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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凌云壮志的回答，很让刘彻感动，于是下诏给强弩都尉路博德，命他做李陵的后援，负责接应掩护。路博德羞于当李陵的助手（路博德当过伏波将军，对这位新生代的后起之秀，自不愿屈就），于是上报：“现在秋季将临，匈奴汗国草长马肥，正是兵力最强之时，不宜攻击。请命李陵稍停，等到明年春天同时出发。”
刘彻多疑的老毛病又发作了，他怀疑李陵忽然胆怯后悔，教唆路博德帮他说话，不禁震怒。一面下令路博德与从西河郡出塞的公孙敖兵团会师，一面下令李陵于九月出发，由遮虏障直到东浚稽山（今蒙古阿尔泰山）南麓龙勒水搜索匈奴，如果不见敌踪，即撤退到受降城休息。
领袖猜疑，援军不力，孤军深入，而且缺少战马，凡此种种，都给这次出征蒙上了不详的阴影。
李陵率领他的五千步兵按照计划，从居延出塞，向北挺进。三十日后，到达东浚稽山扎营，把沿途所见的山川形势绘制成军用地图，派骑兵陈步乐先行向长安奏报。刘彻召见，陈步乐简报行军情形，表示李陵能得到士兵的效死。刘彻大为高兴，任命陈步乐当宫廷禁卫官（郎）。
然而就在此时，前线情势突变。匈奴单于亲自统率的三万大军，已把李陵团团包围。面对优势敌军的包围，李陵毫不慌乱。他把部队集结在两山之间，用运粮车结成车阵，四周布防，自率精锐在车阵外列阵应敌。前排战士手执盾牌长戟，后排则埋伏弓箭手。命令：“闻鼓而进，闻金而退。”匈奴兵团见汉军人数很少，直扑过来，前排战士迎战肉搏，然后返回战壕。待匈奴追击，后排军突然万箭俱发，匈奴士卒应声倒地，死伤狼籍，急收兵还屯山上。李陵军队尾击，斩杀数千人。
单于大为震惊，马上集结东、西各部增援，共八万余人，再发动攻击。重寡悬殊，李陵只好且战且走，向南撤退。但是缺少战马、机动性差的弱点，却让这支劲旅吃够了苦头。他的步兵再强悍英勇，也无法摆脱骑兵的追击，将士们每前进一步，都要浴血奋战，可是匈奴骑兵两翼张开，很快就又把李陵兵团夹在当中。
这样艰难转战数日之后，部队已经是死伤惨重。李陵下令：“士兵受伤三次以上的，可以坐车。受伤两次以上的充当驾驶。受伤一次的继续战斗。”即使如此，他仍带领残破之师再作反攻，斩匈奴士卒三千余人，成功突围。然后改向东南，沿着前往龙城的旧道，再走四五日，到达一片苇草茂盛的沼泽地带。匈奴兵团顺风纵火，李陵却先纵火烧出一条通路，继续南下。此时到达丘陵地带，匈奴单于在南山上眺望，命太子率骑兵攻击，李陵军退入树林，在树林中厮杀苦战，击杀匈奴数千人。李陵遥遥望见单于在山上指挥，下令用“连弩”遥射，箭如雨下，单于急奔山下躲避。
单于大为震惊，他万万想不到自己精锐的优势骑兵，苦战多日，伤亡惨重，居然拿不下一支小小的汉军偏师。而且疑虑：这支部队打到现在，居然还是阵脚不乱，斗志十足，莫非早有准备？他怀疑这是汉朝的圈套，以孤军深入的假象，引诱匈奴向南追击接近边塞，进入汉军的伏击圈。他甚至想放弃这块叫他吞不下去的硬骨头。可是他的部下一齐反对，叫道：“单于御驾亲征，率领几万人的大军，如果还吃不掉区区几千汉军步卒，以后还怎么号令属国，还怎么让汉朝不轻视匈奴？在山谷树林中既不能取胜，前面四五十里，就进入平地，如果再不能取胜，班师不晚。”
这时李陵军处境越发险恶，匈奴依仗绝对优势兵力，反复冲击不止。但是在又付出二千余人伤亡的代价后，匈奴人真的近乎绝望了：为了歼灭这几千汉军，他们已经死伤万余，而汉境近在眼前，莫非老天站在汉人一边？
然而，就在这时，李陵的军候管敢因受到校尉的欺辱，投奔匈奴，将李陵的困境和盘托出：“李陵并没有后援，前面也没有埋伏，箭且用尽。只有李将军的警卫部队，跟校尉成安侯韩延年（也是将门之子，父韩千秋击南越战死，武帝封子延年为侯，以校尉随李陵出征）的部下，各约八百人，武装还全，担任先锋。他们分别使用黄旗、白旗，如果用精锐骑兵集中射击，就可击破。”单于兴奋得从马背上跳起来，下令他的部下，继续攻击。
