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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是娥身处悬崖的边缘，陈荣兰只要推一把，她就从此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从中右到右派十分容易；拉一把，也许、也许柳暗花明……虽然这束光如法海的金钟罩，她认了，就做一次罩钵里的白娘子吧。白娘子至死不悔，而她要悔，要揭发别人以自保，最后抛出了最亲近最不愿意抛出的人——她揭发流泽授意解洪元出任副团长，揭发解洪元积极筹措，准备复出。她哭哭啼啼地表白自己以沉默对抗，并坚持剧团应该由共产党的干部陈荣兰执掌权柄……
陈荣兰的眼睛里开始有了暖意。
最后陈荣兰送出一句体己话：“你怎么昏咚咚地讲了这么许多话。”
好了，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通。丁是娥表白，解释，检查……书记陈荣兰想让她过关，她就能从中右退回来。人生大舞台，舞台小人生。经过反反复复的检讨，大会加小会，一次又一次触及灵魂，终于退回到人民温暖的怀抱里。
1957年8月13日，文化局在仙乐书场召开反右派辩论大会。名曰辩论，实为批判。一个个上台批判的人都是事先定好的，丁是娥递条上去要求发言，文化局局长爱惜识时务者的羽毛，他朗声宣布：“丁是娥同志要求发言批判周伯春（滑稽戏名角），我们欢迎这种态度。”轰隆一声，冰雪消融，“同志”二字让丁是娥重归革命的行列。
这样的经历顾月珍有吗？没有。经历了1957年之后，丁是娥阿姨认为人有三重生命：自然生命（肉体）、艺术生命和政治生命，而三者之间以政治为首。所以政治应该是一个人的灵魂。灵魂不在了，艺术又在哪里？肉体又有何用？
然而政治是什么，有时候谁也说不清楚。
丁是娥的《娇懒夫人》是鸣放中放出的“百花”一朵。顾月珍也有“百花”一朵，那是根据苏联电影《安娜·卡列尼娜》改编的《贵族夫人》。这是顾月珍手术切肺复出后演的第一出戏，她动手术，是共产党把她送入医院，承担医疗费用，是党组织的代表在她手术书上的亲属栏里签字。我母亲觉得是“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她要演一出好戏来报答党的恩情，所以她在“百花齐放”的时候，选择了苏联老大哥的影片。她全身心投入排练，而后在瑞金剧场演出。顾月珍虽然出身低微，文化不高，却有一种与身俱来的高贵，能体会到高贵不是来自物质，而是源自精神。她的主旨是要把这种高贵的精神平民化。情节略有改动，中国的安娜金秋萍不是卧轨而亡，而是被强加以行刺的罪名锒铛入狱。
贵族夫人金秋萍的悲剧揭示了人们对精神家园的渴望，而那个《娇懒夫人》的闹剧鞭挞了人格依附的丑陋。两剧前后推出，《娇》剧演了一个半月，渐渐的努力沪剧团的《贵族夫人》剧场火爆，而《娇懒夫人》渐失票房之宠，结束于《贵》剧的全盛期。《解放日报》称《贵》剧是“夏日里的一朵荷花”，甚至把它与“反右”运动相联系，说它赤裸 裸地暴露了解放前旧中国那种黑暗腐朽的罪恶本质，启发了人们对旧制度的愤慨和对今天生活的热爱。张刚文、白少璋（剧中人物）之流“企图把今天的社会拖向旧社会去”，只能看出“这些人更加无耻”。
母亲演《贵族夫人》引出了许多观众的眼泪，每场戏她都是倾注了心力。她在台上哭，观众在台下哭，病歪歪的身体使她再度晕倒在舞台上，被送进医院。这出戏成为顾月珍一生最后的辉煌。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贵族夫人》明明是一出与当时的政治挂不上钩的戏，却成为反右运动中的“好戏”，与政治联系得如此紧密。不过，我想观众不会买账。他们要看真正的戏，看惯了油盐酱醋茶的沪剧迷眼睛里只有好人坏人善人奸人福人苦人；他们喜欢顾月珍演的角色，要借剧情浇自己情感的块垒。而母亲也不会想到，这出戏会起到多大的政治作用。她高兴的是她的戏超过了《娇懒夫人》，超过了丁是娥，她受到了观众的爱戴。
