少有的宽容胸怀包容了他。
这让我想起了另一位仁兄，说到这位仁兄，在我以前所读过的教科书里，他的形象应该是头顶生疮，脚下流脓，缺钱就扒别人祖坟，没事就欺负寡妇一类的角色。好象在历史上他就没干过什么正经的好事，自然而然伪君子、小人、衣冠禽兽等污名秽语很适合他。
他就是王莽。
事实真的想我们的历史那样写的吗，是不是他就是那样一个很卑鄙的人呢？
近读《剑桥中国秦汉史》有关王莽的章节，让人看到一个不一样的王莽。这里面有一个很值得玩味的话题，先不说王莽在生前做的事是对是错，有这样一个细节，当更始军快到长安时，很多人开设自发的起来抗击王莽的政权。形势颇有点类似于墙倒众人推的感觉，积压以久对王莽改革方案的不满，让很多人在此时用他们的行动得到了一种宣泄，照理来说，按我门今天的逻辑来讲，此时的王莽应该是一个孤家寡人了。但事实和人们的习惯认知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此时的王莽身边依然有几千人自愿留下来，愿意和他一起共进退，后来这些人都为“新”政权殉葬，不，准确的说是为了王莽而殉葬。如果一个人真的是万恶不涉的主儿，会有这么多的人为他而视死如归吗？王莽的个人魅力由此可见一斑。
很多历史学家的观点都认为他是一个篡权夺位的野心家，一个伪善的小人。这里面有很大的成分是受了《汉书》的作者班固的影响。
其实只要仔细分析一下，就能知道为什么在《汉书》中王莽形象的由来。东汉政权一直都是认为自己是继承西汉的正统，因此，连国号也是沿用“汉”而不是其他。只是后人为了将二者区分才在起前面根据长安和洛阳的不同方向，冠之以“东”和 “西”。既然西汉是被王莽的“新”所取代，作为正统的国家史集《汉书》的作者班固，自然而然的会带着感情色彩和政治义务，对王莽进行口诛笔伐一番。同时，在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中，对篡位夺权者从来都报之以仇视的态度。记得在汉景帝时代，朝堂上曾有过这么一次激烈的争论，后来因为涉及到高祖刘邦夺取秦政权是否正当的话题，自然无法再讨论下去，最后不了了之。中国的历朝历代的历史都是后由一个朝代来书写，由于出发点不同，所站的角度不同，很难对前朝之事有一个公平的评价；其二，中国的文人在汉武帝之后，一般都是以儒学为主导，在孔子所遵从的周礼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纲常价值体系左右了中国近两千多年的历史，王莽这样的人很自然的被冠之以十恶不赦的骂名。
当历史进入到20世纪，胡适曾对王莽做出了一个颇具浪漫色彩的评价，他认为王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者。当我看看王莽的所作所为，不难看出胡适的评价有他一定的合理性。
在王莽的政策中，我门能看到很多跨越他那个时代的进步性，他的出发点应该是很善意的，只是由于所处的历史环境和社会状态，其结果是否极泰来，走向了初衷的反面。我门不能因为结果的不好，就完全对他进行全面的否定，在中国的思维体系中看重结果而轻视过程，这和西方认知事物发展的价值观是完全不同的。
真实的王莽倒底是怎么样的人呢？
拨开历史上儒家学者观点的迷雾，依照他的所作为，尝试着对他进行简单的勾画。
他，曾是一个上进有为的青年，虽然家庭中有高干背景，但他并不因此而飞扬跋扈，做一个纨绔子弟。
他，无不良嗜好，伺奉老母和寡嫂，抚养年幼的侄儿，病塌前尽心照顾年老的叔叔，三月也没洗漱，以至于蓬头垢面。
