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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敏说，一项大的工程，做好正确的规划是非常重要的。原子弹是这样，随后我们的氢弹更是如此。氢弹是比原子弹要复杂得多的系统，所以领导预见到要早做准备，在原子能研究所找一部分人先从事氢弹原理预先研究，这时是１９６０年底了。当时正逢三年困难时期，最困难的还是工作条件。但是大家有爱国主义激情，无私奉献精神。主要靠的是我们非常细致、深入、活跃的学术气氛。大家齐心协力一起研究，后来证实，当时发现的一些东西是很重要的，而且基本是正确的，是必不可少的。由此可见，刘杰和钱三强是很有远见的，对我们这么快突破氢弹是英明之举。但是，和过去不同，现在核武器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第一，某些核大国的核战略有了根本性改变，正在由过去的核威慑变为实战。第二是它们正加紧反导系统的研究，使得对方的核武器发生不了效力。而防御了对方的核威慑，就成为新的核垄断。中国当初费了这么大劲研制核武器是因为什么，不就是为了打破核垄断嘛，所以，如果我们丧失了核威慑能力，我们就等于是退回到了上世纪的５０年代。这个事情必须加以重视，当然，我们也不能搞核竞赛，不能被一些经济强国拖垮。可以用创新的方法，打破垄断，保持我们的核威慑力。
在原子弹两年规划制订小组中，成员主要是三个人：卢荣光、怀国模和张绍诚。他们多方协商，经过反复的调查研究和计算，编制成了《二机部两年重要工作任务、总进度和措施计划》。这是实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纲领性文件，很快即得到中央专委的批准。
卢荣光说，我当时在设计院，临时被调到部里，要我参与搞两年规划。因为两次去苏联我都参加了，许多设计工作我也都是身在其中，比较熟悉。按照部里交代的几个原则，我们就倒排时间，顺排计划，以基建和设备安装为主，从１９６４年往前推。怀国模在编制这个规划的时候出了不少力，主要是由他来计算。资料都是由各个厂矿提供的，比较可靠。搞了一段时间，大家心里都有一种早响原子弹的愿望，信心很足，拼命工作。两年规划中有很多文字图片，搞出来后报到上头，先到罗瑞卿那里。后来听说，对这个规划有不同意见，听说钱三强就不同意。
刘杰的头发一下子就秃了
制定并实施原子弹爆炸试验的两年规划，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工程。要爆炸原子弹，就原子能工业本身来讲，从铀矿石开采到精选，一直到生产浓缩铀，是一个很长的过程，牵扯到好多个厂矿，需要经过数万人的劳动，经过许多个工厂的加工，并且需要很长的生产周期。要在规定的时间里生产出既定产品，就要上下互相衔接，环环相扣，确实需要一个非常周密的计划。另外，要实现这样一个计划，不光是原子能工业本身的厂矿研究所能够承担的，而要依靠全国的协作。两年规划小组经过复杂详细的调查计算，统计出由全国各个部门提供特殊的原材料，提供专用设备、仪器仪表的，大概分布在２０多个省市自治区，分属２０多个部门，涉及９００多个工厂，而且一定要保质保量，按照规定的时间进度要求来完成，才能实现１９６４年爆炸原子弹的目标。
怀国模说，这个两年规划的制订啊，是体现一个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相结合的这样一种产物。我们在编制这个计划的时候，还不知道现在讲的系统工程，当时还没有这个名词，我们也不懂，但这是我们在实际工作里面摸索出来的一个办法，现在看起来也是符合系统工程原理的。我是１９５２年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毕业以后分配在鞍钢，１９５４年到了北京，到了冶金部钢铁学院，后来又到了南京的化工厂，因为我是学化工的，所以回了本行。１９５８年的时候到了二机部计划局，负责搞综合的工作。当时保密要求规定的非常严格，你管矿山的事情，你只能管矿山，你不能去了解后面工厂的情况，你管哪个工厂的事情，你只能了解工厂的情况，不能了解其他方面的情况。那么，只能有很少数的一两个人是搞综合的。综合就是从头到尾，从科研、设计、基本建设到生产综合平衡的。那时候局长是张汉州。但具体的工作，细节的事情，局长也不知道。当时，二机部的领导，特别是刘杰同志啊，他提出了一个思路，编制计划的一个办法，叫做倒排暴露矛盾，顺排落实措施。什么叫倒排暴露矛盾，就是我们目标要求的，比方说，要求是在１９６４年底以前，能够爆炸成功第一颗原子弹，然后，往前来推算，你第一颗原子弹需要提供一些什么条件，特别是最核心的浓缩铀的产品，需要提供多少数量的浓缩铀－２３５，最晚什么时间提供，然后再往前排，那么，需要多少数量的六氟化铀，然后，需要多少数量的四氟化铀、二氧化铀，一直到需要开采多少吨的矿石，这个都要经过周密的计算，根据生产的周期，我生产这些东西最少需要多少时间，这个都往前推算。