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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业主，又说某某的某某不一早去了香港去了台湾去了美国？只是年久疏于联系（当然那些年的形势也不容你去联系），后来改革开放了，人家寻根寻了回来，大家这才抱头相认，泪眼对笑眼地认了这门亲戚，云云。如此说法，当然叫人真伪莫辨。而且说多了，听者麻木，信者也变得愈来愈稀少了，倒是湛玉，不用说，才是个大家一致公认的真货。这令到领导和同事们对她都刮目相看，更加眼露敬慕之色了，说，大人家出来的大家闺秀毕竟是大人家出来的大家闺秀，大人家出来的大家闺秀就是与众不同，如此这般。
这些话，她听来就更加入耳了。
这样的人材，理应才尽其用。于是，她在出版社里的被重用就有点显得合情合理也颇合众望所归了。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人事障碍，她从编务人员，助编，编辑，副编审一路升迁上去，最后终于停留在了编辑部主任这个行政职务上朝前不动了。但她已很满足了，她连大学都没上过，而如今社里头的硕士生也有好几个。再说，这个不大不小的职衔，在一家出版
社来说，也算是个相当有实权的中层干部了，外面的世界她见不着，也用不着她去想象和操心，反正在本单位里，凡人见着她，笑脸与哈腰一类的姿态还是少不可免的。
这种形势至少在1989年之前一直是如此的。然后便到了89年，中国逼近了她那二十世纪的最后一个十年。
晚春的某一天，湛玉一早上班来到编辑部。她见到编辑部里人人都显得很兴奋，大伙儿围成堆，谈论着什么。连长病号也都赶来单位了；还有那些个平时在办公室里存在了等于不存在的木讷之人，现在也都站立在人圈的外一层，结结巴巴的，想插嘴，但又插不上嘴，急得脸都憋红了。湛玉感到好笑，她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了下来。
这些天来，谁都没有心思上什么班了。社会上的形势已经开始变得风起云涌，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这股飓风的成形处是在北京，准确来说，应该是北京城里的那一片广场上。广场上有一座纪念碑，开始的时候，纪念碑的四周堆满了花圈，有人在碑座前发表演说，有人写诗和朗诵诗。人群激愤了起来，于是，旋风的中心气压便一点一点地形成了。后来，飓风从广场刮上街去，刮遍了整座北京城，再从北京吹向全国吹来了上海。
湛玉从中感受到了文革初始，各校停课，各厂停工闹革命时的那股子猛劲。那是1966年初夏的事，她才十七岁。就像这回一个样，当时，每个人的心中扑腾着一种莫名状的兴奋，都以为改写历史就从这一刻开始。但后来，证明酿成的是一个空前的长达十年的历史悲剧。
这一次的结果会不会也一样呢？她相信不会：因为，时代毕竟不同了。
当然，从十五年后的今天回首，一切已清楚不过。然而在当时，就谁也弄不清究竟是怎么回事。整个社会就像是一条被斩断了缆绳的大船，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的溜溜地打转。各单位在看市里，市里看中央，中央在看谁？没人知道。
湛玉整理着自己桌面上的文件和稿件，显得有些心不在焉的样子。她见到有几位同事正向她的桌旁靠拢过来，他们站到了她的办公桌前。下午，社里要召开全体员工大会，会后，再一齐上街去游行。他们要求湛玉也能代表编辑部在会上表个态，说几句。湛玉不语，但决心已经悄悄下定。
其实，在这之前，代表了人民先进思潮与社会超前意识的文人们早已在蠢蠢欲动了。他们在暗地里振臂激昂，在台底下磨拳擦掌已有好多年了。他们踏上红地毯，登上世纪讲台，他们呼吁说，先有了物质文明才会有精神文明，历史的脚步不等人哪，而只有纳入了国际大潮流的民族才会有自己真正的生存空间！这类话都说得很有感染力很有鼓动力，这类话换来了千千万万民众的欢呼。
