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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她反而倒过来告诉我说，你现在在上海的厂开在哪里哪里——对吗？职工有多少多少——对吗？产品销往何地何处——也对吗？又说，每次回上海来我住的五星级的酒店通常是哪一家？酒店的日租金要多少？（她说到这一点时的表情有些夸张和激动）我觉得租金太贵，常如此花费也不划算，于是，便打算买一套侨汇公寓来久住，但就一直还没能找到一处合适的和满意的，等等，等等。我当然觉得十分诧异。是吗？是这样吗？她问。这都是谁告诉你的？我问——我自然会这样问的。湛玉神秘地笑了笑，说：是莉莉。莉莉的丈夫在香港曾是我生意上的合伙人，后来我回上海来发展，他们夫妻俩也来了，还在机场的出入境大堂里遇见过好多回，这点没错。但她说，原来莉莉也是她失散了几十年的童年时代的密友，这点我当然就无法知道了，再听下去，竟然发觉故事中还有故事。
还要补充一点：其实，当湛玉在对自己当时的感觉做出定量和定性化学分析时，她发现原来她还是在心底隐藏有一份暗暗的羞耻感的。是的，应该称作是羞耻感。不因为他，也不因为我，仍然是因为了那位女星。她痛骂自己说，你又怎么可以将自己去与这种人相提并论的？这种人？但这种是什么人？什么才是这种人？这种贱女人（！）她故意在心中将“贱女人”三个字说得相对地理直气壮，说得清清楚楚，说得明明白白，说得响响亮亮以及绝不带上半点含糊。她赋予了它一种正义性、批判性，一种似乎要镇压住某个魔瓶中的邪念不要在一不留神拔瓶塞的刹那间逸逃而出的煞肃性。然而，事实还是不容改变：她在第一时间念及的恰恰是那位“贱女人”。
那幢红砖的犹太老洋房
那幢红砖的犹太老洋房：记忆从那儿始端，也从那儿隐去
若干年后的那个街灯、车灯、人影缭乱的傍晚，湛玉坐在麦当劳餐厅圆环形落地窗边的那张座位上，沉思、迷惘、心不在焉。这种情形已经维持了有很长一段时间了。直到此一刻，她才突然变得有些果断起来。她将摆放在她面前的那只大口纸杯端起来，抽出吸管，摘去杯盖，动作表现得有些毅然，有些夸张，还有些义无反顾的意思。她下意识地朝杯中望了望
，杯底上还留剩着一层薄薄的乳白色的液体，却已完全凉了。她昂起头来，将这最后一口牛奶喝完。她想，一切不都已经这样了吗？那也只能这样了。
她是这样的一种女人：表面冷，内心却火热得很；她也是这样的一种女人：表面傲，内心有时也自卑得很；她又是这样的一种女人：不跨出这一步时也就一直不跨出去，一旦跨出了，也就无可救药地跨出了。她不明白，同时也永远不想去弄明白，究竟她跨这一步出去的真正意义何在——发泄？平衡？报复？还是真为了去满足一种长期被压抑在心中的冲动？
所谓女人是感性的动物，至少，这个定义于湛玉是相当适用的。
但她却完全理解影响她接触异性的全部障碍就是她的那分霜冷的自恃与自傲。但这是一副她与生俱来的面具，一旦戴上了，好像注定了要一世戴下去了，脱下了就不再会是她自己了似的；而戴惯了，连她自己都搞不清了，究竟这是一种伪装呢，还是真实——或者所谓真实就是坚持了一世的伪装？女人到了这个年龄，是会经常不由自主地在心中对她在生活中遇到的各种男性做出评判的。起先，一个男人对她是否会构成某种吸引力的标准很苛刻：外表，地位，学识，人品，还要不乏幽默感。但渐渐地，她感觉到，所有这些标准似乎都在向一条准则归拢过去。她问自己：这是什么？后来，她肯定地说：这是钱。她向自己解释说，作为一个女人，你不一定要用上他的钱，但在如今的社会里，惟钱，才是一个男人的人生最综合也是最具说服力的成败指数——难道不是吗？她又即时向自己追出这么一句反问来，因为她希望为自己找出个理由来反驳她自己。但她找不到，于是，她便可以十分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个结论了。
