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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李妈，在造反派勒令丁宅解雇女佣时，不仅带走了所有平时自己用过的物品，还向丁阿姨索要一百元解雇费。那个时候，丁阿姨家早已被抄，房被封，存折被冻结。上哪里去找这一百元？丁阿姨愤恨之极，指着门口挂着的一件父亲的中山装，让李妈去变卖。李妈不屑，吵闹不休，扬言要去找造反派。就在这难分难解之时，那个始终不被承认的毛脚女婿唐祖光捧出了积蓄，打发了这“半个主人”。
熊熊的革命之火无处不在。一天，解洪元从单位回家，发现后门左右墙壁上贴着大标语：“打倒丁是娥”、“打倒解洪元”，字迹稚嫩，歪歪斜斜，与单位造反派写的不一样，而且随着他走近家门，大人孩子围了一群，叽叽喳喳的议论也让人生疑，左邻右舍中有看不过去的，小声说：“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无可救……”
什么意思？这时，丁是娥也拖着疲惫的身子出现在巷子口。
黑暗中不知小海从哪里窜出来，指手画脚地说： “是惠儿贴的，是惠儿贴的……”
惠儿？自己的女儿？……这真是叫解洪元大跌眼镜了。革命真正起来了，堡垒是最易从内部攻破的……
走进门，没人提烧饭，也没人想吃饭，只有小海这里那里地翻饼干筒。
天全黑了。门被撞开，解惠芳出现在门边。
孩子就是孩子，解惠芳这个本不该出生的女孩，自她三岁进入丁宅，一直成为受气包和出气筒，烽烟四起，她在小学里又成为“黑五类”子女，学校造反派要她和父母划清界线，她回家就贴了两条大标语。标语贴完，照常出去玩，等到天黑了，肚子咕咕叫，又回家来找饭吃。父亲看见她怒不可遏，关起门来大声呵斥，心火一起抡起巴掌就要扇过去，却被丁阿姨挡住了，只听得扑通一声，高傲的丁是娥双膝一软竟跪在了非婚生女儿解惠芳面前：“惠儿……姆妈求求侬……”
解洪元傻了，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丁阿姨拉他同跪，他倔倔地站着，不肯跪下。夫妻俩内心都有些怕，外面已经够乱的，假如内院再起火……
解惠芳人小心嫩，脑子也单纯，在造反派的逼迫下，标语刷是刷了，却没有想过有什么后果。当母亲跪在自己面前时，吓都吓死了，捧住自己的脑袋拼命摇：“爹爹……姆妈……我再也不这样了……”
“革命”还在进行。“人沪”内部有关陈荣兰生活作风的流言，几经传播，苍蝇变成了大象，大象又变成了迫击炮，步步紧逼着陈荣兰就范。但想不到的是陈荣兰掠掠头发，从容不迫地回答：“哪有这种事？谁看见了啦？拿出证据来！”
会场哑然。流言本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哪有真凭实据？但是谁也不会想到，我的丁是娥阿姨会“大义凛然”挺身而出揭发：
某日清晨，她有事早来团部，亲眼所见陈荣兰从某某房间里出来，衣衫不整……
有人看见我的父亲缩在会场一角，头颅深深地埋入了两个臂弯中间。是事实还是空穴来风？1957年的“再版”啊，这是耻辱。虽然人人知道他解洪元主宰不了丁是娥，但毕竟他们是合法的夫妇，丁是他的老婆！解洪元恨不能一脚跺出个可钻进去的地洞来。
陈荣兰缓缓侧转身，目光里有惊愕，有愤怒，还有毫不掩饰的鄙夷。睫毛微微闪动，仿佛是要用眼皮把丁是娥夹起来，甩在最不干净的泥淖里。她依然坦然，依然顽强，抗声回答：“捉贼捉赃，捉奸捉双，想象不能代替事实。退一万步说，我执行的是革命红线，就是有生活问题，又能怎样？”
好一个强项令！
