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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于杜罗和那些从银行里借钱以投机的人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杜罗不顾一切地借来更多的钱以补偿债务，但是，几周前还借钱给他的那些人，现在却发现他已是一无所有了。尽管他遇到了麻烦，但是，却保持着从容的态度，就像华尔街的那些绝望者通常所做的那样。在3月22日，他写信给沃尔特·利文斯通说：“现在，我的敌人们并不能伤着我，我拥有纯洁的心灵，敢于向全世界挑战。”然而，就在发表这一勇敢宣言的第二天，他就进了债务人临狱。
随着杜罗的失败，恐慌发生了，价格也急剧下跌。第二天，当时还很小的金融社区中，就有25个人破产。沃尔特·利文斯通，当初还找到那些愿意听他说话的人，一家一家告诉他们“他有偿还能力”，现在却宣称他已不具偿债能力了；亚历山大·马孔姆4月时破产，也因债务而被关进去了。
托马斯·杰斐逊对于投机行为恨之入骨，所以对于投机者所遇到的窘境是压抑不住的欢欣快乐，他计算出来的总损失为500万美元。这一结果与他所计算的纽约房地产当时价值相等，也等于某一自然灾害对纽约城所造成的损失。
对于这一次崩溃中某些倒霉的人来说，实质上真的像遭遇了一次地震。很多破产的投机者再也没有返回华尔街。威廉·杜罗也未活着走出债务监狱一步，而沃尔特·利文斯通回到了他偏僻的老家去舔舐伤口。
但是，对于整个国家来说，事情却没有那么糟，这是因为联邦政府所采取的快速行动。汉密尔顿要保证这一恐慌并未打击到那些基本上健全的机构。他命令财政部购买了价值几十万的联邦债券，以支撑市场，并要求银行不要再收回贷款。另外，为缓解货币短缺，他允许商人以45日期限的可偿还票据支付海关的进口税，而以前是只能以黄金或美洲银行券才可偿付。说到财政部和银行，汉密尔顿信中写道：“如果这些机构保持健全，就不会有什么灾难真正会发生。”
华尔街并没有很快平静下来，几个月后，好兆头才又回到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美国经济在繁荣的18世纪90年代继续迅速地扩张。理由也是相当简单的：汉密尔顿所采取的行动，正是公共货币当局和财政当局在金融危机时期所应该做的事。他防止失控的恐惧传染而散布开来，确保恐慌形势对整个美国经济不造成长期的恶性后果。
可是，这一经验并没有被杰斐逊式的政策制定所认识，这一政策认为华尔街及其活动必然是一种罪恶。一直到195年后—即1987年大崩溃—联邦政府才再次坚决地采取行动以防止金融恐慌发展成为金融灾难。
这也是1987年恐慌与1792年的第一次恐慌差不多被人忘记了的原因。如果联邦政府已真正认识到这一教训，美国人的群体记忆就会是另一种情形了。
第七部分：“我们对这个国家的贡献是相当大的”另一个“大萧条”（1）
1937年时，美国经济已经慢慢从1933年的谷底爬上来了，突然掉头向下，再一次向下沉沦。GNP在减小；失业从本已很高的水平上向上增加；税收下降。这一新的经济衰退增加了美国人的痛苦，也给了经济学家们一个难题：这一次又该称之为什么呢？
19世纪伊始，经济下滑就一直被称为萧条，但是，1937年时的美国已经处于萧条状态了。所以，经济学家们可能是很高兴现在又有了一个需要面对的问题了，他们用衰退来称呼这一现象。因为委婉修辞的铁律的作用（“弱名词驱逐强名词”），“衰退”一词走上前台，而且自此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遇到萧条这个词了。现在，萧条这一名词专用于20世纪30年代，实际上，人们还常用大写来说明它具有的特殊含义。
但是，大萧条并不是美国经济的第一次大型的经济下滑。实际上，美国革命之后就发生了一次严重的经济紧缩。1837年，在持续了几年的经济扩张后（它体现为华尔街第一次持续的大牛市），华尔街就受到了第一次真正的大崩溃的冲击。