湛玉毫无疑问地认同和赞美这些观点。而她的自我感受却有点是跨于两者之间的：她当然是属于那千千万万欢呼人群中的一个；但她似乎也属于那一批批登上台去慷慨激昂中的某一个。她平时一般都很冷静、含蓄，也颇有克制力，但在那会儿，她真有点激动了。那天下午的员工大会，她一反常态地上台去，作了一篇措辞相当激烈的发言。她说，这是我们这代人不可逃避的历史责任——难道不是吗？它落在我们的身上，就像七十年前的五四时代它落在了我们的父辈身上一样。我们的父辈摧毁的是一个腐朽不堪了的封建体制，那要等待我们去摧毁的又是什么呢？她没说穿什么，她只是提出了一连串的反问句，她认为这样的提法会更有力。
她的发言博得了全体与会者的热烈掌声。她从讲台上走下来，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她的双颊因激动而变得嫣红剔透，显得比平时更加光彩夺目。她的自我感觉好极了，她觉得，只有在此一刻，她才真正走进了一个属于她自己的生命角色中。
但事情并不像湛玉，也不像许多人预料的那样发展。不久的后来，便爆发了大规模的北京学潮和政府平息学潮的种种举措。再后来，出版社里就有人提出也要同她来个秋后算账。而提出秋后算账者正是当时对她的发言报以最热烈掌声的人。但毕竟，群众的大多数还是讲道理的，而经过了文革洗礼后的领导也是有理智和理性的。他们都出面保她，说她也只不过是受了点社会上某种思潮的影响罢了，根子不在于她本人。再说，那次的发言，她也没说什么呀；她一贯积极上进，工作认真负责，品行又端正，她爱国爱党之情不容怀疑。如此这般，这才让她的事情不了了之过了关。
其实，湛玉自己倒并不太在乎这些事的，她的性格中素来就有一种敢做敢当的成分。只是在“敢做”之先，她一般都会有一种深思熟虑的习惯。而一旦做了，也就做了，她不会推更不会赖。那一个时期，不知怎么地，她的思想空前活跃，情感也特别躁动，有一种像是沸腾着的岩浆在地壳之下涌动，时刻准备攻其薄弱环节喷柱而出的强烈的豁出欲。她本来就喜爱看那一类书，现在，她更是去资料室找来了几乎所有的十八、十九世纪的世界经典名著，没读的读，读过的再读多一遍。这都是些写实主义大师们的巨著力作，作品气氛浓烈，场景
庞大而逼真，人物更是一个个地被大师们雕凿得入微肌里，呼之欲出。她完全沉湎到了这些小说的情节与氛围之中去了。其中尤以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文艺沙龙，那一片片星罗棋布地存在于那个腥风血雨时代中的艺术与人性的绿洲最叫她醉心。小说往往是以一家或几家沙龙的聚会活动为主轴背景来作辐射式的情节开展的。而那个时代，这类沙龙的主持人往往又是一、二位贵夫人，高贵、美丽、富有，同时又精于学识艺术音乐哲学，拥有迷人的社交手腕；所有的大作家大画家大艺术家以及革命者都不约而同地来此聚会，他们围着她（们）团团转，一个个地与她（们）发展各种不同形态的暧昧的情爱关系。湛玉向往这种生活，她几乎都将自己幻想成了其中的一名女主角了。
但这段历史和这幅历史场面并没有在廿世纪末的中国社会重演。90年过后，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价值观时代。
那种一日千里的经济形势和排山倒海的市场阵容反而令湛玉有些感觉不适应起来。同时感觉不适应的还有那些昔日曾经登台呼吁物质文明时代赶快来临的文人们。他们先是困惑，次是怀疑，再是有点不知所措，最后，竟然都愤愤然得都带点儿对抗情绪了。情势是这样演变过来的：物质先开始“文明”了不久之后，便很快全线泛滥了起来。天底下的事情，尤其是中国的事情，不做则已，一做往往过火，这回也差不多。作家文人们的社会身价开始贬值，形象淡出，影响力也随之而降低了。这是因为社会自有她愈变愈强烈了的兴奋灶，那便是钱。它压抑了人们对其他一切的兴趣。