丁阿姨见这一招不灵，随之又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揭发康平路会议时两个女人在厕所里的密谈：“反中央”三字成了一颗威力巨大的炸弹。明明知道“反中央”还要负隅顽抗？一时间，陈荣兰跌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使陈荣兰顶上“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抗革命样板戏”的特大罪状。在丁阿姨的周围，我很敬佩陈荣兰。一个女人要做到笼住丁是娥这样的艺界精英，又要把自己所管辖的团办成几进北京的样板团，还要从艺术上的一窍不通到无所不精的行家里手，谈何容易！更难得的是始终不肯低下高贵的头颅，坚强无畏。然而，上苍似乎没有给好人以平安，她被“解放”之后，在骑车去开会的路上，毫无征兆地消失于一次车祸中。命乎？运乎？呜呼哀哉！
应该责怪丁是娥阿姨吗？说到底丁阿姨仅仅是为了自救。这种笨拙的自救方式纯粹是为了转移矛头。如果公众把注意力集中到陈荣兰身上了，那个“万炮齐轰”不就会少掉一半火力？因为运动总是要有对象，有人整人，有人被整。丁是娥原以为被整的会是当权者，可从乡下回来，她发现自己成了被党支部抛出来转移目标的对象。人在某种时候只求生存，既然你不仁，我也不义。丁阿姨也有她的致命弱点，她是那种离开了鲜花和荣誉就很难活下去的女人，有太强的虚荣心，所以也最害怕忍受孤独，最害怕被孤立。丁是娥困兽犹斗，总希望突发奇兵冲出重围。她一直是我行我素，敢说敢作的高人。
这一次能救出她自己来吗？
不。在那个失控的十年，她熬了整整八年，直至1973年9月才重获人民的身份，却仍未恢复组织生活。她一边是诚惶诚恐地喜获解放，一边又战战兢兢地投身到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中去，非常积极地追随第一期轻骑队下乡。在公社、田头、海滩边演唱，和《追猪苗》剧组深入奉贤乡村牧场体验养猪生活。偶尔遇到老朋友射出真心的关爱：“老丁，你一定受了很多苦。”她会赶紧打断对方的话头：“没有没有，我觉得文化大革命太有必要了，我简直是重生，得到了新生。”
我的丁阿姨确实“新生”了，她像凤凰涅。1977年1月8日，上海沪剧团悼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丁是娥主动请缨，选择了难度极高的《赋子板》，唱《鸡毛飞上天》中的“从前有个小姑娘”唱段，共有八十八句。停了十年的嗓子初试失利，吐字和嗓音都沉湎于哽咽的干涩之中。1960年，这个戏的成功曾使丁是娥在编演现代戏上登上了一座高峰，也使她在唱腔设计上登上一座高峰。这一出根据建襄民办小学教师吴佩芳的先进事迹编写的现代戏，刘少奇主席看过，周恩来总理也看过，他们都给予肯定，总理称赞它“刮刮叫”。什么叫“刮刮叫”？这就表明周总理是丁是娥的艺术知音，是襄助她事业发展的“贵人”，周总理的仙逝怎能不让她伤心？热泪一串串，一上台就失去控制。有人说她再也回不到十年前了，丁阿姨沮丧极了。父亲劝丁阿姨别着急，他认为难度固然是一个问题，十年未登的高难度唱腔一下子要上去是不容易，但心里极度的悲伤也是原因之一。他鼓励她抛开闲言碎语，拂去冷雪冰霜，一次次调整心态，一回回冲上聚光灯的中央。也许心灵力量是最伟大的，丁阿姨有我父亲这样一个家庭艺术指导与心灵牧师，真不知是几世修来的福气——父亲把自己“化”在丁阿姨的成功里了。这是牺牲，但父亲并不这样认为。他把丁阿姨看得比自己重，把她的成功看得比自己成功更高兴。就这样，共过患难的夫妻有了心心相印的默契。丁阿姨经过几度调整，终于找回了从前的感觉，再度唱红上海滩，电台录音，电视录像，街头巷尾传唱“从前有个小姑娘”。
第五部分第17章 乱云笼日黯神州（4）
1978年8月，丁是娥出任上海沪剧团团长。作为演员，她刻意驰骋于红氍毹，作为一团之长，她清醒地意识到自身已经五秩晋五，观众的怀旧是暂时的，喜新厌旧是铁的规律。1980年2月，电视里播放着十一届五中全会公报，当播到为刘少奇平反昭雪时，解洪元丢下饭碗，拍起手来，紧接着劈劈啪啪的鼓掌声在饭桌上响成了一片。话题自然而然地引向了《芦荡火种》。春风又绿江南岸，应是“芦荡又绿，火种重燃”了吧？丁阿姨一激动就提出重演阿庆嫂。等到她提出，剧团的同仁问：“侬的身体来事（行）勿？”这一年，丁阿姨连动两次大手术，恢复不好，刀疤还在隐隐作痛。万一用力用得刀疤爆裂？但丁阿姨想做的事谁也挡不住。后来连医生都说可以一试时，就别提有多开心了。剧组成立了，基本上是二十年前的原班人马。
