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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他鼻孔里钻。多香！他在这秋草丛生的小路上走着，高一脚，低一脚，踉踉跄跄。脊背像
背着一捆葛针，疼得万箭钻心。路啊睡啊！你将通向何方？对他这样一个为党奋斗了二十多
年的人来说，党的命运、国家的命运、革命事业的前途，永远在他个人命运之上。目前社会
的现实状况使他不寒而栗：天啊！怎么人民和人民打起来了？群众批他、斗他，他想得通—
—共产党员嘛，怕群众批评还行？可是，怎么坏人也赶来斗上好人了？好人打好人，坏人打
好人，这成了什么社会了！这样下去怎么行呢？他嘴里喃喃地呼喊着：毛主席！你老人家知
道不知道这情况呀？
他有经验：党的历史上任何群众运动都有一些不正常的现象出现，最后总是能纠正的。
这次运动目前实在是太过火了，但他相信最后也一定能纠正的。眼下，他不因为自己受了罪
就怀疑这运动本身的伟大——这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啊！他对党对毛主席的感情和信
赖是几十年革命斗争的血汁凝结成的，是不可动摇的。他个人挨打也罢，受气也罢，只要这
些对党有好处，他也心甘情愿。
他，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党的县委书记，在这场也许是伟大运动的不正常情况中，在这
些流血的日子里，应该怎样呢？他想：一个共产党员最基本的党性原则还不就是为大多数人
民群众谋利益，保护人民群众，勇于为人民群众献身吗？他现在也完全应该这样做。当然，
他知道他是当前全县矛盾的焦点，一切灾祸都可能由他身上引起。他个人又对现在任何事态
的发展无能为力，他只有挨打和被批斗的份。但是，他在内心中要求自己：要在这最复杂、
最困难的时候，尽他的一切可能力量保护人民群众，他汉有胡说、胡表态、胡应承，不能为
了自己的安危考虑，而造成人民群众的不幸。就是这个原则。他这样想着，走着；走着，想
着。已经快到城墙的豁口了。出这豁口就到了城外。出豁口下个坡，就是他的家。家啊！现
在成了个什么样子呢？他三个月没有回家了。那三口人现在怎么样了呢？正在他这样想的时
候，路边的草丛里突然嗦嗦地钻出一个人来，一下子扑在他怀里，抱住他“哇”一声哭了！
这是一个女孩子的哭声，凄切而又可怜。他感觉到那个小小的脑袋在他的怀里痉挛地颤
抖着！
啊，在月夜的朦胧中，他认出，这是他的女儿！是他的小梅！他伸出两条柘瘦的胳膊，
一把把孩子抱起来，他自己跟着又摔倒了——一颗石子正垫在脊背的伤痂上，痛得他几乎大
声喊出来。他咬着牙坐起来，头上泌出了一层冷汗。
孩子还在他怀里——她已经顾不上哭了，两只小手在他身上摸索着，一双惊慌的泪眼望
着他，嘴里呢喃着：“爸爸！爸爸！跌痛了没？跌痛了没？……”
他垂下头，把自己苍白的额头贴在孩子的额头上，亲昵地摩擦着。半天，他才说，“不
要紧，不要紧……小梅，告诉爸爸，你怎么一个人这时候跑到这儿来了！”
孩牙啜泣着，小嘴唇发着颤，说：“妈妈的胃病又犯，打发我到中学做饭的刘伯伯那里
寻几颗止痛片。返回来时，我看见城墙根下过来一个人，我吓了一跳，还当是个讨饭的呢！
后来才认出是爸爸……爸爸呀！”孩子又一次呜呜地哭起来。
两颗泪珠从他眯缝着的眼睛里涌出来了，从白蜡一样的脸颊上淌下来，滴在了孩子的小
脸蛋上。
一阵呜咽从他胸脯里升起，哽在了喉眼上。他不能放出声来！他又把这呜咽咽回到肚子
里去了。他枯瘦的手抚摸着孩子的头，问：“妈妈在家吗？哥哥在家吗？”
“妈妈在哩，病了，一直在炕上躺着。哥哥不在了，说划清界线哩，给人家造反派提浆
糊桶哩……那天你游街，他还喊打倒你哩，可罢了我见他藏到城壕沟里放开声嚎哩……”
