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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起他讲到监狱里种种情景时马斯连尼科夫那种冷漠的表情，想起典狱长的严厉和押解官的残酷，想起押解官不准病弱的犯人搭大车，也不管临产的女犯在火车上的痛苦哀号。“这些人个个都是铁石心肠，对别人的苦难漠不关心，无非因为他们做了官。 他们一旦做了官，心里就渗不进爱人的感情，就象石砌的地面渗不进雨水一样。”聂赫留朵夫瞧着山沟两旁杂色石头砌成的斜坡想。他看见雨水没有渗进地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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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汇成一道道水流淌下来。“也许山沟两旁的斜坡非用石头砌不可，但这些土地本来可以象坡顶上土地那样，生长庄稼、青草、灌木、树林，现在却寸草不生。 这景象看着真叫人痛心。人也是这样。”聂赫留朵夫想，“那些省长啦，典狱长啦，警察啦，也许都非有不可，但看到有人丧失了人的主要本性，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和怜悯，那真是可怕！”
“问题的症结是。”聂赫留朵夫想，“那些人把不成其为法律的东西当作法律，却不肯承认上帝亲自铭刻在人们心里的永恒不变的律法才是法律。 正因为这样，我跟那些人很难相处。”聂赫留朵夫想。“我简直怕他们。 他们确实很可怕，比强盗更可怕。 强盗还有恻隐之心，那些人却连恻隐之心都没有。 他们同恻隐之心绝了缘，就象这些石头同花草树木绝了缘一样。 他们可怕之处就在这里。 据说，普加乔夫、拉辛之类的人很可怕。 其实，他们比普加乔夫、拉辛可怕一千倍。”
他继续想。“如果有人提出一个心理学问题：怎样才能使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基督徒、讲人道的人、一般善良的人，干出罪孽深重的事而又不觉得自己在犯罪？
那么，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必须将现有秩序维持，必须让那些人当省长、典狱长、军官和警察。 也就是说，第一，要让他们相信，世界上有一种工作，叫做国家公职，从事这种工作的人可以把别人当作物品看待，人与人之间的手足情谊是不需要的；第二，要那些国家公职人员结成一派，这样不论他们对待人的后果怎样，都无须由某一个人来单独承担责任。 没有这些条件，就不会干出象我今天所看到的那种可怕的事来。 问题的症结在于，人们认为世界上有一种规矩，根据这种规矩人对待人不需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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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但这样的规矩其实是没有的。 人对待东西可以没有爱心，砍树也罢，造砖也罢，打铁也罢，都不需要有爱心，但人对待人爱心却不能没有，就象对待蜜蜂不能不多加小心一样。这是由蜜蜂的本性决定的。如果你对待蜜蜂不多加小心，那你就会既伤害蜜蜂，也伤害自己。 对待人也是这样。 而且不能不这样，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友爱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原则。的确，人不能象强迫自己工作那样强迫自己去爱，但也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对待人可以没有爱心，特别是对人有所求的时候。 如果你对人没有爱心，那你最好还是安分守己地待着。“聂赫留朵夫对自己说，”你就自己顾自己，干干活，就是不要去跟人打交道。 只有肚子饿的时候，吃东西才有益无害，同样，只有当你有爱心的时候，去同人打交道才会有益无害。 只要你能容忍自己不带爱心去对待人，就象昨天对待姐夫那样，那么，今天亲眼目睹的种种的残酷行为就会泛滥成灾，我这辈子亲身经历过的那种痛苦，也将无穷无尽。 是啊，是啊，就是这么一回事。“聂赫留朵夫想。”这真是太好了，太好了！“他对自己反复说，感到双重的快乐：一方面是由于酷热之后凉快下来的天气，另一方面是由于长期盘踞在心头的疑问忽然得到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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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一