他，博览群书，兴趣爱好广泛；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具有现代意义的人体解剖是在他的主导下进行的；
他，提倡人与人平等，坚决禁止奴隶买卖，因为自己的儿子打死的奴隶，而让儿子偿命；
他，在经济上关注下层百姓，为了做到耕者有其田的目标，禁止土地买卖，那人丁进行田地的再分配，为隋唐时代的均田制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他，为了解决类似今天的社会分配不均，贫富悬殊两极化的问题，进行了货币改革，用不足量的一刀平五千对豪强的财富进行金融上无情的剥夺。
他，重视教育，设立太学。由国家出资，让天下的学子都到太学进行系统的学习，使很多苦寒的学士也能为国效力。
他，在商品流通领域也做了大胆的尝试，为了平抑物价，防止商人囤积居奇，在全国五大商品集散地设立了政府管理机构，物价低时由政府出资收购，物价高时，由政府低价卖出，保证了普通百姓的利益。北宋王安石变法中的《均输法》对其也进行了借鉴。
有了这么多，还不够吗？
王莽的政策在于他总是着眼于下层，同时也不愿意得罪豪强，王莽的失败不是象后代很多人所说的他是一个阴谋家，阴险狡诈的小人，事实上恰恰相反，我觉得他是一个失败的英雄，一个让后人扼腕叹息的理想主义者。
在中国的历史上有很多昏庸透顶的皇帝，尽管他们身前做出了或丧权辱国，或杀人如麻，或视天下苍生于不顾等卑劣的行为，但他们最多是被后世所谓的学者们斥之以昏君而已，当我把他们和王莽对照时，真的是感慨万分……
王莽一个具有悲剧色彩的英雄。 从王莽称帝看儒家文化的伪善和愚顽
他冷若冰霜，他激情澎湃；他无所不能，他愚不可及。他高尚得令人发抖，他卑鄙得令人发指。他有政治抱负，他没有政治才能。他苦心建立与经营的王朝常常被人忘记，又时而被人想起。作为政治人物，他可悲又可叹；作为历史人物，他可怜又可恶。这个人就是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曾经唱过二十五年独角戏的天才演员，新王朝皇帝王莽。
同门兄弟两千多年来的靶子
这是一个事实上存在，史家又不愿意承认的王朝；这是一个实际登上王座，又未获得任何帝王“諡号”的皇帝。我们不难发现个中原因。中国的修史工作都由惯做奴才的儒家弟子完成，显然，他们对王莽这个“同门兄弟”背叛儒家宗旨，以奴才的身份僭越到主子位置的行为深恶痛绝。而新王朝的短命也使儒家弟子大失颜面，所以，因为儒家思想在中国意识形态中一统天下，王莽很少得到过公正的待遇。
王莽身上发生的一系列矛盾现象，反映出中国儒家文化顽劣、保守、不可救药的一面。当他装腔作势地进行虚伪的道德作秀的时候，他得到了不厌其烦的热烈追捧；当他埋下头来准备踏踏实实地施展政治抱负的时候，不但无人喝彩，而且处处受到指摘和攻击。这种两难的境地不但在王莽身上发生，在王安石、张居正身上同样发生。这使他们成为沙漠上孤独的行者，背负沉重的包袱，形单影只，孑然前行。
毫无疑问，王莽是一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他要通过对权力的攫取来实施他的政治理想。然而，他太重虚名，最终使这个虚名成为他运用实际权力的羁绊。
