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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孙教授的提议自出炉之日起就备受争议。据报道，对于孙中兴的新奇想法，台大女生普遍叫好，男生反而有些迟疑，很多男生对这个提议表示反对。
以厕所构想为例，有教授认为，一旦有男性进入女厕，会让女性提高警觉而紧张；其次，有可能给色狼以可乘之机；另外，如厕时异性在一旁，反倒觉得没有安全感。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李银河则表达了独立的观点，在渐进的前提之下，他赞成“男女同厕共宿”的做法。那么，对于部分学者的质疑，李银河研究员又是怎样反驳的呢？
“有人认为双性厕所会给色狼以可乘之机，可是他忘了，在男女分厕的情况下，难道就能保证没有色狼闯入异性厕所吗？”
“这实际上是对一种社会需求的满足。”
社会学家李银河告诉记者，“男女同厕共宿”的最大意义，也许并不在于上述种种优点，而在于它对某个社会群体的关怀。那么，李银河女士所指的社会群体指的是哪一群体呢？男性，还是女性？结果，答案是两者都不是。
“在我们的社会中，有6％~10％的人属于跨性别人群，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李银河说，“这个群体认为自己既不属于男性群体，也不属于女性群体，处于生理和心理的模糊地带。”
李银河告诉记者，跨性别人群很早以前就有了，如今我们时常听到的“易性者”、“易装者”（本报曾经多次报道过）都属于这一群体。
“在历史上，跨性别人群曾多次兴起跨性别运动，这一运动提出的目标是，在一些场合下取消‘男’、‘女’的标识。比如说厕所，就希望不要出现‘男’、‘女’的字样，另外包括驾驶执照、一些证件等，他们希望把性别一栏取消。”
在上个世纪中后期，“跨性别人群”就已经是引人注目的字眼。
今天的社会学界普遍认为，性别主体的出现和自觉，总是在历史过程和环境变迁中形成的，而改变社会的过程则少不了新性别主体的现身以及相关论述的发声。
1967年，“男变女”变性人克里斯丁·乔金森描述自身于50年代变性过程的自传出版，这个耸动的话题吸引了美国众多媒体的报道，也首度为大众描绘了企图变性的个体的无奈处境，并以个人的自述突破医学体系在变性议题上的垄断。此后，借着变性手术医师们的支持和正当化努力，有愈来愈多的“性别异类”尝试着寻求法律方面的改革，以便让他们更容易获得各种改变身体性别表征的手术，也更容易得到新的身份证明文件，以更改其他相关的官方记录，建立平顺的日常生活。
如今，这一群体逐渐为大众所熟知，变性手术在国内也频频出现。然而他们认为，并没有一种秩序来维护他们想要的“平顺的日常生活”。
“随着社会的发展，出现新的事物不足为奇。在我们的周围，我们发现第三性征混淆的现象越来越多，比如像头发、饰物等等，部分人群男性女性化、女性男性化的趋势是客观存在的。”
小知识
易性癖是怎么回事
易性癖是性心理障碍的一个类型，称为“性别同一性障碍”。医学语言可描述为患者对自己生理解剖性别的认同障碍，持续并强烈地认为自己与异性是一致的个体，表现为没有性感兴奋目标的跨性别穿着，以及渴望通过激素治疗或者外科手术来改变性器官。通俗地说，就是该症的男性患者强烈地认为自己是个女性，着女性服装，行女性举止，并渴望通过药物或者手术使自己变成女性。女性患者则强烈地认为自己是个男性，着男性服装，行男性举止，并渴望自己的生殖器官通过药物或者手术变为男性。
10，李银河为什么会挨骂