马延雄鼻子一酸，带着呜咽的声音问：“……那……谁给你们……闹粮闹柴……
哩……”
“粮站不给咱家卖粮了，炭也只剩了一点点，我们一天才吃一顿饭，也吃不下喀……我
也不敢到学校里去，也不敢到街上去，人家娃娃们打我，说我是反革命的女子……”
她小小的肩头剧烈地耸动着，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在那张小脸上滚淌。在那大动乱的十
年中，有一批孩子就是这样长大的。他们和父母共同承受着巨大的社会压力，在担心惊怕中
度过童年。马延雄的心像刀绞一般痛楚。他想说几句安慰孩子的话，但他又说什么呢？他枯
的手只是神经质地轻轻揪着她小脑袋上的羊角辫，嘴里喃喃地说：“别哭了。小梅，别哭
了。爸爸不是回来了……”“咣！咣咣咣……”一阵敲击金属的响声，突然从城墙的豁口里
传过来。
悲痛的父女俩一惊：只见豁口里走出来一个高大的人，光头，驼背，嘴里机械地重复着
一句话：“我是三反分子高正祥，我是三反分子高正祥……”
“老高！”马延雄忍不住脱口喊出了声。
高大的驼背人猛地站停住了。他迟疑了一下，跑过来了。
他站在马延雄的面前，把手里的铜马勺和拨火棍扔在地下了。月光下，两个人互相扶抱
在一起，久久说不出话来。
他们一同坐在路边的草地上。
马延雄打发小梅先回家去，他把自己的破棉袄放在一边，一只手轻轻搭在高正祥厚实的
肩背上。
高正祥是这个县的县长。
他和马延雄从小在一起揽工，又一起起来闹革命。四七年打游击，马延雄是区游击队指
导员，他是队长。以后他们又多年一起工作，既是老战友，又是亲密的弟兄。
老高是个直筒子，有时候在红总或者红指批斗他的会上，如果不符合事实，他就自己为
自辩护，甚至顶撞批斗他的人。为此，他挨了不少打。好在他身体结实，还没被打垮。
造反派们也抓不下他什么大问题，就任意扣了一顶“三反分子”的帽子，强迫他每天
“自我游斗”，时间从每天早上六点开始，直到晚上下一点结束。他每天就这样重复着那句
“自报家门”的话，从满天星星走到星星满天……
“延雄，党……大概不要咱们了……”高正祥紧挨马延雄坐着，痛苦地开口说。他说了
这一句话，半天合不住发颤的嘴唇，铜铃般的大眼睛里泪光点点——这是一个感情激荡的年
代，谁没有溢流过这感情的液汁呢？
他等待着马延雄回答。他相信他比他想得更远更深一些。
“老高，千万不要这样想。”马延雄吃力地拔起一棵苦艾，把那带泥土的根举在鼻前贪
婪地吸吮着。
“党最终不会丢弃我们这些人的。到任何时候都应该坚决相信这一点。咱们应该自觉地
把眼前的这一切都看成是党对咱们的考验。”马延雄把手里的苦艾倒过来，脸偎着它冰凉的
枝叶，继续缓缓地说：“咱们这一批人，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大的考脸。历史证明，咱们经
受住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能不能经受得住考脸呢？”他眯缝着眼睛望着他的老战友，“十
几年来有过一些考脸。但这文化大革命也许是一次根本的考验，考脸我们能不能把社会主义
革命坚持到底……”
高正祥沉思着这些话，呆呆地说：“问题可能应该这样考虑，可是我咋也想不能：为什
么有人不工作，没人斗，咱们拼命工作，却挨斗。拼命工作的人都成了反革命，不工作的人
倒成了没问题的人……你看，咱们不知流了多少汁修起来的水电站，现在也成了‘黑水电
站’了。他们就在明晃晃的电灯下说这电站是‘黑的’。真不要脸！为修这水电话，你把一
个脚指头都叫石头剁掉了……而李维光屁都不干，现在却成了‘革命领导干部’了……再说
吧，那些坏家伙为了把你打倒，红口白牙，全不顾事实，颠倒黑白哩！”高正祥一边说着，
一边用拳头狠狠地捶着路边的草地。
