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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低场！ �
1873年，他被带到华盛顿，其时他才28岁，身份是铁路邮件服务总监的助理，3年后，他就被任命为总监。加德纳·格林·哈伯德后来就雇佣他来负责贝尔电话公司的日常运营。
从一开始起，电话就被证明是资本密集型的商业，在那一年，贝尔和他的合伙人卖出了一些控股权给波士顿的一群金融家，以获得更多的资金。因为资本有限，威尔一开始就在当地进行无数的特许交易，每部电话一年征收20美元的费用，这样就以最小的成本而获得了快速的扩张。然而，当资本可以获得时，公司就开始了所有权交易，这些交易对象扩展为更大的、更有效率的、地区性的经济实体。
1881年，哈伯德买下了西部电气公司来为贝尔公司及其子公司生产电话设备。最后，在1885年，他组建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作为贝尔公司的一个子公司，通过它用长途服务将各个操作不同的公司捆绑在一起。（1899年，由于马萨诸塞州的公司法越来越严格，所以在一次机敏的规避行动中，贝尔公司成了注册在纽约的AT&T的子公司。）
第一个长途电话服务，是在波士顿与纽约之间，于1884年开始。第二年在纽约与费城之间铺设了几条电话线。到1892年，AT&T的长途电话已经可以到达芝加哥了。值得注目的是，AT&T所控制的地方运营公司被迫与其他运营的公司直接接通。它们不得不利用AT&T的设备。
到这时为止，贝尔系统控制了最大的当地运营公司和正处于扩张状态的长途系统，是新生的美国电话业的主宰者。但是，就在它渐渐成为一个垄断者的时候，它越来越需要更多的资本以扩张其系统（美国现在运营的电话数量几近于19世纪80年代的5倍），这也迫使它变得更有效率，以使其所需要的资本最小化，而且能在市场上出售更多的股票和债券。
然而，控制公司的波士顿金融家首先感兴趣的是现时的利润，而不是长期的增长。威尔是一个真正的幻想家，却想从扩张和系统提升中重新获得利润。1887年他辞去了总裁的职位以示抗议。
第九部分：“上帝造了什么”远近运费均一化（2）
到20世纪之初时，AT&T拥有的资产为120亿美元，而所有的独立电话公司的资产加起来也不过只有5 500万美元。但是，在电话开始从奢侈品转化为生活必需品的时候，这些独立公司却进行着迅速的扩张。要应对这些新的竞争者，AT&T就被迫降低话费，而且更以顾客为中心。但它在其他的一些方面却还是表现得像一个垄断者。它拒绝其他的独立公司接入，所以，这些公司就不能经营长途电话业务。结果就是，在一个城市有两个电话公司，一个是AT&T，另一个是独立电话公司。渐渐地，贝尔系统利用其在长途电话业务上的垄断权作为一个控制杆，来强行接管这些独立公司。
但是，这种迅速的扩张使得公司的财务变得过分紧张，而且，它还要发行质量增长的股票和债券。J·P·摩根成了这些证券的最大买主，到1907年时，它终于从波士顿金融家们手上取得了公司的控制权。摩根也像威尔一样，是一个幻想家，立即要求威尔回来做总裁，这是威尔20年后再次回到这个总裁位置上。
AT&T到那个时候已经拥有了300万门电话，但是，公司的财务却处于可怕的形势，其公众形象也是如此—这是由于它的服务很差，还有其专横的态度。公司的士气很低落。威尔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第一流通讯系统，以着手纠正这些问题。
他将证券打折提供给股东，以获得更多的资本，在以后的几十年中，贝尔系统扩张了30倍，这一技巧一次又一次地使用。他极大地增加了研究开发上的费用，从而为贝尔实验室1925年的成立指明了道路。他要求所有的雇员要待人有礼，这是美国人在与国有电话公司打交道时从未想到过的。
