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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得十分动人，想想看，一个小说家动了真情，写出的情书会是什么样子。当然，李银河写得也不错。这本书大概印了三万册，卖得不错。据说，两三个月就全部脱销了。
与此同时，各种各样的评论也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有人赞成，认为这是对年轻时代爱情的纪念；有人反对，认为她是在亵渎爱情；有人感谢，因为她把美丽的爱情让大家分享了；还有人批评，认为她没有权利出版《情书》，因为王小波也是作者，应该征得他的同意。
以上这些概括基本上含概了网友们评论的内容。这些评论的内容可以做如下简化。情书是两个人写的，李银河有没有权利单独把它出版，这属于法律范畴的问题；情书是两个人的事情，自己记在心里就好了，把它出版的做法对吗？这属于道德范畴的问题。
有关《情书》出版应该征得王小波同意的说法，既不可能，也不必要。不可能是因为王小波已经去世了，你怎么征得啊？不必要的原因是这样的。如果王小波活着，他享有著作权，有权决定是否将起作品出版。但是他死了，他的作品是否出版就由其法定继承人（也就是李银河）决定。因此，李银河是有权利出版情书的。法律范畴的事情已经解决了。
再看道德，李银河说过，道德问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我发现她说得很对。你看，同样一个出版情书的行为，有的人赞成；有的人反对。那么，李银河自己对出版《情书》的行为是怎么看的呢？李银河说过，现在看他的情书就像是一件艺术品，有一种审美意义，是王小波作品的组成部分。王小波不止属于她自己，他的作品应该被人看到，将来的研究者也可以把它当成研究材料。李银河说的是真话，她没有说谎，也不是在为自己的行为开脱。因为这样的话，不是在情书出版之后说的，而是在很早以前，她就说过类似的话。那时，她还没考虑过出版情书的事情。③
李银河说过这样的话：“我关注的是权利，就是一个人是不是有权利做某件事。如果有权利，那他就可以做；至于道德的问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④这我们也能看出，与道德相比，李银河更重视权利。李银河虽然“轻视”道德，但她并不是一个道德虚无主义者，她是有道德标准的。那就是：你的行为不能伤害别人。如果你的行为伤害到别人，那就是不道德的，应该反对的。拿李银河出版《情书》这件事情来看，李银河愿意出版，有人愿意看。她伤害到谁了吗？没有！有人可能不爱看，那你可以不买嘛。所以，她的行为没有伤害到谁，符合她的道德标准。
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李银河的思想与她的个人行为是完全吻合的。
6，小波与银河并肩作战
王小波除了是个文学家，还是个思想家。他的思想体现在他的杂文中。笔者读了他的一些杂文，所以对小波的思想也有所了解。后来，我又读了一点李银河的文章，发现她也是个很有思想的人。她的思想则体现在她的社会学研究上。笔者无意中对比了一下王小波与李银河的思想，没想到两人的看法是那么的相似，只不过是关注的领域、语言的表述有不同罢了。
他们对知识分子作用的看法很相似。王小波觉得，知识分子应该创造精神财富，比如创造智慧、有趣这些东西，而不是设计一整套制度、价值观、生活方式，让人们在其中生活。而李银河引用福柯的话，认为知识分子的作用应该是这样。知识分子的工作不是去塑造他人的政治意志，而是通过他在自己研究领域的分析，对那些自说自话的规则质疑，去打扰人们的精神习惯，他们行事与思想的方式，去驱散那些熟悉和已被接受下来的东西，去重新检验那些规则和体制，在这一重新质疑的基础上（他在其中完成知识分子的特殊任务），去参与政治意志的形成过程（他在其中扮演公民的角色）。李银河曾经在一部作品中写到，福柯的这段话概括了她做学问的全部抱负。我们看到，王小波与李银河在这个问题的看法上是很一致的。