马延雄丢掉手中的苦艾，亲切而严肃地看着高正祥，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正祥，问题
也不能光从一方面来看。十几年来，我们的确搞了许多蠢事，也的确积了不少问题。许多做
法都伤害了群众的利益。党的干部身上也滋长了严重的官僚主义，有的甚至完全成了群众的
老爷，群众心里有气嘛！就拿咱们县来说吧。搞了十几年社会主义，结果许多群众至今还少
吃没穿！难道我们就没有责任？因此我们要正确对待群众，也要正确对待自己。要不，群众
不打，我们也要垮台！只要我们时刻从群众的利益出发去考虑问题，大多数群众最终是会谅
解我们的。当然，少数坏人乱扣帽子，我反感。不知你怎样，我是在心里有意无意经伫些人
记着帐哩。但是，不能把这些人和群众的批判混在一起来看。老高，任何时候，都不要让不
正常的情绪搅乱了正常的思考……”
高正祥睁圆眼睛望着马延雄苍白的脸：这个瘦弱的人，他的胸怀是多么宽广啊！他把自
己出过力的大手主在马延雄的腿膝盖上，轻轻地摩挲着。他的农民似的脸淳朴地对着马延
雄，说：“延雄，我理解你这些话了，我们应该多检查自己的错误。不管我们自己受了多大
的委屈，都不能失挤共产党员的觉悟。你的话很对，我们应该自觉地把眼前的一切看成是党
对我们的考脸。就是有些人把我们当反革命看待，自己也应该把自己当成共产党员来看，是
不是这样？……唉！不是你今晚这一番开导，说不定我明天就跳崖自杀了。挨打爱气不要
紧，思想痛苦比什么都折磨人！”马延雄把自己枯瘦的手压在高正祥的手上，满怀葛情地
说：“正祥，不要灰心，要撑下去！”
两个人从草地上站了起来。
月光下，他拾起了他的破棉袄，他拿起了他的马勺和拨火棍。他们微笑着，无言地互道
着珍重，情绪甚至有点激昂，不像是两个被批斗的“走资派”，倒像他们当年离开游击队的
露营地，分头去执行任务……
七
马延雄的家在南城墙外土坡下的两孔上窑洞里。
这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式的家庭：地下靠墙的一排磁瓮，是盛水和腌酸菜的；窑掌一溜泥
纸浆捶成的小瓮，是装来面的。墙上挂着割庄稼的镰刀和背庄稼的绳索；门后立着挖土的镢
头和担粪的扁担。不大的土炕上铺着半旧的炕席；炕席上面铺几条绵羊毛擀的毡。马延雄光
着上身叭在毡上，他老伴红汞水伴着泪水，正给他擦拭着脊背。小梅在旁边举着煤油灯。
煤油灯照出的这张中年妇女的脸，和她正擦试的那个脊背一样，看了令人难受。这张脸
反映的是一颗受伤的心灵。
她一边轻轻擦试着一边哭着，说着：“……你长年不顾家，革命哩，闹共产主义哩，结
果闹成个反革命了……你参加革命时，公家连一双鞋都不发，我在这里种给你供粮，说是为
了咱们的革命……为了革命，咱们什么样的苦都吃过，从没有过一点点的怨言。这而今就落
了这么个下场……成了……反革命了……”她说不下去了，扯过棉被给他盖上，头扭到一
边，两手蒙住脸开声哭了。马延雄从枕头上撑起一条胳脯，抬起头，眯缝着睛睛，望着大放
悲声的老伴，叫着他的名字说：“玉兰，你相信我是反革命？”
哭声嘎然而止。她的两只手从脸上垂下来了。那痛苦万状的脸陡然间变得非常激动，她
几乎是对他嚷着说：“不！你当娃娃时就跟毛主席闹革命，你没做过坏事，你没给咱家拿过
公家的一根针，你不要怕！就是党的政策变了，说你不能革命了，那咱就回家去，回家去当
农民！咱本来就是农民……”
马延雄望着这张激动的脸，一种十分深厚的爱从心头长腾起来。他重新躺下，觉得深身
很舒服，脊背似乎也疼得不那么厉害了。外面充满了惊涛骇浪，家照旧是温暖的。他想：他
今晚要舒舒服服睡一觉了，这是多么难得的幸福啊！他已经多少天没睡过一个安稳觉了……
“笃笃笃！”一阵轻微的敲门声打了他的“睡一个安稳觉”的美好愿望。这令人心惊的
敲门声又把他带到不安稳的世界中来了。
“是‘孙大圣’？是‘千钧棒’？……”他心中惊骇地想。
