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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夜，两台拖拉机的轰鸣声始终盘旋父亲的耳边，久久不愿逝去。父亲一夜没睡，一夜没睡的父亲也没办法去阻止拖拉机的怪吼声。这一夜，辗转床上的父亲猛然感到他固守着的某些东西正被时代的手一点一点地剥脱去。
拖拉机能犁地，能耙地，却不能播撒黄豆种。这年夏种留给父亲的似乎也只这么一点农活了。
当父亲明白拖拉机无力播种而贫宣队的人又实实在在把这项工作交给他时，父亲陡然缓过精神，一种与土地失而复得的情感瞬间潮水一般涌满心间。上百亩土地不能一个人撒种，七八个人一齐撒。父亲自己不撒，专门监管其他人。谁由东向西撒种，谁由南向北撒种。七八个人交叉又不重复。黄豆种撒进地里，拖拉机还得耙一遍地。拖拉机没走，停地头，不熄火，“突突突”地高速运转着。父亲他们撒完种粮，两台拖拉机拉着耙，南而北，东而西，耙一遍，冒一股黑烟，一转屁股跑掉了。一季庄稼就这样种完了。往年里，这种时候应该是父亲最轻松的，最惬意的。这种轻松是劳累之后猛然放下的轻松。这种惬意是做完一件大事之后的惬意。父亲这年没了这种感觉，回家的路上，一直沉重地走着，头脑里理着怎么也理不明白的时势云烟。走着理着，父亲的一张脸突然变得煞白起来。紧跟着，父亲的两条腿“哗啦啦”地抖动像筛糠。旁边的村人问父亲怎么了？是不是病了？父亲摇摇头，上下牙咬得铁紧，什么也没说。
简单地说，父亲撒种撒错了斤两。拖拉机犁出的地，泥块大，泥土生，出苗率相对要低。这样每亩地的种粮数就不能按往年的标准了。俗话说，种不出好庄稼一季子，娶不着好老婆一辈子。这上百亩的庄稼苗出稀，要少收多少粮食呀。父亲连想一下都不敢。当然出苗稀的原因父亲可以把它归结为拖拉机种庄稼不好，也可以归结为天旱天雨影响出苗。也许父亲一口气可以归结出十几条。可事情的关键是父亲的一颗良心不安呀。
父亲最终还是跟贫宣队的人说了。贫宣队的人像对待阶级敌人似的，又喊又叫，甚至叫过两个拿枪拿绳的民兵都准备把父亲捆上送大队里去了。贫宣队的人压一压心里的火气，猛然笑起来。贫宣队的人说父亲，你这个同志怎么这么死心眼呢？黄豆种撒也撒进地里了，稀不稀只有天知、地知、你知，瞎嚷嚷什么呢？父亲说，一个人活着要对得起天、对得起地、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呀。
结果，父亲一个人把一百多亩黄豆种补下地。补撒黄豆种难，不能撒多，不能撒少。这活也只有父亲会干。父亲独自一个人干了大半天，一双腿走酸了，一只胳膊甩肿了，一颗心却塌实了。一把两把，一个时辰两个时辰……
曾经沧海难为水
李国文
李国文：新时期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家，著有长篇小说《花园街五号》、短篇小说集《危楼纪事》、《没意思的故事》等。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获首届茅盾文学奖。近年致力读史随笔写作。其小说较早地以时空交错的宏大结构反思“文革”历史，反映改革开放。其随笔谈古论今，渊博练达，独树一帜，深受读者好评；新出版有《中国文人的活法》一书。
一
中国文人最值钱的地方，是他的才华；
中国文人最不值钱的地方，是他的人格。
当然，也并非悉皆如此，但很大一部分文人基本如此。这也是我们翻开那部厚厚的文学史，常常为之不禁掩卷，扼腕叹息的缘故。
在唐代，与白居易齐名，世称“元白”的双子星座之一，创“元和体”新诗风，为中唐诗坛扛鼎人物之一的诗人元稹，恰巧就是这样一位令人遗憾的典型。他的诗，写得非常之美妙，他的人，做得却是相当之糟糕。
这种两面性、复杂性，不光为舞文弄墨之人的通病，大概也是人类概莫能免的劣根本质之一。因此，卑鄙与崇高、苟且与正直、污秽与完美、邪恶与良善，同时聚合在一个人的身上，是很正常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百分之百的伟大光荣，百分之百的不可救药，实际上是不会存在的。只是可能在两种对立成分的配合比上，有此多彼少，或此少彼多的区别罢了。
