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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刻，客厅天花板呈现的是一种幽暗的灰白色。她听见菲佣在房中打开了电视机，是英文台，好像是一出好莱坞的情爱片，咽泣声呻吟声笑声叫声，之中，还时常会夹杂着一段非常抒情的音乐，飘逸得好像是掠过湖面的微风，经过了长长的厨房间和备餐间的通道，传入客厅，传入她的耳中来。雨萍想起自己还没吃晚饭呢，但她现在不想吃，也不想动。每次，在这种时候，整个大宅就变成了这个模样。我俩没孩子，我一离家，家中就剩下了她和菲佣两个女人，毫无生气可言。菲佣是到香港来赚钱的外籍人士，老实说，过一天就算有了一天的进账，其他的都不关她事。但有时，她也会蹑手蹑脚地走进客厅中来，问雨萍说，“DINNER；
MADAM？（要准备晚饭吗，太太？）”但她见到女主人在黑暗中向她摆摆手，然后又挥了挥手，意思是叫她回房去，不用管她。次数多了，菲佣也索性不再出来问什么了，她想，假如太太有什么需要的话，她会来佣人房里唤她的。
事实也是这样。于雨萍，首先，她真也不觉得肚饿；就是有点食欲感了，时间可能也已经很晚了。再说，她也喜欢自己到厨房里去弄点儿简单的上海菜来吃。诸如炒一两样肉丝肉片，炒一碟素什锦，再将其一并倒入一锅已煮沸了的粗面条的汤水里，笃烂了，这便是上海人叫做的“烂糊肉丝面”。她最偏爱这道食品了，既方便又可口又点滴入肚，不会造成任何浪费。她还经常会预先包好一大盘的菜肉馄饨，搁在冰箱里；到了有需要时，顺手拿十个八个出来下一碗，吃了，非但对付了晚饭，而且还热肠热肚的，十分舒坦。她不喜欢菲佣搞的那套食谱，什么芝士汤什么周打鱼汤，味道浓得都有点发臭了，而且还稠，稠得让人咽不下去。牛排更糟，煎得半生不熟的，切开了还带些血丝，见了都倒胃，别说吃了。就算勉强吃上几口，也会弄得她整晚整夜疑神疑鬼的，老感胃肠不适。
雨萍觉得，自己可能是永远也不能适应某种生活方式了。
现在，她还是躺在躺椅上，眼望着天花板出神。她又回到了时光隧道的某个部段去了。刚来香港的一段时期内，她很迷恋电影。她看过好多部电影（这些美国好莱坞拍制的影片在她的童年与少女时代简直是一些连想象都不敢去想象，想了都怕自己会犯错误的东西），其中有一部最叫她心动的影片叫《时光倒流七十年》。她喜欢影片里的那种古典的、浪漫的气氛。她同时也喜欢影片中的男女主角的形象和其背景音乐。那位生活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英俊小生，就是靠了几枚古钱币的法力回到了世纪初去，与生活在了那个时代的绝美的女主角展开了一场感天动地的生死恋。一种多么奇妙的时空构思啊——艺术的永恒有时源于它对现实中的某个极其细微而又平凡的生活细节的处理，有时则因了它纯粹的异想天开。
她，于是又想起了那件毛衣。
有几次，雨萍甚至也可笑地尝试过：她用手紧握住了那件毛衣，也是在那么样的一些黄昏天，光线稠暗。她暗暗地盼望自己也能像电影里的那位男主角一样，开始一段时光隧道的旅行。醒来，她会不会又回到了那个早已逝去的时代？回到了四五十年前的上海的那条虹口老街上——哪怕仅是一场半睡半醒的梦，也好。她又闭眼又憋气地坚持了好久，又做了一些
冥想和意念集中的功夫。但，睁开眼来一看，她还不一样是留在香港，香港东半山那座豪宅，豪宅的那个客厅，客厅角落里的那张贵妃椅上？她感到一种冷冷的失落感在心中弥漫开来。