小梅哭了。这可怜的孩子，一点细微的响声在她听起来都像炸弹一样可怕，都可能是大
难临头。
他老伴用发颤的声音问：“谁呀？请进来……”
“你们睡下没？”一个似乎很陌生的声音在门外问。
“没有……”门开了，进来了一个四十多岁的人，高大个，串脸胡，粗眉毛，一身家织
布衣服，扎一根老蓝布腰带，头上包着一块很脏的羊肚子手巾。这人站在屋当中，一眼瞅着
炕上丰的马延雄，肩膀上打着的一个很沉的口袋滑落下来，“呼”地掉在了地上。吃惊使一
张粗糙的脸抽得很厉害。
马延雄也撑起胳脯，抬头望为人。
两个人几乎同时叫了起来：
“老马！”“秉奎！”这个黑胡巴茬的庄稼人和县长高正祥一样，对马延雄来说，像弟
兄一样亲，他是离县城最远的双庙公社（公今改名叫“红卫公社”）柳滩大队的党支部书
记。那里是全县最穷的地方，也是他长期蹲点的地方。六七年的时光里，他的那里洒了多少
汗水呀。一个兔了不拉屎的地方变成了全县的农业先进典型——当然，现在已经是他的“黑
典型”了。
柳秉奎双手怎么也压不住——马延雄硬是挣扎着坐起来了。他吩咐老伴和小梅：“小
梅，给你柳叔叔拿烟。玉兰，赶紧给老柳做饭。”他亲切地望着柳秉奎，说：“秉奎！你忙
得从不进县城，也没来过我家。你快说，你是怎来的？”
柳秉奎坐在炕沿上，接过小梅递上的一根纸烟，在煤油灯上吸着，说：“咱那里传说城
里有一伙子坏东西把你关到禁闭里了，消息闭塞，前几天才听说的。全村人都急得滚油浇心
哩！大家都要来城里看你哩！我想这而今兵荒马乱的，怕大家出了事，我劝说住了大家，就
代表他们来城里看你了。我想就是见不上你，把你家里的人看看也好。你看，”他指了指掉
在地下的那个口袋说：“我还给你背了一口袋白面！听说那伙坏东西把你们家的粮食都停
了，真是作孽哟！”
说到这里，他突然从炕沿上溜下来了，三步并作两步奔到锅台边，双手挡住准备做饭的
玉兰，嘴里连连说：“好大嫂哩，不要做了，你随便拿点干粮我吃两口就行。黑做饭的玉
兰，嘴里连连说：“好大嫂哩，不要做了，你随便拿点干粮我吃两口就行。黑天半夜的，千
万不要动烟火，这而今风声紧！”
马延雄、玉兰怎说他都不让做。
玉兰只好从窑掌的箱盖上取来一个榆条编的小筐，迟疑着放到柳秉奎面前说：“他大
叔，干粮不好，你……将就着吃点吧！”柳秉奎从筐里拾起一个焦黑的麸皮馍，举在灯前一
看，两道粗眉毛拧在了一起，张开的嘴半大说不出话来。他心里说：老马啊！那几年你常
说，要把我们农民碗里的黑疙瘩，换成黄疙瘩、白疙瘩，这而今把黑疙瘩换到你碗里来了！
马延雄一直在亲切地看着柳秉奎，他往他身边挪了挪，问：“柳滩烂包了没？”
“没！”柳秉奎咬了一口黑馍，一边吃，一边说，“就黑三小子一个跑到城里来了。你大概
见了吧？你蹲点时整治了他的投机倒把，他是跑到城里报复你来了。另外还捎带着搞黑市生
意哩！除过这小子，咱队上所有的人事上山劳动着哩。他谁也不要想把我们搅乱。大家心里
清亮着哩：城里人不生产能吃上饭哩，农民不劳动就要喝西北风！”
“旁的村怎样？”“有烂包了的。但据我知道，大部分农民还都在土地上哩。”
“好！”马延雄脸上露出了宽慰的笑容，把身子又往柳秉奎身边挪了挪，眯缝着眼睛，很激
动地说：“秉奎，就要这样干。十六条里也有抓革命、促生产这一条。任何时候，都不敢把
生产放松了。尤其是眼下，如果农民也不种地了，那咱们这个国家就完了……村子前砭上那
个水库修起了没？”
“上个月就修起了，还放了七万尾鱼苗哩！”
“啊……”马延雄轻轻叫了一声，抬起头痴呆呆地望着窗户，好像看见了远方那一库碧
波荡荡的绿水。
他嘴里喃喃念叨着：“什么时候我能去看看就好了００”
柳秉奎已经吃完了馍，他一展脖子喝了一大碗温开水，摸了一把黑胡茬子脸，眼睛闪闪
发光看定马延雄，说：“干脆！我说老马，你悄悄跟我走，到咱柳滩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