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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说没有风险这回事，而是在逻辑上无从以之推出可以验证的假说。
是的，一九六八年的严冬，在芝大的国际宿舍内，我三次把风险拿开，但也三次放回去。分成的农地租约（佃农制度），因为收成时要审查产量，其交易费用显然是比固定租金的租约为高。那为什么要选择分成合约呢？分担风险是当时我可以想出的唯一答案。芝大当时的劳力经济学大师路易士（G。 Lewis）见我为此坐立不安，屡次建议我选用鼓励生产为分成的理由。但固定租金合约，农民交租后可收取所有剩余，不是对生产更有鼓励吗？
是三十多年前的往事了。今天在这里再论合约的选择，应该有点长进。但慢一点，让我先谈劳力之量的量度困难及其含意。
（《经济解释》之八十三）
第二节：选量作价与履行定律
在卷一分析需求定律及卷二分析价格分歧、捆绑销售等项目时，我对「量」的阐释，以及「量」与「价」微妙关系，花了不少笔墨。那是我在价格理论（price theory）上作出的一点自己比较满意的贡献。转到生产要素，「量」的阐释及与「价」的关系更为重要，也要花上不少笔墨。好些有关的理念与需求定律的类同，但也有新的观点与分析。
作为生产要素，劳力（labour，这里包括有知识的）有独特之处，触发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那就是劳力是人，而人作决策的脑子与工作的身体连在一起，不可分开而还能工作。一个容许奴隶的社会，作为生产要素奴隶与牲畜有相同之处。但奴隶毕竟比牲畜聪明得多，而更重要的是，奴隶是人，其脑子的想法、品味等皆与其主人类似，虽然不是完全一样，但行为是受到同样的理论约束，或起码经济学者为了科学的需要是那样看。
不容许奴隶的社会，作为生产要素劳力与非劳力之分就更大了。脑子与身体连在一起，工作的意向由劳力自己取决，雇主不容易控制其使用，或不可以容易地保障劳力言而有信。在社会中，因为专业生产而交换极为重要，所以人与人之间既要竞争，也要合作。要是我们的社会像多个鲁宾逊的一人世界的组合，每个人自供自给，互不相干，人类早已灭亡。专业生产而交换，竞争而又合作，是生存之道。在没有私产的制度下，专业与交换可以由政府中央策划、处理。其交易费用的高昂我们说过了。以私产为竞争的局限，市场的机能就代替政府。以市场处理专业、交换、竞争、合作等事项，人与人之间的合约安排就成为分析行为的重点了。
合约安排的厘定与执行，以及协助合约的法律、风俗等制度的形成，都有交易或制度费用。新古典经济学漠视交易费用，合约大可不谈。但若将合约摆出来，我们就不能不面对交易费用的现实。然而，上一节指出，如果单论生产要素的收入分配这包括因为交易费用而起的行业的收入分配重要的是边际生产理论（marginal productivity theory），不求精确可以不谈合约。但合约安排的本身是重要的行为，是这里要分析的重点。
现在不妨细看传统上最常见的以工资雇用劳力。其含意的工资合约（wage contract）是以一个价购买劳力的时间。从图表上看，纵轴的工资是金钱或物品，是指一个时期的工资；横轴之量就远为复杂了。劳力之量传统有两种量度（measure，又称度量）方法，都是为了边际产量下降定律与收入分配的分析而设的。
其一是鲁宾逊夫人（Mrs。 Joan Robinson）的发明。这位当年牛津大学的主将是个师级人物。她采用的劳力量度是以效率单位（efficiency unit）算。一个小时的工作，甲产出是二，乙产出是四，那么同样工作一小时，甲是一个单位，乙是两个。这量度是为了保存纵轴的同样工资，一个小时甲的所得只有乙的一半。骤眼看来，虽然量度单位不同，这效率单位与每件产品算工资一样：生产力高一倍，单位与工资多一倍。