说“基本上”，其实也就是缺了饰演县委书记陈天民的解洪元。这时，我父亲查出喉癌要进行手术。但父亲也被这件事鼓舞着，执拗地要求医生推迟手术日期，坚持到排练场当艺术顾问。
癌病是无情的，当全剧进入内部排练时，父亲被勒令住院，切除声带，改道气管，何况还不知道是否已经扩散，吉凶未卜。4月8日是《芦荡火种》正式公演的日子，丁阿姨奔波在剧场与医院之间，辛苦可想而知。但就在临动手术的前一天晚上，丁是娥在后台化妆，接到解洪元从医院带出来的一张字条：
“你明天无论如何不要到医院来……你只要把戏唱好，我就安心了。”
丁阿姨的眼泪夺眶而出，从上过油彩的脸上落下，哗啦啦，止也止不住，她是真心感动，并也真的是不放心动大手术的我父亲，她让弟妹们转告：“我今晚一定把戏唱好，明晨不去探望。”
患难见真情，彼此多了一份相知。丁是娥人前人后开始对解洪元有了一份尊重，彼此都清楚对方最希望的是什么。丁阿姨夜戏散场后，虽然静卧在床，但却是睁着眼睛到天明，听着时钟滴答滴答一分一秒地走着，她恨“时间像乌龟一样爬行”，人没有去，可心去了医院。说起来，丁阿姨也不容易，她的创口时时要作祟，常常有人钦佩她“捧着肚子唱戏”，有一份常人没有的坚强。丁是娥说过：有爱的地方才有事业。演员热爱艺术，要像爱情人那样去爱，倾其一生之爱，这艺术才能化为事业，这事业才会有辉煌。
幸好父亲的喉癌没有扩散，但他从此被癌魔夺去了声音。一个演员，曾经拥有得天独厚的铜喉金嗓，曾经创立了黄钟大吕般荡气回肠的解派唱腔，可是现实却要让他失声，连说话都只能发出气声，永远地与舞台无缘了。他还能做什么呢？就像他对丁阿姨说的那样，我就做她的后盾吧。支持丁是娥把工作做好，把戏唱好。
1981年丁是娥力排众议，推出再现金嗓子周璇遭际的新戏《一个明星的遭遇》，并众星拱月地捧出了十九岁的新人茅善玉，新的西装旗袍戏，新一代的金嗓子，瞬间走红浦江两岸。翌年五集沪剧电视连续剧《璇子》问世，开创了沪剧电视连续剧的先河，并于1984年摘取了全国最佳戏曲电视连续剧“金鹰奖”的桂冠。茅善玉与越剧茅威涛并称“江南二茅”……
1982年9月，建立上海沪剧院，丁出任第一任院长。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丁是娥主持排演《野马》（根据同名评剧改编），剧情为后进青工在团支部的帮助下由“野马”转化为“骏马”。丁阿姨扮演青工之母。戏公演后，一些失足青年仰慕丁是娥，给她写信求助，其中有个丁伟，失足后觅不见立足之地，丧失了生活的勇气。丁是娥接信后带着《野马》的主演一起去探望，并帮助他联系了红锋五金电料商店，使丁伟逐渐走上正路，成家立业。这样的事有很多，广为传播，使丁阿姨在舞台逐渐退隐之时，在社会上重新找到了自我，成为一个有影响的公众人物，她学会了遵循社会的意志，去做许多有益于公众的事，努力去影响社会风尚。
也许台上与台下原本没有太大的差别，人生大舞台，舞台小人生。丁是娥复出后重名轻利，她把补发的“文革”中的两万多元工资拿一半交了党费。她公私分明，动用公家车辆，车资从工资里扣除；担任各种评委，一概谢绝礼品；连最宠爱的小孙子去电视剧拍摄现场看她，旁人塞给孩子一袋橘子汁，她也立即索回，把自己的一袋给了孙子；她的女婿唐祖光工伤失明，她对工厂的领导表示，没有任何要求，只希望愈后保持面容端正。一桩桩一件件，涅后的丁阿姨竭力地重塑自己，规范自己，约束自己和家人，把做人和做戏和谐地拧到一起，力求成为沪剧界乃至全社会的一面熠熠生辉的旗帜。
丁阿姨真是一只凤凰么？我记起有人背后送给她的一个绰号：假人头。丁阿姨的真真假假，连我也迷蒙不辨了。
第五部分第18章 寒梅落尽香如故（1）
在那狂暴的年代，整个沪剧界被批斗的人群中，有两个宁死不屈的人：一个是人民沪剧团的原党支部书记陈荣兰，另一个是努力沪剧团的原团长、我母亲顾月珍。
