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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典时期，疯子和罪犯一起被关在了监狱之中。而到了19世纪初，精神病学家和历史学家都异口同声地谴责把疯人同罪犯关押在一起的暴行，伸张人道主义的正义要求。
后来，疯子果然被从监狱当中分离出来，被送往了精神病院。人们都认为，因为那些学者们呼吁对疯人施以人道主义以及医学进步发展了，所以疯子才被送往精神病医院。可事实是不是这样呢？福柯则作出了否定的回答。那么，为什么疯子会被送进精神病院？福柯是这样看的：“正是禁闭本身的深层结构产生了这一现象。我们必须从禁闭本身来寻找有关这种新的疯癫意识的说明。”＇96页＇具体地来说是导致疯子被送入精神病院的原因是这样的。
古典时期，欧洲实行的是禁闭政策，把穷人、流浪者、罪犯和疯子都关在一起。那个时候，禁闭政策能够起到一种道德教化的作用，教育人们要努力工作。但是后来，禁闭政策遇到了经济上的障碍。因为新兴工业对劳动力需求增加。如果把穷人都关起来，那会造成劳动力的紧缺。于是，禁闭政策宣告瓦解。1790年《人权宣言》的公布宣告了禁闭时代的终结。禁闭制度终结后，疯子成了一件令人棘手的问题。人们不知道应该怎样给疯子安排合适的去处。后来，人们觉得应该建立精神病院，专门用于收容疯子。也就是说，福柯觉得，如果不是禁闭本身有问题的话，疯癫者应该还会被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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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癫的现代史起源于法国的皮内尔和英国的图克。他们创立了新型的精神病院。他们被称为疯人的“解放者”。但在福柯看来，这表面上好象是对科学知识的一种开朗的、人道的运用，实际上却是社会管制的另一种阴险狡诈的表现形式。医务人员享有权威，不是因为他们掌握科学知识，而只是因为他们的地位……他们借用了家长和法官的权威。
于是，此后有关疯子的解释权力全部归精神病医生享有，由他们决定那些种类的人是疯子。用福柯的话讲，疯癫归于沉默，而精神病学的理性独白成为关于疯癫的唯一语言。这种理性就是社会秩序、对肉体和道德的约束，群体的无形压力以及整齐划一的要求。
然而，问题是，福柯发现，精神病学往往是对某些行为加以描述，并确认其为疯癫。但是却无法证明为什么这类行为是疯癫，而也无法证明所谓的正常行为为什么是正常的。于是，随着医学的发展、人类的自我完善，人变得日益脆弱、精神疾病日益增多。
此外，精神病学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在有关应该如何看待某类不一样的人群，人们往往以精神病学为标准。甚至，每个人都在不知不觉间扮演医生的角色，彼此通过话语的交流，确认着什么样的人是正常的，什么样的人是不正常的。
这一时期也同样存在着表现疯癫主题的作品。这里作一个简要的概括。福柯认为，尼采、梵高、阿尔托等人的艺术作频频出现，这一情况既体现了现代世界的矛盾和痛苦，也使世界无法证明自己的合理性。
《疯癫史》要讲什么
上文所述的内容也就是《疯癫史》的大体内容。当然，它遗漏了一些历史片段。不过，就笔者判断，上文所介绍的那些内容已经可以说明问题，所以有意遗漏了一些历史片段。那么，《疯癫史》究竟要讲什么呢？这里说的是它的主要思想，而不是枝节处的观点。
正如某评论家所说，福柯从未界定疯癫，它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随时间而变的异己感。按照福柯自己的话来讲，疯癫不是一个自然的事实，而是一个文明的事实。也就是说，不把这种现象说成是疯癫并加以迫害的历史，就不会有疯癫的历史。
举个通俗点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前一段，82岁的物理学家杨振宁娶了一个28岁的女人翁帆结婚。如果按照精神病学的说法，翁帆就是一个恋老癖患者。她在感情方面不正常，嫁了一个年纪很大的老人。而按照福柯的观点，翁帆就是个正常人。老人可能给人带来温馨、和蔼的感觉，对老人产生爱慕很正常，是正常的感情。
