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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佩服她，在化学上遇到问题就找她。个别谈谈的好处是，你有什么想法，他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意见，从这个里面来分析。我自己也没有更多的经验，中心的问题就是靠大家。那时候时间特别紧、工作特别紧、心情特别紧，后来到１９６２年一年的时间，头发一下就秃了。
三罗布泊升起蘑菇云
只准看不许说
１９６１年１２月，美国的科罗纳间谍卫星辨认出了罗布泊基地。不过，当时美国人还不知道，这就是中国未来的原子弹试验场。
１９５９年，中央军委批准了在罗布泊筹建核试验场的勘选报告，在由工程兵负责勘察选址、设计与施工的同时，新组建起来的核试验部队也开进了戈壁，先行参加核试验场的勘察和建设。王成富说，要往大西北开拔了，听说是去执行新的任务，我们部队先搞了几天动员教育。当时政治审查特别严格，对每个人都要查祖宗三代。具体干什么？不准打听。我们副团长是老功臣，打仗受过伤，走路一瘸一拐的，政审就没选上。为啥？家庭出身不好。部队离开辽宁庄河是４月３日，徒步，急行军，到火车站乘军列。走了好几天，坐在闷罐车里，头几天还能见到一路上有山有水，后来就越走越荒凉。军列到了尾亚，这里是甘肃和新疆交界的地方。我们原来都没听说过这个地方。火车停了，卸车，还以为到了目的地，可又把从火车上卸下的东西装上汽车，还要走。东西多，车少，好多东西装不上车，就送给老百姓了。我铺的草垫子是入伍时发的，也丢在了尾亚。自小就没出过远门，心里担心，又往哪去呀，我将来还能回老家吗。壮起胆子问连里领导，他们也说不知道。坐上汽车又走了几天，吐鲁番到了，下了汽车，该不走了吧？还走，徒步行军，一直走到托克逊才停下来休整。我们见这地方的老百姓尽是高鼻子，大胡子，叽里咕噜说话，也不知道说些什么。大家悄悄议论，说这怕是到了苏联吧！不是有个电影叫《列宁在一九一八》嘛，模样都长得差不多。这里风大，呆了几年，体会特别深。１９６４年那个夏天，我们修配厂钣金组的人被拉到试验场，就在那个大铁架子附近，给地下工号包钉铁皮。６月天气，热啊，气都喘不上来，全都脱了，只留一条大裤衩。有一天吃中午饭，工号里实在憋闷，我心想房顶那儿透风凉快，就悄悄爬到顶上去。没想到房顶让太阳暴晒得像热铁鏊子，烫得人脚板站不住，刚想下去，一股旋风卷过来，我双眼一闭赶紧趴下了。这风叫龙卷风，特别厉害，我们房顶上钉在一起的５０张铁皮全都给呼一下掀起来，飘了好远才落下来。他们赶紧从工号里跑过来，见我还趴在铁皮上，说你的福气真不小啊，坐了一回土飞机。
罗布泊风大，气候严酷，自古有名。古代僧侣途经这里时，曾有过这样的记述：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幸存，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惟以死人枯骨为标志耳。即便是现在，都有许多闯入者遭难遇险，最终销声匿迹。
显然，要在这样一个地方生存，搞核武器试验，必须对这里的气象有足够的了解。事实上，在罗布泊建场初期，核试验的气象保障工作就已经开始筹备了。
天气往往是核试验的大敌。美国的首次核试验原定在１９４５年７月１５日，就是因为风暴原因而推迟到第二天早上５点３０分。苏联首次核试验同样也是因为当天下了雨，能见度降低，而且风力加大到每秒１２至１５米，爆炸时间只好从８点提前到７点。并且，他们这两次核试验都由于天气因素而影响了测试工作。