对于钱，应该说，湛玉从来就是在心底暗藏有一份敏感的，这极可能是源自于她父亲的那份基因遗传。其实，在半个世纪之前的上海，钱已毫无疑问地具有它在今日里拥有的那种地位了。但后来，不知怎么地，钱一批再批地给批臭了。人们似乎宁愿清贫而匮乏地生活在一种高调的理想之中，一个比一个装扮得更虔诚。而钱的本身就臭了，臭成了某种庸俗人生和低级趣味的代名词。在暗地里，尽管人人仍在偷挪着它，但明里，大家都得躲着点它，生怕沾着了什么腥气和臭味。而那些曾赚到过钱和拥有了钱的人都好像是犯了罪似的，在别人面前都抬不起头来了。他们成了另类人，社会赠送了很多顶帽子给他们，诸如吸血鬼、剥削阶级、寄生虫等等。在湛玉童年遥远的记忆里，她始终就对她父母间的那种奇特而隐晦的关系保持着一种戒备心态，同时也时不时地夹杂着点惶恐感。这自然不是她一个小女孩所能够明了的关系，但那时的她已能朦朦胧胧地领悟到：很多时候，这都是围绕钱这一主题或由钱所引发的其他相关主题而起的。
湛玉的父亲大她母亲近二十岁。父亲读书很少，但他聪明、勤奋、好学，他是那种从十来岁便开始给人当学徒，从此便一边小心伺候着师傅一边认真学习技术的人。他省吃俭用，一个铜板一个铜板地攒钱，所谓成家立业，他是将此词组倒过来理解的。他从小便有志气，便立志要先干出了一番属于自己的事业后再谈其他。他的理想在他三十出头的年纪上实现了，他办起了一家小型的铁制品加工厂，之后，他才成家立室，娶了她的母亲。
这是上海解放前不几年的事。那年母亲只有十八岁，刚从苏州的一家艺专毕业。母亲长得很漂亮，这是湛玉从小便有深刻印象的事。母亲抱着她的时候，她还能记得母亲半边脸腮上的雪白的皮肤和光滑曲线的侧面。那时的红砖法式洋房还不像后来那么地残旧，它从前的犹太屋主刚回国，事业正开始蒸蒸日上步入盛期的父亲便用二十多条大条子将它顶租了下来。洋房的正面有一大片花园，花园里栽种有几棵树，一棵白玉兰，一棵法国梧桐树，一棵夹竹桃和一株腊梅。在幼年时代的湛玉的记忆里，花园里永远是一片藤绿花盛的景象，父亲那时还雇有一位花匠，每周都来打理花园两次。后来，花匠来得少了，再后来，就不见再来了。绿藤开始疯长，乱攀；再再后来，当然，绿藤都枯了，死了，只留下一年四季都是那么一片光秃秃的泥地。只是大树们倒是一直留在那儿，直到几十年后，红砖洋房又被粉饰一新，开成了一家海鲜饭馆，大树还在原来的地方长着。
那时候，屋子的底层是她家的客饭厅，湛玉与父母一起睡在二楼临花园的大房里。客厅的一边有一间偏房，偏房有两扇落地的朱红油漆的百页长窗。推开长窗，再走下几级花岗岩石级便能走到花园里去。偏房被用作书房兼母亲的画室。母亲是学国画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她总喜欢站立在她的那张临窗而放的画桌边上，作画。画桌上铺满了白色的宣纸，一边是墨砚、笔架和灰瓷的小水缸，母亲穿一件紧腰身软缎面的小夹袄，披一身亮晶晶的阳光，美丽极了。有时，她作画作得得意时，便会转过身来，一把将小湛玉抱起来，她用她那光滑的
脸颊紧贴住女儿的脸颊，死命地亲吻，嘴里心肝宝贝宝贝心肝一个劲儿地呼个不停。
隆冬腊月季，花园里铺着积雪。腊梅花开了，阵阵馥郁的幽香飘入屋来。父亲有时会让司机阿根开车来接她们母女俩去他的厂里。于是，母亲便穿上了一件海虎绒大衣，一袭高开叉的呢质长裙，玻璃丝袜，高跟鞋。她烫着一头的卷发，又搽了点口红，又扑了点香粉。海虎绒大衣是深棕色的，有三颗硕大无比的本色纽，母亲的双手插在一截毛皮的袖筒里，显得十分雍容华贵。