别的道理暂且不说（其实也无法说清），千不该万不该，最不该的是：社会居然也漠视起了他们这一批精神贵族的存在，要知道，中国历朝历代走过来，无论当政者换谁，他们从来便是某种社会特权的当然享用人啊。但没用，从西方全盘借鉴过来的实用主义的价值观绝对蔑视这一套。传统？传统算什么？尤其是中国特色的传统。不是说，我们正是在这种传统的腐朽气息的薰陶下足足滞步缓进了几千年么？不是说如今国门打开，我们都要迎接国际大潮流的神圣洗礼么？所谓“国际大潮流”，其组成的主流文化便是西方传统和全套西方的价值观，懂吗？！文人们哑了口，好龙的叶公们如今谈起龙来，也都显得有点色变兮兮了。
恰巧，兆正和湛玉的搬家也赶在了这一个时期的前后。
于是，她搬来新居生活后的压抑的心情便显得有点儿有迹可寻了。但严格说来，它的成因应该是双向的：不单是那些名人住客对她造成了某种心理压力，反过来说，她也没从心底里去瞧得起过那些名人。她太了解他们了，尽管囊中羞涩，但还得一个比一个装得更阔绰更豪气更显赫更见惯大场面和更脱俗离世当然也就更不能与常人一般见识。他们暗中窥视的当然还是钱，但当人面却总是扮得十分洒脱，表示说，钱这东西算个啥？我等从来就没将它放在心上过。他们生活得其实也很累；他们最理想的赚钱模式是：既能保住面子（在他们的圈子里，名声的面子很重要）又能赚到“夹里”（在他们的圈子里，钱的“夹里”也一样重要）；不花什么大力气，便能将自己名声的软件于对方的不知觉中将他们钱财的硬件给诱引了回来。湛玉看得真切，想得明白，她在心里直发冷笑：瞧你们折腾的，这年头，我看，难！她从来就是个傲气过人的女人，这会儿她看不起她的这班芳邻就如当年在学校里，她从没看得起过那些从穷街上出来的，却自以为自己有着红透三代人的家庭背景的狗屁同学一样。她一直有她很强大的直觉，而她，又是个毫无疑问地跟着直觉走的女人。她的直觉是：眼下，能令她心仪的男人至今还没出现，反正这人绝不会是类似于这幢大楼住客中的某一个，当然，也包括了兆正在内。
与此同时，她也开始敏感到出版社，其实何止是出版社，而是整个文化系统里的某种不寻常气氛的渐渐成形。此处彼处，这里那里，人们似乎都在背地里悄悄地酝酿着一种巨大而又根本的生存形态上的改变。如今清雅清淡清高换不了饭吃，怎么办？社长总编压力最大。他们找湛玉来商量，说，你父亲以前开过厂做过大生意，你也一定会在这方面有特殊的天份和头脑。接着，又召开全社中层干部会议，压下各种创利创收的指标和任务。所谓领导，都是这样的：上面压下来，夹在中间的他们便将指标加了码分流分压到下边去。完了，待到收割的季节到来时，除了能收获到向上交差的那一份之外，自己这儿还能留多一份额外的，以备不时之需。湛玉觉得大家都有点不务正业的味道了，但什么才是“正业”？领导解释说（领导的领导也是如此解释给他们听的）：只要能赚到钱而又不犯政策错误的，就算是正业。她当然不很同意这种提法，乍一听，甚至都有点儿起反感了，但她却也说不清楚个中的道道来，再说，这么多年来，服从领导也服从惯了，从来就是党（领导代表党）指向哪里，我们就奔向哪里（她记得在她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在街上见到过有类似的一幅宣传画），体制决定了，他们那些当下属的人不需要，也不必要，更不应该去多想点什么；思考是人类的一种功能，长期不用，也就退化了，而退化了也就安份了。现在，领导又指明了方向，不朝前奔，行吗？
不过有一点，她是愈来愈深刻地意识到了：如今只有钱，这一样东西才具备了能压倒一切的气势、气概和气魄，因而也只有钱才拥有了真正的发言权。
说是这样说，但对于赚钱，其实，湛玉也与别人一样的一窍不通——她觉得，家庭的遗传特质到她那一代或者已经退化？但她还是搜肠刮肚硬着头皮向领导提出了一些所谓的“创收”的方案和计划。比如说，卖书号出书，又比如说，向上头申请一个刊号，办一份畅销型的