疯癫在不同历史时期被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对待，人们对疯癫的观念也是不断改变的，这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认识过程。而在这些过程中，疯癫本身却没有变化。所以，人们对疯癫者的观念是受到了许多其他因素的影响，而不是一个自然的事实。按照福柯的话讲，这是一种文化建构。
于是，在这里，福柯批判了西方的文化。他指出，一种文化用划定边界而得以谴责边界之外的某种东西。比如划分异性恋与同性恋，社会便开始歧视同性恋。巧合的是，《疯癫史》发表之前，西方精神病学普遍认为同性恋是精神疾病。而《疯癫史》发表后不久，西方世界开始逐渐认为同性恋是一种自然现象。这一过程的发生，大概与《疯癫史》有着很大的关系。
也就是说，这部作品改变了人们看待问题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伸张了他者的权利。
简短的结语
以上内容是笔者对于《疯癫史》的理解。我虽然费了一些工夫，但还是有可能存在一些谬误。另外，由于自身学识的限制，比如我没有学过精神病学，所以不知道福柯关于精神病学的讲法是否正确。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至多能做个转述者，而没有资格做评论者。
不过，笔者仍对书中的一些思想感到着迷。比如福柯谈到，一种文化用划定边界而得以歧视边界之外的某种东西。我读到这句话时，被福柯的洞察力所震惊。同时，毋庸讳言，本书某些章节的写作也是受到了这句话的启发。这也是我选择《疯癫史》来介绍的原因之一。
最后，《疯癫史》在西方学界引起了广泛了关注。或许《世界报》的书评最能恰当地说明这部作品的地位，《疯癫史》是一部惊人的杰作，所有的人都值得一读。
4，部分主要思想
如果说福柯的作品精彩，那最主要原因恐怕就在于其作品里的思想了。福柯是一个善于思辨的人，你从他那里总能听到不同的声音，看到不同的结论。因此，我们很有可能从他的思想中受到启发，甚至会把他的某些思想当作自己的精神资源。比如我自己就有这样的切身感受。因此，笔者在本节中收录了福柯的部分思想（不是全部），与各位分享。
关于社会建构
疯癫不是一个自然的事实，而是一个文明的事实。
关于凝视惩戒
一种监视的目光，每一个人在这种目光的压力下，都会逐渐自觉地变成自己的监视者。
权力与话语
话语是权力的一种运作过程，话语的使用过程本身就是一种表达权力的方式。话语即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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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真理
真理并不是客观存在的、等待人们去寻找并发现的东西，而是人创造出来，甚至为了权力意志的需要创造出来的东西。
关于人的科学
现代关于人的科学……如心理学、精神治疗学、教育学、犯罪学等，不但不是真理，反而是宰制人的权力工具。
权力与真理
真理与权力结构相连并且成为其中的一环，这个权力结构产生真理并坚持它是真理，权力导出真理，延伸真理。这就是一个‘真理’的制度。
权力问题
权力并非集中在国家机关那里，它是分散的、星罗棋布的。它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层次、每一个机构、每一个人际关系中运作。
关于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的工作不是去塑造他人的政治意志，而是通过他在自己研究领域的分析，对那些自说自话的规则质疑，去打扰人们的精神习惯，他们行事与思想的方式，去驱散那些熟悉和已被接受下来的东西，去重新检验那些规则和体制，在这一重新质疑的基础上（他在其中完成知识分子的特殊任务），去参与政治意志的形成过程（他在其中扮演公民的角色）。
新的人际关系
