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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暖的气息，他想，这不就是那股最能为童年的他带来安全感的气息吗？然而现在，他连细细品味这一切的心思都没有，他急吼吼地将物件一一翻腾出来，直捣箱底，然后再一件件地塞回去。但他没能找到他所要的东西。他在周围的杂物堆里再翻腾多了一阵，结果仍然是一样。
假如说这次的他的寻找，还有什么意外收获可言的话，那是他发现了一本他自己的散文作品集，竟然与一厚叠弃书和过期的刊物堆在了一起。这是他最满意的作品集子之一，前几年由北京的一家出版社出版。集子里收集都是那些年间他在全国各报刊上发表的性灵散文，雅典飘逸又不失深刻和人情味。封面是一幅欧罗巴的田园景色，有清流和野花，远山的轮廓朦朦胧胧。这是一幅他亲自选定的油画作品，他将它想像成是贝多芬第六交响曲的画面意境的体现。
它怎么会在这儿的呢？他打开了书的扉页，上面有他亲笔的题字。他写道：秀秀……之后就没什么了。他只是用他拙劣的画技画了两颗心，一颗大，代表他自己；一颗小，代表女儿；两颗心互相紧贴着，一半是重叠的。下面有一行小字：永远深爱你的爸。
他记起来了，那天，他收到了第一批样书，心情特别兴奋，特别希望能向谁表示点什么。他想到了女儿。而那年，秀秀还在念小学，她还读不太懂书里的内容。送书，应该说，只是他作为一个父亲的单方面的心情行为。他把书合上了，他已经有几分明白了书为什么会丢弃在这里的原故了。
他顶着一头的蛛网和一身一手的尘土从弃物堆里站起身来。他拍打着双手，动作缓慢得有点夸张。他从那条后走道里退出来；熄灯，再拖着脚步回书房去，手里卷握着那册散文集子。只是在此刻，他脑屏幕上的那件毛衣的模样反而愈显愈清晰起来了——它从没像现在那么清晰过：包括它的色泽、式样、长短、质感，甚至某个部位上的放大了的细节。他不知道，这仍然是他的一种想像呢，还是他的记忆功能在关键一刻的回光返照？反正，他现在已经能肯定：那件毛衣确实在他的生命中存在过。
但，它又会在哪里呢？
都整整三十年了
都整整三十年了，但路又是怎么一步一只脚印地走过来的呢？
他说：这是真的吗？在这黄昏的光线中，他的那对乌黑乌黑的眸子深邃悠远的像是条没有尽端的巷弄。她使劲地点了点头。他一把拥抱住了她：“谢谢你，亲爱的，谢谢你！……”他的声音遥远含糊朦胧得像是梦呓。
其实，岂止兆正与湛玉的爱，这世界上的很多事都有些糊涂账的感觉。
麦当劳餐厅里灯光明亮，环围音响系统正在播放著名黑人歌手米高·积逊唱的一首流行歌。他孔武有力地“嘿呀！嗬呀！嗬嗬呀！”哼唤着，直到他的伴唱队也都加入进来为止。有一股食物的香味飘浮在空中，这是一种介乎于奶酷与谷物间的暖暖融融的气息，让人闻着感到舒适、安逸，还会产生出一些童话式的联想来。
湛玉的目光还在向着环形落地窗外注视，窗外的街上已渐渐变得夜色浓重起来。黑夜的背景衬托在一大扇明亮玻璃橱窗上，遂让它变成了一块巨大的、具有透视感的镜面。这是一幅荒诞画面：一会儿，一辆越街而过的桑塔那轿车似乎正对着快餐店的柜面直冲过来；又一会儿一位端着餐盘去座位上就坐的顾客似乎正从外街上的一对拥吻中的情侣之间飘然而过。十多二十年前，当偶有一两套西方电影登陆中国，见到影片里类似的场景，不禁教人联想多多，但不知从何时开始，上海街头的这种景象也都比比皆是了。
这种景象于湛玉更有多一番意味：这是一幅真实与虚幻的合成图像，恰好是她此一刻心情的形象化了的表述。
后来，她将目光从窗外收了回来，又让它完全回到了麦当劳餐厅的明亮的现实里。米高·积逊的歌唱完了，换了另一首。是一个台湾女歌手唱的歌，嗲声嗲气，让她听了心烦。
