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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原地站立了一会儿，以使自己的瞳仁能适应这里的光线。然后，他才轻轻地关上了门。他小心翼翼地从堆物的隙缝之间通过，辨认着：藤圈椅、方书桌、分层式的杂木开放式书架，这些都是他与湛玉在旧居居住时使用过的物件。还有母亲用过的那只大花彩格的帆布箱，搁在很多的杂物之上，显得有点头重脚轻，不很平稳的样子。这是不久之前由他亲手从众多的杂物堆里抽出来，搁放在这里的。那次，他急于想找一件年代远久的失物，他将箱内的东西大翻特翻了一通，但结果，他还是一无所获。
刹那间，时光便有了些倒流的感觉。
他蹑步进入公寓的正间。没人。午餐结束后的桌面还没有全部收拾干净，有一份报纸和几只碟子什么的散乱在桌面上。晌午的阳光耀眼而安静地铺展在客厅的地板和沙发上，沙发上放有几只软垫，其中一只蓝白方格图案设计的便是多年之前湛玉老喜欢在热浴后用它来垫靠在腰隙间，然后再舒展开来双脚的那一只。
后来，他便听到有些声息，是从他与湛玉的那间卧房中传出来的。像是一种喘息之声。他轻轻地走过去，从没来得及关闭上的小半扇门缝中望进去，他见不到什么，除了床前地板上一正一反斜躺着她的那双银色肚里的轻泡沫的拖鞋外。他将目光再平移了几寸过去，他见到了一双圆头圆脑的翻毛皮的男鞋的鞋头。他的第一反应是这鞋他有点眼熟，他曾在哪里见到过；但紧接着，他便记起来了。
真相，就离他一步之遥。
他站立在原地犹豫了有两三分钟。但他完全没有像他常在他人的小说中或在他自己写过的小说中所描写的那种血充脑门或大汗淋漓或心动过速或手脚冰凉之类的生理反应发生。他平静，平静得出奇；也很理智，理智得出奇；就像一个第三者在观看一幕与己完全无关的电视连续剧中的高潮戏一样。他想，他也没什么，他不只是将一件他在三十多年前偷抢来的物品归还了原主？
他选择退回客厅里来。他为自己的疯狂结论大吃一惊！他突然感到有点神经紧张了起来，倒不是为事件本身，而是为了自己对于事件的反应。他再一次要自己确认，但他告诉自己说，不错，这正是他心底的感受。
他打开了大门的保险掣，打算从正门离去。离去，然后回到他的太湖度假村继续他的写作。他只想让这点小小的细节的变动来留下一条谜语般的伏笔，仅如此而已。但就在这时，房中传出来的呻吟声突然响亮了起来，这是她的声音，他太熟悉这种声音了。他把刚打算跨出门槛去的一只脚又收了回来。这一次，他觉得有点不行了，他好像有点受不住了。他告诉自己说，快走，你要赶快走！但他忽然觉得他还应该再做点什么——而不仅仅是开了大门的保险掣离去那么简单。因为，他此刻的感受已非他在轻轻地从房门前离去，然后回到客厅里来的那一刻的感受了。他在客厅里左右环顾地寻找了一番，发现了一份挂历。他掏出笔来，他要在上边做个记号，一个很明显的、只有他兆正才有可能留下的记号。在那一天的那一个时刻。
在挂历上密密圈圈写满的全都是湛玉的手迹，这是她记备忘录的一种习惯。诸如：某天上午去局里开会；某天下午职称评议会；某星期六下午全社同事去佘山天主教堂半日游；而从几号到几号又有哪位京都文化名人来沪，由她负责全程接待等等，等等。他从不在上面写一个字，偶尔一次，她总会在某一天认出来这是他的笔迹来的。
就这么个亮点，或者说是黑洞，构成了兆正对于事件的全部反应与报复。
从此之后，他便不需要再去理会些什么了：究竟知不知晓？何时知晓的？知晓了有几成？他觉得他已完成了他那一头全部的操作程序，他可以心安理得地去做一切自己想去做的事。比方说，与香港的那头的雨萍通通电话，又比方说，在他实在不想在家呆下去的时候，不需要提出任何理由地，默不作声地，整整一晚离家不归——就像今天晚上。
尾声