他们对道德作用的看法也很一致。小波曾言：“在人类的一切智能活动里，没有比做价值判断更简单的事了。假如你是公兔子，就有做出价值判断的能力……大灰狼坏，母兔子好；然而兔子就不知道九九表。此种事实说明，一些缺乏其他能力的人，为什么特别热爱价值的领域。倘若对自己做价值判断，还要付出一些代价；对别人做价值判断，那简直太简单、太舒服了。讲出这样粗暴的话来，我的确感到羞愧，但我并不感到抱歉。因为这种人士带给我们的痛苦实在是太多了。”⑤李银河则认为研究者不应该轻易做道德判断，牧师才会做道德评价。因为牧师有自己的一套信仰体系。而研究者清楚，道德是因地而异的，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德来评价人们的行为。
正因如此，小波与银河都主张宽容和差异。小波引用大师罗素的话，认为“参差多态，乃幸福之源”。而李银河则强调社会的多元性，认为人性是丰富多采的，不应该受到压抑。
总之，在笔者看来，他们都属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许多问题的看法上是相当合拍的。虽然他们关注的领域有些不同，但都是在做同一件事。他们都在向保守的、顽固的、不讲理的社会观念发起挑战，都在为权利、自由、宽容这些价值摇旗呐喊。在这场文化战场上，王小波与李银河是两位并肩作战的战友。他们不畏艰难险阻，勇往直前。
此外，王小波发现了我们这个社会中存在着各类弱势群体。他们的声音无人倾听，成为了“沉默的大多数”。而李银河则以实际行动走入了这些弱势群体，比如同性恋人群、虐恋人群等等，聆听了他们的声音，讲述了他们的故事。这些声音的出现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它是社会走向宽容、走向人道、走向多元的必要条件。
而笔者将尝试循着前人的脚步，继续聆听一些低哑的声音，并把这些声音发出来。
①李向南：“我妹银河”，《经济日报》
②《王小波门下走狗》序言
③参见“我的事业和我的爱情”，《现代妇女》，2000年01期
④来源，新浪网，2003年8月
⑤参见《沉默的大多数》霸气书库 www。87book。com
女性的性
1，性学家李银河
李银河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曾经与记者进行过这样一段对话。
记者问：“可以说您一直有两重身份，一是中国最著名的性社会学家，二是著名作家王小波的夫人。这两个角色对您来说孰轻孰重呢？”
李回答说：“当然是我个人的身份更重要，我特别反感人家只说她是谁谁谁的妻子，好像我自己本身没有什么价值。”①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李银河非常看重她个人的独立价值。
王小波确实对李银河的出名起到了推动作用。不过，李银河出名的根本原因和主要原因却不在于王小波，而在于她的学术研究，尤其是性学研究。其实，李的研究内容广泛，包括性社会学、性别社会学、家庭社会学等。不过，性学研究在所有研究占的比重最大，约为三分之二，取得的影响力也最大。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往往只限于学术圈内的人知道，而性学研究的成果则通过媒体的传播，使社会大众知晓，并受到了极大的关注，产生了广泛的反响。
有许多记者一再问李银河同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研究性？”李银河总是说：“我只是觉得这件事引起了我的好奇心，这是我做研究的必要条件。”提到好奇心，许多人都羞于承认它可以成立为做研究的理由，以为这就使研究成了一种“跟自己玩的游戏”（福柯用语）。但正是大师福柯本人为这种研究动机正了名。他在其名著《性史》中解释自己的研究动机时曾说：“至于说是什么激发了我这么做，那则很简单……不过是出于好奇心……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唯一值得带着一点固执去遵从它驱使的那种好奇心。”②因为有了好奇心，自然就有了研究的兴趣。李银河介绍说，说研究的时候，就像“艾丽斯漫游奇境”时的感觉，觉得非常有趣和新奇。