餐厅里，人进人出。如今的上海人个个都穿戴整齐，赶上时尚。青年人更是哈哈地大声说笑着，夹杂着一些让他们那一代人听来已有些感到陌生和别扭的语汇。他们从湛玉的身边不停地流动而过，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笑，似乎这人间从没存在有烦恼这回事儿——但，是这样吗？她端起纸杯来喝了一大口：牛奶已经开始凉了。
她向对面桌的秀秀望去，她发现秀秀餐盘中的食物已所剩无几了。几张揉皱了食品包纸和一只空了的薯片硬壳袋躺在那儿。但秀秀还是握着一大杯的冰可乐在那儿慢慢地啜吸。她很想与秀秀再说点什么，但却又想不出说什么。事实上，她想与人交谈的欲望一半是醒着的，一半仍在沉睡。
她留意到秀秀在留意邻桌的两个女孩。她们与秀秀年龄相仿，中学生模样，书包搁一边，各人面前摊一册课本，像是在温习功课。她们也都手中各握一杯可乐，还不时地东望望西瞧瞧，再交头接耳一番，接着又掩住嘴，你望望我我望望你，“咯咯咯”地痴笑个不停——谁知道她们在笑什么。
湛玉想起了这个年龄的自己来。
再过去，一家三口，一对夫妇，一个和秀秀差不多年纪的女儿。看上去，女儿与父亲似乎更亲热些，她把头靠在父亲宽厚的肩膀上，父亲用手掌一遍遍地抚摸着她乌黑光滑如丝帛一般的秀发。但父亲的眼睛却是望着女孩的母亲的。而夫妻俩互望的眼神中又透着一种温柔，欣慰和满足交织。他们还在说些什么，湛玉想应该都是些夸赞他们女儿的言辞吧！这是个夫妻间永不言厌的话题。
一个穿橙色条形制服，头戴一顶白绒帽的餐厅侍应生正在拖地板。他一边拖，一边在每张座位跟前站停一会儿，耐心地等待着顾客把腿移开了，再小心翼翼地将拖把伸进座位底下去。他将餐厅的塑砖地板拖得一尘不沾，光洁亮丽。
湛玉定了定神，她想：不错，这就是今天。但它又是怎么从昨天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来的呢？有时，她常会有这种虚无得不着边际的梦境感。
从他们的少年到中年，以历史的眼光来丈量，弹指一挥间。几十年，不能算回什么事，在中国历朝历代的漫漫岁月里，别说几十年，有时几百年，也就是那同一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存模式，一晃几代人，平静平淡平常如逝水。但偏偏，这是一截非常的历史隙缝，并恰好给他们那一代人锲卡了进去，让经历了这么一个时代的每一个人都有一种类似生活在梦境里的奇特的感受：有时候觉得昨天像梦，今天是现实；而有时，这种感觉正好颠倒了过来，觉得昨天才是现实，今天的一切倒像是梦了。
日子这么一天天过来了，又过去，人便在那条梦与现实生活的边境线上跨进后又跨出，疑幻疑真，感觉错位。然而对于湛玉来说，这种感觉的愈来愈强烈，愈来愈触动她，那是在89年之后的事了。先是北京的学潮，继而远在欧洲的柏林围墙就在一夜之间被千百只愤怒的铁锤给砸倒了。她是在事后很久才在电视荧光屏上见到这幅惊心动魄场面的重播的。当时就有人说了，这不象征着我们这整整一代人从少、青年时代就建立起来人生价值观念的彻底崩溃吗？她当时并没太在意这种说法，甚至还有点暗暗的幸灾乐祸式的兴奋。她想，什么价值体系不体系的，那些东西我从小便没有相信过，认同过；如今倒了，倒了大家都自由了，倒了不更好？
湛玉这么想，因为她曾经是它的受害者；但她（就像她很多的同时代的人一样），同样也是它的得益者——这点，当时的她并没有立即能察觉到。这种情形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十分普遍，它的前半段故事已经讲完，句号之后，它的后半段情景通常要在今后的多少年之中才逐渐逐渐地显影出来。那时的她的家已搬到了现在他们居住的那套复兴路段的公寓里来了，同楼住着的全是些市里文艺界有头有面的人物。无论是地段、外形、面积、设施，这幢楼都不是他们以前住的那一幢可以用来作比较的。但怪得很，她住在里面，却一点也不觉得舒坦。