萧条一直延续到19世纪40年代。然而，尽管它深深地影响了华尔街的银行家和商人们，但是，它却没有太多地改变大部分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大部分美国人以农业为生，自给自足地生产粮食，制造的物品也多是他们自己所需要的。19世纪30年代的大部分美国人还生活在经济学家所说的“货币经济”之外。
然而，到19世纪末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上百万的美国人已经依赖于月薪收入了。1860年时，一个在工厂里辛苦工作的工人，就对应着四个在农场里工作的农民。到19世纪80年代时，这一比率就下降为二比一。1860年时，没有一个工业单项列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名单中。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就有了20家，每一家都雇有上万名工人。
因此，1893年对美国经济形成冲击的大萧条，也相当有权被称为另一个大萧条。因为它不仅直接影响了银行家和商人们的生活，而且影响到上百万人的生活。GNP大约下降了12％；1892年时失业率还只有3％，两年后就上升至18。4％。城市的贫民区在扩大，饥饿在贫民区的街道上令人恐吓地逡巡，但是，只有一个私人慈善机构在缓解这个国家的痛苦。
萧条的原因，部分在于常见的过度扩张，特别是铁路的建设。1893年初，费城及瑞丁铁路公司和国家考德公司，进行了所谓的互相借货，都破产了。并触发了华尔街的恐慌。在这一年底，另有1。5万家公司（其中包括491家银行）破产。在19世纪90年代的大萧条结束之前，美国铁路总里程的约三分之一都接受了破产管理。
今天是很难想像了，可是在19世纪的最后20年里，金本位制作为一个话题出现在各种场合，有泛泛的正式谈话，有街角的长篇大论，有酒吧里的争吵，这些都反映了美国政治的深刻分歧。
执行金本位制，仅仅意味着：这个国家将用黄金来锁定其货币价值，而且，也随时准备以此价格用黄金来换回任意数量的货币。用华尔街和J·P·摩根所概括的话来说，金本位制受到了“有钱一族”的欢迎，如银行家、经纪人及已有基业的商人。美国西北部是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也是最富有的地区，强烈地支持金本位制。
然而，其他地区，大部分还是农业社会，而不是工业社会，农民是长年的债务人。南部和西部的很多人认为：金本位制只不过是华尔街的一个计策，只是想把他们驱向破产。众所周知，金本位制下，通货膨胀几乎是不可能的。而通货膨胀总是受到那些欠钱者的欢迎，因为这样他们可以用贬值的货币来支付债务。威廉·詹宁斯·布赖恩的政治生涯差一点就到达了白宫的大门，就因为他鼓吹公开的通货膨胀计划。
正如一个民主体制中经常发生的那样，美国政府一方面面对着一个强有力政治集团的金本位制的强烈要求，一方面又面对着另一个强力集团的通货膨胀贷币政策的要求，所以，它试图二者兼得。
第七部分：“我们对这个国家的贡献是相当大的”另一个“大萧条”（2）
1873年2月，美国政府开始慢慢地回复到美国国内战争中已经废止了的金本位制，同时停止了铸造银币。而19世纪70年代刚刚大量发现新的银矿的西部，立即将这一事件称为“73罪行”。然而，1878年时，尽管还处于金本位的回复期，国会还是通过了布兰德—埃利森法案，该法案要求财政部每月以市场价格购买200~400万盎司的白银，并将之以16∶1的比例铸造成硬币（换言之，按国会的法令，16盎司的白银等价于1盎司的黄金）。这种任意增加国家货币供给的后果，就是制造通货膨胀的典型做法。
在一开始，16∶1是白银的大概市价，但是，随着西部大铸造的盛行，白银的价格就稳步地下降了，到1890年时，其比率大约为20∶1。同一年，国会通过了谢尔曼白银法案，要求政府每月购买450万盎司的白银，大约是政府当时正在铸造的白银总值。因为政府购买白银的价格远高于市场价格，所以，这显然是一个治理通货膨胀的有效方法。