作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王莽以其渊博的儒学知识傲视群儒，这使他坚定不移地相信道德和迷信是权力角逐中所向披靡的利器，坚定不移地陷入绝对正确的泥淖中不能自拔。当然，这里面无法回避伪饰和欺诈的成分，比方说他的推官让爵，结果是官位越推越大，爵位越推越高。从大司马到太傅到“安汉公”到“宰衡”“加九锡”，离权力的顶峰只差半步。而此时权力的顶峰上坐着的是一个年逾古稀的老太太和一个乳臭未干的娃娃。但是，这作为专制制度下的政治手段却无可非议。
靠裙带关系登上政治舞台
西汉王朝到了哀帝刘欣这一代已经在末路上徘徊。刘欣是一个同性恋者，嬖幸娈童董贤。帮闲少年董贤本是刘欣的侍卫，十七八岁的大男孩，得到刘欣的嬖幸后，就坐上了火箭，升得鸡飞狗跳，二十二岁当上了大司马，即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有一天，董贤把刘欣伺候得飘飘欲仙，高兴之下，刘欣竟然和大臣们商量，要把皇帝的位子让给董贤，这当然招致文武大臣的不满。于是，在刘欣死后，太后王政君发动政变，召回在家闲赋的内侄王莽主持朝政，并迅速在董贤手里收回了兵权。
王莽是靠着姑母王政君的裙带关系再次走上政坛高位的，但使他能够迅速建立威信的不仅是来自皇太后强有力的支持，而且还有一块流金溢彩的道德楷模荣誉招牌。
汉成帝刘骜时，被擢升为大司马的王莽就有好名声。他克勤克俭，封地百姓交给他的赋税，全部赠给有才能有贡献的人士。他的母亲患病，朝廷大员的夫人前去探望，王莽的妻子亲自开门，迎候招待，衣服长度不及地面，外套长度不及膝盖。这些大员的夫人以为她是奴婢，询问之下，原来是大司马的夫人，都感到非常吃惊。
王莽因为得罪傅太后，被逐出朝廷。他的次子王获杀死家奴，王莽严厉追究，命令王获自杀赎罪。这种大义灭亲的行为使许多人深受感动，不断有人向皇帝上书，要求王莽重返朝廷。皇家招聘考试的答卷上，儒生们更是不厌其烦地颂扬王莽的功德，使人感觉到，只有王莽才是拯民于水火的英雄，致天下于升平的圣人。
道德招牌成为政治拖累
王莽以光芒万丈的道德形象隆重登场，给自己在政治舞台上的角色定了位。这就是注定要扮演儒家弟子热烈讴歌的周公姬旦，而不是舜帝姚重华，他一旦要偏离了这个角色，不但配角们不捧他的场，观众也可能唾弃他，这在实际上已经给自己设计的前进路线上预先设置了雷区。事实证明，尽管他始终小心翼翼地保持自己的道德形象，也没有通过这个雷区。
公元前00一年，二十六岁的刘欣死于未央宫。王莽在太后王政君的支持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取得权力。这一突然出现的变局使朝野为之一振，人们似乎在王莽身上看到了奄奄一息的西汉王朝再次中兴的曙光。而王莽执政后的一些作为也确实让朝野上下兴奋不已。首先，他能够力行节俭，关心民间疾苦。他多次捐献自己的俸禄和朝廷的赏赐。公元00二年，各地出现旱灾和蝗灾，山东半岛尤其严重，人民开始流亡。王莽建议王政君：改穿素色衣服，减少宫廷饮食的数量。同时，王莽捐钱一百万，捐献田地三千亩，交给农业管理部门帮助贫苦百姓。他的行为得到各级官员的效法，捐献田宅的有二百三十人，按照人数，分配给流离失所的百姓居住。又在首都长安城里兴建五个住宅小区无偿送给贫困百姓居住。每有自然灾害出现，王莽自己都改吃素食。王莽常说的一句话是：“等到天下的百姓都富足了，我才领受封赏。”这是最容易使人热血澎湃的豪言壮语，两千年来经久不衰。其次，王莽在执行法律时不徇私情。他的两个儿子一个侄子都因为触犯国家的刑律遭到王莽的严厉斥责而自杀。而执金吾窦况是他最得力的亲信之一，也因为滥杀无辜被他处决。其三，王莽执政时，废止了秦王朝以来的一些严刑苛法。他通过小皇帝刘衎下诏：妇女除非本人触犯法律，不准囚禁。男子八十岁以上七岁以下，除非被指控“大逆不道”，或政府指名逮捕，不得囚禁。必须要调查时，官员须深入下去，不得传唤。凡是已经被确定应判苦刑的女子，准予在家服刑，每月缴三百钱，由政府代为雇人替她从事劳役。每个州派遣一名农业技术指导官，鼓励人民种桑耕田。对平民百姓，尤其是鳏寡孤独，国家给予福利待遇，照顾优厚。