元稹，字微之，河南洛阳人，在陕西凤翔长大。生于公元７７９年，死于公元８３１年，与其好友白居易相比，是个短命文人。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正史是这样称他的：《旧唐书》载，“稹性锋锐，见事风生。”《新唐书》载，“稹始言事峭直，欲以立名，中见斥废十年，信道不坚，乃丧所守，附宦贵得宰相，居位才三月罢，晚弥沮丧，加廉节不饰云。”这些评价，相当负面，也就足以说明诗人一生，活得比较糟糕，比较尴尬的状态了。
他的诗歌，可分两体，各有成就，讽喻诗极其深刻，艳情诗极其浪漫，历经顺、宪、穆、敬诸朝的他，时属中唐，但他的创作，却仍是盛唐景象；无论在他生之时，还是在他死之后，都得承认他是一位了不起的诗人。
也有对他相当不以为然的。唐人李肇在《唐国史补》中，谈到公元七世纪初的中国文坛时，就把他列在不齿之徒排行榜的末尾：“元和以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切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俱名为元和体。”更有一位李戡，宗室子弟，对他尤为咬牙切齿：“尝痛自元和以来，有元、白诗者，纤绝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语，冬寒夏热，入人肌肤，不可除去。吾无位，不得用法以治之。”（杜牧《唐故平卢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
这种恨不得杀了元稹才解恨的刽子手面孔，对我们来讲，倒也不陌生。这些年来，每当文学新潮流出现，也是断不了看到雷电风霜压顶而来的风景。正统派，主流派，所以有一种天塌地陷、惶惶然不可终日的感觉，就是他们眼中视之为“淫靡”的作品，产生了他们认为的“礼崩乐坏”、世风日下的后果。实际上，这些文学原教旨主义者，根本不了解“元和体”的出现，对于陈腐的、僵化的、教条的、唯上为意旨的文学，所起到的否定作用，所带来的具有鲜活生命力的现实主义精神，以及所形成的“自衣冠士子，至闾阎下俚，悉传讽之”的广大读者市场。这是毫无办法的历史选择，也是谁都抵挡不了的潮流。
尽管我们可以鄙薄元稹的为人，但他的诗歌，却是应运而生的时代产儿。所以他的诗歌，“传道讽诵，流闻阙下，里巷相传，为之纸贵”。这种广泛的影响，也确实给他带来了好运。
据《旧唐书》：“穆宗皇帝在东宫，有妃嫔左右尝诵稹歌诗以为乐曲者，知稹所为，尝称其善，宫中呼为元才子。荆南监军崔潭峻甚礼接稹，不以掾吏遇之，常征其诗什讽诵之。长庆初，潭峻归朝，出稹《连昌宫辞》等百余篇奏御，穆宗大悦，问稹安在，对曰：‘今为南宫散郎。’即日转祠部郎中、知制诰。朝廷以书命不出相府，甚鄙之，然辞诰所出，常挥牍盼埃焓⒋诖墒羌卸鞴恕３⑽冻で旃恰肥倨┦合啻＞游藓危偃牒擦郑惺樯崛恕⒊兄佳俊Ｖ腥艘蕴毒剩腽〗唬嗝芪汉爰蛴扔腽∠嗌疲伦谟钪亍！薄�
对元稹这个具体的人来说，就不是像他写的诗那样尽善尽美了，以文章曲事太监，以诗词阿附权贵，只要能带来好处，低声下气，谄媚逢迎，又有何妨？脸皮一抹，也就无所谓做人的道德底线了。而后来，又经阉寺援手，奸佞保荐，能给皇帝拍马屁，那更使诗人感到无上荣光。为使龙颜大悦，我估计，那些日子里，元才子恨不能一天到晚，十二个时辰，不寐不歇，歌功颂德，万寿无疆，大唱赞歌的。
有些中国文人之没出息，就是见了皇帝，忍不住要磕头的那一份贱。