天快放亮的一个多小时前，兆正是站在莘庄区的某座人行天桥上放眼这一大片黑意迷朦的景色的。
新建的天桥上仍有一股强烈的石灰水的气味散发出来。他已不知不觉地步行了六七个小时，几十里路程地来到了上海的这片西南角的城乡交接处，但他竟连一点儿困倦的意思也没有。这是一片正在兴建中的别墅区，晦涩阴沉的别墅群的水泥楼壳子与仍然坦裸平展着的田
野河流和树木在这黎明来临之前的黑暗之中互相错落割据。远远的天边，矗立有一两幢孤零零的高层，五更时分，没有一只亮灯的窗口。在这广阔的天地间仿佛只剩下他一颗生灵。
他站在天桥之上四周张望的另一个目的是希望能再找到一个电话亭。几个小时前，当他将那只路边电话亭中的那匣金属话筒往机座上“啪”地挂断时，他答应过雨萍，他还会在今夜晚些时候再给她一次电话，他相信，直到此时此刻，她仍在电话机旁守候着。
但“他”呢？他想。他突然联想到我，这是他在这种思路的上下文中的习惯使然。那晚，他是从电话里知道我在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之前已出门溜达了。会不会在这第二天的黎明来到时仍未回家，就像他自己一样？他在电话里问过雨萍，雨萍说：很可能。而他也想，这很有可能。
只是在当时，不知怎么地，他在电话里立即脱口而出地紧追了一句：难道……难道他又去了上海不成？话一出口，他就有些后悔，也有些心虚，总之，有些异样感。电话机那头的声音沉寂了一下，答道，不，他还在香港。语调有些冷淡，也有些怅惘。哪……？他出去了，雨萍说，偌大住宅中，现在又只剩下了她孤零零的一个人了。于是，他便立即附和着地说道：我会再给你去电话的，就在今晚，真的，一定会再给你电话……
雨萍果然在话机旁一直等到现在。
大露台之外的香港夜景已调换了几幕场景，从满目璀璨到灯火阑珊再到月沉星稀。她等得不耐烦了，就跑进房里去看电视。时装的电视连续剧播完后，便轮到那一出出老掉了牙的古装粤语黑白片。再之后，屏幕上便出现了电视台结束播出的彩条屏标。她只能转台去看CNN，她听不太懂英文，傻傻地，望着金发美貌的美国女播音员叽里呱啦地讲个不亦乐乎，好歹鬼静的屋子里头也可以有点儿人的生气。
有时，好好在看着电视的她会突然地奔出客厅去，她好像又听到了点什么，是电话铃响还是门铃响？但最终什么都没有响。她站在大客厅的中央，垂着手，任凭卧室中有朦朦胧胧的播音声传出来。周围很静，酒柜上的那只镀金的台钟“叮当叮当”地摆个不停。一会儿又唱那童谣，唱了一回又一回。她望了望露台之外黑乎乎的天空，都快四点了，他还会来电话？但他答应过她的，她相信他不会食言。还有那件毛衣，她还没来得及提一声呢，他便已经一下子收了线。等到她“喂！喂喂！”地还想说上两句时，电话听筒里只剩下一片“嗡”声了。
她也想到了我。只要我留在香港的日子里，这类傍晚出门后便通宵不归的情形也有过好几回了。她很担心，于是打我的手机，但关机。有时通了，但她发现，原来手机只是在我睡床边的床头柜上鸣叫呢。我不想在那段时间内被人骚扰的意思明确而坚定。于是，她便只能在家等门，或索性独个儿先睡觉去。一直到了第二天一早，有几次，她接到的是我从机场打来的电话，说是我这就不回家来了，我已定了机位，直接搭机到上海去了，叫她不必挂心，云云。她感觉到我语调的轻松，似乎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意思。
她从不想去察觉我些什么，但总也能察觉到我些什么。
很久很久之后，当我将那晚的时间，地点和人物再逐一溯源而上地作一番核实时，才发觉人生的缘分有点像七巧拼板，圆缺凹凸，这一个人此一刻的镶入处正是那一个人那一刻的凹缺处。