书呆子过于相信道德
从王莽执政初期的施为看，他显然是在为他掌握最高权力以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做准备。但是他太过于相信道德在政治中的作用，这是他导致失败的重要原因。其实，道德不过是政治的饰物，政客们只是在需要遮羞的时候才偶尔借来一用。我们注意到，历史上最有作为也最受后人崇敬的唐太宗李世民也不是因为有道德光环罩着才留下千古英名，相反，正是他不去在意所谓道德的拖累，才成就了一番超越道德的勋业。而奠定汉王朝数百年基业的汉高祖刘邦更是视道德为无物，但是他有着广阔的胸襟与气度，并且知人善任，这些恰恰是王莽所缺少的。
我们对政治人物无法用道德标准来评判，因为他取得权力的手段光彩与否并不影响他作为一个政治人物的存在。所以，我们不能用司马炎对刘禅与孙皓的宽容和李世民对兄弟的杀戮来断定他们的野蛮与风雅、卑鄙与高尚、暗昧与开明，更不能用来断定他们的政治作为以及历史地位。
一边要表现道德；展示大仁大义、悲天悯人的情怀；一边要搞政治剪除异己，进行残酷无情的杀戮。这导致王莽人格的严重撕裂，不时陷入重重的矛盾之中。道德与政治是永远不能相融的两种物质，就像鸵鸟与企鹅不能在互相的环境中生长一样。本身，王莽是以外戚身份入主朝廷的，他害怕另一个外戚集团平帝刘衎的舅父卫氏家族对他构成威胁，以维护宗法的名义将其满门抄斩。同时以清除卫氏余党的名义剪除异己。这似乎宣示王莽的政治手腕很娴熟，但是他忽略了一点，就是政治是一把双刃剑，在刺杀别人的时候也可能误伤自己。
“文革”式的个人崇拜
这种矛盾一直影响着王莽建政的信心，所以他努力神化自己，企图利用个人崇拜达到使天下人归顺的目的。
公元00一年，王莽授意南方越裳部落向朝廷贡献一只白野鸡、两只黑野鸡，于是官僚们认为这是祥瑞之兆，开始大肆的歌功颂德。民风民俗考察小组在“民间”“搜集”为王莽歌功颂德的民歌民谣三万多字，在没有纸张的年代，三万字的文章大概能装满三辆卡车。紧接着，王莽放了一颗“卫星”：最近以来，风调雨顺，甘露下降，灵芝出现，蓂荚生长，朱草兴旺，嘉禾茂盛。各种祥瑞的征兆接踵而来。个别地方的“卫星”则放得更大，来自西羌部落的消息说：在王莽同志的英明领导下，天下太平，五谷丰登，有的稻禾长达一丈有余，有的麦秸长出三个麦穗。有的地方没有播种也能长出庄稼。蚕不用吐丝就能结茧。甘露从天而降，甜水自地下涌出，就像难忘的一九五八年。全国有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一致要求朝廷重赏王莽。
这已经说明，王莽夺取最高权力的政治条件和舆论准备相当充足，不但大权在握，而且得到了朝野上下的拥戴。如果他执行保守的路线，延续汉王朝的典章制度，维持现状，不但可以顺利地完成政权的接收，而且可以安然无恙地使他的王朝走上通衢。
然而，王莽饱读诗书，性格中充满了读书人的天真与浪漫，这使他深陷书中的理想世界而不能自拔。公元前四世纪，同时代的东西方世界出现两位思想巨子，柏拉图和孟柯，双方在不同的背景下提出了各自的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