在摩根的帮助下，他也开始着手控制这个国家的电信业，买下了西部联合30％的资产，同时还继续买断独立电话公司。他常常利用摩根在华尔街的影响，在他们让步时，挤逼他们的信用。
但是，反垄断的压力，特别是威尔逊政府上台后，就迫使威尔退却了。1913年，摩根逝世后，他卖出了西部联合，而且还第一次允许其他的独立电话公司接入其长途电话设备。
尽管威尔开始让AT&T发生改变，而且其技术还在提高，但反垄断的压力还在继续。在这个特殊时刻，人们越来越感到这样一个半垄断的私人公司应该转化为一个完全公共化的公司，由邮电局来运行。在威尔逊内阁中，这一个观点的主要鼓吹者，自然就是艾伯特·西德尼·倍尼森，他是邮政总局局长。他开始说服国会授权他接管这个公司。
一些自由派国会议员也同意这一做法，著名的有马里兰的戴维·J·刘易斯，他正式地呼吁要实行“电话和电报的远近运费均一化”。这自然使得AT&T的证券价格急剧下降，但是，威尔在其1913年的年报中，建议他的股东“安然不动”。威尔承认AT&T实际上是一个垄断者，但是，他同时还指出，左派的逻辑从来就没有理解这一点，即“所有的垄断者都应被管制。政府所有权就是一个未加管制的垄断”。
在美国进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从而改变一切事物之前，政府的接管还不具有严重的可能性。在这一年，铁路公司在12月被政府临时接管，而且，国会听证会在1918年的7月召开，考虑对电信进行同样的接管。也详细地听取了主张“远近运费均一化”的邮政总局局长倍尼森的意见；AT&T没有被邀请去作证。两院的解决方案很容易就通过了，威尔逊政府很快就接管了“每一个电报和电话系统，即包括在美国的权限内的每一个部分，因此，它包括所有的设备及其附属物”。
在实际操作中，邮政局实际上雇用了AT&T来运行其业务，而只是由邮政局来规定其费率。但是，一旦AT&T要求更改费率，邮政局也就简单地予以批准。这样，其费率立即就急剧地上升了，而政府当初的意图是想通过政府的控制来降低费率的。而且，除了费率的提高之外，政府开始收取服务接入费，而这是AT&T从未做过的。
因为费率的增加，以及随着战争的结束，公众对政府永久接管的支持也就烟消云散了。AT&T（以及其他电信公司）仅仅在被接管一年多后就归还给了原有的所有者。其结果就是，继续享有世界上最好的且最便宜的电话服务。
第九部分：“上帝造了什么”科技的失败（1）
1979年，美国无线电公司宣布它开发了一种叫做“Selecta Vision”的东西，这是利用托马斯·爱迪生用于记录声音的基本技术，而现在可以接通电视机，也可能制造图像。毫无疑问，爱迪生将会喜欢这种东西，而公众却不喜欢。
Selecta Vision在1981年投入市场，紧接着录像机就出现了，既然人们可以买一台既可回放又可录像且价格还是一样的机器，那么，就没有什么理由去买一台只能回放而不能录像的机器了。1983年，美国无线电公司只卖出了25万台Selecta Vision，而美国无线电公司和其他公司却卖出了400万台录像机。第二年，美国无线电公司取消了这个项目，在这个“曼哈顿项目”上损失了57。5万美元。
当然，没有人说美国无线电公司不是制造了一个炸弹。
Selecta Vision代表了历史悠久的一项技术的结束，这一项技术起源于102年以前，即1877年，它是突然一下子闯进了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的脑海里。他的一个助手造了一个小玩意儿，一个带凹槽的金属柱沿装有曲柄的轴旋转并自由地移动。在其两面有膜片，每一片膜片的中央有一根唱针与金属柱的凹槽相接触。他的助手是一个德国移民，名叫约翰·克鲁西，问爱迪生怎么看他的这个小发明。“我告诉他我将用它来记录人们的声音，”爱迪生回忆道，“然后，让它回放出来。他认为这是很荒谬的。”
