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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知他拖过一把椅子稳稳坐定，欣赏我的窘态，唇边荡开得意之花，微微压低嗓音：“怎么会呢？她是一个十分简单的人。只知道人生三件事：入党，进国营，演戏给毛主席看。”
他说的是事实，但以一种揶揄的口吻说直让我有些受不了。我猛地甩出一句话，自以为是一发炮弹：“您怎么知道勃朗特姐妹？您一定看过她们的书！”
孰料，他笑声琅琅，洞若观火：“最高学府的大学生，你别挑理。共产党人要批判旧世界，就要了解旧世界，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你说是不是？”
我不能容忍他言词中嘲谑的外壳，却欣然接受那些坚实的内核。有人说过他的一则轶闻，说他在香烟壳子上写几个字，就能上台口若悬河地说上半天，台下的人不瞌睡，不溜号，还报以热烈的掌声。大约是我脸上不由自主地露出了赞叹，他的笑容便柔和起来，他站起身，取出夹在腋下的一个纸包，小心翼翼地放于桌上，解开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报纸，是一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早听说你爱看书，给你带来了一本。”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本泛黄的旧书。从来没有听说过。我抬头望着他，他读懂了我的目光，轻轻解释：“知道《金瓶梅》吧？这是外国的《金瓶梅》。比《金瓶梅》还《金瓶梅》。北京大学的高材生，可以看看，一星期后还我。”
在那个封闭的年代，小说里的爱情描写都被视为非礼，《金瓶梅》只是听说过，说里头有直露的黄色描写，这个外国的《金瓶梅》会是怎样呢？在一个求知欲甚旺的年龄里，我哪里受得住这种好奇的刺激，但又绝对要背着母亲看，就从烟纸店里买来一张牛皮纸，把书皮和扉页都严严实实地包了进去，折叠出四只坚固的小角。于是十九岁的女孩进入了另一个阅读世界，自然辨不清性爱与色情的差别，从小耳濡目染的是中国古文化的雅洁，从小敬佩母亲出污泥而不染的守身如玉，所以随着阅读的深入，东方的正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彻底地打了一架，打得我心慌意乱，晕头转向。一个星期后，孙部长来了。我乘他一个人在客厅的时候把书还给了他。他看见新包的书皮，嘴角翘出一丝微笑，带着善意，带着戏谑，兴致勃勃地问：“好看吗？”
我凭直觉不敢承认，如一头小牛顶起了尖尖的角：“不好看，不好看。”
我的怒气像玻璃碎屑扬入了他的脖颈，他抽了一口气，抬起眼，明显地射出诧异和不满，反问：“你是不是北大的？……”
此时母亲轻柔的脚步声截断了他的话头，他迅捷地把书装入公文包里。朝我挤挤眼睛，努努嘴角，示意停止这个话题。
母亲进来了，他转向她，出言平和而又亲切：“身体好些吗？”
母亲依稀听见我们在谈书，就说：“你们在讲读书，是吧？我是想请侬给阿波囡介绍点好书，好帮助她进步。”
“是呀，是呀！”孙部长搭起了顺板，频频颔首，口生莲花：“大学生要读点哲学，虽然难一点，但不能不读。《共产党宣言》是必读的课本……”从马克思的《资本论》说到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洋洋洒洒一发而不可收。听得母亲心悦诚服，荡出一圈一圈的敬佩之情。听得我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堂堂的共产党区委宣传部长，当面撒谎，面不改色心不跳，这个语言的转折转出一个人的两面，年轻的我，不知哪一面是他真正的面目。我的脑子里像是塞进了一团乱麻，茫然无序，我只好快快地逃离了客厅，只觉得孙绍策的目光像一支利箭，嗖地扎入我的后背，激起我的剧烈的疼痛，我不明白为何借给我这样的书看。《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在八十年代以后也曾忽禁忽放几起几落，当然今天我们可以坦然面对这样的书，可那是六十年代啊，能说明他思想的解放吗？