光是倒排不行，要再反过来顺排落实措施，比方我们现在工作的进度是什么情况，然后，按照正常的规律，我们生产的、建设的周期，矿山什么时候能够建成，选矿厂什么时候能够建成，金属铀的冶炼厂什么时候能够建成，一项一项顺排来落实。看看这样顺排下来和我们倒排的时间啊，究竟有些什么矛盾。所以，这个办法呢就叫做倒排暴露矛盾，顺排落实措施。那么，对这里面发生的问题，出现的这些问题，应该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都是需要有具体的措施的。比方说，当时有一个很主要的矛盾，就是按照矿石开采的周期和水冶厂建设投产的时间来看，它是不能满足后面的这种产品生产的进度的要求的。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想了一些办法，就是把开始搞地质勘探采样挖出来的一些矿石，还有各个地方土法上马搞出来的产品收集起来，提供原材料，提炼铀的精华。再一个，生产二氧化铀和六氟化铀原料的工厂建设周期比较长，等不及，那么，我们也是土法上马，先在很简陋的实验室里面，一方面摸索工艺，一方面摸索生产工艺搞科研，另外一方面也提供了产品。就是拿这样一些产品，来提供到浓缩铀工厂去，生产了我们第一颗原子弹所需要的原材料。有许多问题，我们都是在部门和部门之间互相协调以后解决的。那么，有些问题解决不了的，就提到专委会上研究，请专委会讨论，然后，周总理做出决定，这件事情由谁来负责任。所以，现在看起来，这个两年规划啊，确实不简单。但是，这个计划的编制呢，也不只是少数人能够独立完成的。所以，这个计划到了毛主席那里就批准了，以后成立专委，就是觉得这么一个复杂的事情，光是有一个计划，单靠二机部自己来办这个事情不行，就非得要由中央来抓，非得要由周总理来抓才行。周总理对这件事情是非常严格的。他说，这件事情，包括你们自己的家属都不能知道，不让知道，文件都是直接送给本人签收，里面关键的字，比方说进度：１９６４年爆炸原子弹，１９６４这几个数字不能铅印，都是空白，印刷厂印好了以后，我们再一份一份用钢笔给它填上去，然后，密封好了送出去。所有的文件包括底稿，我们个人从来不保存的，每次专委会开完了以后，用个牛皮纸口袋，密封起来盖上密封盖，然后存到专委会专门的一个保密室里面去。谁也不准再开封，再开封的时候必须要经过批准的。王亚志当时是总理的秘书，军事秘书，张治文也是周总理的秘书，周总理决定什么时候要开会了，他们就通知专委办公室做准备，搞出来以后，文件送到总理那里去。当时，还不是一般的通信员送去，都是保密员带着我们专委办公室里面的一个工作人员，两个人，必须两个人送去，自己签收。１５个专委的委员，也是直接送给本人。当时的保密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我们平时的公文包，就是写计算过程的这些公文包，从来不能放在办公室，铁皮柜里面也不行，专门有一个保密的文件包，每天下班工作完了以后装起来，用火漆印封上，送到保密室去。在我印象当中，文字报告搞出来以后，像这种十六开的纸，大概有个二三十页吧，还有一个大的表，从矿山一直到最后两年规划的措施表，都是自己画的，画了以后再用铅字排版。印刷就是去现在的国防工业出版社，专门有一个保密车间印刷排版。我们不是把写好的稿子拿着去吗？专委每次讨论的议题和文件都是我们写好了以后拿到保密车间去，我们人站在旁边，然后，捡字、排版、印刷，我们人不能离开的，我们一直看着，印完了，中央专委１５人，印２０份。最后，要把这个印中间的清样，都烧掉，现场监督烧掉，要把版拆掉。因为，你排好的这个版要保存了以后，如果谁要拿去再印一份，那可就是不得了的事情。
两年规划编写完之后，二机部从部、局领导层到机关及基层人员，起初在认识上也存在一定的分歧。有人批评两年规划没有根据，是主观上排个日期，超过现实可能。有人认为这个规划完不成的可能性大，完成的可能性小，或者说实现１９６４年原子弹爆炸的目标提前的可能性没有，只有可能后推，过去经验也是如此。有人还顾虑时间订得紧了会出漏子，担心在生产建设上发生质量、安全事故，万一出了大事，２年规划就恐怕是１０年规划了。
刘杰说，在部里的党组内部，虽然原则上同意了，但一到深入的时候，很多人都提出不同的考虑了。考虑也不外乎就是两种，一种就是应该这样子干，一种就是认为这个是不是太冒了。有的提出来，这是拍脑袋拍出来的。讨论的时候，也是反反复复的。在副部长里面，钱三强、雷荣天，以及白文治啊李觉啊他们就都发了言，担心这个计划订得不切合实际，完不成的可能性很大。刘伟和袁成隆等同志就都从积极的角度，讲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刘伟说，两年规划不是纸上谈兵，唱空城计，而是有一定的相当的根据的。我们坐在办公室里很着急，但只要我们到基层去，一接触实际信心就增加。袁成隆说，两年规划是经过慎重考虑的，现在不要再说行不行。好多事情要好好研究，但真正解决问题还是通过实践。需要是推动事物前进的轮子。但是，只有需要和现实可能相结合，事情才能成功。