匈奴兵团决心俘掳敌将，在攻击时高喊：“李陵、韩延年，赶快投降！”大军越过李陵兵团，截住退路猛攻。李陵被困在山谷之中，匈奴兵团布满四周山顶，集中发箭，蔽天而下。李陵军突围，再向南挺进，将到鞮汗山，又被匈奴军包围。李陵率残军血战，一天之中，发射五十万箭，箭终于用尽。遂抛弃辎重车辆。这时战士还剩三千人，刀枪已折，于是砍下车轴当武器，文职人员拿着刻字的笔刀，一齐退入狭谷。而匈奴兵团的包围圈越来越小，单于亲率精锐部队遮住谷口，从山上滚下巨石，声震天地。战士死伤枕籍，无力再战。
黄昏降临，李陵换穿便衣，独自出营，告诉左右不许跟随——到了这个地步，他只能希望靠个人冒险，侥幸劫持单于。然而观察形势后，李陵黯然折回，叹息：“我们已经失败，死在此处。”他仰天长叹：“苍天！苍天！再赐给我们数十支箭，就可以突围。而今，我们没有武器、没有箭。等到天明敌人发动攻击，我们只有坐受捆绑。不如解散，各人分别逃生，希望有人脱险，回到汉境，奏报天子。”下令砍倒所有旗帜，把值钱的珠宝埋藏地下，每个士兵各带粮食二升，和一块冰（用作饮水），互相约定，先到遮虏障的，等待后到的战友。
夜半，李陵命击战鼓，战鼓已破，不能发声。李陵跟韩延年上马，率领十余位壮士向南突围。匈奴骑兵数千人追击，尘沙蔽天，韩延年战死，李陵被俘。他的部下分散逃命，逃到边塞的约有四百余人。李陵军溃败的地方，距边塞仅一百余里。
即使在今天，我们在重读这场两千年前的败仗时，仍然会感到热血沸腾。我们感到的不是耻辱，而是悲壮，以及为自己有这样英勇无畏、虽败犹荣的祖先而自豪。在我们看来，这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战役，足以和斯巴达人的“温泉关战役”媲美，而那些浴血奋战的将士不是罪人，而是英雄。
为什么当时的观点如此不同呢？为什么领导了这样一场战斗的指挥官竟受到“灭族”惩罚？难道那时的人没有基本的良知，和基本的判断力？
是否这场战争的记载本身就不真实呢？以上记载，引自《汉书》，但材料很可能来自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太史公对这场战争的描述，与后来的《汉书》很相似）。我们知道，司马迁因李陵之祸受到“宫刑”之辱，他的记载是否不可靠？王夫之就是这种观点，并因此对司马迁大加斥责：李陵战败，他出于私人交情，强词开脱；受到处罚后，还是不肯改悔，在书里颠倒黑白，为叛徒评功摆好。
王夫之经历了亡国之痛，对外族和投降外族者十分痛恨可以理解，也许在他看来，李陵和大汉奸吴三桂是一路货色。可是他的指责根本站不住脚。司马迁早已说明：他和李陵并无交情，只是对此人印象较好，不相信他会背叛而已。况且，司马迁因此获罪，汉武帝又在位，他断不敢虚构战斗情况，为李开脱。李陵的军队虽覆没，但突围回归的余部，尚有四百余人，而且分路突围，绝无“串供”可能，如果司马迁对战争的记述与这些亲历者的交代不一致，肯定会大祸临头。
真正的原因是汉武帝的虚荣受到了打击。他本指望大舅子李广利立下大功，为他长脸；李广利兵败后又指望李陵胜利给他遮羞；李陵被围，他又期望李陵战死保住最后的体面。于是一听到李陵投降的消息，就大发雷霆，责问先期报捷的陈步乐，陈步乐有口难辩，只好自杀。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既然皇帝认为李陵应该自杀，谄媚的大臣们也一致认为李陵应该自杀。只有司马迁说的恰恰是刘彻所不愿意听的话——他因此大难临头：