那时候的弄堂十分宽畅也十分安静，安静到整天可以不见有几个人影。（其实，弄堂一直就是宽畅和安静的，即使在“文革”的那些最混乱的年代里。反而是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弄堂拓展成了马路，洋房也开成了饭店，周围这才开始不可救药地嘈杂和车水马龙起来。）整条弄堂只有三幢同式同类的洋房，前后错落排列。小奥斯汀车一直开到她家的花园门口才停下，母亲牵着她的手走下石级走出花园去。
司机阿根是个当时年龄不会超过二十的大哥哥，皮肤黝黑，体形健壮，梳着一种中分头路的油亮光光的发型。每次，母亲见到他时都很高兴，话也说得最多，并盛开出一脸的笑容。母亲将湛玉安排在后排的车座上，自己则坐在司机位的边上，一路上与阿根有说有笑，去到父亲的厂里。
父亲的厂开在闸北的一条偏街上。这条街上开设的都是同类型的厂家：低矮的厂房，锈铁皮瓦楞覆盖的屋顶。锈烂的铁制品毛坯堆得满街都是，而半截烟囱这里那里地冒着惨白色的烟雾。车在一扇粗糙的水门汀门廊前停下，她们钻出车来。立即，就有一股振耳欲聋的冲床的机器声浪将她们团团围住了，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浓的铁腥味。母亲与她就是在这种环境之中走进厂去，走过车间，让那些满脸油黑的工人都转过面孔来，目不转睛地望着他们的那位亮丽如花的老板娘如何在这一片巨大的声浪之中从机器与机器的窄缝之间通过。
父亲一般都是预先站在厂门口等她们的。他穿一件工装背带裤，披一件粗蓝布的工作棉袄，满手油污。别说是他人了，就连小小的湛玉都看得出来，父母在容貌与外表上都是很不相称的。那时候的父亲的厂其实已经发展到了相当的规模了，工人也有百十来个，但父亲还是闲不下来，仍会像他从前当学徒那样地亲自上机床去干活。他领着他的妻女来到他的那间设在厂区的小小的办公室里，办公室里很暖和，生着一只旺旺的煤饼管道炉，煤饼炉的铁盖板上“嘶嘶嚓嚓”沸腾着一壶开水，几只烘熟了的山芋疙瘩搁在一边——这是他充当午饭的食品。晚饭通常都是由父亲亲自驾车带着她们娘俩去馆子吃的。无非也就是那么几家，不是二马路上的“老半斋”，就是城隍庙里的老饭店。父亲最喜欢点的几样菜她至今都记得：镇江肴肉，生煸草头，红烧圈子还有扬州干丝。后来，当湛玉自己也成了家有了孩子，而当那两家老字号的饭馆又在原地头上经营起原特色的菜谱来的时候，那儿便成了她老向兆正建议去吃饭的地方。她还是点那几样菜，并不是那些油腻腻的本邦菜真对她的胃口，而是其中藏了份旧梦重温的感觉。
一直到那个时期为止的她的童年的记忆中，钱以及其他的因素还未在她父母的关系间太明显地浮现出来。一切似乎很公平：他有他的事业和经济能力，她有她的美貌以及年龄的优势。
后来便开始变化了。三反五反，公私合营，反右，父亲从他主导全家经济的地位上逐渐地滑落下来；与此同时，母亲反而走出了家门，走上了工作岗位，她被分配到上海的一家工艺美专当教师。
穿上了解放装的母亲还是那样漂亮。不过，她已经不再烫发了，她剪了个女干部式的短发，显得干净、利落，大方。她经常伙同她的那班搞艺术的同事们说说笑笑地回家来聚会，每逢这种场合，父亲都会很知趣地先同客人们打个照面和招呼，然后便将客厅让出来，自己一个人退回二楼的卧室里去。倒是童年的湛玉，还能在大人们膝腿之间来往，穿梭，这个叔叔那个阿姨地叫一通，逗一逗，哈哈呵呵地热闹一番。她父母之间的话本来就不多，现在似乎更少了，气氛总有那么一点古怪和僵化。湛玉从小就是个聪明过人的孩子，她能阅懂母亲望着父亲时的目光：她有点看不起他。有时，他俩之间也会有语句上的龃龉，而每次，总是母亲稍显激动和激烈一点。她听得她在高声地说着一些断断续续的词句，什么“铜臭气”；什么“剥削阶级世界观”；什么“俗不可耐”；什么“难道还想继续坐在别人的头上作威作福吗？”等等。这些话，都是以后到她完全长大成人了才明白了其中的含意的。但父亲就显得比较冷静和大度，每当母亲的声调高昂起来时，他便反而默不出声了。他是个随遇而安之人，什么事情都讲究个实惠和实用。