以这种心态做研究，研究就成为一种快乐，而不是强迫。因此，李银河能将她的性学研究一直持续下来，并从中获得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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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李银河的性学作品中，最有影响的是以下四部。它们是《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同性恋亚文化》、《虐恋亚文化》和《性的问题》。其中前三本是1998年出版的，许多媒体报道了这一事件，比如南方周末报、中华读书报等。而且受到媒体高度评价，被称为中国第一部性社会学系列专著。这三本书中每本书的分量都非同小可。因为每本书都填补了社会科学界在相关领域的空白。而且这三本书是在同一年一起推出的，其取得的震动效果可想而知。她的这三本书也受到了同行的肯定，比如性学家潘绥铭认为，这三本书是性社会学界的“扛鼎之作”。③有人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很勇敢。而李银河不但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且一口气就吃了三个螃蟹。
《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被许多人称为中国的“海蒂性学报告”。也因为这部作品，李银河被认为是中国女性性学的奠基人。《同性恋亚文化》与《虐恋亚文化》也是非常重要的。它们既被认为是入门读物，又被认为是权威读物。总之，这三本著作的出版，立即奠定了李银河在性学界的地位，她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性学家之一。
《性的问题》出版于1999年。该书涉及的范围很广，探讨了性的法律，性的观念，性的理论等等。笔者估计，大概正是由于书的内容太广泛了，所以李银河想不出什么具体的书名，干脆就把它叫做“性的问题”，这样就能把各种内容都包括进来。这本书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李银河是一个在媒体上经常发表观点的人。而这些观点中的大部分就来自于这本《性的问题》。因此，这本书的重要性就显而易见了。实际上，能真正静下心来，读李氏作品的人并不多，人们大多是在报纸和网络上看到她的观点。其实，如果你真想了解她，读她的作品就能够实现这一点。
从本章开始，笔者将会沿着李银河的研究路线，分别考察“女性、同性恋、虐恋、性别、性文化变迁”这五个问题。其中每个问题都单列一章，进行具体考察。我打算进行这样写作方式，先把李银河的研究成果介绍出来，然后对李银河的研究结论进行评论。此外，笔者还将开发出一些新的领域，进行描述和思考。这些内容就是我读书、观察、思考后的一点心得。
2，女性的性压抑
宋朝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处于一种禁欲气氛。人们觉得性是肮脏的、下流的、不好的东西。这种观念到了文革时期则达到了顶峰。人们已经到了“谈性色变”的程度。不仅如此，社会还对男女实行着双重道德。也就是说，男人想性、说性、要求性还有情可原；而女性想性、说性、要求性则会受到严厉的谴责。人们会认为她淫荡、轻浮，总之不是好女人。所以，在那个时期，女人不可以主动追求自己喜欢的男人，不能主动要求享受性的快乐。总之，她们必须对性持否定的态度，这样才会得到人们的赞赏。
笔者收录了禁欲时期（主要是文革时期），女人们对性的观念，社会对性的态度。从这些叙述中，我们能够感到，禁欲文化是如何剥夺了人们享受快乐的权利的。