但是，通过布兰德—埃利森法案后一年，美国已经全面转向了金本位制，国会要求财政部必须持有1亿盎司的黄金，以应付对贵金属的任意需求。白银政策增加了货币供给，金本位制又保持了美元的稳定，这就是说，政府试图有效地提供担保并克制通货膨胀。
那么，结果又怎样呢？哈！正如国会山以外的任意一个研究经济学的人可以预言的，格雷欣法则就产生效果了。这一法则是一个经济学真理，在亚当·斯密诞生前200年就被人们所认识了，即“劣币驱逐良币”。白银其市价为二十分之一的黄金，而在其铸造成货币时却被宣布为十六分之一。所以，自然的结果就是：人们会使用银币，而持有金币。黄金开始从财政部一点一点地流出。
因为政府在19世纪80年代一直处于盈余状态，分裂性的货币政策的效应被掩盖了。但是，由于1893年崩溃的打击，这一涓涓细流就成了滔天洪水。随着政府收入的急剧降低，国会废止了谢尔曼白银法案，但是，人们对美元的信心丧失并储蓄黄金。政府发行债券，收购更多的黄金，以保证黄金储备，但是黄金还是继续流出财政部。
不久，形势变得严峻起来。财政部的黄金储备下降到了1894年法案所要求的1亿盎司以下，在第二年的1月份下降为6 400万盎司。克利夫兰总统是一个坚定的金本位制支持者，可国会拒绝允许他发行又一批的债券以补充流失的黄金储备。
国会允许自由铸造银币，而总统却是支持金本位制的，政府也因之瘫痪。很快，完全有可能是：每一周都有数以百万盎司的金条装载到纽约码头的船上，飞速地运离这个国家而驶向欧洲。美国政府将要废止金本位制的时候，实际上在进行一次赌博。大为吃惊的J·P·摩根乘上开往华盛顿的火车，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克利夫兰总统非常清楚“华尔街”是怎样地受到这个国家的仇恨，因此，一开始拒绝接见他。
“我是来看总统的，”摩根以庄严的态度回答道，“我会一直待在这里，直到我可以见他。”因为每一分钟的形势都在恶化，在第二天早晨，克利夫兰的态度就变得温和了。
总统、司法部长和财政部长全都寄希望于能说服国会允许发行新一轮的公众债券，因此，希望这个最大的财阀能帮助财政部跳出困境，从而能使他们免于政治的难堪。这时，有个工作人员告诉他们纽约分库的储藏室里只剩9 000万盎司的黄金了，摩根告诉他们他知道一个1亿盎司的汇票，他可以在任意时刻提供。摩根警告说，一旦提供了，“这笔钱将会在三个小时内一下子被花光”。
克利夫兰认识到摩根是他避免羞辱和失误的惟一希望了。“摩根先生，您有什么建议呢？”他问道。
摩根提供了一个令人惊讶不已的方案。他和罗斯恰尔兹，这两个国际银行业的最强有力的人，将购买政府账户的350万盎司黄金，以交换价值6 500万的3年期的黄金债券。另外，他还承诺说，黄金一旦到了政府手里，就不会再流出了，最起码可以保证在一段时间不流出。结果是摩根在危机期间充当了政府的中央银行，使财政部与市场隔绝开来。这是摩根对其实力充满信心的一次令人敬畏的展现。
这一方案发生了效力。随着信心的恢复，卖给银行家们的债券获得了可观的利润。克利夫兰，从其内心来讲是一个健全通货主义者，对于采纳摩根的建议毫不后悔。但是，民主党的白银主义者对他采纳这一建议的做法却从未原谅过。
第二年，19世纪90年代萧条的压力开始有所好转，对膨胀的通货的呼吁也开始消退。但是，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在他所属的党派选举中大获全胜，他承诺说，他要使人类免除“黄金十字架”所带来的磨难。他当然遭到了惨败。但是，在其后的16年中，随着美国经济的逐步成熟，民主党却一直背负着“白银十字架”在政治斗争的泥泞中蹒跚前行。
第七部分：“我们对这个国家的贡献是相当大的”安息吧 州际商务委员会（1）
在罗马军队里，士兵们日常定量供给的主要形式是大块的面包，每一块面包足够两个士兵吃一天。这就产生了一个大问题。自古以来，对于每一支常设部队来说，军营生活大部分都是匆忙与等待的交替，而士兵们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在他们没事可做的时侯，就相互争斗。除了女人和赌博之外，没有比食物更合适的东西可以使无事可做的军队产生剧烈的争斗了。