她在躺椅上稍稍翻动了一下，将整个人都躺平、躺直了。天色愈来愈黑，露台敞开了的趟门中有凉飕飕的晚风灌进来。天花顶上灰白色的反光逐渐消失，变成了一种晦涩的混浊之色。自从那次我在无意之中发现了那件毛衣，并向她问起这是谁的东西后，她便在考虑如何将毛衣的收藏换个地方了。谁知后来还让我瞧见她枕毛衣而睡的一幕，于是她便立即行动了起来。她将毛衣与她的那些已经用过时了的旧衣裙叠放在了一块，还有一些她从上海家中带来的纪念品，父母亲的遗物之类。这是她最私人化的一块空间，一般不会有人去动到它们。
现在，她能很细节化地想象出这件毛衣叠放在衣柜里的模样：双袖是摺拗在一起的，下摆与后领处有几条线头露在外面。她兀自笑了，很想起身去把它再找出来，摸一摸，摊在床上摆弄一番。但她仍懒得动弹，她只想再躺多一会儿，让一个念头熄灭，另一个念头升起。她感觉这是一种享受。再说，她还有一个预感，且颇强烈：表哥这两天会有电话给她。有些事情，说困难相当困难，说简单也很简单。假如表哥这次来电话，她打算在电话中就把这件毛衣的事同他说了，假使他表示有兴趣的话，她可以将事情的前因后果再说多一些；而假如没有，她也就一笔带过。这么多年了，她想，现在应该是将它物归原主的时候了。
至此，我们不妨将雨萍的这一头按下不表。就像现代话剧中的场景，强光灯暗了下来，我们见到躺在贵妃椅上的雨萍从生活的舞台上隐退而去。
而与此同时，其他几个方位上的灯光放亮了。它们照射下来，照亮了这个时光横断面上的同一个时刻。在这同一刻，兆正，湛玉，还有我自己都在哪里？在干些什么？想些什么？
兆正正将自己固定在一家叫“美美百货公司”的大玻璃的橱窗外面。“美美百货店”在淮海中路靠西端，那一带环境很优雅，高级公寓，英式法式西班牙式的各款洋房精致错落，糅合着街边的和从花园围墙内伸展出来的树枝和枝端上的萤萤的绿色，将这里的市容景观打扮得情调十足。兆正有一种飘飘然的感觉，仿佛自己的心魂都与这周围的环境发生了感应，然后互相渗透，然后便融化成了一体。他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不断有行人从他的身前身后或身旁经过；他想到了一位作家的一篇关于城市人面具感的随笔。作家认为每一个城市人都备有好多副面具；而一个城市最日常的生活内容便是举行假面舞会。每天，城市人都要在不同时段和场合调换不同的面具。这就消耗了城市人的绝大多数的精力与时间，待到一日完结，熄灯上床，除下了所有的面具之后，人便自然会感到疲惫不堪了——是这样吗？就像此刻，他站在这里，面对着橱窗里的一个个衣着华丽的木制的模特儿，他有戴面具吗？还是没有？他想要干点什么呢？他感到心中有一丝无名的焦虑正在膨胀之中——因为，直到这一刻为止，他还没能真正决定他该去干一件什么事。
湛玉的注意力正集中在麦当劳餐厅里的那位用肥皂水拖塑胶地板的年轻的侍应身上。侍应生很勤快，也很有礼貌。他请坐在排座上的顾客们都帮忙缩缩腿，然后，他再用拖把将弃留在椅凳下的垃圾一一勾撩出来，扫走。之后，再把地板拖得一干二净。秀秀坐在母亲的对面，她望着母亲，她不知道这拖地有什么好看的？她希望母亲能留意到她们邻桌上的一家三口间的动作、神情与对话。其实，母亲早已留意到了，但她不会去留意太久的，她很快便将注意力转移到了那个拖地板的大男孩身上，看着他如何来来回回，一下又一下地重复着那个单调而又机械的拖地动作。她甚至觉得这个大男孩的本身也很有看头：十九、二十的光景，一脸肉红色的青春粉痘，生气勃勃。还有那套条纹的餐厅制服和那顶纸质的橄榄帽，穿戴在他身上也别有一番异国风味——当然，这一切远不是在这个年纪上的秀秀所能够理解的感觉。
那一刻，我正打大坑道黄泥涌道的交汇处经过。我见到一个年轻女人正伸展着双腿坐在二楼露台上的一张沙滩椅上。一只长毛的宠物狗正乖乖地横卧在她的大腿上。她神态倦慵，披肩的长发显得有些蓬松、凌乱。她穿一套浅色得几近于泛白的薄质睡衣。她的两眼仍然望着天花板出神。