张蕴钰说，我在１９４６年就看过核爆炸的片子，那个时候我到南京周总理的办事处过八一，租了个片子到办事处去放，是一部美国影片《女战士》，我就是从那里边看见的。到了基地，１９５９年６月我们在地窖里开常委会，我看见一窝燕子，我说不要打扰它。搞了没多久，国家就开始困难了。那时候很苦啊，就那么顶着。后来，他们让我下马，当时是科委的安冬和钟赤兵他们传达的，说现在不行，原子弹在哪一年还不知道呢，下马以后部队搬到无锡。我不同意。你只要搞，哪怕投资少一点儿，我们慢慢干嘛。那时我们叫下马骑驴不扬鞭。气象这个事情我是很注意的。怎么注意气象呢？过长江，这也算经历吧，我们先打到长江边，到长江边有个水文站，那个时候国民党都跑了，政府也都跑了，只剩下气象员。我们那时候又没有钱又没有什么的，说就给他供应粮食吧，给他粮食吃，叫他还报。所以过长江水文还是个很重要的情报，我们就靠水文站知道江里流水的情况。那时候是四月，正是桃花水的时候，有时涨得很多，有时很急嘛，那时候也注意这个事。到了朝鲜，我也是叫他们听平壤的气象台，我注意这个气象的事。当然到了罗布泊更得注意了，很注意搞原子弹的气象问题。那时气象很简单，放个气球，拉个罗盘测量测量，风向风速都是地面的，高空的气象不知道。
到基地几个月后，韩云升到北京领取气象器材。一天晚上，他被通知参加张爱萍副总长主持的一个会议。韩云升说，六月份我出差到北京，科委二局的一个参谋高杰打电话说，明天你到三座门第一会议室去开一个会。他也没说是什么会。第二天到那儿一看，是张爱萍副总长主持召集的会。参加会议的是哪些人呢，有工程兵的陈士榘司令员和计划处的一个处长史国华处长，还有空军的气象部副部长姓耿，还有一个参谋加我一个。这个会议主要是让工程兵的处长汇报一下，为了场区设计他们统计了气象资料，原计划统计１１个站，他们统计了７个站，而且统计的不太详细。张副总长不太满意，他知道我调来了，说这个事由你负责再重新统计，并说国家气象局的副局长我已经跟他联系好了，你明天就去找他去，他们那儿提供资料。你要提出一个方案来报到军委那儿去。他问我有什么困难，我说没什么困难，保证完成任务。张副总长跟高杰讲，让空军来的人住到空军招待所，办事处做好车辆保障。第二天我见到了张乃召副局长，他安排一个方奇处长跟我研究。他问统计这些是根据什么任务，是施工建筑还是什么？我说要高空风的资料和地面气象资料，我说新疆和塔里木盆地周围，北疆天山以北，青海格尔木湖，凡是和高空风气象有关的气象资料，我都要，我说越多越好。我跟带来的那一部分观察员和气象员一起研究，我说要统计气候资料，凡是他给咱们提供的站、地面的风向风速和高空的风向风速，咱们都要统计。当时国家气象局资料的同志给予了大力支持，那个时候没有电动计算机，都是手摇的，就这也只有几台，都给我们搬出来了，最多的时候２０多人，在这儿统计，到８月份统计完了，统计完了我就画风向图。关于原子弹的任务是张司令员跟我说的，开会的时候张司令员跟我讲，根据国外核试验的情况，气象专家有一个部门负责人在气象委员会里头，他到时候要向试验委员会报告场区的天气预报，某一个季度的哪一旬哪一天，天气好可以利用，分成好天气，次好天气，可利用的天气，他说你是我们基地气象处的处长，那你就是气象总负责人，你将来就要做这个报告。这时候我明确了是搞原子弹试验，当时我又高兴又担心。过去我们在空军是做２４小时气象预报，最长的是做４８小时当天的天气预报，做几个月以后的实在是不好办，没做过。司令员说有啥困难？芽那咱能强调困难吗，保证完成任务。派几个人到气象局去学习，在这同时，大概在１９６０年的１０月份左右，我又让气象雷达站在我们基地第一次放了雷达测风，放了１２０００公尺高，陆续组建了一个气象雷达仪站，把气象室也组建起来了。那时候跟下边还不能讲，那时候在马兰搞了个帐篷气象室就在那里工作。没有电怎么办，因为要抄收气象电报，就买了一个煤油灯式的叫热电耦发电器，只能供用直流的收报机做预报。在这个期间，司令员又交代任务说，你在北京统计的那个资料设计者很满意，但是他们需要地面资料场区的地面资料。他说这种无米之炊你们得想办法去做，司令员也知道罗布泊地区从来没有去过人，哪有地面资料。我说那时候要到场区去勘察，巡逻路线给我们一个位置。我们派一个气象员跟着去。气象员说，处长你净出难题，测那几个小时那怎么能行呢。我说那咱也得完成任务，不然就都不能设计。我说你带上一个手持的微风计，再带手摇干湿温度表，我说到哪儿你就观测，根据地图记下坐标。我说另外你要注意场区，如果有树木的时候，它是往哪边倒的，芦苇是往哪边弯头的，风吹以后沙漠上形成的水波纹哪边的坡度大，哪边坡度小，你都给我记下来。他在里面一共搞了半个多月，回来以后把实测的数据都给我说了，树木都往西南方向倒，芦苇也都往西南方向弯。我说根据这个情况，场区东北风多，其次是西南风。另外根据实测的半个多月数据，写了一份气候分析概况，送上去之后他们表示满意。