这种感觉是当搬场公司的那辆六顿位的卡车停在他们以前住的老工房的门廊前，看着搬运工人将大橱、餐桌、双人床一件件地搬上车去的时候突然产生的。她觉得她作为一个女人一生之中最温馨最甜蜜的岁月可能就从此留在了那套已搬空了一切的二室一厅的单元里了。
车都快要开了，她忽然叫人家等等她。她三步并作两步地从老工房的那条粗糙的水泥楼梯上一路奔上去，回到了那套空荡荡的旧宅里。她从这间房走到那间房，辨认着昔日在墙上留下的熟悉的记印，想想再也没有什么可以随身带走了，带不走记忆，带不走感觉，不觉就有两行泪水掉了下来。她在房内发呆发愣发傻，直到楼下都响起了催促的喇叭声，她才掩了门，慢吞吞地走下楼去，动作机械得像个梦游者。
她就是怀着这种感觉搬去新居的。朋友们都来庆贺他们的乔迁之喜，同时也庆贺兆正的事业更上了一层楼。但她却闷闷不乐，一脸倦容。别人都以为她操办搬家事操办得太辛苦了，她也索性来个顺水推舟，就以这个借口将别人搪塞了过去。
但实际上的情形是：住在这高尚地段的这幢高尚的大楼里，又与这么多著名的人物为邻，她却除了压抑之外从没有过高人一等的感觉。平时在大堂间楼梯上走廊里遇见邻居家的谁，虽说不上刻意回避（她从没回避人的习惯），但她也从不会去采取主动打招呼的姿态。人们望着她，这么漂亮的一个女人，是谁家的谁呀？湛玉太熟悉人们的，尤其是男人们的，脸上的那种表情了，但她却找不到有任何喜悦的心情成分。她只想若无其事地走过去就算了；矜持，从心理到表情，她都感到一种无法升温的冷漠。谁的谁？她不就是他的妻子吗？而他，已是个圈内人人皆知的名作家了。这是任何目前还不知道她是谁的人稍一打听便可以了解到的事。但湛玉并不喜欢这么个身份，一个始终纠缠着她，令她徒生烦恼的思想是：我自己是谁？谁才是我自己？为什么他不能是我的谁？而一定要我才是他的谁呢？
她怀念那段他俩新婚后不久，居住在位于黄浦静安交界处的那套老式工房二室户里的日子。就是那套后来他们又从那儿搬走，再搬到复兴路这边来住的老工房。至少，那套独门独户的老工房是他俩第一次真正拥有的属于自己的温馨的巢窝——人在什么也没有的时候，一旦获得了些什么之时的欢欣感和幸福感是最珍贵也是最难忘的。
那是八十年代之初的事了，那晚，湛玉从她的工作单位回家去，一路上心情欢乐得像只随时都会起飞的小鸟。她将平日里带饭的塑料饭盒洗干净了，顺路装了几样熟菜，又买了一包兆正平时最爱吃的椒盐花生米和两罐易拉罐的力波啤酒。她用钥匙轻轻开了家门，见兆正正背朝着门，全情沉浸在了工作中。她记得这是个盛夏的傍晚，家里所有的窗户都打开着，弄堂里的和街上的纳凉人的嘻闹声和卖瓜人的叫卖声不断地传进屋里来。她从背后望着他，见他坐在一张藤圈椅中，藤圈椅搁在一张小方书桌前，而藤圈椅小书桌以及他自己都挤身在几米见方的用一座一人高的立式杂木书柜所间隔出来的一块相对独立的领地上。有一盏十五瓦的日光台灯打开着，白色的灯光笼罩着兆正的那颗正专心一致伏案创作的头颅。他穿一件汗背心和一条短裤叉，脚上拖一对交叉带的海绵拖鞋。几尺之外，一座十二寸的华生牌摇头扇临时搁放在一把折叠式的餐椅上，摇头扇转动着，风力掠过，从后面把他汗背心的宽大背带吹得一飘一飘的；还有他的那片密密黑黑的腿毛，也在台灯惨白色的余光之中颤颤悠悠。
她轻轻地掩上了门，将饭桌上的他中午吃完饭还没来得及清理的筷碗酱碟都朝一边挪了挪，然后再将自己带回家来的食品罐酒摆放了上去。她蹑手蹑脚地来到他背后，站定，看着他如何飞快地往方格稿中填入文字，填入自己的思想。完了，他搁下笔，长长地吁出一口气来。他拿起桌角上放着的一只保温式的凉茶杯来喝了一口，然后放下。突然，他意识到了什么，转过脸来，见到了正站在他背后的，全身的大部分都隐藏在了幽暗之中的她。