爱迪生用锡纸把这个金属柱包起来，将唱针放在凹槽里，转动曲柄，然后对着膜片大叫道：“玛丽有一个小羔羊，羊毛洁白如白雪。”然后，他将另一个唱针放到凹槽的开始，再一次转动金属柱。因为爱迪生小时候开始就半聋了，所以他什么也没有听到，以为实验失败了。但是，其他人却听到了。尽管声音很微弱，但是却准确无误地回放出爱迪生的原声。
“苍天在上。”爱迪生的助手说道。
捕捉住声音并为后代子孙留下自己的声音，这种想法早在19世纪30年代就出现了，当时，光是第一次被人捕捉到了，可以用照片将之保留下来。但是，直到40年后，爱迪生才发现了这个实用的方法，简单而意义深远。
爱迪生声音的声波使得膜片的薄膜和与之相触的唱针振动。当它沿金属柱上的凹槽运动时，振动的唱针在锡纸上刻下高低不平的图纹。在回放时，这些图纹就使得唱针和膜片开始振动，复制出原来的声波。
爱迪生这个发明家立即看到它潜在的商业用途，因为他认识到“音乐也可以铭刻下来”。“我发明过很多机器，”他对纽约的一个新闻记者说，“但是，这才是我的宝贝，我期盼着它能长成一个大小伙子，并支撑我度过晚年。”爱迪生是对的。在大量的精心制作之后，它的这个念头成了20世纪的一个大工业的基础。
爱迪生的机器立即造成了轰动。卢瑟福·B·海斯总统在一次白宫的深夜演示会上，对此深为震动，因而坚持要他的夫人起床来自己亲眼看一看。但是，尽管它造成了轰动，却还只是一个小玩意儿。又过了10年，爱迪生的发明才成了可行的商业产品。
1885年，C·A·贝尔和查尔斯·萨姆纳·泰恩勒发现，蜡作为记录声波的介质，比锡纸要好得多。在这个10年中，埃米尔·伯林纳第一次使用带有螺纹的平面圆碟，取代了带有螺纹的金属柱。大约在1900年时，侧音唱片的唱针来回振动而不是爱迪生的上下振动，也开始使用了，并极大地提高了逼真度。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78转/分的唱片完全取代了金属柱，每一面可以播放四分半钟的音乐。
就在这个时候，李·迪·福斯特也发明了电子放大器。20世纪20年代，电子技术开始取代声学录音和声重放。1948年，长时间唱片使得它可以播放30分钟的不间断音乐，1958年，立体声系统也引入进来。使用爱迪生原初的上下运动和后来的横向运动，立体声可以在同一个凹槽上记录两个声道。重放的音乐开始第一次听起来相当像是现场音乐。
但是，立体声是爱迪生开创性的思想走向商业成功的最后一项改进。20年后，美国无线电公司将这项技术向前更推进了一步，却陷入了灾难之中。今天，数字技术已取代了爱迪生式的录音技术，而且，DVD比录音带具有更多的优势，占有了市场，这是Selecta Vision未曾发现的市场。唱片已成为历史，但是，正是因为爱迪生，一个世纪的声音和音乐也可以永远地与我们相伴在一起。
Selecta Vision将一项技术推向了极致，而就在此时，另一项更好的技术已开始取代这项技术了。这种事情并不是第一次发生。实际上，快速帆船就做了同样的事，得到的是相似的经济结果，但情感结果却相当不同。
第九部分：“上帝造了什么”科技的失败（2）
在15世纪后期，装备完整的船只出现了。在以后3个世纪里，对它的改进很慢，而且，它还成了传播欧洲文明和武力惟一的最大工具。到19世纪的第二个10年时，标准商业航船的船首直立、底部很宽，以使其货物装载量最大，长宽比大约仅为3∶1。这种特征无助于速度。
但是，有些船—1812年时的私掠船，还有最近的非法的贩奴船—却需要速度而不是货物空间。美国海军技工就开始将他们的专业从艺术性转向了科学性，开始制造这种船只。“Prince de Neufcbatel”号，是法国支持而美国制造的私掠船，相当的灵活，以至于在英国人费了很大力气而最终捉到它时，他们甚至将它的尺寸测量了下来，并将这些数据送到海军部，以便以后进行参考。
大约就在这时候，一种称为巴尔的摩快速帆船的运输工具出现了，它因为造型优美和速度而著名。但是，巴尔的摩快速帆船船体较小而且常常像上桅帆的纵帆船一样装备，所以也不是快速帆船。而且，它不因为船首而是因为船体—它有高耸的尖船首，船尾的吃水也比较深—才使得巴尔的摩快速帆船速度如此之快。人们采用巴尔的摩快速帆船的船体设计来制造装备完整的三桅船，只是个时间问题。