另一件事同样让我心惊。那是1963年，母亲在拖拉机厂体验生活时晕厥，她还一直坚持修改《永不退色的红旗》的剧本。她总是痴痴地想，要带上一部好戏上北京，演给毛主席看。她的愿望单纯得像一个稚童。但这个时候母亲所处的小环境已大不如前了。那个曾是常客的孙绍策部长已绝迹我家，剧团党支部书记经过团长的门而不屑入内，母亲早已成为孤家寡人了。在努力沪剧团内部和区里，她就像那个不自量力的堂吉诃德，自编自导自演《永不退色的红旗》。虽然有市里领导的支持、报界的支持，但票房不佳，少有收益，连何慢伯伯都说“艺术上不成熟”。我隐隐感到母亲与孙绍策之间有了问题，从表面上说，孙绍策要随着政治的风向转，票房与政治兼顾，而母亲只有一条道。但还会有别的什么隐情么？
第五部分第18章 寒梅落尽香如故（2）
暑假我回家，发现母亲的房间里多了一样东西：一台苏联产的12英寸黑白电视机。弟弟说是父亲拿来的，给病中的母亲解闷。解什么“闷”？我的母亲心中有闷么？我真的不清楚。晚上我和母亲一床睡，弟弟突然悄悄说：“阿姐，半夜里侬要照顾姆妈。”我追问其故，弟弟只是重复，一再叮嘱。我自小嗜睡，头挨枕头即酣然入睡。上大学晚自习后入寝，手指头一边还在肚子上画英文单词，一边大脑就已沉入梦乡。弟弟反复强调的话让我忐忑不安，上床后我极力支撑眼皮，盯着母亲倒水服药，甚至听她鼻息均匀，才睡过去。
也许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我在梦中被人追赶遭遇凶险，吓醒，摸过闹钟一看才凌晨两点，再摸身边空空荡荡，母亲呢？拉亮电灯，凉席上只有一条凌乱的单被。我下床撩开落地窗帘，大阳台上也空无一人。我转出卧室，客厅里黑黝黝，只有弟弟轻微的鼻息声。我拉亮卫生间的灯，白晃晃的瓷砖表情冷漠，再移步厨房，正想开灯，眼角瞥见一个侧影，蓦然间冷僵了我的手。厨房接一个后阳台，底下是公寓的内天井。那里隐隐约约有个站立的身影。我敛声屏气滑入厨房，生怕惊扰了我的母亲。她笼在月白色的睡袍里，如水的月光下她似乎比雪还白，比云还轻，仿佛只要一阵风，就会飘然而去。我轻声低唤母亲，她徐徐回首，月色里，一串泪珠，一粒一粒，闪出斑驳陆离的绛紫色。怎么会有这样的眼泪？我至今都不明白。接着她伸起双臂，像一只小鸟张开翅膀，吓得我抢步上前，一把抱住她的腰问：“姆妈，侬要做啥？”
久久，她才放下双臂。我问她为啥来后阳台，她幽幽地说：“前阳台临马路，来来往往有路人，影响不好，后阳台下面是天井，不会吵别人。”
我把母亲扶回房间，倒一杯水，劝她再加一次安眠药。母亲半靠在床上，眼睛半闭半睁，脸上浮动着惊恐与气恼。当我把杯子递到她唇边，她轻轻捏住我的手，说出了一句令我心惊肉跳的话：
“阿波囡，我将来不是自杀就是发疯！”
一激灵，我手中的一杯水全覆在薄被上了。换被，倒水，我再次把水杯送到母亲嘴边，她又冒出一句怪言：“不给我唱，我到马路上去唱，一个人唱，看看有没有人听。”
是呓语还是心声？我无法分辨。我强迫她吞下两片安眠药，扶她躺平，循着昏黄的灯光，俯下身来寻着那素来幽香鲜丽的双唇，给她一个长长的热吻，希望能化解她内心的不安。就在这俯身之际，我看见了母亲衰老了，仿佛在一瞬间夺走了母亲原有的明丽与光鲜。双唇不再鲜润，两颊不再饱满，发间闪出星星点点的白霜。
母亲怎么啦？母亲才四十又三啊！