但是，罗马人不仅具有军事天才，还具有法律的天才，通过了一个极好的规章来防止士兵为每天的面包定额而争斗。当两个士兵拿到了一块面包后，规则要求一个士兵来分割，而另一个士兵来选择属于他的一半。
这是自律法的完美例证，这种法律是从每个人的自利角度来制订的，以使其行为公平合理。有人会认为每一种可能的情况下都可以制订这样的法律，无疑地，如果天国降临到人间来，那么，这些法律就会产生了。但是，在天国还没有降临之前，这些法律依然还是很少的。理由也相当简单：自律法考虑到了每个人的利益，而不是一个集团的利益，不是那些制订和执行这些法津的人的利益。那些为政府工作的人—立法者和官僚一样—倾向于应付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
偏好于应付而不是解决问题的一个经典事例，就是州际商务委员会。1995年12月31日，在108年的应付了事之后，它最终关上了它那些宽敞的大门，而那些事本来大部分是可以用灵巧的法律来解决的。实际上，由于政治的巨大惰性，州际商务委员会的寿命，比建立它以应付的那些问题的寿命，还要长几十年。这一问题就是：19世纪和20世纪初时，铁路公司的陆上运输所享有的垄断地位，及由垄断而给它们带来的经济实力。
实际上，现代的世界经济，开始产生于19世纪中叶，它形成的原因仅仅是因为：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货物可以迅速且便宜地进行长距离运输。但是，19世纪的铁路公司却是相当特殊的经济。用今天的标准来看，它是高度资本密集型的，事实上，无论经济处于脆弱还是减缓的状态，它的维修费用是同样高的。因此，铁路公司本质上是规模经济，因为它需要将其巨大的固定成本尽可能地分散在运输上。这就意味着对市场份额的剧烈竞争。
铁路公司试图建立卡特尔来分配运输，但是，这些卡特尔却破产了，特别在困难时期更是如此，其结果就是铁路公司相互竞争的线路上的价格战。但是，回头来看，铁路公司在主干线运营常常处于亏损状态，如芝加哥至纽约的线路，这是最大的一条主干线，其竞争也最为残酷。
然而，在那些时侯，铁路公司不仅仅在主干线上运营，还在主要城市至小城市以及农村地区之间的无数支线上运营。在大部分支线上，并不存在竞争，所以，铁路公司自然会利用这一情况来最大化地弥补它们在主干线上的损失。
自然，生活在这些垄断线路沿线的农民和工人不欢迎这一策略。早在19世纪60年代，铁路公司就因为其霸道的做法以及欺凌弱者获得回扣以讨好强者的倾向而激起了巨大的怨恨。迫于政治压力，州政府开始对此进行管理。很多州设立了委员会来监督这一事情，但却常常被证明为无效，大部分原因在于：强大的铁路公司说客认识到，如果这些委员会必须存在的话，那么，其权力也是有限的。
实际上，这些委员会常常成为铁路公司的代言人而允许铁路公司自行其是。一个批抨家抱怨了加州铁路委员会（这一委员会正是为使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就范而成立的）。“一个古怪的现象就是，”他在1895年写道，“16年前成立的这个委员会，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用强有力的手段来控制这个铁路公司，而我们却发现它在这整整16年中总是一以贯之地，毫不间断地在道歉和为自已辩护。”
而且，随着铁路公司合并为覆盖几个州的网络运输，每个州管理该州铁路公司的能力也减弱了。1886年时，在华布斯铁路公司诉伊利诺伊州案中，高等法院判决某州没有权力管理来自其他州或去向其他州的运载货物的铁路公司。就其意图及目的来说，这就说明州根本不能管理铁路公司。
因此，在华布斯铁路公司诉伊利诺伊州案后，要求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