这种船才是航海史历史学家们所讨论的第一个真正的快速帆船。卡尔·C·卡特勒，他的《海上灰狗长途汽车》，出版于1930年，至今还是关于快速帆船的权威书，书名来自于“彩虹”号，这艘船建于1843年的中美贸易时期。
因为到东方的路途遥远，而且还要按季风来安排航行日程，所以，速度对于这个行程就至关重要。另外，每一年，在纽约和伦敦茶商之间，第一批新茶的运输竞争相当激烈。早期的快速帆船非常适合运输这种高价值的货物。
实际上，从经济上讲，快速帆船不能运输价值不高的货物，因为，它们高速行驶的代价就是货舱空间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因为快速帆船之间对速度的竞赛提高了，它们的船体就越来越极端，它们的船首与船尾越来越窄。一个真正的快速帆船，相对同样长度的普通船只来说，只有55％的船舱空间可以利用。
因为快速帆船的吃水很深，所以，它们很“僵硬”，而且，所携带的帆布也比同样大小的船只要多得多。“闪电”号—大概是因为它是最快的船只之一而得名—总共可以携带1。17万平方英尺的帆篷，有2英亩之多。这么多的帆篷面积，需要更多的船员，而且，还进一步地减少了可能的获利。
然而，快速帆船的速度只能由船长来决定。而且，那时的快速帆船船长与今天的体育明星一样有名，他们在速度上竞争相互激励，要让他们脚下的这艘巨船的最后一点速度都发挥出来。即使在航船日志里的那些简洁的用语里，我们也能感受到这种情绪。在1854年3月1日，“闪电”号的船长写道：“风向南，大风……每小时18~18。5节，下风……24小时行程为436海里。”没有一条航船可以在一天里航行得更远；只有在30年后，汽船才达到这一速度。
如果与中国的贸易一直是快速帆船的惟一目的，那么，它们将只是航运史上的一小部分。但是，加州淘金潮改变了一切。突然之间，好几千人要求不计成本地尽可能快地到黄金所在地去，而商人们也不顾一切地要将商品运到那1个美元1个鸡蛋和40美元1夸脱威士忌的市场上去。
人们制造更大更快的快速帆船以满足这一突发性的需求。“飞云”号航行在纽约—旧金山之间，绕过合恩，使这段航程只有8~9天，这一记录在帆船时代从未被打破过，除了它自己有一次达到了。“大共和”号，船重4 555吨，是历史上最重的木船，比同时代的很多汽船都要快得多。
但是，这种情况并未持续下去。随着淘金潮的消退，蒸汽技术迅速地提高，快速帆船就越来越不经济了。1853年，美国的船厂有120只快速帆船下水。两年后，只有42只快速帆船下水。1895年，美国所制造的最后3只快速帆船下水。直到20世纪之初，为货运所设计的航船，不再考虑速度，还继续从事着大量的海上运输，但是，快速帆船的短暂历史已经结束了。
因为被推向极致，爱迪生的录音技术，造成了被人们迅速忘却的商业失败产品，它就叫Selecta Vision。而装备完整的帆船，当被推向极致时，也是生产了一队不经济“天鹅”。除非在特殊的情况下，否则，快速帆船不能盈利，因此，它在市场上停留的时间比Selecta Vision长不了多少。但是，它们还静静地留在美国民众的记忆里，因为，它们曾经是也一直是人类劈风斩浪时代的最优美的、最浪漫的产物。
第九部分：“上帝造了什么”一个垄断者的死亡（1）
MCI打破了AT&T在美国和加拿大的长途电话垄断，在1996年以220亿美元的价格被出售了。这对于30年前还负债3。5万美元的公司来说，并不是很坏。这可能是现代资本主义历史上的创造性破坏的最好例子。
约瑟夫·熊彼特，是研究资本主义的大哲学家，创造了“创造性破坏”这个名词。他指出：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当新的技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