“李陵对士兵非常爱护，平时常以杀敌报国为最大志愿。如今不幸战败，而一些没有冒一点危险的大人先生，却在一旁议论纷纷，挑剔他的过错，使人痛心。李陵以区区五千步兵，深入沙漠与八万骑兵对抗，转斗数百里，箭尽力竭，但仍冒白刃反攻，部下毫无离心，自古名将，不过如此。他身虽被俘，却曾力挫强敌，也足以名垂天下。而且我更相信，李陵忍辱投降，绝非出自本心，他一定另有计谋，报效祖国。”
刘彻大为光火，就把司马迁囚入诏狱。法官会审的结果，确定司马迁犯了包庇叛徒的伪证之罪，判处死刑。司马迁的家人为他好不容易借贷到一笔赎金，才减为次一等的腐刑——将生殖器割除。
腐刑固然痛苦，但羞辱尤甚，司马迁几次都要自杀，但他终于在残忍的命运下活下去，为的是要完成他的《史记》巨著——这一五十多万字的巨著，不但成为中国史籍的珍宝，而且他所开创的记传体裁从此被后代史家奉为圭臬。
这里有一个问题：李陵为什么不象韩延年那样战死或自杀呢？
在突围前夕，还有军吏劝他：“将军威震匈奴，失败是天命不遂，即使被俘也可以设法逃归。就像浞野侯赵破奴也曾为虏所得，后来逃脱，得到天子礼遇，何况将军呢！”而当时李陵的回答十分决绝：“您不要说了！如果我不死，就算不上真正的壮士。”何其悲壮！他为什么言行不一？而他投降之前，说“无面目报陛下！”又是什么意思呢？
后来，李陵《答苏武书》中说：“我当时所以不死，只是打算效法前辈英雄，有所作为。可是，大志未成，全族被刘彻屠戮，老母都不能幸免。仰天捶胸，眼泪流尽，继之泣血。”
《答苏武书》被怀疑为后人伪托，姑且不论。但在正史中，李陵确有“陵虽驽怯，令汉且贳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奋大辱之积志，庶几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的表白，如果他的表白是真实的，李陵的遭遇，就是一个忍辱负重者遭到误解的悲剧。
那么，我们能否相信他的表白（或相信史书的记载）？
在被俘的一刹那，他的想法，我们已经无法确知。其实，退一万步说，即使李陵就是一时怯懦贪生又怎么样？
当然，这会影响我们对他的评价，他可能不会作为英雄（所谓英雄，就是战胜了人性弱点、作出超乎常人的选择的人）而受到后人的景仰。但是即使如此，他也没有对不起任何人：他没有对不起汉武帝——他已经为国家、为君主竭尽全力了。也没有对不起那些英勇死难的将士——他是在形势已不可为的情况下解散军队后被俘的，此时他已经不再是一个指挥官，而只是与别人平等的人。换言之，李陵被俘，无论有无受到“误解”，都不应受到如此严酷的惩罚。
那个时代，军人的命运十分悲惨。胜利固然可以封侯拜相，风光一时，可一旦战败就会成为阶下囚，甚至遭受灭门之祸。周亚夫、李广、赵破奴，甚至那个因身为“皇亲国戚”而倍受宠幸的李广利，都是功勋卓著的名将，可曾经的辉煌，却没能保住自己的头颅。
即使在以“仁爱”著称的文帝时代，冯唐就曾进言：“陛下法太明，赏太轻，罚太重”，军人“终日力战，斩首捕虏，上功幕府，一言不相应，文吏以法绳之”，真是赏可不行，罚则必用。到了武帝时，这种状况更是变本加厉。汉《军法》规定：“畏懦当斩”，“逼桡当斩”，“失期当斩”，“失道当斩”，生俘也在死罪之列。李广就曾因生俘逃归，坐法当斩，赎为庶人，打发回家。后经启用，亦不得志。最后因“失道”错过会师时间（很难理解平生七十余战的老将李广会犯“不带向导”这种低级错误，所以有人怀疑这是卫青做的手脚），不堪再受刀笔吏之辱，引刀自刭。李陵即使突围生还，等待他的恐怕也不会是慰问和鲜花。由此看来，他的“降”（不管是否有“戴罪立功”的打算）里面有太多的无奈和苦衷。
以现代人的观念看，军人在抵抗无效后，不但不必自杀，而且不该自杀——当已经无法为国尽忠，拯救自己的生命，就是我们的权利和责任。所以，在弹尽援绝，无力回天的情况下被俘，并不被看作可耻，他们回国时一样可以受到欢迎和礼遇。
