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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是章回小说和戏曲文本的母题，也是一个永远有话好说、有戏好唱、有泪水可赚、有票房价值的创作源泉。
于是，《莺莺传》从此成为这种类型故事的标准范本。
其大致梗概，无非：一，邂逅惊艳，一见钟情；二，诗柬传话，小婢通容；三，花前月下，幽会西厢；四，海誓山盟，私订终身；五，长亭话别，静候佳音。后来通行本《西厢记》改进的地方，就是增添了一个大团圆的尾巴。而在《莺莺传》中，那个负心的张生，却是卷铺盖一走了之。对那个为情人奉献了全部的爱，然后又被情人抛弃的美丽少女来说，西风落叶，长安道远，“倚遍西楼，人不见，水空流”，只有彻底的绝望，和无可奈何的残生。
在他笔下的她，面临即将分手的局面，也曾预感到将是永别：“但恨僻陋之人，永以遐弃，命也如此，知复何言？”然而，又抱着一线希望，“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乱之，君终之，君之惠也。则殁身之誓，其有终矣！”这是个既有聪慧认识，又有多情天真的少女。我们把全部的同情心，集中在这个最后被抛弃的“颜色艳异，光辉动人”、“凝睇怨绝，若不胜其体”的弱者身上。
爱上一个女人，到了论及婚嫁的地步，遇到另外一个更值得娶进门的，娶了以后会获得更大效益的女人，马上改弦更张，背弃承诺，不作任何交代，不作任何善后，就跟她分手，是他在这篇《莺莺传》中，应该写，却没有写，或不敢写出来的卑污。
事实上，是他来到都城，准备会试期间，攀上京兆尹韦夏卿的高门，还不过觉察到有可能成为这位长安市长，后来又为洛阳市长家的乘龙快婿时，马上，他那“见事风生”的性格，果断地，毫不犹豫地，便把一往情深的，苦苦等待着他回去的莺莺，抛诸脑后，一刀两段。这种背情，这种负义，这种不能原谅的行径，他大概觉得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所以，有意给忽略掉，免得被人谴责。这就是大诗人元稹在自叙体传奇文学《莺莺传》中，所描画出来的自己。
我一直弄不明白这位诗人，一定要将自己这场爱情悲剧，借托他人的口吻，委曲详尽地讲述出来，用意何在？
在这篇传奇中，看不到他的自责之意、负疚之感，既没有《复活》里面那位聂赫留朵夫伯爵的忏悔，也没有《安娜·卡列尼娜》里那位渥伦斯基先生的懊丧。也许中国人是个不大肯认错，错了还要极力狡辩抵赖，错了还要继续错下去，缺乏反省意识的群体？芽
就看元稹在文中振振有词的辩解，便可看到某些中国人，比不认错还不可救药的堕落，就是不要脸。他说：“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贵，乘娇宠，不为云为雨，则为蛟为螭，吾不知其变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据万乘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败之，溃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笑。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
这当然是混账逻辑了，他怎么能把美丽朴素、温柔婉约、感真情挚、聪慧可人的莺莺，附会到那样不堪的妖孽地步？你把那少女糟蹋了，你把那少女欺骗了，你还说人家是妖精，是祸水，简直岂有此理了。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也认为元稹的这番表白，纯系一派胡言：“元稹以张生自寓，述其亲历之境，虽文章尚非上乘，而时有情致固亦可观，惟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