但夫人的「效率单位」有两个困难。其一是真实世界从来不用这种单位量度劳力。生产力升，工资也上升。不要以为我吹毛求疵，因为这牵涉到第二个困难：逻辑上夫人是错了的。在过后分析件工合约时我会指出，生产力高一倍，工资的提升会在一倍以上。这是说，同样时间，乙的产出比甲的高一倍，乙的效率单位应该是一倍以上，但究竟是多少，要看其它合作的生产要素的价值而定。这也是说，如果其它生产要素的价值有变，夫人的效率单位量度是不能成立的。真实世界不采用这种量度单位是不难理解的吧。
传统的第二种劳力量度单位是可取的，但奇怪地少被行内重视。这是天然单位（natural unit）。这单位是劳力的时间，或同时间内的人头数字。当然，劳力的质量是要相同的，或起码其质量的分别微不足道。在真实世界中天然单位的量度是有被采用的，而不同的质量会有不同的工资。以下我们采用的劳力量度，是天然单位。
这里我要提出合约与交易费用的关系的第一个重点了，我称之为「履行定律」（the law of contractual performance）。这定律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任何量度都有（交易）费用，而生产要素合约的量度是为了算价或算工资。任何生产要素都可以用多种不同特质（property）量度，甚至可以像钻石那样，选几项特质量度而作价。然而，生产要素一般没有钻石那样名贵，选作量度而作价的特质通常不多。如果只选一项，其选择不是单看量度（交易）费用低，而是量度费用与这量度所带来的生产最高净收益。这样，在边际上，量度的费用会与收益相等。如果多加量度其它的特质会增加净收益，被量度而作价的特质会增加。
第二部分是，被量度而作价的特质，出售者（这里指劳力）的意图是偏于虚报多量，但因为被量度了这意图很小。另一方面，没有被量度作价的特质，出售者（这里也指劳力）的意图是偏于虚有其表，或试行不明显地不履行合约或承诺。这是因为前者直接算价，后者之价只是间接的，可以不履行（或卸责）而无损的话，其意图是不履行了。要注意的是，不量度作价的特质并不是说不监管，只是没有直接地算价罢了。
综合起来，履行定律是说，凡是被量度而作价的特质，监管费用较低。倒转过来，不直接算价的特质监管费用较高。换言之，合约一订下来，履行的主要困难是在于没有被量度作价的其它特质上。
简单地说一下不同特质量度的劳力合约，就可以示范上述的履行定律。以每小时为天然单位算工资，散漫的行为要监管；以件工算工资，产品的质量要监管；以销售量算佣金，售货员增加雇主的其它推销成本要监管。是的，香港的大学，教师的评分以文章发表的数量算，劣作于是无奇不有！
劳力之外的其它生产要素的合约履行也类同，只是没有劳力合约那样明显。后者是因为人头生在人身上！你把工具租给我用，作为工具的主人你也会遵守上述的履行定律。但工具在我手，用之不灵我立刻退还，你要不履行合约就没有像劳力那样大的空间了。
这里有三点是要补充的。其一是若以时间为量例如工资以每小时算时间的本身并不是产品，只是一个委托（proxy）之量。这点重要，我们要到下一章分析公司（企业）的性质时才作详细的讨论。其二，以时间为量，每小时算、每天算、每月算、每年算等的含意略有不同。量度的时间单位越长，其边际的精确性就越模糊，越接近以「人头」算，而后者是「总括」（lump…sum）的付钱或工资形式。这里要注意的是，时间单位越长（越接近以人头算），履行合约的问题就越多，所以时间之外的其它监管就越复杂，往往需要量度其它特质来作价而加以协助。这带来要补充的第三点。那就是劳力的雇用，除时间工资外我们往往观察到其它特质的量度与酬报，例如奖金（又称花红，量度的特质是利润）、佣金（量度销售量）、小账（顾客衡量服务）、假日（量度资历）、医疗（量度健康）、股份选择权（衡量整体贡献）、退休金（量度资历）等。
写到这里，我要略谈（批评）一下八十年代初期兴起的、今天还是时尚的「效率工资理论」（efficiency…wage theory），因为这理论与本节有直接的关连。
