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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唐皇室不介意女性改嫁，原因还不完全是朱熹归纳的“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这是由时代决定的。他们依然要求女性的服从，这是不可能挣脱的定势，但他们并不斤斤计较于细节，在对细节的关注中把自己变得渺小。遑论皇室，士大夫又何尝不是呢？韩愈之女听其再嫁，王安石将寡媳嫁与门生，连向称理学正宗的二程家也有再醮之妇。当主宰着那个世界的男性有着相对还算开阔的胸襟时，整个世界也展现出无疆的壮阔景象来。唐朝和北宋的多数时候，“男性通过征服世界来征服女性”这句话一再得到验证。他们靠征服世界所获取的魅力征服女性。在我们批判这种征服与被征服的两性关系的同时，也应该承认，比起器局狭隘的朱熹之流，这种征服多少还有种粗暴的可爱。南宋以后，男性在征服世界时无所作为，却将目光专注于压缩女性的生存空间。他们越来越把女性当成仅有的压迫对象，希望用尽量逼仄的空间来束缚她们。她们的缩手缩脚反过来给了又不自由的男性以虚假的自由感。对名节贞操的过分强调，正迎合了男性拓展能力日渐萎缩的现实。可是，在一个男权社会，男性是不可能通过征服女性来征服世界。这是朱熹他们所没有考虑到的。
李世民给了韦珪贵妃的名分，甚至还给了她与前夫所生的女儿以定襄县主的身份。直到他在贞观二十三年去世，韦珪一直代替去世的皇后统摄后宫。也许，在李世民看开，有些东西是韦珪所代替不了的，所以后宫再也没有皇后。
李世民驾崩后，韦珪随着儿子纪王李慎离开了长安，在安逸的生活中度过余生。
不是所有的妃子都有韦珪那种幸运。李世民的另一妃嫔阴氏终其一生也没有走出男性世界权力斗争的阴霾。两个家族绵延了几十年的恩怨情仇将她的生活搅得支离破碎，苦涩不堪。阴家是武威望族，她的曾祖父阴嵩、祖父阴寿、父亲阴世师几代人与李家一样都是北朝和隋朝的显要人物。原本同殿为臣的两个家族在隋朝末年的纷争中却成了对立的两派。事情应该追溯到唐高祖太原起兵反隋的时候。由于事起仓促，唐高祖的幼子李智云没有能逃出隋军的追捕，被押送到长安。时任左翊卫将军的阴世师处决了这个十四岁的少年。从此阴、李两家结下了不解的仇怨。为了破坏李家的风水，阴世师派人寻到了唐高祖五庙茔域之所在，掘坟毁庙。遭此大难的唐高祖痛哭流涕，怀着切骨的仇恨挥师长安。阴世师没有能阻挡一个正在崛起的势力不可遏止地破城而入。阴家在城破后遭到了同样血腥的报复。除了他的儿子阴弘智因为年幼免死外，阴家的男性无一幸免，为即将覆灭的隋朝殉葬。阴世师的女儿也就是在这时候被籍没秦王府，成了李世民诸多妾侍中的一个，还生下了一个儿子，也就是被封为齐王的李祐。但王府和后宫相对平静的生活还是没有让阴氏摆脱两个家族的是非纠葛。
那个从屠刀下逃过了一劫的阴弘智在潜伏了十几年后，终于等来了一个他自认为是机会的机会。外甥就是他复仇的工具。阴弘智利用了齐王李祐轻躁的个性，鼓动他借出任齐州都督的机会造反。这确实是颇为狠毒的一招。用李世民的儿子来对付李世民。无论成功与否，对李唐皇室都算一个打击。但是，这也是一次没有指望的冒险。缺少实力，缺少时机，甚至连一个象样的借口都没有。大凡藩王对抗朝廷需要的一切，齐王李祐都没有。他甚至不知道要利用叛变的突然性，袭取诸如金陵、洛阳一类的通都大邑来号召天下，却忙着封官、行赏、缮甲兵、修宫殿……所以，反叛只不过揭开了阴家悲剧的又一幕罢了。
齐王府长史权万纪离开李祐时，被射杀在路上；齐王府典军韦文振离开李祐时，也被射杀在路上；齐州的官员与百姓抛家弃子、夜缒出亡的时，李祐就只能坐困围城，用最后的狂欢来麻醉自己。一夜醒来，齐州城外已是大军压境……