在进入正题之间，我想先说几句不算题外的题外话，内容是关于上文所讲的那个新闻。这个新闻总的来说挺有趣，而且有很有创意，虽然在内容描述上也存在不少错误。下面，笔者将对这几个相关问题略说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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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这条新闻的标题十分醒目，名叫“中国著名性学专家李银河提议男女同厕（图）”。它有几个吸引眼球的元素，一是性学家；二是李银河；三是男女同厕；四是“图”。可以说，几乎标题中的每一个语词都充满了诱惑。笔者进一步解释一下。性学家是研究性的，人们对性问题都很好奇，所以想看个究竟；而李银河是个名人，人们也可能想要关注；尤其引人注目的则是“男女同厕”，这是人们想都不敢想的事，现在居然有人出来提议；而最绝的一个字就属“图”了，它言简意赅而又画龙点睛，立刻让人联想到这篇新闻的正文中可能会出现男人和女人在一个厕所中方便的图片。因此，这四元素组合在一起，就已经决定了这条新闻将受到广泛关注，尤其是在网络中。因为网站上先有新闻标题，点击之后，才能看到新闻正文。而事实的情况也确实是这样，新闻发出不久之后，网上就出现了很高的点击率。因此，可以讲，以受关注的标准来衡量，这条新闻无疑是成功的。
不过，人们看过新闻之后，可能会多多少少有一点失望。因为那个所谓的图片，只是一个卡通图片，上面画了一个厕所，一位男士与女士想要同时走入。一个老汉看到了这样的情景，并受到了惊吓。画面中的人物都在厕所外面，而没有一个在厕所里面。同时，人们也可能认为这条新闻存在炒作之嫌。因为不论是台大的孙中兴教授，还是社科院的李银河教授，给出的理由都有些牵强，而且提出的想法都不太现实，至少在当代中国是这样。另外，人们可能也会感到意外，当代的专家中还有整天琢磨这个的，把这些当作研究内容，心里多多少少有些气愤。于是，嘘声四起，一片漫骂和指责的声音都集中在这条新闻、相关人物、甚至是相关网站上。
此外，这条新闻的内容描述上存在不少错误。笔者挑几个主要的讲讲。一是它把李银河的性别弄错了。李银河是女人，应该用“她”表示，而新闻内容中却用了“他”来表示。二是“易性癖”是一个过时的词语，它认为想要变性是一种心理疾病。而是否想要变性只是个人选择的问题，属于正常现象，与心理疾病无关。而新闻中则沿用了这个过时的词语，传播了错误的观念。这是不应该的。三是“男女同厕”的主意是台大教授孙中兴提出的。李银河只是对这个提议表示了赞同，而且强调了是在“渐进”的条件下才赞同。而新闻制作者则却说这个提议是李银河提出的。所以，这一点也是错误的。
题外话已经说完。现在谈谈正题。跨性别人群是客观存在的，他们在社会上处于受歧视的地位，是需要受到关怀的。而李银河对他们进行了关怀。但问题是，李银河为什么会引来一片漫骂呢？是不是人们对跨性别人群特别仇恨呢？答案恐怕不是这样。
有关我的这个判断，有一个现实的证据可以支持。上文中，笔者介绍过跨性别人虎子的经历。这件事情后来被登在了网上，引来许多网民的关注。一些网民纷纷发表评论。虽然有部分网民对虎子持不屑的态度，甚至是诅咒的态度，但更多的人们则是对虎子的遭遇给予了同情，对虎子的个性给予了理解。比如有的网友谈到：“我觉得大家应该同情他，不应该把他的遭遇当笑话。”还有的网友说：“对于弱势，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份同情心。 当一个人的行为并没有影响其他人的时候，无论他做什么不可思意的事，旁人都能宽容，是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 虎子曾说，他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坏人少。所以，他敢于让中央电视台播出他的故事。也许虎子是对的，的确有不少人理解他，关心他，支持他。这些人是我们这个社会中最可爱，也是最宝贵的人。总之，通过这件事，我们看出，人们并不是对跨性别人群普遍持一种歧视和压迫的心态。
李银河的言论招徕指责的真正原因，恐怕在于，她给人们出的主意太特殊了。她认为，保护跨性别人群的办法是实行男女同厕。但问题是，跨性别人群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是男女同厕吗？恐怕不是。他们最希望应该是社会对他少一分指责；周围人对他少一分侮辱、多一分尊重和宽容。而这些需求与男女同厕可不太搭界。因此，她的言论会给人们留下哗众取宠的印象。这可能是她招到指责的真正原因。