恩恩怨怨，是是非非，谁又能说得清呢？丁是娥向顾月珍的哭诉，没有激起任何反响，也就识趣地悄然收兵，退避三舍。两人也就各走各的路了。
第四部分第16章 枯树凋零去亦奇（1）
三年自然灾害在1960年显露出狰狞面孔。直辖市之一的上海，猪肉定量从每月每人十二两（老秤十六两制）降至六两，再降到三两，又降到二两，淡水鱼等副食品都要凭票，蔬菜也很短缺，在菜场里凭票还要排长队。小阿婆把这点票证捏在手心里，恨不能焐出油花来好炒菜，每天摸黑去菜场排队，拎回来的只是几把没精打采的毛毛菜。
这一年，我是第十一女中的高三学生，各科成绩名列前茅。我还是化学课代表，化学老师希望我去读理科；语文老师兼班主任董冰壶钟爱我，推荐我参加朗诵比赛，把我的作文贴在墙上作为同学们的范文，她自然希望我报考文科，而且希望我挺进北京大学。她说：“北大是全国最著名、历史最光辉的高等学府。考上了不仅是你个人，也是全班、全校的光荣。”
青春是梦想的年龄。老师说的这个“光荣”一下子把我打动了。我怎么会不希望给班级给全校带来光荣呢？虽然我自己觉得复旦大学和华东师大比较适合我，但我还是斗胆填报了北京大学。也许觉得希望不大吧，填这个志愿连母亲都没有告诉她。
考完就放假了。每天早醒的骄阳喷射着橙色的光羽穿窗入户，撩逗梦中人。一十八岁的我消化力特强，肠胃早就空空如也了，但是一想到起来只有一碗稀稀的泡饭粥可吃，便宁可赖在床上做白日梦，想那个五彩梦，也想今天小阿婆会给我吃什么。小阿婆太重男轻女，特别喜欢星儿。两天前她把父亲带来的鲜肉烧成一碗红烧肉，盛饭的时候，我看见她把两块肉狠狠地埋入了弟弟的饭底。啊，红烧肉！
我母亲的身体是越来越差了，咳嗽频仍，嗓音也失去了原有的甜美和圆润。长宁区委的领导劝她辍演，劝她休养，她总是不肯歇下来。这一年6月，美国的艾森豪威尔自菲律宾赴台湾，大陆掀起反美、解放台湾的热浪。为配合形势，母亲搞了一个《龙女跨海》的戏，得到领导的支持和观众的欢迎，票房收入直线上升。这时，大跃进的神话已经破灭，经济走向衰败，观众不可能空着肚子去看戏，所以全市的演出业都不景气。努力沪剧团差不多七八天就要换一个剧目。只是谁也想不到的是《龙》剧从7月31日演到8月31日，维持了整整一个月，顾月珍依然是台柱子。只要主演换人，票房收入就往下跌，母亲每天强打精神上台，一化妆看上去英姿勃发，但一下台就歪歪斜斜，一脸病容。我跟着小阿婆去看过戏，母亲的嗓音远不如前，拔向高处时会出现嘶裂生涩。只是沪剧观众依然热爱她，从不喝倒彩，出嘘声，只会听见低低的叹息和私语：“她从前嗓子不是这样的，她太苦了太吃力了。”……
小阿婆从来是以母亲为重，自从父亲离开这个家，她对母亲更加体贴了，这种非同寻常的维护，某种时候甚至超过了她与父亲的关系。母亲在演龙女，为了使她得到充足的休息，家里要保证绝对安静。我和弟弟上下楼都蹑手蹑足的，只要稍稍有一丁点响声发出，小阿婆就会凶我。也许母亲病体所承受的压力只有小阿婆才真正知情。母亲是剧团的台柱子，也是家的中流砥柱。病病歪歪的母亲不能倒！我们已经经历过一次家庭破碎，绝不能再有第二次。这种忧虑像一处亮晶晶的壁垒，小阿婆与母亲心知肚明却从不去触及，她们在现实生活里结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那便是生死相依、荣辱与共的亲情，一起为这个家付出呕心沥血的努力。
50年代末努力沪剧团划归长宁区委，团址离我家很远；加上底楼客厅住进了一户人家，人多嘈杂，影响了母亲的休息。区委考虑母亲的身体和工作方便，建议我们搬家。她选中了延安西路949弄15号，弄堂深处新盖的一幢独立小楼，共三层，我们占中间一层。小楼带一个绿草如茵的花园和曲曲弯弯的小径。那时候全上海完成了私房改造运动，我们交出星村十号，迁入新居。