袁成隆说，１９６４年要炸，我们部里头就有不同的意见，就认为不行。这吹牛啊，我们能完成？他们一个是对苏联专家撤走了以后啊，可能有点太担心了。第二个他们不了解情况，而我们是整天在厂里摸啊，一个厂一个厂的，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摸啊，我们心里都有数啊。所以，我们党组几个人，我们敢拍胸脯啊，说能完成！在历史档案中，可以查到当时二机部讨论两年规划的记录，上面有白文治、杜文敏、李杭荪、李觉以及刘杰、钱三强、雷荣天、何克希等人的发言内容。
白文治说，那时候我只有百分之六七十的把握，我不能不留点回旋余地。所以，我当时说，两年规划这个方案有无余地？铀浓缩厂是中心环节，原子弹裂变部件加工是薄弱环节，进度是倒排的，１９６４年实现原子弹爆炸有可能，但很紧，没有余地，按期完成的可能性小，延期的可能性大。因为这个问题，有一个细小的环节完不成，你整个都完不成，几十个项目，你只要有一个项目出毛病，你整个就会拖延，就是说有点希望，但是没有把握，你要让我肯定这个我不敢。所以在会上讨论的时候，我总是说没有一定，最好留点余地，留下半年吧，大体是这个意思。心里没有把握，那就不敢随便答应下来，答应下来，不是军令状也是军令状，我总是这样的，其他的人也是这个意思。比如说杜文敏在那儿发言，当时也是这个意思，李杭荪也讲，最好是一个季度，钱三强发言也是这个意思，留点余地。最后刘杰发言也是争取１９６４年，留半年余地，他也是最后留了半年。留半年就是１９６５年的上半年，按照刘少奇同志说的。
原子弹研制过程中，许多担子都要压到刘杰的头上来，上上下下，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层出不穷，令人劳心费神。有时甚至制造某个设备时要用什么样的钢材，他都要过问。有人讲，刘杰管得太细了。
刘杰说，事后回想，那个时候是不是应该有个总工程师？像真空阀门的事，弹簧箱的事，蒙乃尔金的事，不好拍板啊。弹簧箱是扩散厂的一种设备，按照苏联的设计，使用寿命是一万次，但我们制造的只能达到几千次，用不用？也要我来拍板：用。这都是经验教训吧。但实际上，原子弹不光是一个专门的科学性的东西，它更多的还是一个大的工程问题，是组织管理问题。你说一个科学技术要用什么办法，用这个办法好，那个办法好，比如爆轰试验到底用谁的方法，那都是个决策问题。而我呢，就是要争取时间，要让原子弹能够很快地构成、定型，我就主要从这方面考虑了。我要是光去区分哪个先进，哪个落后，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当然，这就要在实践当中一边摸索，一边学习了。为了掌握全局，一是向老师学，请专家讲课，二是自己读一些书，记得在那个小楼里，夏天太热，汗流浃背，也要努力多学些，知道一点基本的东西。只有这样，才能在一些技术决策中，在专家们见解有分歧时正确拍板。两年规划，就是吸取了长期战争中积累起来的战略研究经验，从实践中学来的。说起来，我在地质部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感受了，我从中南一转业，中央让搞地质，那个时候天知道什么是地质啊。我就总结了两条：一条呢，有些同志一进门以后，就钻到技术里边去了；另一条路线呢，首先是全局，你这里有几种学说，大体上是怎么样形成的，工作里头分几个大的部分，有着什么各种不同的意见，还考虑各种专家他们不同的特点，国家的要求怎么样，我们实际怎么样，然后再分门别类地了解。有一次彭真同志去原子能研究所，在汽车上的时候，我问彭真同志，搞这个东西我是外行，应该怎么办呢？彭真说了两句话，他说你要成为一个专家是困难的，但是你要学习，有分辨能力就不错了。这两句话恰好也是我在地质部的一些经验，就是说，我们不要急于钻进去，那个技术上，钻的越深越好，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要善于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要认真地考虑，在这个里面去寻找利弊得失，现实的、理想的、近期的、远期的，善于在这个里面呢来加以考虑。学习的时候找老师，钱三强、赵忠尧、王淦昌、彭桓武、何泽慧，这是老老师，我们在饭店里边就请他们讲课，还有小老师，什么邓佐卿啊、朱培基啊，这都是我的小老师。还采取个别谈的办法。像谢振羽，那时候我非常佩服她，在化学上遇到问题就找她。个别谈谈的好处是，你有什么想法，他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意见，从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