李祐被赐死在内侍省，同党四十四人也全部伏诛。
深宫里的阴氏对阴谋当然茫然无所知；她知道的，只是结局。儿子死了，仅有的兄弟也死了，人世间再没有与她有血缘关系的人了。因为株连，阴氏被贬为嫔。这是一个还算宽仁的处置。不过，对她来说，这已经无所谓了。提心吊胆的日子被了无生意的日子所置换。金屋清冷，那却是她了却残生的地方。没有人陪伴她；有的，只是亲人舞蹈的鬼魂！
在李世民的后宫里，还有另一个杨氏。她的一生在史书上被归纳为四个字“杨妃生福”。连她的封号，我们也是通过他儿子赵王李福的墓碑上《大唐故赠司空荆州大都督上柱国赵王墓志》才知道：王，杨贵妃之所生也。
我们猜测，贵妃的封号是杨氏死后追封的，因为按照唐制，贵、淑、德、贤四妃各一人，而贵妃韦珪似乎从未改封、降封或被废；我们还可以猜测……但总归只是猜测而已。《赵国杨太妃碑》还深埋在泥土里，只有它可能证实或证伪我们的猜测。关于这个女人的更多情节，则埋在永不见天日的更深处——它们就应该埋在那里——杨氏在玄武门失去了一生中的第一个男人；韦珪是在洛阳；而阴氏失去的，是生她的男人和她所生的男人——男性世界能给她们的，除了冰冷的死亡，就是肝肠寸断的苦痛和此后长久的麻木。黑暗的地层，正是死亡的栖息之处。
让我唏嘘的，不是无处不在的死亡。那是男性也必须面对的，甚至还更残酷。我为这些女性面对命运时的无事可做，无话可说而心有戚戚焉。她们都是生活在男性故事里的女性。即使在别人的故事里，她们也不曾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情节。作为一个背景式的物件被推出事件过程，却被卷入事件结局，就象一树梨花，相对来说还算幸运地开在贞观朝的春天里，苍白、柔美而脆弱，还是要把自己交给不可预见的风。
我们知道，还有一位杨妃藏在了紧闭的宫门后面。她是隋炀帝的女儿，是吴王李恪的母亲。了解了她的不凡出身，我们也就了解了一段江山依旧、人事全非的伤感；了解了她的儿子，我们才了解她最深的痛。由于一度成为太子的候选人，吴王李恪遭到了很深的猜忌。为了捍卫亲外甥唐高宗李治的帝位，长孙无忌罗织罪名，将他送上了刑场。面对死亡，悲愤的李恪手指苍天，发出了最怨毒的诅咒。可这并不能挽救他自己。我不知道这位与两个朝代都有不解之缘的女性是什么时候去世的。所以，我希望她死在永徽三年以前。那她就可以不用直面儿子的鲜血和这无可留恋的红尘万丈了。
还有燕氏，她的母亲相信她如果不是女儿身，就一定会成为栋梁之材，可惜这只是一个假设而已；还有韦尼子，她的人生归宿是太宗别庙崇圣宫的青灯黄卷；还有蒋王李恽的生母王氏、代王李简的连姓氏都没留下的生母……
风停后，庭前落满血色褪尽的花瓣。
不曾开启的门里，贞观朝的妃嫔们把她们的悲喜都藏进了寂寞的宫闱，只在纱窗后面木然地注视着人生的黄昏落日。人生残缺；比她们的人生更残缺的，是她们的故事。因为，女性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总是经典论述轻视为一种非论题。无论女性角色成功与否，经历又是如何地跌宕起伏，她也只会被这种意识形态边缘化处理。没有留下多少故事的她们无法填补长孙氏身后的空白。相反，她们证明了空白的存在：曾经有过这么一位女性，她不仅仅是故事，甚至标志着故事发生的背景；是桃花，更是桃花外一片完整的历史天空。她走后，留下了一个支离破碎的女性世界。我无法用一个人物来标志这瓦砾般的时期，就只能很含糊地将它称为“后长孙时代”。
能在后长孙时代拥有自己故事的，只有徐惠了。
徐惠是一个早慧的女性，出生才五个月就会已经能牙牙学语了。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似乎昭示了人物的属性。我们今天看到的《旧唐书》“徐惠传”约一千四百字，而她的语言就占了近三分之二篇幅，形象地说明她是一个因语言而存在的历史人物。