而且，尤令人费解的，当元稹坦然而又薄情，轻松而又得意，对他的文友，如白居易，如李绅，如李建，如前辈杨巨源，讲述这场情感上的经历时，在座诸公，固然“闻之者莫不耸异之”，“于坐者皆为深叹”，却没有人对诗人这样子的绝情辜负，这样子的势利转向，有过一点谴责的表示。甚至，“多许张为善补过者矣”，这实在是匪夷所思的。
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考证过：“盖唐代社会承南北朝之旧俗，通以二事评量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曰婚。二曰宦。凡婚而不娶名家女，与仕而不由清望官，俱为社会之不齿。”也许，唐代的社会风气，使之然耳；也许，人的生物属性，永远受制于人的社会属性，使之然耳。但我想不透的是，这位诗人既然舍寒门秀女而就市长千金，为势之所趋，为利之所择，天上掉馅儿饼，落在你的嘴里，你就偷着乐好了，似乎用不着大张旗鼓，写成文章，众所周知吧？
文人无行，古已有之，唐宋元明，离得太远，不得亲知亲闻。鲁迅在上个世纪的３０年代，七论文人无行，所鞭挞的那些鬼鬼祟祟，也已相当隔膜。但以今度古，从当代文人的德行，大致也能猜测古代文人的一二。可奇怪的是，也许我的某些同行，对待他们个人生活中的莺莺，说不定比元稹更下作、更苟且、更卑鄙、更无耻，然而，要让他们像元稹那样行之于文，笔之以墨，把自己供认出来的傻瓜，是绝找不到的。
元微之倘不是缺心眼、冒傻气，倘不是太浅薄、太无聊，那就别有隐衷了。
读北宋赵令的《侯鲭录》，其中《辨传奇莺莺事》、《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词》，谈及这段故事，在他看来，元稹所以要写这篇传奇，是有他想说，必说，可又不便全说，不能直说的言外之意。
一，“则所谓传奇者，盖微之自叙，特假他姓以自避耳。”
二，“盖昔人事有悖于义者，多托之于鬼神梦寐，或假之他人，或云见他书，后世犹可考也。微之心不自抑，既出之翰墨，姑易其姓氏耳，不然，为人叙事，安能委曲详尽如此。”
三，“况崔之始相得而终相失，岂得已哉。如崔已他适，而张诡计以求见，崔知张之意，而潜赋诗以谢之，其情盖有未能忘者矣。乐天曰：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岂独在彼者耶。”
从这里，也就从“自避”、“心不自抑”、“其情盖有未能忘者矣”这三处提示，略可猜知诗人的心迹。
也许，这就是人的复杂性了。
对他来说，并不悔他的“始乱终弃”，并不悔他的背叛绝情，并不悔他对初恋情人的致命伤害。而让他魂牵梦萦的无悔之悔，就在于他痛惜自己错失了人间的至美。诗人一生，情之所系，爱之所在，经过时间的延伸，经过空间的移位，最珍贵的，最留恋的，最难忘的，最能激荡心扉，最能引发波澜起伏感情的，仍是那位“殷红浅碧旧衣裳”、“满头花草倚新帘”、“为见墙头拂面花”、“二十年前晓寺情”的莺莺。
他写过一首《古决绝词》：“一去又一年，一年何可彻，有此迢递期，不如死生别。天公信是妒相怜，何不便教相决绝。”他不是不想终结这段记忆，然而，无论时间和空间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份情，这份爱，仍是他欲罢不能，欲说还止，不吐不快，可又不敢直抒胸臆的心结，一份希望解脱，可又排遣不掉的沉重负担。也许，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脑海里已是一片空白之际，这个被他抛弃的女人的影子，还隐隐绰绰在。
因为，真正的爱，是不死也不灭的。
这就是他在那首脍炙人口的诗中所赞美所感叹的：“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头，半缘修道半缘君。”（《离思五首》之四）
于是，我想，写出这首诗的元稹，在他心灵深处，至少还有一小块尚未沦丧的净土。冲这一点，比之当下某些蝇营狗苟、争名夺利、让人泄气、渐行渐远的同行，还真是想对一千多年前的这位大师致敬。
无论如何，在他心里，还保留着一点最后的可贵良知。
迟到的悼念
陈世旭
陈世旭：江西南昌人，现为江西省作协主席。１９７２年开始发表作品。短篇小说《小镇上的将军》、《惊涛》分别获全国第二、四届优秀短篇小说奖，《镇长之死》获首届鲁迅文学奖。