软性类生活杂志；再比如说，与港商合资搞一家彩印厂承接社内行内甚至社会上的各种印刷业务等等。甚至于，有一些建议都几乎要豁出文化的圈外去了（你不是要我们大胆设想吗？——她笑眯眯地向听取她汇报工作的领导作出如此解释），诸如开一家书店，再兼经营几张咖啡台座，让客人们可以边喝咖啡边聊天边拣书来阅读；或索性就开一家以文化特色为招徕的饭店，来个一不做二不休，索性下海去大干它一场，等等之类，乱七八糟一大堆。
领导当然不会全部采纳，领导毕竟是领导，领导有领导的地位、权威，也有领导的艺术和胸有成竹。再说，除了湛玉，别人也有交上来的一大堆方案。然而，就其中一、二，经过上上下下的反复研究和探讨，还是有了些共识的。于是，便准备一试。但不试不要紧，一试便知道了深浅。凡纸上谈兵的方案，一经实施下来，十之有八、九都是以失败还以招惹一大堆麻烦事而告终的。还有一、二也最多是打成平手，不来不去，做了等于不做。看来，生意经这东西不好搞，钱没那么容易给你赚到手哪！湛玉想念起了自己的早已去世了的父亲，心里有些怅然更有些难过。她突然明白到：原来，她是那么地爱着父亲的；童年时代，少女时代的她只是将这种情感压抑着，没曾，也没敢充分表达出来。但等到她希望表达时，却已没有了机会。她觉得自己有一种说不清楚的前所未有的失落感，在这个辨不清东西南北价值观的浑沌时代，人老像是吊在半空中的一件悬物，任凭空谷来风，将你吹向这边又吹向那边。
但有一样东西是绝对信实的：那便是钱。钱是一根绳索，不攀紧它，谁都会跌入一个无底的深渊中去，万劫不复。
从表面上来讲，她开始对一切能赚到钱之人，尤其是那些能不露声色举重若轻赚到钱之人——比如说自己的父亲，还比如说谁，连她自己也说不上——产生出了一种别开生面的认识和由衷的崇敬之情；但就内里而言，她感觉到的是一种焦虑和渴望的煎熬：焦虑她会永久地失去点什么以及渴望能拥有和被拥有。她朦朦胧胧地意识到这可能是她的某个童年情结的延伸与形变。
让时光再一次倒流
让时光再一次倒流。1968年，1968年的一个清澄的夏夜。
谢的故事的后文，那倒是几十年后我再从湛玉那里听说的。后文的场景变成了刑场。他，她，她以及我。于是，便徐徐地织网出一只可以互相贯通的人生故事来，而当一个局外人的谢姓的他突然失足，跌进深渊，他绝望了的惊呼从三十年前的谷底传上来，至今让人听了毛骨悚然。
让时光再一次地倒流回三十五年前。1968年，1968年的一个清澄的夏夜。
亮晶晶的星斗在墨蓝色的天幕上静静眨着眼的时候，整座城市都辗转反侧在一个巨大梦魇的压迫中。街上，已空无一人了，打粗红杆的，姓名倒贴了的大字标语沿着灰褐色的工厂围墙一路张贴过去；也有直接蘸着黑色或鲜红的涂料挥写在墙上的，“紧跟”还是“打击”一类的标语，即使在这静夜里也有一种呐喊的知觉。
我不敢行走在空旷的大街上，尽量拐弄抹巷。假装成一个忙碌了一整天的“革命小将”正急急赶回家去睡一宿的模样。但我却从未在任何一个门牌号码前驻足过，事实上，我是有家归不得。我是在黄昏时分离家出走的，那时，家刚被抄，抄家队伍还没有离开，我就从后门溜了出来，在街头一直踯躅到现在。不，我绝不能回去，我知道，一定会有人在家中等着我的。他们要抓我去隔离——隔离审查是那个时代的那个国家常见的群众专政的手段之一。
这是我一生之中最长的一夜。清澄的盛夏之夜，有流星曳着长尾巴从天空上飞过，掉到弄堂砖墙的那一边去了。从弄堂窄窄的甬道望出去，不时能见到头戴藤条帽手持长矛的文攻武卫队员走过的身影，二更天的月光在他们的金属矛尖上闪着冷辉。那时代，上海人早已被禁养狗只了，但猫，尤其是游荡的野猫的只数仍然众多，它们在深夜的墙角或屋脊上发出凄厉的叫春声，互相拱背趴爪地诱惑对方，或“呼！”地一声从你胯下冷不防穿过，吓出你一身冷汗来。
那时，我十九岁。
后来，我去了香港。在往后的几十年的恶梦中，仍会有那幅场景的变了形的反复而又反复的再现。六十年代的上海东区那一带的弄堂，一条衔接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