“我初中时写了入团申请书，团支书就老来找我谈话。我俩谈话时总是坐得隔一两尺远，谈话内容都很正经。我当时很单纯，什么都不知道，后来才知道他是想跟我好。直到‘文革’时我们俩在一个组织，他给我写了封信，我才想起来。他给我写信时，我觉得自己有种受侮辱的感觉，把信撕成一小块一小块的还不解气，还要在地下踩、踩、踩。那时男女界限很严重，我从心里觉得这事很脏，就经常恶作剧似地骂他。他对我的感情流露很明显，老想跟我在一起。可是同学聚会只要有他在场，我就浑身不自在。也不是怕他做什么，他其实没动过我一个指头，只是觉得脏，讨厌他。我老当着同学们的面嘲笑他骂他，他也不生气。
后来时过境迁，我感到这样对待他是不对的，但再也没有机会找他道过歉。我想，当时对他本人的反感和对这类事的反感都有一点。”④
“初中有男生给我写信，我觉得脏，觉得不应该，就交给老师了。”⑤
一位女性回忆了她在“文革”中渡过的青春期，讲述了那时一个敏感的女孩所处的环境对她性格的扭曲：“我去兵团的时候是十五岁，在一个过去的劳改农场当车工。我从小学过唱歌、跳舞和画画，所以经常要画板报什么的。那时我很敏感，因为我老被人谣传各种可怕的事情。如果回北京就是去打胎了，好可怕的谣传！所以当时我不和任何男孩说话。有一个男孩，我每次去拉料，他都主动帮我装车。有一次，我在车间画板报，一边画一边唱歌。我不知他一直在偷偷看我。我下来后才发现他，我上了火，觉得不能原谅这个偷看偷听我的人。他对我说：别人说的我都不信。我却大声对他喊：混蛋！后来我有点后悔。那时我挺矛盾的，又想接受他的感情，又怕别人议论。后来多年以后，我们都回到北京，有一次我突然在公共汽车上遇上他，我看他走了过来，就趁开门时一下溜掉了。”⑥
一位女性讲起小学时听到人讲结婚的事的反应：“我班上有个学习很坏的男孩，有一次他对我说，长大以后第一个娶我，第二个娶××（我的一个女友），当时气得我直哭，好像受了侮辱似的。”⑦
“我大约是15岁对异性开始有好感的。从那时开始就有男孩追我。有时在街上走，就有人过来说：对不起，我告诉你我是谁，咱们认识认识好吗？我不理他们，要不就说‘讨厌’，‘没必要’。”⑧
有一个女性讲到一个对她单恋的男孩及自己当时的反应：“他去当兵，我下乡当知青。他给我写信，寄明信片。有一次，他送给我一个手绢，让我回家再看。我回家一看，里面尽是血手印，还有他写的诗，都是‘永远不变’这一类的活。我藏东藏西，结果还是让我妈发现了。她问我，这是什么东西？我当时觉得就像犯了罪似的，其实我什么也没做。”⑨
“从小我就知道要回避男人对我的注意。我在游泳队学游泳时，有一个教练对我特别好。有一次我把他推下水去，忘了因为什么。妈妈说了我，说只有举止轻浮的女孩才对男孩动手动脚。我妈老说我轻浮，使我不能不觉得，自己是不是很坏，从此就有意回避男人对我的注意。”⑩
“直到20岁，我和男孩之间都是特别纯洁的。一个眼神啊，拉拉手啊，说说话啊，就特别满足。如果我见到一个男孩特别聪明，和他聊聊天就觉得特别满足。我男朋友有一次忍不住，想让我看看他那个东西，我就使劲闭着眼不看，当时觉得一看我就是另一个人了。我从没见到过男性生殖器，一看之下，觉得丑死了，很恐怖的，跟王小波小说里写的陈清扬的感觉一样。我都快晕过去了。我记得当时有恶心的感觉，连晚饭都不想吃了。我哭了，觉得做了见不得人的事似的。回家的路上，我一路闷闷不乐，我认定他做错事了，不到结婚时就提前让我接受这个，没有美感。我对他说，你做错了，我得惩罚你。他说，怎么惩罚？我说，你把眼镜摘下来。他把眼镜摘下后，我‘啪’地打了他一个耳光，他很惭愧，一直说：我错了，我错了。等他走了以后，我才感觉舒服了一点。后来是他主动找了我，我和他尽释前嫌，从此人人都知道我有男朋友了。他多才多艺，长得特别秀气。我喜欢的男孩都是比较清秀文静的，有点书生气的，一看就特别男人气的反而勾不起我的兴趣。我当时觉得自己特别幸运，男朋友那么棒。我常常和他一起吃饭，正里八经地讨论学业。有时也互相抚摸一下，但没有进一步的接触。”⑾
“我和男孩接触，一个是感觉迟钝，一个是自尊心特强。我不愿取悦男人。中学时有很多男孩给我写信。有宣传队的男孩追我，给我写信，我觉得他们粘乎，不理他们。‘文革’中邻居有一个男孩，性情忧郁。他提出想和我一起去插队，还流了眼泪。
他比我小两岁，我觉得我俩像是姐弟的关系，要提这种男女关系，我就决不能接受。我当时特别不愿意接受这种事（恋爱关系），觉得是耻辱。我到山西后，每次接到他的信都很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