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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经济不景之际，工资的差数比率通常高于房价，而后者的差数比率则远高于股价了。
最后不妨略说一下房子租赁的问题。只举住宅公寓与商业楼宇的例子算了。市道下跌，空置公寓的租值下跌没有劳工那样大的不同顽固性：租的叫价没有大差距。问题是好些地区有某程度的租务管制，租了出去的公寓不容易收回来。在完全没有租管的情况下，经济不景，租出空置公寓是比失业率上升时找工作容易的。
商业楼宇出租的困难有二。其一是装修的投资要由哪一方支付。业主通常负责基本的装修。但好些行业，在基本装修之上的补加装修可能需要庞大的投资。租期不够长租客不愿支付大投资，而长期租约的租金厘定比较困难。业主作为额不菲的补加装修是有的，但这类装修通常只适用于个别租客。如果商户租客破产，或欠租半年后跑掉，私人担保不一定是可靠的保障。第二个困难是经济的上落对商业楼宇的需求影响比住宅公寓的大。经济不景，商业楼宇的空置率通常比住宅公寓的高得多。
（《经济解释》之九十；第四章完）
第五章：合约理论与公司性质
我说过了，传统的经济学分两大项：资源使用（resource allocation）与收入分配（ine distribution）。就是今天的经济学课程还是以这两项作前后之分。那所谓宏观经济只是在这两项之上加上货币理论。但货币理论的绝顶高手费沙（I。 Fisher）是以价格理论的架构处理的。严格地说，所有宏观问题都可用价格理论分析处理；另一方面，称作宏观的分析如果与价格理论的基础有出入，或不能通过价格理论的审查，皆不可取。我所知的经济学只有一个范畴：价格理论。这范畴也就是选择理论。
关于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这两大项，作本科生时我认为是两回事。老师或课程怎样说，我就怎样学。但两年后进入了研究院，我越学越觉得不对劲，认为这两项是同一回事。到了写博士论文，开始在生产要素的合约上思考，我一时觉得是一回事，一时又觉得是两回事，有点胡涂了。是在博士后大约十年，我才明白可以是一回事也可以是两回事。这是因为在那时我开始掌握到一个比较完整的合约理论，其中部分一九八三年发表了，余下的要到今天才有机会写出来。这理论的含意是，忽略了合约安排，我们不能真的明白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的关系。
产权是制度安排；合约也是制度安排。前者往往涉及整个经济；后者通常是个人的选择。市场的合约是基于私有产权为局限的。本章的分析是以私有产权与交易费用为局限。
第一节：合约的一般理论
本卷第二章第五节谈到合约结构时，我指出有结构性（structural）的合约一般地有收入条款与使用条款。不一定全部写出来，而法律、伦理、风俗等往往协助那些不言而喻的合约约束。
让我从最简单的例子说起吧。一个小农户以自耕地种植，把农产品拿到市场出售。成交有合约，没有结构性，不言而喻，用不写出来。顾客给钱农户购物，好不好吃顾客自理，这金钱代表的价是合约的农户收入条款，农户生产要素的使用条款是不存在的。在这安排下，我们可以指出三点。
（一）顾客付出的钱既是买农产品，也是买农户的生产要素，二者分不开。
（二）如上，产品市场（product market）与生产要素市场（factor market）是同一市场。
（三）这点最重要，农产品之价是农户的收入分配，但也是指导农户的资源使用。这样，同一之价有双重作用：价是农户的收入；价传达资源使用的讯息。
让我们转到工业去。首先要说的，是最简单的件工合约，如上一章例举的一个人在家中「穿珠子」，与上述的小农户没有分别，其三点含意也相同。加上一个中间人也没有重要的变化。那就让我们跳到复杂的工业生产那里去吧。
原则上，再复杂的工业生产也可以全部由件工的安排处理。分工合作，产品的每一微小部分、部分组合而成零件、零件组合而成产品、每部分至每产品的质量审查，到最后的包装，全部可以由件工处理。如果所有交易费用是零，每个顾客购买一件成品可向所有参与生产的件工工人，个别支付一个微小部分的价钱。这样，购买一部摄影机就要付数以百计的不同价格了。假若每个件工工人都自置工具、机械等，其安排与「穿珠子」的件工相同。件价既分配收入，也指导资源使用。产品市场就是生产要素市场，没有分别。
在真实世界，这例子有三种交易费用不能漠视。其一是一件产品以零碎市价成交，手续繁复。其二是那么多的人合作生产，配合得宜不是免费的事。其三最重要，那就是厘定多而零碎的市场件价费用奇高。一般市场顾客不可能知道一件成品之内的每部分有什么功能，更勿论其质量高下了。把摄影机解体，你知道内里每样零件的功能吗？知道某零件的金属及其拋光的质量吗？顾客不知道是什么，或没有知识衡量，不容易订价，更何况成品之内有些零件是该成品独有的。
因为上述的交易费用，有一个或以上的经理跑出来，减少这些费用而从中取利。这经理是个专家，懂得成品内的零件功能及质量，懂得不同件工应得之价，也懂得配合安排多人工作。他支付零碎的件价给工人，安排工人的工作时间，决定产量，把零件组合为成品后，每件成品以一个价卖出去。