湛玉想，她当时的脸部表情一定是满含着一种笑了，一种兴奋的神秘的笑。兆正第一时间就猜到了，他说：这是真的吗？在这黄昏的光线中，他的那对乌黑乌黑的眸子深邃悠远得就像是一条没有尽端的巷弄。她使劲地点了点头。他一把拥抱住了她，他在她的耳边热切而深情地反复说道：“谢谢你，亲爱的，谢谢你！……”他的声音遥远含糊朦胧得有点像是一种梦呓。
一个月之后，他们便搬到那套二室户的工房里去住了。
又过了半年，他们有了女儿秀秀了。秀秀生下来之后，他们又请了一个安徽小保姆——就是现在仍跟着他们的这一个——专职洗炊打扫和领孩子。他们让保姆与孩子睡一间，他俩睡一间，于是，他俩便有了属于他们两人世界里的更多的时间与空间。而且，现在客饭厅是客饭厅，厕所厨房是厕所厨房；他们又将主卧室的室内露台用铝合金材料封闭起来，变成了一间与睡房能直接相通的阳光书房。白天，湛玉上班去，兆正则在阳光与书堆间从事他那份名成利就的职业；傍晚，湛玉回家来，常见到的一幅人生景像是：兆正站在老工房的公用的门廊口前等她。周围邻家的孩子和主妇们跑进跑出叽叽喳喳，但他却笑盈盈的，一动也不动地望着她远远向他走来的姿态，不发一言。每逢这种当儿，她便知道，这是他一天创作进程顺利时。他们便索性不回家吃晚饭了，就近找家干净一点的个体小饭馆，坐下来，叫一札生啤，一碟炒鳝糊和两碗宽汤肉丝面什么的，吃得热乎乎晕陀陀的再回家去。他们很默契地，甚至可以说是合谋了地，将女儿和保姆提早轰回自己的房中去，熄灯、就寝。他俩有他俩自己的亲热方式，她老喜欢先去香喷喷地洗个热水澡，然后，换上件宽大腰带的浴袍，完了，再与他一块儿坐到客厅电视机的矮柜前的那张三人长沙发上去。那些年，他俩做爱的频率一般一星期都有好多回，而且还需要一段相对从容的时间以及一个从客厅到睡房的宽畅的活动空间的。对于性生活，她有她的习惯。她的习惯是：要她来主导全过程，操控全过程之中气氛的上落和涨退，而不是对方。而他，偏偏又是个甘愿永久充当配角之人——其实，那种情形，从他自背后偷偷瞅她的少年时代已经开始。
对于这段时期他们生活之中的一切细节，湛玉都觉得很满足也很受用。其中的一条主因是：这能为她找到一种感觉；因为就感觉而言，而且从逻辑上来说也一样：这一切都是由她为他和为这个家所带来的。她很喜欢这种感觉，也很享受这种感觉；她觉得兆正的成功之中毫无疑问地有她的一份子，她绝对有权来享受他的一切人生荣誉。况且，那种荣誉在当时来说，并也不显得比她自己的更光彩夺目多少。他俩相辅相成，在他们自幼就向往无限的文学天空中很有点比翼双飞的味道。
当然，旧居生活令她怀念的原因还不限于此。
那段日子，也正是湛玉自己在人生事业上平步青云的日子。从报社调去出版系统后不久，她的能力与才智便开始受到领导的重视。这还不说，最令她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偏偏以前从来就让她在学校和社会上最矮人三分的家庭出身不知从何时开始忽然变得愈来愈吃香起来了。再没有“剥削阶级”一说了，现在在民间悄悄流行起来的意识反倒成了“剥削有功，创造繁荣”了。人们说，以前三四十年代的上海为什么那么繁荣那么富裕那么国际大都市化？后来到了五、六十年代，上海为什么又愈来愈变得清贫起来、闭塞起来固步自封起来？那还不是因为消灭了所谓“剥削阶级”的缘故？
这些话，她都听得很是入耳。
再渐渐地，甚至那些从来就最强调阶级立场与观念的党团干部们也都开始转向了。一般说来，他们对形势嗅觉的敏锐度总要比常人们高出若干百分比，他们是政治学科上相对成熟的一族。他们的集体转向是颇能体现出一种社会风向的改变的。如今，他们采用的手法通常是：先着手模糊自己以前曾无数次填入出身栏目中的三代劳动阶级的成份，说，他们其实在祖辈谱族上的某代的某个人也曾创业，也曾是个开过一爿半爿店铺的小业主，又说某某的某某不一早去了香港去了台湾去了美国？只是年久疏于联系（当然那些年的形势也不容你去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