聂赫留朵夫所乘的那节车厢只有半车旅客。其中有仆役、工匠、工厂工人、肉店老板、犹太人、店员、妇女、工人的妻子，还有一个士兵，两个贵夫人，其中一个年轻，另一个上了年纪，戴着几只手镯在裸露的手臂上。 另外还有一个脸色严峻的老爷，头戴黑呢制帽，帽子上有个帽徽。 这些人都已找到了座位，怡然自得地坐着，有的在嗑葵花子，有的在吸烟，有的兴致勃勃地同邻座闲聊。塔拉斯洋洋自得地坐在过道右边的长椅上，给聂赫留朵夫留着一个座位。 他兴致勃勃地跟对面一个乘客谈着话。 那人敞着乡下的粗呢上衣，肌肉发达。 聂赫留朵夫后来知道他是个花匠，正打算到外地去工作。 聂赫留朵夫还没有走到塔拉斯跟前，就在一个神态庄重的老头儿旁边站住。 那老人留着雪白的大胡子，身穿腰部打褶的土布长袍，正在同一个乡下装束的年轻女人交谈。 这女人旁边坐着一个七岁左右的小姑娘。 小姑娘身穿一件崭新的无袖长衫，淡得近乎白色的头发扎成一根辫子，她的脚离地很远，嘴里不住地嗑着葵花子。老人回过头来瞧了聂赫留朵夫一眼，把长袍前摆掖起，在磨得发亮的长椅上腾出一个位子，亲切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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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请坐！”
聂赫留朵夫道了谢，在指定的位子上坐下。 聂赫留朵夫刚坐下，那女人就继续讲她的事。 她讲到她丈夫在城里怎样招待她，现在她回乡下去。“上次谢肉节，托上帝的福，去过一次。 这会儿又去了一次。”她说，“到圣诞节，求上帝保佑，还能再去一次。”
“这是好事。”老人瞅着聂赫留朵夫说，“你得经常去看看他，要不然年轻人单独住在城里，容易变坏。”
“不，老大爷，我们当家的可不是那种人。 他从来不做蠢事，简直象个大姑娘。 挣的钱全部寄回家，自己一个子儿也不留。 他挺喜欢这丫头，别提有多喜欢了。”女人笑眯眯地望着小姑娘说。小姑娘一面吐着葵花子壳，一面听母亲说话，仿佛在证实母亲的话。 她那双聪明文静的眼睛瞧瞧老人的脸，又瞧瞧聂赫留朵夫的脸。“看来是个聪明人，再好也没有了。”老人说。“那么，他不来这玩意儿吗？”他加了一句，用眼睛示意坐在过道另一边的一对夫妇。 他们大概都是厂里的工人。做丈夫的把一瓶伏特加的瓶口对住嘴，仰起头，咕咚咕咚喝着酒；做妻子的拿着装酒瓶的袋子，眼睛紧紧盯住丈夫。“不，我们当家的不喝酒，也不抽烟。”同老人谈话的那个女人说，抓住机会再次夸奖丈夫。“象他那样的人，老大爷，可以说天下少有。 喏，他就是这样的人。”她又转过身来对聂赫留朵夫说。“那再好也没有了。”老头儿瞧了瞧喝酒的工人，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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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工人凑着酒瓶喝了好几口，就把酒瓶递给妻子。 妻子接过酒瓶，笑着摇摇头，也把瓶口对准自己的嘴，喝了几口。工人发觉聂赫留朵夫和老头儿在瞧着他，就回过头来对他们说：“怎么了，老爷？
瞧我们喝酒吗？
我们干活，谁也看不见；如今一喝酒，大家都看见了。 我干活挣了钱，自己喝一点儿，也让老婆喝一点儿。 没有别的。“
“是啊，是啊。”聂赫留朵夫说，不知该怎样回答才好。“我说的对不对，老爷？
我老婆是个比较稳重的女人！
我对她很满意，因为她疼我。 我说得对吗，玛芙拉？“
“喏，拿去吧。 我不想再喝了。”妻子把酒瓶递给他说。“你在罗唆什么呀？”她补充了一句。“瞧，她就是这样的。”工人接着说，“她一会儿挺好，一会儿又象没上过油的大车，吱吱嘎嘎地闹个不停。玛芙拉，我说得对吗？”
玛芙拉一面笑，一面带着酒意挥了挥手。“咳，他又瞎扯了……”