徐惠四岁就能背诵《论语》、《毛诗》，手不释卷，遍涉经史，成为一个在书籍中淬炼智慧的女性。当她进入李世民的后宫时，天子正沉湎于大兴土木、远征高丽。看起来，他是想用更频繁的大动作来填满一生的最后时光。喧嚣与浮躁后面的血汗却被他大意地忽略了。于是，这个藏在他后宫的才女想到要用手中的笔将他点醒。这件事情本来一直是长孙氏来做的。所以，在掖庭宫的无数佳丽中，只有徐惠最接近长孙氏。但也只是接近而已。
阅读那篇使徐惠留名青史的《谏太宗息兵罢役疏》，我们不能不欣赏她的立论、辞藻，还有效果。在天子的晚年，能真正起到规劝作用的话语已经不多了。但是我们也看到，长孙氏的娓娓道来在徐惠那里变成了骈散相间的工整；长孙氏的言简意赅被衍变为徐惠的长篇大论。她象长孙氏那样身在后宫，却必须象魏征那样去谈论。不再是夫妇家人间的促膝谈心，也少了点人生伴侣的心有灵犀，却多了点君臣进言与纳谏的拘束。更进一步说，她可以象长孙氏和魏征那样去言说，却无法象长孙氏庇护魏征那样去维护超越于言语外的准则。长孙氏之于时代的重要性不在于她扮演了逆批龙鳞的角色，而在于她母性形象的象征意味。徐惠囿于自身的经历，也囿于身份和所处时期的局限，无法达到这个境界。长孙氏至善至美的大气，在这里退化为徐惠智慧的游魂。就象孔子思想上的浑然天成，到孟子那里一变而为睿智明快的思辩。也许更加地复杂和切中肯綮，气象上却是大不如前了。徐惠少了长孙氏的格局，也就无法取代后者与李世民形成新的互补性的平衡。
一个因语言而存在的历史人物总归无法与长孙氏比肩。
但是，她们对待死亡的态度都是像似的。在太宗驾崩后，徐惠追思不已，最终因为哀伤过度而在隔年，也就是永徽元年香消玉陨。这个才华横溢的女性陪伴天子度过他的，也是她的最后岁月。她仿佛就是为此而生似的。我们记得，长孙氏也曾衣系毒药在丈夫的病榻前昼夜相守。九成宫一次史书没有明确记载的政变里，李世民深夜擐甲出阁，长孙氏不顾左右劝阻，坚持要扶病跟从。结果，她的病情因为意外的折腾大大地加重，最后撒手人寰。
两个女性的死亡都带着自我献祭的意味。在这种相似的背后，是她们对男性世界的同样姿态：补充性的，也是奉献式的。这种性别分工既是政治体系运作的历史空间，同时又被政治体系不断强化。遵循这种性别逻辑的女性可以获得男权社会的首肯。操控着话语权的男性为她们留下了历史位置。从这个意义上说，有故事的女性和没有故事的女性，不过是从两个侧面来证明，女性作为第二性归属于男性中心的性别意识形态。
站在“后长孙时代”的飞舞白花中细数那些藏在金屋里的红颜，不能不有别样的感慨：
巢王妃杨氏有过取得长孙氏名位的机会，但终于还是失去了；贵妃韦珪取得了长孙氏的职权，但始终没能名至实归；吴王生母有高贵背景，而徐惠有高人一筹的智慧。但最终，谁也没有取代长孙氏的历史地位。长孙氏偶然地在适当的时间出现在适当的地方，那生死与共的过去是任何人所无法重现的；而她对传统女性角色的完美诠释又必然地赢得了整个男权社会的肯定。正是这偶然与必然，共同造就了一个不可替代的长孙氏。
反过来看，在兼有美貌与智慧、背景的诸多女性中，竟然没有长孙氏的候补，这本身就说明长孙氏和她所代表的完美状态，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在传统男权社会中，两性的和谐，即便这种和谐以女性的屈从为代价，也只是刹那间的事。男权政治在给这样或那样的女性伤害以后，也没有带给男性以真正的、长久的完满
……