门铃声扯断了我的思绪，绿衣人送来我朝思暮想的入学通知书。我等不及上楼，倚在门边，撕开信封，北京大学！四个字赫然入目，我疑疑惑惑揉揉眼睛再看，一字一顿地念：北京大学。始料不及的喜悦像湖水从脚踵涌向头顶，我顾不得多想，挥舞着通知书，连蹦带跳直冲上楼，向母亲去报告。
楼梯拐弯处正是二楼厨房，房门口闪出小阿婆瘦小的身影，她拦住我的去路，横眉立目地斥责：“侬是走楼梯还是敲铜锣，你娘还在睡觉。”
她总是这样对我，我懒得理她，也不情愿让她第一个知道喜讯。我就侧转身紧贴扶栏，像条泥鳅一滑而过，小阿婆碎步急追，一不小心，滑倒在光溜溜的打蜡地板上，顺手拽住我的裙子角，拧疼了我的小腿。小阿婆大约使尽了全身的力气，我也跌坐在地板上，一老一少对坐于昏暗的甬道，互视出起伏的波涛。我俯看小腿，腿上一团青紫淤结成块。这两年，小阿婆大约觉得我已是大姑娘、好学生，不再动辄打骂，但这一次下手这么重，这么狠，勾起我积郁的气恼。我抬起头射出怨愤，却遭遇上两道火焰一样的目光。终究是小阿婆厉害，那目光威严地舔红了我双颊上的愧疚。我一骨碌起身去搀扶小阿婆，小阿婆倚老卖老，靠在我的臂弯里，压低嗓音说：“讲话轻点，扶我回厨房。”
当小阿婆问清原由，核桃皮似的脸绽开了，宛如一朵盛开的墨菊。她要我把“北京大学”四个字指给她看，用干枯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地抚摸，仿佛这四个字有温度有生命，口里喃喃：“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解门里出了状元，出了个女状元。”
莫名其妙！是我辛辛苦苦考大学，与菩萨有啥关系？小阿婆真是迷信。但小阿婆不知我的腹诽，又像鸡啄米似的乱啄。先啄北京天气冷，会冻掉鼻子冻掉耳朵，后啄女孩远行，家人提心吊胆，归结为若是星儿考上就阿弥陀佛了。听得我心里直起毛，这时，我听见了楼上房门开启的声音，响起了母亲拖鞋的趿拉声。
啊哈，母亲起床了！我腾地直起身，裙子又被拽住了，小阿婆问：“事先跟你娘商量过？”
见我摇头，就示意我坐下，我好不耐烦，倔倔地说：“姆妈在台上扮龙女，是要跨海去解放台湾，北京大学在北京，比台湾近多了。有啥好商量？”
小阿婆语塞，手掌松弛无力地垂下，脸上的表情像五色迷雾，只有一句话黏上了我的后背：“跟你娘不要直拨拨地讲。”
我冲上楼，撞开盥洗室，见母亲正在刷牙，我急不可待地报喜：“姆妈，我考上了，考上了北京大学。”
母亲猛回首，唇边的牙膏泡沫垂挂成一串长长的惊愕。
我以为她没听清，又重复了一遍。
啪，母亲手中的漱口杯猝然落地。清水四溅，溅湿了她的睡裤。她弯腰去拾了半天，抓不起牙杯的弯把。
轮到我变成泥塑木雕了。考上北大，是喜？是忧？忽觉得后背有轻轻的蠕动，看见小阿婆又努嘴又挥手，示意我前去帮忙。我急急上前帮母亲捡起杯子，抬头时遇上了母亲一双含泪的眼睛。泪光点点，织成一张网，罩住我的心。我依稀觉出自己的粗疏和鲁莽。
母亲身世飘零，亲朋稀落，痼疾缠身，女儿初初长成，稍可相依相伴却偏偏要远走高飞，她怎么舍得？母亲匆匆抹了一把脸，接过通知书走回卧室，在小圆桌边坐下，一遍又一遍地看，一串热泪滴落于纸，洇湿一片。她赶忙起身，去找一条小丝帕轻轻地吸去水，复又步出阳台，展开通知书，等待阳光和微风把纸晒干吹干，那神情极专注极虔诚。我在母亲的身后跟进跟出，忐忑不安，一遍遍说：“姆妈，对不起。”
母亲叠好通知书，交还给我，牵拉着我的手，泪眼婆娑中展开一朵凄美的微笑，说：“党挑了侬，姆妈不怪侬。”
在母亲的心里，党是最沉最重的分量。在那个年代，人们就是真心诚意地“把一生交给党安排”，因为党是力量，党是意志，党代表神圣，党代表方向。