东虹中学坐落在东上海的一条偏静的马路上。她的前身是一所教会学校，日军侵沪时期，那里曾改为日军的军官宿舍；以后，当然又改了回来。东虹中学的正式命名是1950年年底的事，那时，陈毅还在上海担任他的第一任上海市市长。据说，学校的名称当年还是由他亲自批核的。如今，陈毅元帅已铸立成了外滩步行江堤上的一座历史铜像，而东虹中学的校名却一直延用至今，且被生活在那个地区的青少年学子们仰望成了一所高不可攀，而一旦攀入便也意味着半只脚已经跨进了名牌大学门槛的中学名校。
这些年来，我常回上海。当然也就常会有去东虹中学附近走走瞧瞧的机会。于我，母校的记忆印象的拼合图十分奇特：她像个曾经是美丽、温柔、善善诱导的母亲，爱惜过我呵护过我，并还让我爱她，分分秒秒都牵肠挂肚惦记着她。但突然有一天，她疯了。她披头散发，她六亲不认，她的眼中闪射出绿色的凶光，她会向任何企图靠近她向她表示抚慰和爱意的人拔刀斩来。她变成了这么样的一个疯女人；有人给她伤害了，有人则避过了。人们只敢站得远远地望着她，望着她颠疯发作时的胡言乱语和举止怪异。当然，几十年之后，她又恢复了平静和常态，她又变回一位慈祥善导的母亲了，变成了新一代学子们的仰望中心。讲起当年，她说，她连记忆也都是一片空白了呢——当时会不会是中了什么邪魔了？不过没事，没事，她说，现在，我不已痊愈了吗？
但我还是心留余悸，仍然只敢站在隔开一条马路之外的地方偷偷探望她。如今，偏静的马路不再偏静（可能，全上海再也找不出一条偏静的马路了）；学校的围墙都已拆除（有一句专门的市场用语，曰：破墙开店，创造效益），三五米进深的小店铺开得一排溜的。有一家气派与装潢都有那么点档次的饭店则占据了四五家门面，又砌了几级大理石的石阶。从大玻璃窗望进去，能见到几水缸游动着的海鲜。胡伯的传达室早已不见了，有一个穿着一身脏兮兮白大褂的新疆汉子站在那儿烤羊肉串。东虹中学的那块校匾倒还在，只是淹没在了这些商旗飘飘的五颜六色之中，让人不易发现。现在，我的担心是：再过多几十年后回首，母校不要说当年她中了的又是另一类邪——会不会呢？我看又有点像。
自然，这些绝不会是雨萍记忆里的场景。因为自从她来到了香港之后，她便再没回过上海。她一直让上海存活在她的那一片一点不受污染的记忆里。她喜爱这种怀念上海的方式。
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上海。
东虹中学的校墙是用红砖砌成的，每隔几米就有一根水泥的柱子，水泥柱的顶端有一盏戴奶白罩的墙灯。校墙一排延伸过去，转一个弯，便能见到一条河流。河流是苏州河的一条支流，它的远端与东上海的一大片公园相连接。主校墙临街的一面是一条数米见宽的人行道，人行道用水泥板铺成，而跨下人行道便是马路了。那时候在那一带，几乎没有什么车辆通过，连行人都很少。只是偶尔有三三两两的自行车，响着车铃，在树阴之下一路踩过去。而在那条马路上栽种的也不是上海最常见的法国梧桐，而是一种属白杨科目的树种，树叶墨绿色，呈鸡心形状。还有几棵盘根错节的老榆树，形态龙钟，多节的树枝伸向街心，雨萍想，它们长在那儿，大概已不下一百年了吧？
雨萍对东虹中学周围的环境细节十分熟悉，那里曾是当年的她经常会偷偷儿去逛圈的地方。她常去那儿的缘故有二。一是就读东虹中学本是小学时代的她的最大心愿；二是表哥就是那所学校的学生。她至今还能背得出表哥在初一那年写的一首叫《东虹——我亲爱的母校》的诗作。
她躺在躺椅上，眼望着天花板，想，隔了那么远久的事她倒能记忆如此清晰；怎么近在眼前的日子反而变成了模糊一片了？人是不是愈老就愈这样了呢？
诗作发表在当时由东虹中学校部编辑的一份油印刊物《东虹文艺》上。该刊物发表的全是东虹学生的优秀习作，以资鼓励的同时也作为学生间的交流之用。能上榜这么一本刊物的作文自然是一种莫大的荣耀，尤其是对于一位初一年级的学生来讲。雨萍记得那天姨妈是专程将刊物拿过来她家给她的父母亲看的。姨妈的脸都兴奋得通红了，她说，你们看看，你们看看，我家兆正写的文章都印上书啦！