苍白的月亮已经西沉。山风很大很大也很冰凉。我站在山顶凉亭的高处，向北偏东的方向眺望。我只大概地知道，那儿可能是上海的地理位置所在。整个小公园里没有一个人影，树木黑耸耸的顶端映托着天空幽黑黑的空旷与辽阔，只有一处亮着灯光的地方，那是一幢提供通宵服务的公厕兼洗澡房。又有手电忽闪忽闪地从山道那边过来了，我知道，准又是那几个军装差人（警察）。他们已盘问过我一回了，午夜刚过后的不久，我突然发现自己被几个黑乎乎的人影团团围住。他们查了我的身份证，问了我的住址和职业之后，便告诫我说，最近治安转差，你难道不知道吗？我说，怎么不知道？报纸电视的报道无日无之。他们又说，知道便好。这山顶一带是非法入境者经常出没之地，两日前，布政司的官邸刚被人撬窃。一旦碰上这批亡命之徒可不是闹着玩的！我说，是，是。就盼望他们能早点离去。现在，他们又循着原山道回巡过来了，他们一定早已看到我了，假如他们再来问长问短的话，我将告诉他们说，至少，布政司的官邸今晚还没被盗。但他们一定会想，这人也真怪！摆着这么大这么好的家不回，偏要到这山上来捱整晚的野风，还说，他是有这种癖好的，他经常这样做。但我却觉得自己直想发笑：难道这也不是报上常在作报道的事吗？回归五年，尤其是亚金风暴后的香港，精神病的疑似病例比以前猛增了十多倍，如今，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二十五的港人据说都有这类病症倾向。或者，你们也大可把我当作是他们中的一个，这，不就行了吗？
手电筒又沿着山道沙沙地走远去了，没有再过来找我的麻烦。周围又恢复了一片寂静。突然，有一只大鸟在山林的深处婉转地啼叫了一声，叫声有些凄厉，也有些悲壮。接着，就陆陆续续有了山谷之中的它的同类的回应与对答。这是一种启示，一种令人心颤的启示：漫漫长夜已经到头了，黎明迫在眉睫。我记起了一位诗人的一句诗句：我们经历过无数个黑夜，我们才因此拥有了无数个黎明。然而，曙光到此一刻为止仍然没有一丝出现的迹象，鸟，只是一种先知先觉的动物而已。开始出现的只是我自己的连串想象。我想象着自己已在一路
往山下去了，我搭上了第一班去赤猎角机场的机铁快线，而在机场的停机坪上有一架标有燕子标记的东航航班等候着。我想象着候机大堂里的宁静，高耸以及明亮，有过夜的旅客在那里打了个盹之后醒来时的隐隐约约的谈话和咳嗽声。我想象着空巴330的舒适的靠椅，想象着椭圆机窗外的白色云海，想象着上海虹桥机场入境厅里的长长队列以及机场自动玻璃门外，一辆红色的“桑塔纳”的士圆滑地驰向前来，然后停下。我想象着街道，想象着公寓，想象着阔把扶梯，想象着铁闸，想像着一扇老式笨重的柚木大门，大门转动着，打开了，门口站着她。
那时，应该是一幅金灿灿的朝阳正照耀在复兴中路梧桐叶端上的上海的晨光图。我的思路停顿下来，喘定一口气，接着便开始想象起有关她的种种和种种来。
湛玉是在半个小时之前突然惊醒的。她发觉她当时只是和衣睡在了床罩上。那一刻，她还没从梦的氛围之中完全摆脱出来，她感觉她还是梦中的那个自己。梦中的那个自己坐在一张长方形的桌子后面，桌面上竖立着一块镶有她名字的有机玻璃的立牌。她的左手边垒堆着一叠新书，而长桌的跟前排列着一条长蛇形的读者队伍，每人的手中都拿着同一本书。书被迅速地交递到桌面上来，一个接一个，一本接一本；她龙飞凤舞地在书页上签上了她的名字，她只听得一声声的“谢谢！”在耳畔响起，随即消失；她甚至都无暇抬起眼来望一望这些说“谢谢”的都是些谁。
这种签名售书的活动如今很流行，这是各家出版社促售作家产品的一种营销手法。她太熟悉这一种场景了，她曾组织和主持过不少这一类的文化活动。只是平素搞这些活动时，她一般都是负责活动程序的安排以及活动秩序的维持，这一次，她怎么自己也成了作家，坐在长桌后，替读者签起名来了？她觉得这事有些疑惑和迷糊。
又一本书递送了上来，她没有立即签上自己的大名，她迅速地翻转到书的扉页去瞥了一眼。她发觉，一个完全陌生的名字印在了作者的那行栏次中。她想喊叫说，你们是怎么搞的？怎么连作者的名字都印错了呀？她在出版社工作了这么多年，还从未听说过有这样的失误。这可是一项不可原谅的大错误啊，你们出版社的老总是谁？谁又怎么会如此混账？！在她的意识中，她仿佛觉得自己一定会认识那位老总的，而且还可能是一位很熟悉的朋友，她想当面去质问他。