因此，我们应该把关注的焦点放在如何改善跨性别人群的生活环境，而不是讨论什么男女同厕。那么，保护跨性别人群应该从何做起呢？
有句话叫“一切应当从娃娃抓起”。我觉得这句话也同样试用于性别问题。应该从幼年时期，就给孩子灌输一种新的观念：各种性别的人都是一样的，除了生理有区别之外，在其他方面完全可以进行自由的选择。比如男孩子可以是羞羞答答，女孩子可以是大胆泼辣；男孩子可以玩娃娃，女孩子可以玩汽车；男人可以管家务、带孩子，女人可以忙事业、做大官等。当然，男人与女人之间也完全可以做出与上述情况相反的选择。笔者之所以要强调上述情况，原因在于上述天性，在我们的社会中受到了很大的压抑。我想，这大概也能部分地解释为什么中国的女官员较少。这不能不说和传统的性别观念有关。
不要以为我所讲的情况不可能存在。实际上，欧美许多国家已经把性别问题提到议事日程，准备在小学教材中实践新的性别教育模式。此外，受到自由传媒的影响，欧美国家已经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男性和新女性形象。男人们在大街上抱着孩子，他们接送孩子上学校，他们到商店购物，他们参加妻子的产前训练班，他们是80年代的男性形象，是对传统性角色观念中阳刚的硬汉形象的反叛。旧式的男性对所有的女性气质避之唯恐不及，而新男性则热情地接受了女性的角色和特征。他们与女性分担家务，分享社交和性的快乐，甚至接受了作为性客体的角色。有人因此认为，在后现代社会中，男性是一个正在削弱的性别，他们正在日益变得女性化，丧失了传统性别角色中所包含的权力。而女人们的情况则与此正相反，日益变得男性化。简言之，这是一个性别走向消亡的时代。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随心所欲的生活。
①来源，央视网络
②故事根据新浪网、TOM等网站的信息拼接，修整而成
③李银河：“酷儿理论面面观”，《国外社会学》，2002年02期
④参见《女性权力的崛起》
性文化的变迁
1，性的简史
一提到“性”这个字，许多人，包括一些所谓的专家，都认为西方是走在前面的，而中国则是落后的。其实正相反，中国关于性学领域的研究和实践，有着悠久的历史，早早地走在西方的前面。
研究证明，早在我国的唐代，就有了非常开放和开通的性文化研究，那时候我国就有了“春宫图”这种东西，而且十分发达。而西方，当时还处于禁欲主义流行的时代。
古代中国人把性当作一件自然的事。那时侯，阴阳和合在中国古代性观念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与中国人的观念形态有着深刻的关系。按照中国文化的观念，男女之间的微观关系与天地之间的宏观关系相似，男女两性的交合就像天与地的交合。阴道是云，精子是雨。云雨结合、天地交合、男女交合的结果就是生命的孕育。因此，阴阳和合是生命之道，生存之道，它不仅是一件好事，而且对于人的生命是至关重要的。
不过，古代中国人也非常讲究节欲。他们认为纵欲伤身，男子失去过多的精液会影响健康。
古代西方人则认为，肉体快乐使灵魂受到肉体的束缚，阻碍它听从上帝的召唤。因此，除非是为了生殖，否则，仅仅因为快乐而与配偶交合，那就肯定是一桩严重的罪行。
古代西方沉闷的禁欲的性道德与古代中国自由散漫的性道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这两种不同文化却各自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起来。
在中国，从宋明理学开始，官方的意识形态开始把性看成坏事，把人的欲望和意志看成是和自然的规律相对立的。这种观念一直延续下来，使人们丢掉了古代自然古朴的性文化。到了文革时期，性的话语甚至从公众话语中完全消失，对性的隐匿、规避和恐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状态，在“革命样板戏”中，任何能够引起性联想的情节和人物关系都被扫荡得一干二净。《红灯记》中的祖孙三代革命者最终发现他们并无血缘关系，“爹不是你的亲爹，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奶奶。”如果铁梅是李玉和所生，就容易引起李玉和曾经有过性行为的联想，而这一联想会损害革命者的形象。