其实来说，他从来就是个跟形势跟得很紧贴的人。抗美援朝时，他捐钱又捐衣物；公私合营时，他带头上街敲锣打鼓放鞭炮庆祝，仿佛这场运动不是令他失去什么而是让他获得了些什么，因此叫他有充分的理由由衷高兴出来似的。之后，他又积极争取，进了区工商联做事。这会儿，父亲是不会去与母亲明刀真枪抗辩的，他是个识时务者，他还希望想通过母亲的人事关系，请莉莉的爸爸老郝在暗中替他动作动作，晋升去市工商联工作呢。但此事就始终没有能够实现，等到“文革”爆发时，父亲已经老了。一般说来，父亲有着很强的自控能力，也不会轻易失态，哪怕就是在自己的亲人面前。以前，他虽然抽烟抽得猛，但却很少喝酒，“文革”遭批斗后，他沮丧得厉害，酒也因此喝多喝凶了。有一次，他说：那会儿，假如我没钱，你母亲会跟我？这话是只有湛玉和她父亲两个在场时他说的。她见他喝酒喝得很有点醉了，睁大着两只充满了血丝的眼睛望着她——这是父亲的一次失态。还有几次，也都是在酒后。父亲会进入一种如梦如忆似幻似真的恍惚境界之中。他说：那些年，真是你爸爸的黄金岁月哪，每一天都有钞票哗哗地流进我们的家中来；每年到年底一结账，哪一年的保险箱里不会多出几十根大条子来？钱哪钱！不管怎么说，钱都是样好东西。但他们把我的钱全抢走了，完了，再将我一脚踢开，于是，我便什么都不是啦……他说着，都有点老泪纵横的味道了。他又说，孩子，你要记住，钱这样东西是永远搞不臭的，也永远少不了！总有一天，你会明白，人生在世，没钱缺钱的苦哇……
父亲说这些话的时候是在“文革”的那些清规戒律统治中国最严酷的年月里，但湛玉全听得懂；非但听得懂，而且全都能理解；非但能理解，而且还有一种深深的认同感。她伸出两条手臂来环抱住了父亲，轻轻安抚着，安抚着他那都已经弯驼了的背脊，背脊上上下下激烈地起伏，又像是在呼吸又像是在抽泣。她从小便是这样的：在感情上，她是站在父亲一边的；而在对气质和对人生理想的赞美上，她又倾向于母亲多一点。待到她长成年了，这两个自幼年起就形成了的逆向情结经常会交错轮番地在她的心中上上落落，出出没没；不可捉摸
得有时连她自个儿也未必能感觉得到或分辨得清楚：什么才是什么。就像这会儿，当她突然看清小保姆挡着的手臂后面站着的是谁的时候，在她霎刻之念的闪光中，除了那位女影星，应该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的。
反正，她决定跨出这一步去。
夜，深沉的夜，房内没点灯
兆正还在想着那件“千结衫”，当他沿着街灯惺忪树影婆娑的淮海西路一直向着徐家汇方向走去的时候，他还在想着那件“千结衫”。
他现在可以毫无疑问地肯定这件“千结衫”是存在的，但它会在哪里呢？他真后悔当初自己在把它撇下时没多留个心眼；或让母亲代他保管一下，或索性将它搁在自己的衣柜里，万一以后能派上用场呢？假如是这样的话，至少，他还有一条线索可供追寻；还不至于等到
哪一天回首时，竟然发现自己对于这件往事的记忆几近于空白。
当时，他真是太没把它当回事了。
倒不是这件“千结衫”真有什么连城的价值，在这物质充裕到几近泛滥的年头，谁还会去留意一件用断线头编结成的旧毛衣呢？但话不是这么说的，生活现代了，人倒反而越会留恋起一些旧物来，例如老式唱机，脚踏缝纫机，粗纹唱片，线装书，旧杂志，古钱币，诸如此类。还说这些旧物中藏着某类文化涵量。这是现代人要为自己空虚的精神世界找寻的一种充填物。然而，这也不能完全算是兆正此一刻的心情，他当然觉得这件“千结衫”中藏着点什么，但这是另类含量。
他想，它一定还在的，在一个什么地方静静地躺着。他一直就有这样一种预感。
兆正的判断没错。毛衣确实还在，就在雨萍那儿。这是我作为一个作者恨不得立马就能告诉他的一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