究竟是工人聘请经理，还是经理聘请工人，是三十多年前我提出的问题，到今天还有争议。从合约与法律上看，经理是雇主，工人是雇员。然而，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经理的存在是工人的需求，而更重要的也是市场顾客的需求。说是工人或顾客「聘请」经理不是错误的理念。是谁聘请谁不重要，重要的是经理人的存在是因为要减低交易费用。（谁聘请谁的话题后来伸展到资金拥有者的参与这方面我没有跟进。）
现在容许我把「经理人」加进工厂去。记我们的产品还是全部由件工制造（包括质量审查）。这经理人可不是我提过的穿珠子的中间人那样简单──只加一个佣金在珠子带的价上。经理人给多个件工支付工钱，然后把制成品以另一个价批发或零售给顾客。前者是生产要素市场，后者是产品市场，二者开始分离了。这分离不大：原则上这经理人可以为自己的服务收取佣金──说到这里，他的服务只是厘定零碎件工之价及把零件组合为成品。
本卷第四章第二节提出的履行定律，这里显得重要了。成品的每样零件或零件的每件工部分，及质量的审查，都是被量度了而直接算件价的。除了量度费用的支付，经理人不用监管或调动工人的操作。这样看，虽然生产市场与产品市场有分离，但件工之价既决定收入的分配，也指导资源的使用。换言之，虽然两种市场有分离，但二者的功能是一样的。
但我们的经理人不仅算件工价及组合为成品，他还安排生产工作的配合。安排配合的服务有价，但一般不能以件工算。这经理服务可以时间算工资，或以佣金算，或以支付工人后的剩余（residual）算，等等，但一般不能以件数算。件工工人的工作配合安排由经理人指导，算是资源使用的指导，是由人直接指导而不是由价直接指导的。这是有形之手。
是的，比较复杂的件工生产，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而需要经理人的参与。件价的本身是工人的收入分配，也直接地指导了资源使用，但这后者不足够，要补充经理人的指导。这样，件工合约会或明或暗地在收入条款之上加上使用条款，使合约有结构性。不仅生产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有分离，收入的分配与资源的使用也开始分离了。这些分离是因为有交易费用才产生的。
回头说我们经理人的非件工收入，是市场为了节省交易费用而用以指导经理的工作的。如果这经理本身是老板，他获得的收入分配同时指导他自己人力资源的使用，一石二鸟，经理的生产要素本身只有一个市场。市场以无形之手指导经理，经理以有形之手指导工人。这是生产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分离的一个要点，虽然在件工安排下，有形之手远不及固定工资合约那样广泛而明显。
我们的经理人还作了另一项重要的「服务」。他是个价格讯息专家，要制造什么产品是由他决定的。他或看价接订货单，或见市场物品而仿效，又或创新产品而试之于市。这样，件工工人要生产什么就由他的有形之手指导了。也是市场的无形之手指导经理，经理以有形之手指导工人──也是因为有交易费用的存在。当然，一家生产机构可以有多个经理，多个老板，而经理与老板不一定是相同的人。我只是以一个经理的简化例子作示范分析。
转到件工合约之外的其它生产要素的合约安排，除非是断权成交（outright transaction），其合约必定是结构性，或明或暗地包括收入条款与使用条款，而法律、伦理、风俗等协助就更形重要了。白纸黑字或不言而喻的使用条款的存在，是含意有形之手的存在。一旦用上有形之手来节省交易费用，生产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便有了分离，而收入的分配与资源的使用就不能以一个价作一石二鸟。这些分离是因为有交易费用的存在，要节省这些费用而起。
件工之价（工钱）是直接量度产品之量而支付。其它不用件价的生产要素的收入分配，其量度之量只是间接地与产品有关。依照我提出的履行定律，都要监管，因而增加了有形之手的指导范围。原则上，如果所有交易费用是零的话，市场可以选择间接的量度而达到直接量度产品的效果，例如可数工人的动作算价来代替件数算价。但动作算价的交易费用比件数算价还要高。间接量度的选择是因为要减低直接量度的交易费用。撇开政府的干预不谈，件工量度因为变化多而使厘订件价有困难，上一章说过了。好些工作，例如女秘书，原则上是可以件工算工资的。但女秘书的工作千变万化，怎样数，算何价，交易费用十分高昂。
以时间算工资的量度与订价（工资），其费用是相宜的。但除非买美女陪伴，时间之量只是一个委托（proxy）量，不是产品，其含意的产品之质与量可高可低，可多可少。要有形之手监管，也要有形之手指导其使用。奖金、佣金之类的补充，可以减少监管及指导费用，但有形之手驱之不去。这里要注意的是时间之价与量跟物品之价与量是两回事。因此，生产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的分离就比件工的情况更为明确了。