建一座中国第一塔
１９６３年７月，正当中国为制造原子弹而苦战之际，美、英、苏三国在莫斯科签订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有一百来个国家参与签署，但两个正在研制核武器的国家没有在条约上签字，这就是中国和法国。美国代表团团长哈里斯说：所以能达成协议，第一个原因就是目前的中苏分歧。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国家安全会议上强调，这个条约的重点就是对付中国。
美国第一次核试验是在一座３０多米高的铁塔上进行的，苏联第一颗原子弹也是放在３７米的塔上。中国为了拿到更多的数据和减轻沾染，决定建造一座１００米高的铁塔。当时中国还没有百米以上的高塔，最高的一座铁塔是广州的对外广播发射塔，但也仅有９０米高。
吕敏说，搞第一次核试验之前，先定了一个方针，就是把原子弹放在一个塔架的顶上引爆，不搞空投。为什么要塔爆呢？就是探测器可以对得很准，它不会动，测量数据比较可靠，固定目标是很重要的。原来苏联人的方案是搞空投，扔到爆心，这个圈的三个角上有三个工号，测量设备也都放在三个角上，你偏哪一头都能测得到，空投的一个大毛病就是这个弹的位置不确定。所以你不好瞄准测量。但苏联专家定的都是空爆，而且文件里专门写了，这个场区不允许有接触地面的爆炸。我记得工程兵还专门派了一个高级参谋，说，我们陈司令讲了，苏联专家说一定不要搞接触地面的爆炸，你们可得小心。苏联人并不希望中国自己搞，他只让你做一些简单的测量，像验收一样，看看行不行。我们第一次做的时候就想，一定要自己一步一步走下去，长期看这样比较好。所以后来我们还是决定要搞塔爆，就没在原来的那个场区，稍微偏了一点儿，不是两个圈吗，在那个圈里头，所以这一点一开始还是比较重要的决定，事实证明弹固定了，对测试和改进武器是很重要的。
第一次核爆炸试验用塔爆的方式进行，这件事决定下来之后，塔架的设计便交由工程兵国防工程设计院完成。
杨士明说，我接受了这个任务，搞铁塔，１００多米高，塔上盖一个房子。那时搞这个架子，困难在哪里呢？当时国家的条件很差，戈壁滩上没有动力，风又大，它上面要衡温，没有电力。当时自己搞，也没有看铁塔的任何资料，最大的困难特别是九院，提不出任何东西来，只是说反正你不要给我把产品动坏了。我说这原子弹是要打仗用的，这么娇气还行，他们说这是试验。曲从治当时是他们的设计负责人，他提了比较好的一个方案是不要起动机，用一个爬杆自己提升自己，就是你盖好一层装一个起动机，它可以自己吊第二节，然后自己又可以爬升到上面，再到第三节，１００米高它是自己爬上去的，叫自行式。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建这么一个铁塔不算回事，但是在当时我们国家工业水平低，也没有人，还要保密，这是另一个困难。任务是绝密的，当时保密管得特别严。我们所有个技术人员，他跟朋友谈对象，人家问他搞什么的，他就伸手向上指了指，意思是上天的，就这判了三年。所以我们就提出建一个安装大队。王焕荣这些人就是这时候调来的。这个总队功劳不小，从这个铁塔开始所有的发射塔都是他们建的。说到施工，实际上都是一般的，没有什么难的，难就难在戈壁滩上没有水，而且水是咸水，又比较远，浇灌混凝土比较困难。其实真要做一个长远的塔架就不行，它腐蚀，但是你这次不是一炸就没了嘛，就无所谓了。为了做钢材，上头找到鞍钢，一说是原子弹用的，满口答应。