那期的《东虹文艺》上发表出来的学生习作有很多，就是初一级的，也有好几篇。其他的，雨萍一概连留意都没有去留意一眼，她一眼瞄准的就是表哥的那首诗。诗的第一节是这样开场的：一条笔直的柏油路/好像为了躲避北站的嚣喧/故意让它的一端伸向东郊/那儿，人影稀少/绿阴满道，一旁/大楼环抱/红旗高飘/这，就是我亲爱的母校！……
雨萍将诗歌读了一遍又一遍，那年她只有小学五年级。她想：这样的诗句，这样的韵律，就是让俄国大诗人普希金或当年在青年学生中最走红的诗人芦芒来写，写出来也不过如此吧？她又将诗歌在她的女同学中间传阅了一番，大家也都钦佩得不得了；而她，更是常常独自一人上东虹中学的附近去溜达。好像如此一来，她便会离她渴望的目标更近些。
从她家去东虹中学约需二十来分钟的步行路程。沿着河边的一条小道一路走去，还要经
过一座小桥。她记得，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她的儿童时期，小桥还是木结构的，全身上下都让柏油油成了个乌光玲珑。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大跃进年代，木桥拆了，换成了一座用粗糙的预制铸件建造的水泥桥。桥中央的那个凹拱处还刻有一枚红五角星，下边一行字，曰：建于1958年×月×日。
就这么一座桥，雨萍经常走过，然后便走上了那条“笔直的柏油路”。
仲春的黄昏天，空气中浮动着一片的赭黄色。雨萍从白杨树黝黑的树冠下一棵棵地走过，她能闻到一种树叶散发出来的新绿的清香。校墙水泥柱上的顶灯全亮了，给人行道投下了一圈圈黯淡的光晕。不知怎么的，她感觉自己的心开始轻轻地跳荡了起来，像荡千秋一般，一上一下一前一后的，让她的步履都有些不稳，呼吸都有点急促起来了。
远远的，她望见了那块黑字白漆底的校匾，一盏薄边斜罩的裸露灯泡照着它，在刚刚降临的夜色里显得格外明亮。天色已经不早，学校大门早已上了锁，就连传达室的小门也已关闭上了。她像一个普通过路人一般地从校门口若无其事地经过。但想想，又觉得似乎有点不太甘心：自己来来回回花费了大半个小时，难道就是为了这一分钟的经过和瞧一眼？她再从河边的那条小道上拐了回来。这一回，她见到传达室的门打开了，一男一女，两个戴红领巾的中学生从小门里走出来。然后，就在那块被灯光打亮的校牌跟前站定了，他们像是在说些什么。雨萍的心的千秋荡得更高了。但她很快便发觉，那个男的并不是她的表哥（她说呢，天底下哪来这么凑巧的事？），而是另外一个男生。但当下里就将她的目光吸引了过去的则是那位姑娘。这是一位长得很美的姑娘，精致的五官，匀称的身材，白皮肤，鹅蛋脸，细而密的前留海。但这些都是一般的描写，太一般了，似乎都不太能很准确地表达出这个姑娘的美的实质。
雨萍再多望了她一眼。她发现那位姑娘身上弥漫着的是一种气质，一种贵而傲的气质。贵中有傲，傲中有贵；因贵而傲，因傲更贵。而且它们的流露还是那么地自然，没有一点故作矜持的意思。仿佛这种贵傲之气是她与生俱来的，是自其骨髓里互相缠绕着地向外扩散出来的。
雨萍已经在往回家的路上走了。当她经过这对男女生边上的时候，她见到他们面对面地站立着，那个男生正使劲地拍打着自己袖口边上的粉笔灰。他们正准备分开。
后来，她见到那位姑娘独自离去，就在那条柏油路前方的一个岔路口上拐了个弯，便消失了踪影。而那位男生则横过马路，朝着道路的另一个方向走去。不知是为什么，雨萍突然感到一种冲动，她也想过到马路的对面去，跟随着那位并不是她表哥的男孩子一路而去。也许是因为那个男孩曾与那位美貌少女做过伴？或者至少来说，他是表哥学校里的一位同学，所以便对她构成了某种吸引力？
她一步跨下人行道，一辆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