1970年1月12日，我还在北京房山县南如公社的人民日报农场劳动，突然接到一份加急电报和长途电话，告知母亲病危催我速归。我火速坐上了南下的列车，在卧铺上翻滚，心事灼烫了被单，只得蹭下窄梯，按下折凳，从窗缝中偷吸凛冽的寒风。窗外是漆黑的夜，紧追不舍，有时举近一簇灯火，又迅捷移走。往事如夜，坠弯了我的心弦。1965年我从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人民日报社工作，每年有一次探亲假。假期回家我总是感觉到母亲背负着沉重的心理包袱，究竟是什么呢？我只能从弟弟的嘴里和母亲的语言碎屑里略知一二。作为母亲唯一的女儿，总希望能给她减轻点什么。可是能做什么呢？母亲不就是想演现代戏革命戏吗，那又何错之有呢？六十年代初，母亲把上海革命烈士茅丽英的事迹改编成《龙华塔下》，稍后又把老舍的《全家福》改编成现代戏《破镜重圆》，以歌颂人民警察。老舍先生支持母亲改编，回信中说：“祝贺你们演出成功。”上海市文化局还组织了文艺界观摩演出。顾月珍自解放初就坚持演现代戏革命戏，成为市文化局推动戏曲革命的一面红旗；市文化局和剧协领导的表扬又坚固了她的精神支柱。《上海戏剧》刊出剧评家龚义江的文章《可贵的责任感》，文中说：“这戏的演出正当沪剧‘西装旗袍戏’风行之际……顾月珍说‘文艺工作者是党的宣传员，我们不能忘掉自己的责任’。于是提出了上演现代剧的要求，并提出了这样一个歌颂新社会的剧本。”（指《破镜重圆》）作者列举了顾月珍所上演的一串现代戏剧目，而后又说：“这些戏的演出过程，同时也往往就是她与各种对现代剧的非难，和演出现代剧主客观所存在的各种困难的斗争过程……”
我深深感谢作者，感谢作者对母亲这种单一追求的了解与理解。六十年代中期，母亲与她的直接上司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孙绍策有了分歧，有了磨擦。我只有隐隐的感觉，但是我一直弄不清分歧的症结是什么。在现实里，中央也是依据下面的情况在不断地调整方针与政策，有经验的干部对上会有许多对策，东风东走，西风西走，从不自作主张固定于一个方向。而我的母亲却只会认准一个方向，一条道走到底。按孙绍策的话说“她是一个十分简单的人”。而孙绍策则反之，我亲历过他的那种不简单。
那是我上大学的第二年暑假。我迷恋于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 “通过坟墓，我们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书中的这句名言叩开了我的心扉，催长了“生而平等”和“平等对话”的愿望；同时，又借了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带回家躲在客厅的套间里看得昏昏沉沉。母亲居家养病，孙绍策是常客，他一来就在客厅里说革命大道理，滔滔不绝一套又一套。我凭直觉厌烦这种口若悬河旁若无人的狂傲，但他是母亲的入党介绍人，是母亲的上级，母亲对他惟命是从，并欣赏他的口才与干才。
那一天，他走了进来，由于没有准备，我下意识地起立，慌慌地把书藏于背后，他只远远地一瞥就报出了书名：“你在看《呼啸山庄》，喜欢勃朗特姐妹的书吗？”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孙绍策其貌不扬，头上有癞疤，举止不雅，言语中略带几分痞气。没想到目光竟如此锐利，我不由闪出几丝惊惧，几丝钦佩，脸像窗外的彤云噗的飞红一片。大学里还未开欧洲文学史课，小说是从高班同学那里借来的，据说任课老师对这一对姐妹持批判态度，书自然不能乱看。我从上海去北京，和工农学生及调干生相处，娇骄二气就成了我的辫子，“上海小姐”也成了我的帽子，看这种书若是让学生党支部知道，那便会成为“迷恋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走白专道路”的榜样。所以孙部长能一眼洞穿令我心惊肉跳，唯恐他去告诉母亲，把这书当作黄色小说抓了，那才是大事不好，我惴惴地说：“侬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