而西方人的性观念则在19世纪逐渐走向开放。到了60、70年代的时候，出现了性革命。具体表现为婚前性行为普遍，性伴侣增多，尝试多种多样的性行为和性关系，淫秽品合法等等。到了80、90时年代的时候，爱滋病在美国开始出现和蔓延，西方人的性观念由此开始有所收敛，整个社会开始有一个回潮。不过，与东方人相比，他们的性观念还是比较开放的。
李银河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回国的。那时候的性观念状况恰好是东方人保守，而西方人开放。因此，李银河对中西方性文化做了这样的描述：
“在西方人人都在谈性，而中国的人们还有点“谈性色变”；在西方，性科学（包括各种调查研究、心理分析治疗）铺天盖地，而在中国，性还基本上囿于私人的卧室之中；西方的女人会因为达不到快感去看医生，中国的女人却对同样的问题处之泰然；在西方，同性恋经历了从被视为刑事罪犯（历史上最严重的时期要判死刑）到“走出柜橱”的解放运动；在中国，同性恋从未被定为非法但是默默地忍受着“正常人”的歧视和嘲笑；在西方，性成为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哲学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在中国，它却仍旧躲在阴暗的角落，被人们认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话题。”①
即使到了现在，李银河的这段话也是大体上成立的。不过，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情况还是发生了许多变化。
2，中国的性革命
中国性革命发生的时间最早应该能追溯到1978年。而在我看来，促使它发生了的原因就是人本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出现和兴起。
在这之前，中国是一个不大讲权利的国家，喜欢讲义务，重视集体和国家的利益，而轻视个人利益。在这之后，个人的权利开始逐渐被重视。于是，与个人利益密切相连的一项重要内容……“性”也就开始受到重视了。
1980年的《婚姻法》表达过这样的意思，夫妻之间感情不合，可以离婚，法院经调节无效后，应当支持。这条法律就非常尊重个人意愿，强调婚姻是两个人的自愿结合，不能强迫。
1981年开始全面推行的“独生子女政策”也对性革命的发生起到了一个推动作用。古代的中国人曾有这样的观念，男人与女人发生性关系不是为了获得快乐，而是为了生小孩。而独生子女政策出台之后，人们有了一个小孩之后，就不会再有孩子了，但是他们之间的性行为还是会继续的。因此，中国人开始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发生性行为是因为他们喜欢做这件事。
中国人逐渐对性有了开放的态度。大街上女人的衣服越穿越少，少得都让人有些不敢看；情侣之间也开始在共同场合里旁若无人的拥抱、亲吻；对性与爱情、性与婚姻，可以把它们看成是有关系，也可以视为没关系；可以同与自己相爱和准备结婚但还没有结婚的异性发生性行为，也可以同自己不爱也不准备结婚的异性发生性行为；各类报纸和杂志可以登载性知识；手机里则出现了各式各样的黄色笑话；色情行业（异性按摩、淫秽品、卖淫等）持续繁荣。可以说，一场性革命正在中国悄然地发生。而网络出现以后，则加剧了这场性革命的进程。与以往相比，寻找一夜情变得更加方便、容易，同时也为色情材料提供了一个新的传播渠道。
请注意，笔者只是在客观描述一种事实，而没有对它表达赞同或者排斥，希望不要读出莫须有的意思来。
总之，中国的性状况将与西方社会性状况的差异越来越不明显，逐渐趋同。与此类似，西方社会经历性革命之后，出现的总总社会问题也很有可能在中国出现。比如婚外恋增多、离婚率增高；婚前性行为增加；不婚同居者增多；同性恋家庭增多；单身者增多，丁克家庭增多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