七十年代中期，我以两个略为不同的版本发表了上一章提到的关于座位票价的文章。该文结尾处我提到香港置地公司在六十年代时，其商业楼宇的租金比竞争者供应的大约低百分之十，目的是要保持一个「健康的排队」。我的阐释，是香港置地要租客遵守使用楼宇的规例，交租准时。其含意是监管租客的行为有（交易）费用，而低于市值租金的差距，可以看为交易（监管）费用的节省。香港置地公司是英资，其监管费用比华资的高，而该公司的物业一般是高档的。高档物业的租金「偏低」，利于管理，举世都有这样的倾向，不是香港置地的发明，但因为是英资，他们在香港的租金偏低较为明显。
效率工资理论的要点类同，只是香港置地公司是楼宇面积的出售者，而雇主是劳力的购买者。前者的租金低于市，后者的工资高于可以聘请到的（这理论不是工资高于市，而是所有同行的雇主都偏高，可以较低工资聘请但不采用）。
效率工资理论是赶驴子的故事：驴前有红萝卜，驴后有棍子。工资高于可以聘请之价，被雇者穿得好吃得壮才来工作，是萝卜；另一方面，因为失业有的是，偏高的工资求职者众，是棍子。这理论的主要目的是解释失业的现象。因为要保持萝卜与棍子，工资的向下调整有顽固性（rigidity），为恐失去了萝卜与棍子时劳力的工作会散漫起来，生产力下降。工资顽固难下（比上升之易而言）是对的香港公务员的工资是明显的例子。这是凯恩斯（J。 M。 Keynes）及之后的解释失业的老生常谈。但究竟是不是为了保持萝卜与棍子却是疑问。
我认为上述的分析有三点困难。
（一）萝卜与棍子在观察上无从分开（只是说工资偏高），而又不像香港置地的例子，有竞争市场租值可比，我们也不容易判断就业的工资是否偏高了。另一方面，任何工资都是萝卜。香港置地的租金低于市价，其差距不是萝卜而是棍子，而又因为有市租比较，这棍子是观察到的，真有其物。
（二）香港置地的棍子用以减低监管（交易）费用。原则上，效率工资理论中的萝卜与棍子的作用类同。这样，我们可以说如果监管费用不存在，就不需要有萝卜及棍子了。经济不景，劳力的需求下降，工资若不下降就含意萝卜与棍子代表的监管费用增加。怎么可能呢？经济不景，监管费用理应下降，而就是不下降总不会上升。这样看，劳力的需求下降工资是一定会下降的。这也是说，以萝卜及棍子的需要来解释工资向下调整的顽固性是不能成立的。香港置地的棍子就没有增加调整租金的困难。
（三）在上文我提及，工资（wagerate）是雇用劳力以量度时间作价的合约安排，但其它还有好些可以量度而作价的特质。漠视了这些其它的量度是效率工资理论的大漏。
二○○○年的春天，牛津大学主将J。 A。 Mirrlees到香港大学演讲，其题材是关于他研究多年的效率工资理论与失业的关系，重点还是工资向下调整有顽固性。当时我在场作主持，不应该提问，但他讲后我忍不住提出第一个问题。我说：「你的失业理论是基于工资合约，但据我所知整个南中国不容易找到一张你假设的合约。他们有的是偏低的基本工资加奖金或花红，而在工厂中绝大部分的合约安排是件工。你的失业理论怎样了？」
Mirrlees很客观，立刻同意有奖金或花红的合约安排他的理论不管用，但不能肯定件工合约也否决了他的理论。以我之见，件工合约否决效率工资理论是清楚的。
（《经济解释》之八十四）
第三节：佃农理论的发展
一时大意，没有澄清本卷的名目《制度的选择》的简单意思。这里说的制度或合约安排的选择，不是指选哪种安排比较好。好不好是伦理或价值观的问题，与经济解释扯不上关系。这里说的「选择」是为什么某些安排被采用，某些不被采用，而更困难的是为什么制度或安排会转变。在经济学的范畴内，人的所有行为都是选择的结果。因此，所有观察到的制度或安排的解释，都要从选择的角度来处理。当然，有些非选择性的经济分析，例如老师艾智仁（A。 A。 Alchian）于一九五○年发表的《莫测、进化与经济理论》，精彩绝伦，非读不可，但那是说漫无目的与选择性的行为在适者生存下没有分别。在科学方法上，说行为是选择使然是经济学的习惯（convention）假设，是我这本《经济解释》从头到尾都遵守的。