我们生活在一个制度相当匮乏的关系世界。社会和制度限制了人际关系的可能性，因为一个具有丰富人际关系的世界管理起来太过复杂……事实上，我们生活于一个法律的、社会的和制度的世界之中，在这个世界中，人际关系的可能性极为稀少，极为简单，极为可怜。当然，存在着基本的婚姻关系和家庭关系，但是还有多少其他关系应当存在啊……！
什么是革命
政权的更迭并不一定不是真正的革命，个人的快乐上升才是真正的革命。
革命的目的
革命的目的不是建立所谓的理想王国，而只是‘去中心’，‘反规范’，‘反权威’，解放人的潜在意志和欲望。
关于反抗
反抗出于自身感觉到的压制，它应该随时随地进行。这样，它才不会是无病呻吟或事出无因的。
关于个人
不要问我是谁，也别要求我一成不变。人活着就不断地改造自己。
关于未来
不要再做设计社会蓝图这样的蠢事。未来的社会化将出自于体验。
我读福柯的思想往往有一种十分感动的心情。因为在我看来，福柯的一系列探索揭示了这样几个问题：我们如何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我们为什么会受苦难；以及斗争和前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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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福柯简评
从上面笔者的行文用语中，您可以看出，我是一个十分钦佩福柯的人。我觉得这个人很伟大。当然，持有相同看法的不止我一个。无论西方、东方，福柯都有一批追随者。本文的主人公李银河就是其中之一。然而，本节并不是要把对福柯的溢美之辞再重复一遍。福柯的思想究竟怎样，各位自有公断，用不着我在这废话。
要对福柯的思想做一个全面的梳理，并给出恰当的评论。这里显然不是合适的地方。那应该在专门研究福柯的作品加以探讨。另外，毋庸讳言，笔者现在也不具备那样的能力。但我想在这里表达一个理念：福柯再伟大，他也是人，不是神。是人就有可能犯错误，有可能缺点。所以，即使是福柯的思想、观点，我们同样应该持审慎的态度，应该有怀疑的精神。
我这句话既是说给自己的听的，同时也是说给李银河听的。当然，她是否能听到那就另当别论了。
说句不太好听的话，李银河对福柯的感觉很不对劲，已经达到了非理性的地步。更可怕的是，她把这种感觉带到了她的学术研究中。读李的作品，你会有这样的感觉。李在论证某一个观点正确时，她会说，因为福柯认为这个观点正确，所以这个观点肯定正确。这里举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李曾进行过有关中国性法律方面的研究，她的一个研究结论是，性不应该成为立法惩罚的对象。她的其中一个论据是，据福柯的考证，法国拿破仑三世的法典上根本没有任何关于性犯罪的条文。
然而，笔者却对这一点持怀疑态度。拿破仑三世时期，法国已经进入资本主义时期，已经不是远古的荒蛮时代。一个现代的国家里，怎么可能没有关于性犯罪的条文呢？尤其是，怎么可能没有强奸罪的条文呢？难道当时在法国强奸不算犯罪吗？带着这些疑问，笔者前往法律图书馆。后来笔者在一本关于外国刑法大全的书中⑦，看到了法国1810年的刑法典。之后，笔者又比照了一下时间，发现1810年与拿破仑三世基本属于一个时期。然而就在那部法典中，不但有强奸罪，奸淫幼女罪这样的普通罪名，甚至还设置了通奸罪，强奸男人罪这样的特殊罪名。有关性犯罪的法条与今天相比，可以说是只多不少。
那么，连笔者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这样的小人物尚且知道怀疑权威，为什么经过多年学术训练的李银河却忘了起码的学术准则呢？而且考证资料这件事对李来说，也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她本人在社科院工作，那里的法律研究所是中国法学研究实力最强的科研单位之一。如果她向研究外国法制史的有关专家请教，我想，对方是会给她提供相关方面的资料的。
她如此粗心大意不能不说是与她对福柯的疯狂崇拜密切相关。她或许认为，连福柯都这样说，那还错得了吗？于是，虽然李选择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术题目（有关性的刑法），但由于其不讲究学术规范，致使其研究结论的可信度大打折扣。