“嗯，她就是这样的。 好是好，可只是一时的。 一旦发起牛脾气来，什么事都干得出……我说的可是实话。 老爷，您可得包涵点。 我喝了点酒，嗯，可是有什么办法……”工人说着就躺下来睡觉，把头枕在笑盈盈的妻子的膝盖上。聂赫留朵夫又跟老头儿一起坐了一阵。 老头儿讲到他的身世，说他是个砌炉匠，干了五十三年活，这辈子砌的炉子数也数不清，想休息一下，可总是没有工夫。 这回他在城里，给孩子们找了工作，现在回乡去看看家里人。 聂赫留朵夫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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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老头儿的话，站起来，向塔拉斯给他留的座位那边走去。“哦，老爷，您坐。 我们把袋子挪到这儿来。”坐在塔拉斯对面的花匠抬起头来瞅了瞅聂赫留朵夫的脸，亲切地说。“不怕受挤，就怕受气。”塔拉斯笑嘻嘻地用唱歌般声音说，然后伸出两只强壮的胳膊把两普特重的袋子象鸿毛似地轻轻举起来，搬到窗口。“地方有的是，站站也可以，钻到椅子底下去也行。 这里可是太平无事，没有人吵架！”他满面笑容，和蔼可亲地说。塔拉斯讲到他自己时说，他不喝酒就没有话说；一喝酒，话就可以滔滔不绝地说个没完。 的确，塔拉斯清醒的时候总是沉默寡言，可是喝了点酒——这在他是很难得的，只有逢到特殊情况时才喝，——就特别喜欢说话。 他一开口，总是讲得很多，很有意思，而且非常朴素，非常真诚，并且非常亲切，他那双善良的浅蓝色眼睛和殷勤含笑的嘴唇总是洋溢着亲切的情意。今天他就处在这样的状态。 聂赫留朵夫的到来，使他暂时住了口。 他把袋子放好后，就照原来那样坐下，把两只经常劳动的有力的手放在膝盖上，瞧着花匠的眼睛，继续讲他的事。他向这位新朋友详详细细地讲他妻子被判刑的始末，讲她为什么被流放，他现在为什么跟她一起到西伯利亚去。聂赫留朵夫从来没有听过这事的前后经过，因此全神贯注地听着。 他听的时候，塔拉斯刚讲到下毒的事已发生，家里人都知道那是费多霞干的。“我这是在讲我的伤心事。”塔拉斯和蔼可亲地对聂赫留朵夫说。“碰到这样一位热心朋友，我们就攀谈起来，我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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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讲我的事。“
“好哇，好哇。”聂赫留朵夫高兴地说。“嗯，大哥，这件事就这样暴露了。 我妈当时拿着那块饼生气地说：‘我去找警察。’我爹是个通情达理的老头儿。 他说：‘慢着，老太婆，这小娘们还是个娃娃，她自己也不知道干的是什么，咱们得原谅她。 说不定她会明白过来的。’可是没用，我妈一句话也听不进去。 她说：‘要是咱们把她留下，她就会把咱们象蟑螂一样统统毒死的。’大哥，她说完就跑去找警察，警察一下子冲到我们家里……一下子就把证人都传了去。”
“那么，你当时怎么样呢？”花匠问。“我吗，大哥，肚子痛得直打滚，嘴里吐个不停，吐得五脏六腑都翻过来，一句话也说不出。 我爹马上套好车，叫费多霞坐上去，就赶到警察局，又从警察局到法官那儿。 她呢，大哥，一开头就全部认了罪，后来又向法官全都招供了。 她从什么地方弄到砒霜，怎样把它揉进饼里。 法官问她：‘你为什么要干这样的事？
‘她回答说：’因为我讨厌他呗。 我情愿到西伯利亚去，也不愿跟他一块儿过。‘她这是说不愿跟我一块儿过。“塔拉斯笑着说。”她就这样完全认了罪。不用说，她被关进牢里。 我爹一个人回来了。 这时正好是农忙时节，我们家的婆娘只我妈一个，她又没有力气。我们合计了一下，该怎么办，能不能取个保把她保出来。 我爹去找一个长官，不成，又去找一个，还是不成。 他一口气找了五个长官。 我们打算不再奔走，不料碰到了一个人，是官府里的一名小官。那家伙可机灵了，真是天下少见。 他说：’给我五个卢布，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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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她保出来。‘我爹同他讲价钱，结果讲定三个卢布。 好吧，大哥，我就把她织的土布抵押出去，把钱给了他。 他拿起笔来这么嚓嚓一写。“塔拉斯拖着长音说，仿佛讲到开枪似的，”一下子就写好了。 我当时已经起床，就亲自驾车去接她。 大哥，我这就来到城里。 我把我那匹母马拴在客店里，抓起公文，一口气跑到监狱。 他们问我：’你有什么事？
‘我就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说我老婆被关在你们这里。 他们问我：’你有没有公文？
‘我就马上把公文递给他。 他看了一下，说：’你等一等。‘我就在一条长凳上坐下来。太阳已经过头顶了。有个长官走出来问：’你就是瓦尔古肖夫吗？