但是在古代中国，却并非是这样。“擐甲执兵，固即死也”，这就是中国军人的命运——你只能胜利不能失败；一旦失败，你只能死掉，不能活着。其实古人不是不懂“人为贵”这个道理，只不过是这个道理不合君主的口味——在专制帝王眼中，别人的命都不值钱。
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三国时，魏国大将于禁被关羽俘获，后来被送回。曹丕热情欢迎，还用荀林父（春秋晋国大将，曾大败于楚，但是仍然得到信任，后来终于击败楚军）的典故安慰于禁，把于禁感动得老泪纵横。可是一转脸，他就耍手段羞辱于禁，使之“羞愤而死”——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于禁该死呢？还是那个道貌岸然、内心卑鄙的曹丕该死？
这种对个人的苛求越到后世就越凶残，也越于事无补。金、元、清等外族入侵，国破家亡之际，总有义士烈女投水赴火，自杀殉国，读到这些，总让人心情复杂。一方面，这些壮烈行为让我们景仰；可另一方面，又让人不由怀疑：这类壮烈行为到底有什么用呢？为什么不能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卧薪尝胆、卷土重来？如果说这种行为是以气节激励后来人反抗，为什么自己不去反抗？又为什么这样死节的人越多，中国就越每况愈下？是不是我们把勇气、操守和牺牲用错了地方？
李陵被俘后，汉武帝也有过片刻的清醒，但他采取的补救措施却异想天开：派遣因杅将军公孙敖将兵深入匈奴，接应李陵逃归——显然，在双方互不通气的情况下，这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公孙敖当然无功而返，为了逃避惩罚，昧着良心泼污水：“据俘虏交代：李陵已经叛国投敌，教单于兵法以备汉军，所以臣无所得。”
面对几近疯狂的汉武帝，公孙敖文过饰非的谎言自有他不得已的苦衷，可是这并不能让人原谅他对李陵造成的伤害——汉武帝大怒，将李陵全家诛杀。
身败名裂（史载“陇西士大夫以李氏为愧”），全家被屠。现在李陵只有死心塌地做叛徒了。
历史学者李零在《汉奸发生学》中说：李陵由降而叛亦属“逼叛”。如果只从“叛”宇着眼，你只能说李陵是“汉奸”。困为他毕竟娶了匈奴公主作了匈奴王，毕竟死在胡地没回来。但是如果能体谅他的“叛”出于“逼”，你还不如说他背后的那只手，即由用人唯亲的汉武帝，指挥无能的李广利，老奸巨猾的路博德，善为谣言的公孙敖，以及墙倒众人推的满朝大臣，他们汇成的那股力，才是真正的“汉奸”。
后来，汉遣使匈奴，李陵质问使者：“我作为汉将，率领步卒五千人横行匈奴，因为孤立无援而失败，有什么对不起汉朝的大罪，而至于诛杀我全家？”使者回答：“我朝有情报说，李少卿教匈奴战术，与我为敌。”李陵悲愤不已：“那个人是李绪，不是我。”（李绪原为汉朝的塞外都尉，也是因兵败投降匈奴，很受单于宠信。）李陵痛其家因李绪而诛，使人将李绪刺杀，为此几乎引来杀身之祸。
在中原农耕民族的口里，匈奴的名声一直不好，这些野蛮人是残暴、无耻和无知的代名词。可是从历史记载看，至少在某些方面，这些蛮夷倒比汉人更宽容和人道。李陵让匈奴人损伤甚大，投降后又长期“消极”，还与汉朝人（如苏武）“勾勾搭搭”，这一次又杀了李绪，但单于不但没有怪罪，反而一力保护，后来还把女儿嫁给他，立李陵为右校王。甚至对待宁死不屈的张骞、苏武，单于也都放条生路，还给娶妻生子，相比汉武帝对军人的残酷，谁更野蛮呢？
李陵与苏武的一段故事，也很耐人寻味。
当初，苏武与李陵俱为侍中，既是同事，又是朋友——两人都是将门之子，都有立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