这代表理性的思考，党员不可能与党去讲条件。我只能希望母亲在不远的将来能实现她的第三大愿望，来北京，演戏给毛主席看，同时也来看女儿。
要去北京了。母亲带着我去买卡其布毛绒长大衣，小阿婆抖擞精神地亲手赶制簇簇新的棉被，父亲带着我把喜讯送到了大阿婆的床边，把点心和赡养费送到大阿婆的手里。大阿婆喜极而泣一迭声地叹息：“阿波囡考中了状元，我穷得没东西送给侬，哪能好呢？”
从大阿婆家里出来，我和父亲走上了南京路。我故意落后几步，习惯地将视线绕在父亲的藤拎包上。藤条编成的提手早已破裂断损，由许多布条缠绕连接，里面会有一只小热水瓶、一副象棋和一只饭盒。以往他拎着旧藤包，游走于公园和朋友处，找人下棋。渴了，他喝一口水；饥了，摊头上吃碗面，余下的倒入饭盒，下顿再吃。父亲就是这样地节俭。在这只包里，有时也会有牛肉干、话梅和糖果，那是为我和弟弟买的，有时还会有半只熏鸡或一碟盐水鸡，几块熏鱼，那是为我母亲和小阿婆买的。此时，藤包轻轻地晃着，想来里面缺少沉甸甸的食物。忽然我的目光被父亲的人造棉裤子吸引，靠近藤包的臀部沾了一点白色的杂物，我伸手去摘。父亲捉住了我的手，悄声道：“不要摘。那是一块橡皮膏。裤子上有洞，我贴在上面的。”
第四部分第16章 枯树凋零去亦奇（2）
我心里猛地酸酸的。在我记忆里，父亲哪是这个样子的？白西装，打领带；要么就是一身网球运动装。全身勃发出活力。但现在实行薪金制，钱自然是比从前少多了。每月要付我们生活费，还要赡养大阿婆，丁是娥也不是个省钱的主。一个人的工资要供这么多人花，唯一可以对不起的大约就只有他自己了。看起来，丁阿姨也不怎么关心他，用橡皮膏补破洞只有那些没有女人的单身汉才会做。父亲啊父亲，多么无可奈何的人生！ 父亲把我带入上海市床上用品公司，挑选了一条最贵的白底绿花纯羊毛毯，没二话就付了五十元钱。那个年代，一个大学毕业生的月工资也只有四十多元！近半个世纪过去了，这条毛毯虽然有蛀洞，有破损，但依然敦厚，温暖。每当长夜无眠时抚摸着这条压在棉被上的旧毛毯，我的眼前就会出现父亲穿着粘橡皮膏的裤子、拎着旧藤包的身影。 我是上海第十一女中唯一考上北大的学生，学校的老师分享了我的快乐和喜悦。长宁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孙绍策也登门祝贺，他送我一枝钢笔，并教我如何把被褥打成方方正正的行军背包。只可惜，小阿婆亲手缝制的被褥实在太厚了，怎么使劲都打不成解放军的行军背包。 等我到了燕园，还没来得及欣赏湖光塔影，就和同学们一起去了北京郊外群山皱褶中的分水岭秋收。继之又去十三陵的北大工地修铁路，手磨破了，肩压肿了，吃的却是棒粥，玉米窝窝头也硌痛了我病根未净的肠胃。渐渐的校园里的伙食露出粮食短缺的狰狞，要求学生自动减少粮食定量，每天只能从池水中捞起绿色深深的小球藻作粮食的添加物，粥越来越看不见米粒。个个食不果腹。但只要我稍稍有一点流露江南的情愫，“上海小姐”的雅号就当空落下。在那个年代，这可不是好称号，它与“资产阶级小姐”的意思等同。这样就让我更怀念家中的温馨。 好不容易盼来了寒假，年级党支部却号召同学不要回家，以免增加春运的困难。我心中一急，热泪夺眶而出。支部书记看见我的窘态，体念我是班上年龄最小的学生，网开一面准许我探家。我坐上火车，心里一个劲地盼： 家，我亲爱的家！ “阿姐回来了！”院门口弟弟大声地吼着，上来抢我的背包。 才半年不见，小阿婆站立在灶间门口，显得更小更瘦了，我大声地喊：“小阿婆！” “阿波囡瘦啦，黑了！”小阿婆说着就滚落了一串热泪，不知为啥，泪从小阿婆脸上落下，却在我的心河里激起了浪花，那浪花是酸酸的，有点隐隐的刺痛。 母亲细细地打量我，心疼的表情赤裸裸地写在脸上。 第一次从北京回来，记忆最深刻的是“吃”。没有人帮小阿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