‘我说：’我就是。‘他说：’好，你把她领回去吧。‘他们立刻把牢门打开。 她穿着自己的衣服，整整齐齐的，被押了出来，我说：’行了，咱们走吧。‘她却问我说：’你难道是走来的吗？
‘我说：’不，我是赶车来的。‘我们一起走到客店，算清了帐，把马车套上，把马吃剩下来的干草铺在车上，上面再盖一块麻布。 我老婆坐到车上，扎上头巾。 我们就坐车回家了。 她一路上不开口，我也不作声。 直到快到家了，她才问：’嗯，妈没事吧？
‘我说：’没事。‘她又问：’嗯，爹也没事吧？
‘我说：’没事。‘她对我说：’塔拉斯，我干了傻事，你原谅我吧！我自己也说不出，怎么会干出这样的事来。‘我就说：’还说这些干什么，我早就原谅你了。‘我也就不再说什么。 我们一回到家里，她就在我妈面前下了跪。 我妈说：’去求上帝宽恕吧！
‘我爹跟她打过招呼说：’干吗再提那些旧事。 好好过日子吧。 眼下也没有工夫说那些，该下地收庄稼了。 在斯科罗德诺耶那里，那块上过肥的黑麦地，上帝保佑，长势可好了，镰刀都插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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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麦穗同麦穗纠结在一起，都倒在地里。 得收割了。 明天你就跟塔拉斯一起去割吧。‘大哥，她就立刻动手干活。 她干得可卖力了，简直叫人吃惊。 当时我们家租了三亩地，上帝保佑，黑麦也罢，燕麦也罢，都是少见的好收成。我割麦，她打捆，要不我们俩就一起割。 我干活利索，干什么都错不了。她呢，不论干什么活，比我还利索。 我老婆年纪轻，手脚灵活，浑身是劲。 大哥，她干活简直不要命，我只好劝她停一停。 我们干完活回家，手指头都肿了，腰酸背痛，该歇一会儿才是，可是她晚饭也不吃，就跑到仓库里，去打第二天用的草绳。 她可真是变了样！“
“那么，她跟你亲热了吗？”花匠问。“那还用说，她跟我可真是太贴心了。 我心里想点什么，她都清楚。 我妈对她原是一肚子气，可连她也说：‘我们的费多霞好象让人掉了包，变了个人是的。’有一次我们俩赶两辆车去装麦捆，我跟她一起坐前面那辆车。我就问她：‘费多霞，当初你怎么会干出那种事来？
‘她回答说：’我怎么会干出那种事来？就是不愿跟你一块儿过。 我想，我情愿死，也不愿跟你一起过。‘我就说：’那么现在呢？
‘她说：’现在吗，现在你已经变成我的心上人了。‘“塔拉斯停了停，现出快乐的笑容，困惑地摇摇头。”我们从地里收割回来，把大麻泡在水里，刚回到家。“他沉默了一下，接下去说，”没想到，传票来了，要开庭审判。 可我们已经忘记为什么要开庭审判。“
“这准是鬼附上身了，不会是别的。”花匠说，“难道一个人自己会无缘无故去害死人吗？对了，我们那儿也有过这样一个人……”花匠刚要讲故事，可是火车停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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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是到站了。”他说。“最好下去喝点什么。”
谈话到此中断。 聂赫留朵夫跟着花匠走出车厢，来到湿漉漉的木板站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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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赫留朵夫还没有走出车厢，就看见车站广场上停着几辆豪华的马车，都套有三、四匹膘肥体壮的骏马，马脖子上挂着丁当作响的小铃铛。他走到被雨淋得潮湿发黑的站台上，一眼就看见头等车厢旁站着一伙人。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又高又胖的太太，头戴插有珍贵羽毛的帽子，身穿雨衣；还有一个高个子青年，两腿细长，穿一身自行车装，手里牵着一只脖子上套有贵重颈圈的肥壮大狗。 他们后面站着几个仆人，手拿雨衣雨伞，还有一个马车夫，都是来接客的。 这一伙人，从胖太太起到手提长袍前摆的马车夫止，个个都显得优裕富足，怡然自得。在这伙人四周顿时围了一批好奇成性、拜金成癖的人，其中包括戴红制帽的站长，一个宪兵，一个穿俄罗斯民族服装、颈戴项链、夏天里每逢有火车到站必定赶来迎接的瘦姑娘、电报员和几个男女乘客。聂赫留朵夫认出那个牵狗的青年就是在念中学的柯察金家的少爷。 那位胖太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