细数红颜，也就是在细数一个又一个的悲剧人生。我很想将贞观朝后宫妃嫔的故事讲得更精致，更跌宕些。但是，史书在这一段有太多的留白，以致于我都不知道怎样才能不靠凭空虚构来丰满我笔下的女性形象。于是，我想象，我是一个过路的人，在长孙氏死了，连“后长孙时代”也行将结束的时候，来到这里，只看见梨花满地，和两扇紧紧锁闭的宫门。 5、单身女公爵——玉真公主 唐玄宗有两个同母妹妹：金仙公主和玉真公主。两个公主都在很年轻的时候，自愿做了女道士。
说起唐朝女道士，读过杂史野史的都知道，在民间，其另一个名称就是高级娼妓，比较有名的如鱼玄机。当然，“娼妓”的说法过于简单化了。唐朝女权思想走强，一部分女孩不愿意嫁人，宁愿单身，过更为自由更多选择的爱情生活。“女道士”就是比较体面的身份掩饰。“女道士”可以自由地接待男客，宛如沙龙的女主人。还有一些女孩是借“女道士”的身份躲婚，躲一年半载的，再重新配人。
皇家的女孩，有些不同，她们是有特殊身世的人。
玉真公主，是武则天的孙女。她的童年，是在战战兢兢中度过的。玉真公主出生不久，就没了母亲。那时候，武则天对自己立的太子，从来都不信任，生怕一不小心，就被儿子踢下台。武则天的婢女团儿，接受收买，诬陷太子的刘皇后和德妃，说她们经常半夜三更在屋子里做咒蛊，诅咒武则天，武则天就派人将太子的后妃杀死在后宫，然后抛尸。那时候，玉真公主只有二三岁左右。唐玄宗当皇帝后，多次探寻他们兄妹三人的亲生母亲——德妃的葬身之处，都没有结果。
金仙和玉真两姐妹成长的时候，恰好是宫廷斗争最错综最血腥的时候，最积极参政最飞扬跋扈的公主，恰好下场最惨。可以想见，这些她们都耳闻目睹。姐妹俩又没了母亲的庇护，在宫里更是处处留心，尽量远离这些复杂的人事。她们姐妹俩，在年幼时——可能十一二岁，就开始慕仙学道，向往静修的生活。玉真公主，很像《红楼梦》里的惜春，“堪破三春景不长”，她说：“请入数百家之产，延十年之命”，就是说宁肯放弃一部分公主的待遇，只求延命。浮华生活是短暂难保的，还不如多活几年——甚至长生不死——那时很多学道的人，相信这一点。
金仙公主二十三岁左右，玉真公主二十岁左右，姐妹俩一起向父亲唐睿宗提出要出宫做女道士。古代女子是很难挺到这个岁数还不出嫁的，所以有人推测，她们都曾嫁过人，但并不愿意过婚姻生活，等到父亲唐睿宗一当政，她们就立刻提出离婚，过她们幼时就愿意过的生活。
皇帝当然不会轻易同意，主要是怕委屈了两位公主。但公主很坚决，她们提出为“母亲祈福”的理由。这大概使皇帝想起了她们横遭不测的可怜的母亲，的确是孤魂野鬼，需要超度。另外，他对两位公主从小学道的习性，应该是很了解的。
那年春天，正是播种的新绿时节，在长安城附近，有两项大工程动工了。每天都有上万的农民，被迫放下农事，前去造观。这两座公主道观的模样史无记载，但肯定非常壮丽。《旧唐书》上，一些大臣难免跑到皇帝那里表达不满，说：“陛下爱两女，而造两观，烧瓦运木，载土填沙。道路流言，皆云用钱百万。”大臣认为学道应该淡泊，就像老庄那样，不应该动用这么多财务和人工。皇帝表面上接受意见，但并没有停止造观的进度和削减费用。
经过一年多的修建，两位公主住进了“璇台玉榭，宝象珍龛”的华丽道观。同时入住的另有不少皇家乐团的退休歌舞女郎，还有一些退休宫女。道观俨然是一座女子宫殿。还模拟蓬莱、瀛州、方丈三座仙山，修建了人工山水景致。公主的服侍用度，依然按照皇家待遇——甚至更高，是按照仙女的标准。唐诗上有“知有持盈玉叶冠，剪云裁月照人寒”的句子，持盈就是玉真公主的名字，她有一顶玉叶冠，是无价珍宝，“时人莫计其价”。每到清风朗月之夜，道观里都传出笙磬的清音，歌舞女郎在人工山水里，上演着仙游的人间戏剧。两位公主的生活，比出嫁的其他公主要自在逍遥很多，俨然是单身女公爵。
姐姐金仙公主推荐的方士，在朝廷惹了一些麻烦。她自己死得早，感情生活不祥。唐玄宗执政的时候，对妹妹玉真公主更加宠爱。玉真公主经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