一个读者将一只手从人群的无数双手的缠绕之中向她伸过来，手中握着一本书。一个声音高声问道：某某，是你呢，还是你丈夫的名字？而某某书是他写的呢，还是你写的呢，还是你们俩合作写的？她觉得这话问得很荒唐很无聊，甚至还带上了点挖苦的味道，但她又不得不面对。她将对方要她签名的那本新书再一次地翻到了扉页去，赫然见到那个所谓的陌生者的名字原来就是兆正的名字！而这时，她才意识到：原来，那个声音所说的某某就是他新近刚完成并出版了的一本新书的书名。这是一部最近在读书界和评论界都造成了巨大轰动效应的长篇续卷，续卷与它的那本在十年前面世的上卷互为姐妹篇，这部煌煌百万字数的巨著画轴式地展开了百年上海的历史场景，而一条贯串始终的情节主线是一个已年近百岁的欧裔殖民者的私生子是如何与上海，这座原和他有着相似身世的中国大都市，一起经历了这整整一个世纪动荡岁月的离奇故事。她从没读过此书——凡兆正写的书或文章，她都不读——但她却知道该书的书名以及内容。又有读者在向她提问题了：某某某（在梦的潜意识里，她认定：某某某应该就是书中的女主角）的生活原型是否就是某某某？而某某某与某某又是什么关系？她的那段刻骨铭心的情爱经历是真实是虚构，还是……？问题愈提愈深入，愈提愈尖锐，也愈提愈细节化。她有些害怕了，她觉得一切都有点在开始失控，她极想摆脱这种形势。
但麻烦的是：不知何时，签名售书会已经变成了一场类似于新闻发布会形式的什么会了，她的手中握着的不是一支笔，而是一只麦克风。再没人前来请她签书了，倒有好几个记者在向她发问。她认识他们中的一些，这都是些报社电台和电视台专跑文化圈的记者。有一只电视台的摄像机推上来，将镜头对准了她。她突然感觉到恐怖起来了，这种恐怖有点像八岁的时候在淮海路上的那一回：她觉得周围的人对她都有点不怀好意。她将麦克风用力一摔——她在再怎么样的场合也都必须保持她的那种身份、人格和傲气——然后抽身就想离去。但她发觉，她双腿沉沉地，根本迈不开步，她回过头来，向着不知是谁猛喝一声：“你们让我走！！”接着，便一甩袖一抬腿一用力地朝前冲去。
她将自己惊醒了：就这么样的一场梦。她在原处翻了个身，人软绵绵的，然后便撑坐了起来。她使劲地揉揉眼眶，脑袋瓜感觉很沉。她迷迷糊糊地记起了些什么来。昨夜，她很晚才睡。之前，她与秀秀一同上过一回街，吃了一餐麦当劳，然后便回家来了。整个晚上，她的心情都很焦躁，而且还充满了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预感。她走进书房，漫无目的地在书桌前坐了下来。她想，她一定要做点什么，但，她能做什么呢？她摊开了信笺给我写信，她第一次那么直率那么失态那么不顾一切地给我写了一封长信，她将她这么些日子来一直埋在心
底的积言突然一下子都喷发了出来。她问我什么时候能再回上海来，她想死我了——都快想死了！啊唷，现在她记起来了，她的那封还没写完的信现在还摊放在书桌上呢。不行，她得赶快去把它收起来。
于是，她便起身，先去书房收拾了信，再去幽暗的客厅里走了一圈。一切如常。另一间房间的房门没有完全关上，有轻轻的鼾声从房内传出来。她再走到饭厅里，饭桌上摆放的物件就与昨晚上它们被撂下时一个模样。饭桌的上方有一只石英挂钟，挂钟的长针每隔一分钟都会向前跳动一小格。挂钟的边上是一份月历，月历面上密密麻麻地填满了字迹与数字。她只知道，所有这些字迹和数字都是她自己写上去的。还有谁在哪一天的哪一刻写了些什么？隔了这么些距离，又是这样的光线条件，她看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