而他们要做这类钢材，就要改它的生产线，损失很大。加工是太原重型机械厂做的。铁塔造起来以后，升降机还没有，那次陈士榘和张爱萍去了，到现场解决问题。我们当时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就要回马兰了。张爱萍说，不行，你们要留下。什么事？就是九院的人说塔晃得厉害人，晃得不能操作。张爱萍听九院的人一说，就认为这是大事。九院的人是搞原子弹的，你也不能说人家不懂科学，但隔行如隔山，他们对这个真是不懂。所以我就解释说塔没有不晃的，就是烟囱也得晃，你看那烟筒，砖砌的烟筒，钢筋混凝土做的烟筒，你以为它不晃，实际上都得晃，这是柔性连接，要不晃它倒了呢，风一吹它硬顶得住吗。这个我有把握，我说我去，我们一块儿上去。张爱萍刘西尧和我们就上去了。当时电梯还没做好，用吊篮吊上去。那时候１００米高处的房子已经盖起来了。张爱萍上去之后说不晃啊，我说晃还是晃的，没有不晃的。他说我觉得没晃，我说你把手扶在栏杆上，对准底下一个目标。一看就是晃，确实晃。它没有不晃的，这样受力在允许的范围内，要它晃的。
虽然中国当时已经有了几座电视塔，设计人员也去那些地方看了看，但因为原子弹爆炸用的塔架上头不是像电视塔天线那样，越往上越细，而是要在上面搞一个房子，把原子弹装在里边，所以，这样的塔架做起来也需要费一些脑筋。
张英说，那一段时间需要操心的事情太多了，操不过来。要事先把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一个问题一个问题都列出来，再一个一个地排除。从指挥所到原子弹塔架的距离是６０公里，对这６０公里整个的路我都派部队，派一个工兵连一个警卫连，把这个路上一丁点的石头子、钉子都得捡走，不然以后车扎了，车一抛锚，整个车都走不了了，这是一。第二的话它有放射性，还有危害。这不是平时走路，抛锚了等一会儿、休息一会儿，这个不行，你不能在它响的时候停留在这里。所以那个时候，有时间就得找活干，一直到把路上的钉子、大石头子都捡得光光的，把工作都做到这么细致。张爱萍也是坐着车整个走一趟，检查。那时候天天提心吊胆，害怕呀，主要是怕出事，几百条电缆都已经通着呢。通原子弹的是控制电缆，通各个测试单位测数据的是仪器电缆，满戈壁滩到处都是电缆，有的在地下埋着，有的在表面铺着，坏上一根就是问题，怕的是夜长梦多。做领导人的过去打仗也是这样，都准备好了，就是最后攻击的命令不下，这个时候最着急的就是下边指挥员。何况这是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又没有知识，又没有经验，又没有底。
爆心铁塔工程是无缝钢管结构的自立式塔架，有８４６７个构件，包括起吊、空调、电气三个设备系统。安装这样一个庞然大物，难度很大，而且戈壁上的风速很大，施工条件苛刻，在克服了重重困难之后，才富有创造性地把铁塔架了起来。当时还制作了另一副备用铁塔。
在试验场区２６个集中点上，建立了７个兵站，３个加油站，３２个临时伙房。场区共有１５０余个特种工程项目，在罗布泊严酷的施工条件之下，每一个项目都要耗费极大的人力物力，仅零前现场准备的运输任务一项，就运进场区物资共２２类，三千余种，３２０１吨，飞机空运精密仪器和急用物资７３吨，使用火车车皮１１１６个，动用汽车１２７０台，行驶１８５２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４６０圈。
为了抢时间，五千多名工程兵在盛夏地表温度达摄氏五六十度，严冬气温至摄氏零下三十多度的恶劣条件下，日夜苦战。当时也发补助，他们每人每天的补助是四个馒头。
要现在我非死了不可
正当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进入试验场准备爆炸的最后阶段，美国于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