多少年后我才知道，当时团内正在批判她的“左倾盲动主义”、“教条主义”、“空头主义”，从演现代戏一直到否定她的《赵一曼》为止。这么多的帽子如泰山压顶，我可怜的母亲那柔弱的双肩如何扛得动？可是又有谁能帮得了她？母亲的执著使长宁区委某些领导的意志不能顺利贯彻，从恼她到烦她，使她成了一节嚼过的甘蔗，一块有棱有角的绊脚石。孙绍策没说错，母亲是“一个十分简单的人”，她不懂政治，更不懂在政治家那里传统戏与现代戏只是两只棋子，经常要随风而动，强调传统的承传没有错，偏重于反映现代也没有错，一样都是需要。只是单纯的顾月珍心里只有纯之又纯的感情，《白毛女》是她的初恋，现代戏是她永远的情人，一个心眼死心塌地捍卫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这是整一个时代的单纯啊！有一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像母亲这样的旧艺人，旧社会里只知道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时代变了人也变，但母亲的单纯是不会变来变去的。也许今天的年轻人会觉得可笑，人生哪能把想见一个遥远的陌生人作为目标？哪能为捍卫一条路线当作行为的准则？上个世纪属于政治，这个世纪属于经济，这就是潮流和世风。我这个当初的青年，以为支持了母亲就是支持了革命。我曾给上海市监委写过一封信，结果是使母亲本来就不平静的日子更添一层霜。但是她从不说，只有弟弟揪心的责问：“阿姐，你为什么要写信？”
为什么？我以为可以帮助我那无助的母亲！我以为可以相信组织，但哪里知道“组织”会把信一级转一级，直至转到母亲的顶头上司那里，结果“上级”还以为是母亲唆使我写的。我望着服药后渐渐安静的母亲，泪如泉涌。母亲的眼帘徐徐地合上了，然而在眼角又淌出一条泪的小溪，我用手绢去擦，发现母亲的嘴唇在翕动，把耳朵凑近她的唇边，听见了含含混混却又清清楚楚的几个字：
“孙绍策不是人！不是人！……”
字音轻微，吐出的憎恨怨毒丝丝缕缕布满了整个卧室，是我从小到大从未感受过的沉重和悲怆。我睡意全消，关闭了灯，让母亲安睡。我想，我的母亲可是从来不会仇恨一个人的啊！三年前的旧事重又浮现，孙绍策为何要给一个未谙世事的女孩看外国的《金瓶梅》呢？寒意像一条长虫蹿上了我的后脊，从头到脚的冰凉，全身打战……
1965年我已分配在人民日报社工作，那一年我和小程结婚了。母亲说等过了年以后携弟弟北上为我补办仪式。很快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突然收到上海寄出的一张高额汇款单：一千五百元。母亲在汇款人留言中写下了祝福。母亲来不了北京了。她成了执行文艺黑线的代表。弟弟信中说家被抄过了，仅存的三两黄金也被抄走了，客厅被封了，母子俩窝居在一间卧室里。收下吧，按当时的革命形势，就是与母亲划不清界线；若退回去，那便作成了母亲转移财产的罪名。我真害怕连累了“根正苗红”的小程，可是他却说，如果还没有结婚，或许会重新考虑，但此时已成为连理枝比翼鸟，就要共患难。这时他还在北外学习，借着大串联他溜到上海，把一千五百元放到母亲掌心里。
不是去划清界线吗？可到了那里，小程忍不住天天去陪她。站在母亲面前的是一个瘦瘦小小的看上去一风都能吹倒的单薄的男孩，但也许心灵的力量与体魄无关，勇敢的关爱是灵魂最不堪重负时候的阳光和希望。令人想不到的是一个被国家培养了二十年的北大高材生，第一次运用自己的才学不是为建设服务，而是帮助岳母写检查，字斟句酌地想如何能够过关。能够过关吗？不能。“检查”写得再好，也只是检查而已。灵魂触及得再深，造反派也不会认可，大势如此。个人，充其量只是烈日底下的一滴水。试想，一个堂吉诃德能阻止风车的狂转吗？离别时，母亲亲手替小程穿上了一件簇簇新的中山装，无限依恋地对这个依然是一身乡土气的山西女婿说：“侬真好。”
事后才知道，小程去时，家里已一贫如洗，劫后余存的只有弟弟裤兜里的十元钱和母亲钱夹里的四角钱。我如何能想到本想与母亲划清界线的一千五百元竟成了母亲和弟弟的活命钱。
钱啊钱，到底有什么用？旧社会演戏为谋生，为攒钱，有钱就有安全。新社会，母亲演戏为养团，几乎散尽了所有的积蓄，哪知道维持生命依然离不开钱！