何况，他有磕头的本钱，你想磕还未必能磕得上呢！“九岁能属文，十五两经擢第，二十四调判入第四等，授秘书省校书郎，二十八应制举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登第者十八人，稹为第一。”（《旧唐书》）他是一个“巴蜀江楚间洎长安中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词”的诗坛领袖，是一个“贤不肖皆赏其文，未如元白之盛也”的风流人物。据说，中国末代皇帝溥仪，还统治着紫禁城的时候，曾经召见胡适进宫，与博士面谈半小时。看来，皇帝作为读者而不是屠夫时，也具有追星族的好奇之心。
很快，这位才子，以马屁为敲门之砖，以奸佞为晋身之阶，现身在帝王的视线半径之中，一步登天；声闻于帝王的听觉范围之内，直达丹墀。中国文人能混到如此春风得意，不可一世的地步，还真是屈指可数。
据说，有一次早朝过后，他只是便中对穆宗抱怨一声，陛下，昨天傍晚，首都警察局竟派了便衣，在我居家老宅的靖安坊，巡逻出没，尾随跟踪，不知是何用意？当天，京兆尹主管公安的首长，二话不说，就把刑侦队长免职，连机构也奉旨撤销。一干人马，失业下岗，到底也没搞清楚，因何精兵简政？真是头掉了，不知是谁砍的，诗人的声势威风，可想而知。
因此，一，你不得不佩服他在中国文人中间，这种出类拔萃的能量；二，你若为他想，要是不很糟糕的话，或者，不那么卑鄙的话，也难达到这种京师为之侧目的地位。
元稹加速度的成功之路，我以为原因有三：一，从人种学角度考量，与他家族的鲜卑后裔，血管里流动着的野性基因有关，野，什么都敢伸手。二，从地域学角度考量，与他长期生活在陕西凤翔，在那僻壤荒域里求生谋存的艰难有关，饿，什么都敢张嘴。三，从进化学角度考量，与他出身于卑微的一个寒族子弟，拼命想出人头地，拼命想改变局面有关，爬、攀、附、靠，也就不择手段，不问是非。
所以，公元８２２年（长庆二年），他到底当上了宰相，这是元稹风头最健的一年。也是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钻营投机，攀附巴结，效忠纳诚，紧跟高举的结果。尽管他奔走的是旁门左道，投靠的是太监佞臣，颇“为士类訾薄”，以致“朝野杂然轻笑”，但昏庸的穆宗李恒在诏书中，却对他褒扬备至：“劲气尝励于风霜，敏识颇知于今古。”可见其被宠幸，被倚重，被高看，被优渥的程度。
连他老婆也跟着水涨船高，成为宫廷贵妇沙龙的领袖：“予在中书日，妻以郡君朝太后于兴庆宫，偎为班首。”小人得志，喜不自胜，那时的他，肯定飞扬跋扈，面目可憎，也使得他的反对派联手起来，抓他的把柄，找他的不是，要把他扳倒。唐穆宗将其拔擢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最高决策中枢的宰相地位，固然是其昏庸悃懦之故，但也足以证明诗人吹到巧舌生簧、拍到炉火纯青、哄到不露马脚、骗到天衣无缝的功力。
文人混迹官场，能爬到这么高的位置，在中国文学史上，他是绝无仅有的一两位，确是非同小可。然而，幸运之神，来得匆匆，去得匆匆，短命的“同平章事”，从二月到五月，连一百天也没熬到，就被人排挤出局。
到同州当刺史后，元稹声泪俱下地给穆宗上书：“所恨今月三日，尚蒙召对延英。此时不解泣血，仰辞天颜，乃至今日窜逐。臣自离京国，目断魂销。每至五更朝谒之时，实制泪不已。臣若余生未死，他时万一归还，不敢更望得见天颜，但得再闻京城钟鼓之音，臣虽黄土覆面，无恨九泉。”还梦想着有朝一日，“制诰侍宿南郊斋宫”，再沐天恩。
可哪知道穆宗只坐了四年江山，就因服长生不老药驾崩了。诗人在《题长庆四年历日尾》诗中写道：“残历半张余十四，灰心雪鬓两凄然。定知新岁御楼后，从此不名长庆年。”那无望失落之情，溢于纸面。看来，他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说到底，文人，再有心眼，再富心机，再小心谨慎，再心明眼亮，永远不是那些职业政客的对手。政治家玩文学家，如猫搏鼠，让你死，你就死；而文学家玩政治家，则如羊驱虎，你让人家死，死不成，反过来，你倒可能搭上一条命。要知道，为文是一门学问，做官更是一门学问，两者通常不能得兼。做得一份好官者，未必写得一手好文；同样，做得一手好文者，未必为得一份好官。所以，没才气的文人，才热衷做官；没本事的官僚，才附庸风雅。打草搂兔子，一举两得。