史密斯（A。 Smith）一七七六年的巨著《原富》，一起笔以制针厂为例，示范专业生产（分工合作）可使每工人增加产量数百倍。我补加了专业的知识累积，可使产量的增加以千、万倍计。但专业生产是要交换的。市场是私产制度下的交换（交易）形式。市场交易是需要合约的。然而，在私产市场下，无效率或有浪费的合约安排是经济学传统的大话题，虽然合约的分析是这传统忽略了的。
奇怪，无效率或不可取的合约安排起自史密斯，虽然他没有从合约的角度看。他是从制度的角度看，差不多，因为制度也是安排。以农业为例，他指出古时的奴隶制度最无效率，因为奴隶喜欢吃越多越好，工作则越少越妙。于是佃农（与地主分成）的制度就代替了奴隶制。史密斯认为佃农制度也不善，因为收获分成等于地主抽税。他说教会抽税百分之十也有明显的不良效果，地主分成百分之五十，其不良效果更不言自明。史氏跟说，比较有效率的固定租金制度，逐渐代替了佃农制度，因为农户交了租金后，不用分成，尽取租金之外的剩余，生产意图就增加了。但史氏又认为，固定租金制也有不良之处，因为租期不够长，农户的安全保障不足。他认为近于永久性的固定租金制度是最理想的，而这后者制度是英国独有。是的，史氏认为英国的农地租用安排是欧洲最先进的。佃农制度当时在法国盛行，而英、法在历史上互相敌对，英国比法国先进是英国学者的传统看法。
上述的史氏之见，对后来的影响甚广。我曾经提及，史密斯对自私的看法，不是天生自私，而是被迫而自私的，有适者生存的味道。上述史氏分析农地制度的演进，其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理念就极为明显了。这理念影响了达尔文（C。 R。 Darwin； 1809…1882）的生物进化论与黑格尔（G。 Hegel； 1770…1831）的辩证法唯物论，而后二者影响了马克思（K。 Marx； 1818…1883）。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将会被共产主义淘汰，是淘汰前的推断，而史密斯的制度演进与达尔文的生物演进则是事后回顾的。那是说，后二者不用水晶球。
很不幸，史氏的农地使用制度的演进回顾，绝非史实，全盘错了。历史上没有证据佃农代替了奴隶；英国本土从来没有佃农制；佃农分成不仅今天还存在，而分成合约在零售行业、出版行业、发明专利租用、石油工业等，今天是普遍采用的。
我认为英国的传统没有佃农制度，主要是他们早期的贵族领地租用制（manorial system）演变成为终生租用制（leasehold with a lease for life）。在终生（或家族终生）租用土地的安排下，贵族地主不能按预订的租期解约。这使监管佃农履行合约的费用增加。固定租金，有租收就不管，于是被选择了。
史密斯把佃农分成看作政府或教堂抽税，因而无效率的分析，还有两个漏洞。其一是政府或教堂不是地主。土地不是抽税者的私产，其使用要不是抽税者无权过问，就是有权过问也懒得问，因为抽回来的税不是私人的。这里更要指出的，是产权是制度安排，合约也是制度安排。市场的合约安排是以私产安排为基础的。论生产效率，我们应该从产权安排的角度看，而不是看合约的安排。私有产权包括自由转让权，我说过了，而自由转让权是包括合约安排的自由选择的。
其二是史氏有一个微小的忽略，严重地误导了后人。他说佃农分成是百分之五十归农户，五十归地主。这可能只是例子，但后人却认为是一般性的实际规律，以致米尔（J。 S。 Mill； 1848）认定佃农分成是风俗习惯，不能以经济理论分析。后来马歇尔（A。 Marshall）作今天大名鼎鼎的《经济学报》的首任编辑，其一八九四年创刊的第一篇文章，是关于法国的佃农制。作者H。 Higgs只调查了一个农户，其分成率竟然刚好是五十、五十！虽然Higgs指出这分成率在真实世界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