在我步履维艰的文字生涯中，不知得到过多少让我终生铭心刻骨的帮助。有的帮助出现的时候，是让我非常意外的。二十年前的一天，当我突然接到下面这封信，真是有点做梦的感觉：
陈世旭同志：
我们未曾识面，但前几年读过你的《小镇上的将军》，至今印象颇深。近来从吉晋东同志处得知你对文学创作虚心而且认真，作品不断有所进展，非常高兴。目前文坛上轻率之风日盛，像你这样深知写作艰难的同志实在不多，使我不禁要引你为同调。也许我们在年龄上有所差异，愿与你成为忘年之交。如有新作，如蒙惠寄，当以先睹为快，如你愿意，我会给《当代》发表。
敬礼
秦兆阳
８４．８．４
记得是上小学的时候，就在姐姐的高中课本上见到过“秦兆阳”这个名字，后来又知道他是“大右派”。对我来说，所有这一类人都肯定不是凡人，即便是“坏人”，也是伟大的“坏人”，一般人只能是仰望。这样一个像星星一样遥远的大人物现在忽然给我来信，要跟我“成为忘年之交”，真让我不知所措。
我１９７９年在《十月》发表短篇小说《小镇上的将军》；１９８０年由《十月》推荐到中国作协第五期文讲所（文讲所据说是丁玲创办的，办了四期，就因为“丁陈反党集团”案停办了。文革后续办，故称“第五期”）学习；半年后回到江西，被有关部门从县文化馆调到省里从事专业文学创作。先前在县里舞文弄墨，玩票而已，而今事惹大了，实不知怎样当这个“专业作家”。之后有两年时间，我脑子里几乎一片空白，苦苦写出的东西，屡遭退稿。１９８４年情况似乎稍稍有了一点转机：短篇《惊涛》给我带来第二次全国奖，中篇《天鹅湖畔》也多少有一点反响。但我的状态仍旧是糟糕，对自己全无信心。
秦老信中的“吉晋东同志”是当时在《文艺报》工作的晓蓉老师，她来江西参加一个文艺理论的会，不知听到关于我的什么，回去也不知怎样向秦老讲到了我，使我收到这样沉甸甸的一封信。我感激她，又觉得这份突如其来的荣幸难以承受。
回信折磨了我好几天，比写一个中篇还难：
秦兆阳老师：
您好！
接到您八月四日的信，先是一惊，继而是非常感动。这使我惶愧不已，真是不敢当。这之前，我做梦也不敢想这样的事，尽管您的爱护青年是众所周知的。
我们并不是“未曾识面”。我是有幸见过您的。第一次是八〇年春，《人民文学》请您给我们几个人（河北的贾大山、河南的张有德、天津的冯骥才）开小座谈会。我那次是去进京领奖。您当时用很大篇幅谈了《小镇上的将军》。我紧张得要命。那时候，我是莽莽撞撞地很紧张瞎闯到文坛的，对文学创作远没有您说的那么多自觉性。第二次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请获奖作者吃饭，您很诚挚热情地希望作者们在“人文”出书。这也使我很感动。其实“人民文学出版社”还用得着约稿吗。第三次是您到作协文讲所来讲课，我就坐在下面同您正对面的第二排座位上。后来，您是蒋子龙、陈国凯同志的指导老师，还有古华同志也得到您的热情扶助，我从他们那里也常得到一些关于您的信息。我这人很没出息，加上久居乡间小镇，造成我的孤僻拘谨，任什么场合也决不敢趋前的。何况，我自己也很清楚地知道，我所以能到这种场合来，完全是由于幸运、机遇。
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确实写得很苦，一直在失败的痛苦里挣扎，几乎对文学绝望。写《小镇上的将军》之前，我对文学只是一种天然的爱好，偶尔试试，只图发表一下罢了，根本没有想过获奖，乃至当“作家”——当然我至今也远不是那种真正意义上的作家。所以后来，我只好咬紧牙关，从基本功练习起：结构、语言、心理和性格的刻画，主题的开掘等等。这些年，我埋头做的就是这一件事——这是就写小说而言。当然也还有理论上的学习，经常到农村去等等。这种技术上的练习还要持续多久，我自己很难说。对于一个没有才华的人来说，这也可能是一辈子的事。就我来说，我目前还很难说真正走上了创作的路子。有些读者来信，说看了我的小说，很难看出作者的经历。蒋子龙同志问过我，说很奇怪，和我上下年纪的人都是写知青题材出名，怎么没见我写一篇呢。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我缺乏开掘生活、题材的能力。