那个年代，“左”不但是时髦，更是空气，并或多或少地溶解于每个人的血液里。“文化大革命”之初，我母亲依然像个不谙世事的学生那样单纯，党支部开会，她问：“运动了，要整人了，整啥人，能告诉我吗？我也是党员么。”几天后，她才发现所有矛头对准的是她。1966年我为了帮助母亲，寄了一张大字报给努力沪剧团，以为是帮助了挚爱革命戏的母亲，但哪知我的大字报在努力沪剧团贴出不久，我们报社就收到了一叠大字报，揭发我保母亲顾月珍。大字报布满了报社一条走廊两边的粉墙，使我瞬间出了“名”。接着，我从革命青年的队伍里被“清”走了，先是去给大串联的学生当火头军，后来便是优先走“五七”道路，下乡下农场。我曾借出差的机会回上海，每天望着母亲带着耻辱，带着创伤，带着欲哭无泪的悲恸回家。我殷勤地帮她宽衣、洗漱、服安眠药，看她依稀睡去。我多么想，多么想用头颅去叩击巨大的风车，然而那满墙满院的大字报挤压出我灵魂深处的胆怯，我不敢过问母亲身处的逆境，唯恐一旦触及引出她更大的伤痛。其实“引出”才是对的，发泄和倾诉虽然改变不了母亲的处境，却是能通过沟通减轻心灵重负，能帮助她抗住外部世界的高压，坚持到狂飙逝去的一天。
出差总有归期，我要回京了，分手时母亲轻轻地抚摸我的肩头，问我：“侬工作的《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吗？”
我不知道母亲是什么意思，茫然地点点头。
第五部分第18章 寒梅落尽香如故（3）
母亲又问：“是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工作吗？”
我思绪纷乱，三言两语如何说得清这一切，我又稀里糊涂地点点头。
孰料母亲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苍白的两颊升起两朵红云，枯涩的双眼渐渐闪出曾经是那样熟悉的熠熠光彩。她的话清澈如泉情浓似酒：“阿波囡，侬要记牢，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工作，就是顶大顶大的幸福！”
母亲的目光凝视着远方，像是穿透了浓雾密障，看见了北京城，看见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我傻了，我呆了，打死我我也想不出母亲会这样理解“幸福”，要知道，她每天戴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日日处于被批斗的泥淖，依然不忘一生所求的三大愿望。我的眼泪哗哗地下来了，我分不清是为母亲还是为自己……
回到北京，我也因借出差回家探视母亲处于政治高压之下，为了表明革命立场和洗刷自己的清白，我卡断了对母亲和弟弟的供养，甚至中断了平安家书。我能原谅自己吗？不能！此后便成了我永远的一块心病，良知总是在我灵魂安宁的时日来啮噬我。
但血浓于水的亲情能像一根木头那样折断吗？不，永远不会。亲情像藕，哪怕是被快刀一刀切断了，依然丝连着丝，丝丝缕缕的根存在于血液里。1969年严冬弟弟来信，说家中已无可典当，无钱购买御寒的衣服。若非山穷水尽弟弟不会告急。这时候我一边流泪一边速速寄上一百元，至于“界线”“立场”，统统见鬼去吧！很快弟弟来信告诉我，母亲穿上了新买的棉毛衫裤。我的泪水长流，我的心永远疼痛，我自责自己的自私，自责自己的懦弱，我总想弥补，弥补对母亲的亏欠。忽然间一纸电报“母亲病危……”
1月14日下午5点上海火车站，暮色苍茫中，弟弟的身边站着父亲，伛偻，萎黄，几近槁木，昔日的风采已荡然无存。我强压酸楚，急急要求直接去医院看母亲。他们一齐缓缓地说：“天黑了，回家放了行李再去。”我说：“我没有行李，随身只一个小包，先去吧。”他们又说：“探视时间已过。”还是执拗地拉我回家。
我看看弟弟再看看父亲，两张麻木的脸，像木偶，像演布袋戏，甚至说话的声音都那么虚虚的。等走进石门二路卡德公寓402室的顾宅，弟弟的泪珠一串串落下，劈劈啪啪砸向地板，爆裂出一句惊天动地的话：
“姆妈死了……”
我晕眩，我痴傻，我再也听不见任何声音，只见弟弟的嘴唇在翕动，弟弟吐出的声音纠结成一团团一球球惨白的冰雾，砸下来冻僵了我的心，冻结了我的泪。我冷，我怕，我战栗，白茫茫大脑一片空白。不知为何，父亲和弟弟陪我走向熟悉的厨房，推开通向后阳台的小门，弟弟指着一只小板凳，涕泗滂沱，絮絮叨叨，我恍然明白，这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