另外，福柯虚构事实的习惯由来已久。早在《疯癫史》的写作中，他就犯有这一毛病。美国学者曾询问福柯有关《疯癫史》中愚人船的历史依据。福柯对此吱吱呜呜，躲躲闪闪，最终也没说明愚人船的来源出处。
所以，不论是对谁，我们都应该抱有怀疑精神，这是使人保持清醒的必要手段。而且怀疑也是使人走向伟大的金钥匙，这一点对文化人来说，尤其如此。
我在这里不想列举世界历史上那些伟大科学家如何地有怀疑精神，又如何因此发明了一个又一个伟大的理论。就本章的主人公福柯而言，他本人就是一个极有怀疑精神的人，这是他走向伟大的第一步。我想，如果福柯在天有灵，他也不希望他的信徒们毫无创造精神。本文的另一个主人公李银河，原本也是一个有怀疑精神的人。她的一部力作《生育与村落文化》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在那本书中，李银河批判了贝克尔和费孝通这两位学术大师在生育文化上的观点，并给出了自己的结论，使本书成为社科院的精品著作。如果李能把她的怀疑精神坚持到底，那她可能就真的是一位学术大师了。然而，就现在的情况而言，她更像一个转述者。
①“性究竟有多重要……访李银河”，《南方周末》，1998年3月20日
②参见《福柯与性》
③参见《福柯思想肖像》
④参见《福柯思想肖像》
⑤参见《福柯思想肖像》
⑥参见《疯癫与文明》
⑦参见《性的问题》
⑧参见《世界著名法典选编·刑法卷》萧榕主编，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8年4月第一版
李银河与王小波
1，王小波的另类求爱
读不懂我的人不配做我的女人
……王小波
王小波去世以后，有许多记者问李银河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王小波为什么会喜欢她呢？王小波喜欢她什么呢？
然而，对于这一问题，李银河却总是回答不出来。①另外，据李银河所说，王小波在认识她没多久，就向她表示了求爱。王小波为什么会这样做？
当我仔细地考察了王小波求爱的前后过程之后，我觉得自己能够回答上面的问题。那就是，王小波使用了另类的求爱方式。从这种求爱方式中，我听到了他的一个原则，不懂他的人不配做他的女人。当然，这只是笔者的个人观点，是否正确，还需要进一步确证。
王小波出生于1952年，在他成长的前30年里，他周围的环境是这样的。社会要求千人一面，看到所有的人穿同样颜色的衣服，全部是蓝的；所有人都说一模一样的话，绝没有一个人敢说有一点特色的、有点趣味的话，一说就会被打右派，被批判，被贴大字报。小波的父亲大概就是在文革中说了些不该说的话，因此被打成了“右派”。
小波的成长过程可以说是充满艰难，他从小体弱多病，还经历了文革、下乡、家庭变故等许多艰难的岁月。但是，他并没有失掉生活的信心，他觉得自己的生命可以拥有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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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波是个热爱文学的人，同时他相信自己有文学才能，会在文学方面有所作为。除此之外，他也是个离经叛道的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叫做特立独行。因此，即使是他的求爱方式，也是那么的与众不同。
1973年，小波返回北京，在一家工厂里做工人。与其他的工人不同，他知道自己的一生不可能就这样荒废在工厂里，自己有更重要的事要做。他想写小说，但他知道这并不是一件想做就能做的事。他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需要时间、需要一定的写作环境。而这些显然还并不具备。
此外，小波还是个渴望爱的人。他需要有一个人能理解他，需要一个能够真正交流的人，需要一个能给他提供写作环境的人。然而，这样的人到哪去找呢？
他觉得这件事不是仅用言语就能够表达清楚的。不如自己写一篇小说，把自己想说的话隐藏在小说的背后。通过这篇小说，表达这样几层意思：1，自己是一个有文学才华的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