而历史上那些真正的文人，从屈原起，到司马迁、到谢灵运、到李白，在官场无不混得很失败，归根结底，他们压根不是当官的料。也许，一开始就不应该搅到政治的浑水中来，老百姓的一句民谚：“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没有为官禀赋，而且你心不狠、手不辣，千万别求仕进。总结元稹的一生，成功快，失败更快，问题全出在他“见事风生”的性格上。太急功近利，太短期行为，太随风使舵，太容易转向。这种性格悲剧，决定了他一生的结局。
然而，中国文人，很不幸，似乎是胎里带，大多有做官的冲动。我认识的一些同行，削尖脑袋，热恋乌纱，做到了官，很高兴，做不到官，很沮丧。当然也不能完全怪这些文人，尤其那些古代文人，因为从他们入塾启蒙那天，朝至圣先师磕头开始，孔夫子就教导“学而优则仕”这五字真言，已经种下了病根。然而，封建社会的国家机器，是一个豺狼当道，安问狐狸的极其凶险所在，一个诗人，一个作家，要混个一官半职，谈何容易？
白居易比他明白，及早地抽身出来，退隐到他洛阳履道里的大宅子里，修身养性，颐养天年，不问政治，只管快乐，而且，他也绝不会感到寂寞，至少有半打小妞陪着老人家玩，这就是香山先生的大智慧了。因此，他能一直活到七十四岁高龄。而元稹，始终怀抱东山再起之心，始终冀图重获圣眷之想，心急如焚，辗转反侧，最后，终于走上穆宗皇帝那样的不归之路，因求长生，求雄壮，服药不慎，饮丹中毒，于公元８３１年（大和五年）七月间，暴卒于武昌任所，享年五十三岁。
一个诗人，一个作家，只要陷在非其所宜的封建官场浑水里，想要保持清纯的文人本色，想要追求高尚的道德情操，这种鬼话，说给谁去听，也不会相信的。
二
其实，要想了解文人，还是从他的作品下手为宜。
虽然“文如其人”这句话，并不百试百验。但无论如何，“文为心声”，总会有蛛丝马迹，可以稍知秘辛，总会在字里行间，微露堂奥底里，而元稹这篇《莺莺传》，应该是进入他内心世界的最佳门径。
再没有比这篇美文，更能表现元稹做人与做文的强烈反差了。
这篇叙述张生和崔莺莺的恋爱故事，为唐人传奇中的名篇。经唐末、五代的战乱，一度湮没无闻，不见著录，直到宋初太平兴国二年，官修《太平广记》时，才从民间搜寻出来，编入这套类书之中，得以重张天日。后来，经北宋苏轼、秦观、毛滂、赵令等文人的推介传播，大为人知；后来，又经金章宗时董解元，改编为《西厢记诸宫调》的弹词；再后来，更经元成宗时的王实甫，在《董西厢》的基础上，敷陈为杂剧搬演出来，《西厢记》遂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的瑰宝。
由《莺莺传》而《西厢记》，最大的改变，是在结局的处理上。
中国戏剧，特别要考虑到的是观众的欣赏习惯，你要让他买你的票，坐下来看你的戏，有一条，最为重要，那结局必须大团圆。也许因为五千年来的多灾多难，中国人常常不得团圆的缘故，便非常在意这个团圆。现实世界里有太多的不团圆，至少你在戏里，给我一个精神上的大团圆。戏曲大师王实甫深谙此理，便在戏的第五折结尾处，打出“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旗号，然后落下帷幕。
但在《莺莺传》中，元稹毫不顾及中国人的口味，偏不皆大欢喜，偏要此恨绵绵，倒不是他别出心裁的创造，确确实实是他个人的自身经历，是发生在公元７９９年（唐德宗贞元十六年）以他为主角的一次爱情悲剧。
依今天的观点，这本应是最情投意合的爱情、最美满匹配的婚姻，却活生生被这位诗人，以无情而又残酷的手段毁灭了。他的市侩心理，他的犬儒精神，他的实用主义，他的势利取向，导致了这场得到了她，又抛弃了她的悲剧。
这种始乱之、终弃之的故事，这种女人痴情、男人负心的故事，这种喜新厌旧、见异思迁的故事，这种天谴人责、另觅新欢的故事，长期以来，是章回小说和戏曲文本的母题，也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