其实，同一些在同类题材上写了不少好作品的同志比，我的这方面的经历是更为丰富的。１９６４年我初中毕业即下农村，然后在乡村里目睹了整个非常残酷的“文化大革命”的过程，自己也有一年多陷入冤狱，被打成“反革命”（那是一个大面积的假案，后来由中央推翻了），这期间，亲眼看到许多非常可爱的男女朋友流血、自杀。可以说这段经历对我的思想感情是很大的锻炼。我那时不到二十岁，已经不太脆弱了。后来写《小镇上的将军》，我是溶进了这种思想感情的，只是读者不能那么直观地看出来。在农村呆了八年，１９７２年我到了县城，干的是临时工，凭白纸条领生活费。这样干了五年。五年里得到不少好人，包括县级领导同志的帮助，到１９７６年有了正式工作。１９７７年调到县文化馆工作，闲得没事就写小说，写了十几篇短篇，都是废纸，到１９７８年下半年写出《小镇上的将军》，到后来就居然在地方上好像“混出了一点样子”。我心里是很清楚的，那些年疲于为生活奔波，对文学虽有爱好，修养上的准备却是空白，一点儿也不能神气的。这样从北京回来，我就老老实实地龟缩在角落里，哪里也不敢去，什么“笔会”呀、“讲学”呀、“座谈”呀，都决不敢从命。创作不多活动不少，难道不是很难堪的事吗。这谈不上虚心，只是清醒些罢了。
从去年起，我开始有计划地对原有的生活积累作了一些浅开发。这次寄您指正的“下湾州纪事”两篇就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下湾洲是我插队的地名化过来的。以此寄托一点怀念。我已用这个题目写了两篇，在《文汇周刊》发表了，往后我还将写若干篇。一方面由此对短篇写作作些摸索，另一方面希望由此增加一些技术上的准备，写这些短章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一部长篇作准备。这部长篇背景是十年动乱，基本上是我自己在农村的那段经历。这个计划我一再提起，又一再搁下，一是怕才力不够；二是我又有些好高骛远，不太愿意用一些浅薄的牢骚或豪言壮语，或悲欢离合的故事，来赚一些涉世未深的青年的眼泪。但我又觉得，我还没有把握站得很高。您在文讲所讲课时，讲历史的大真实给我印象很深，触动也很强烈；可以说，您那次讲课，是我一再放下这部长篇写作的一个原因。确实是这样，一部文学作品，如果缺乏历史感，不能使人增加对生活对人生的热爱，不能增加人们对民族、对人类前途和国家命运的自信心，那是很难谈得到真实的。我担心的就是我还不能把握这种历史的大真实。这部作品写完之后，我大概顶多还会写一部现实感强些的长篇。力量大概也就会耗尽了的。与其写些敷衍的文字耽误读者的时间，还不如老实罢笔。这就是我目前想到的一些计划。已经耽误您许多时间了，不写了，很对不起。
我非常感谢吉晋东老师这样非常热情、热心的人。在我略有一点进展的时候，就给我极大的关注。你们这样对后进的关心，可以说是我们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一种特征吧。这种无私、真诚的关心，对一个在艰难中摸索的人，是多么温暖。
寄去的这两个短篇，请您教正。这两篇的想法是对现实生活提一点探幽的意思。有些至今仍对责任制持保留态度的人，肯定认为，道德同金钱成反比，这在当前现实中看自然是很陈腐的观点。但反过来，绝对认为成正比，也显然是不合适的。当然没有人明确这样说，但有些文学作品却是这样表现了，似乎农民有了钱，就什么都变了。灵魂深处的因袭的负担就那么容易消除了吗？毫无疑问，净化和美化灵魂，对任何人都是必须的。而生活是光明的，生活的趋向更是光明的。这些意思小说是否讲清了，我也没把握。只是一心想尽可能把短篇写短点。您看不行就退给我。如觉得可发《当代》，我自然很高兴。由您转，编辑老师会不会怪罪我，说我这人不像话，竟让您劳神？我有些担心。我在医院住了几个月院治血吸虫病，打算不久出院后，写个扎实些的改革题材的中篇给《当代》，如能写出，到时再打扰您指正。不过也可能写不出。最近一段我想集中精力把《下湾洲纪事》一组十来个短篇写出来。
好，再不打住就真不像话了。您那么忙，我的字又像狗爬，改也改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