合约理论重于生产要素的合约安排。传统上的收入分配与资源使用，在没有交易费用的情况下由无形之手处理，一石二鸟，一个价决定了二者。生产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是同一回事，分不开来。以瓦拉斯（L。 Walras）为首的一般均衡理论分析就犯了严重的错误，以致内容空洞。瓦大师假设交易费用是零，但有生产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之分，也有不同产品的数目。上文的分析可见，没有交易费用不仅不可以分开两种市场，就是不同产品的数目也无从决定。
新制度经济学在收入分配与资源使用之上加上制度安排。市场合约是私产制度局限下的合约安排。这些合约安排的引进不仅多加了一大类现象需要解释，而更重要的是，不研究合约我们不能真的明白收入分配与资源使用的关系。
我认为这一节提出的合约一般理论是成功地把收入分配、资源使用、合约安排这三者综合在一起，互相连贯，息息相关。是我自己从佃农理论开始一路推出来的，其中件工合约的研究帮助很大。
（这是我认为重要而自己满意的一节，写于二○○二年七月三十一日，刚好是佛利民MiltonFriedman的九十大寿。）
（《经济解释》之九十一）
第二节：公司的成因
上节的合约理论大致上已解释了公司的成因，但那是个人的发明，不是传统之见。这里要与传统的或他家的综合一下，看看哪些要保留，哪些要出局。
英语firm这个字国内译作「企业」；我认为译作「公司」才对。企业可以只由一个人操作，但奈特（F。 H。 Knight）与高斯（R。 H。 Coase）等前辈的传统所说的firm，是指一个生产的组织，永远是指多过一个人的生产机构。中语的「公」字浅白，而「司」字的动词解「执行」，其名词解「组织」。Firm译作「公司」是适合不过的了。
一般经济学书本上所说的「公司理论」──theory of the firm──是生产理论，其要点是生产成本与竞争市场或垄断市场的话题，其「公司」是可以只由一个人独自生产而应市的。同样一个firm字，经济学者的理解相当混乱。书本上所说的关于生产与市场的公司理论，其实是生产或供应理论，弱点甚多，我在卷二──《供应的行为》──作了大幅度的修改。
卷三是分析制度安排的，「公司」在这里的看法是一组织（organization），其成员一定多过一个人。这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奈特的芝加哥大学传统与高斯的伦敦经济学院传统了。这传统关注的组织问题很重要，曾经静寂过一段时日，但自五十年代的反托拉斯研究与六十年代的合约研究兴起后，从组织的角度看公司卷土重来，大兴土木，今天参与者甚众。是的，公司组织是今天新制度经济学的热门话题，文章目不暇给，不能尽述。这里我只环绕自己于一九八三年发表的《公司的合约性质》（The Contractua lNature of the Firm）说一下。
英语firm字的来源不容易考究。今天是「确定」的意思；老一点可解作「签名」。高斯则认为firm可能源自法文fermier，后者解中间人或farmer（农民）。英语的farmout解「判出去」。据说英国早期政府抽税是判出去给中间人代理的，叫作taxfarming。这与雇用农民或租土地给农户有相近之处。可见firm这个字不是指一个生产者（producer），而是指一种处理或安排的方法，或一种组织。
谁是第一位经济学者以组织的角度看公司有待考查（高斯说可能是列宁），但我第一次读到有关的是奈特于一九二一年发表的博士论文。奈特之见，是公司的形成与风险（risks）有关。生产的收入不能预先肯定，一个企业家（entrepreneur）于是成立公司，把固定的工资给雇员，自己承担风险，获取产品出售的总收入与总支出之间的剩余收入（residual earning）。这样，企业家是剩余的权利拥有者（residual claimant）。没有风险（风险包括讯息费用）就没有不能预知的剩余，而如果剩余预先知道，可看作企业家的固定工资，剩余不谈算了。
生产的收入不能准确预知是对的。一九七二年，艾智仁（A。 A。 Alchian）与德姆萨茨（H。 Demsetz）联合发表的关于公司组织的大文，也指出凡有公司，剩余收入必定存在，虽然他们对公司形成的解释是与风险无关的。
以剩余收入来界定公司有一个严重的失误，无可救药。如果一家公司的收入全部由分成或分账的安排处理，即采取「佃农」制，剩余是不存在的。如果说固定工资有公司，分成合约没有公司，说得通吗？我和你签约，合作生产，在政府有关部门注了册，获得牌照，给你固定工资是公司，公司成立后大家同意改用分成合约，公司的组织就不复存在吗？很明显，公司的存在不需要有剩余收入，这也是说不需要有风险了。
一九二一年高斯在芝大旁听了奈特两课，又拜读了奈特的博士论文，不同意奈特的公司阐释，写下了七十年后（1991）获诺贝尔奖的《公司的性质》（The Nature of the Firm）。当年高斯二十岁，但该文六年后（1937）才发表。
高斯没有正面地从合约的角度阐释公司的性质。他的要点是公司代替市场。市场以市价指导资源的使用，而公司则以经理人指导资源的使用或员工的操作。高斯之见，有公司的存在，市场的运作就减少了。他的解释，是价格机制（price mechanism）的运作有交易费用，公司是为了减低这些费用而产生的。是哪方面的交易费用呢？高斯说主要是「发现有关价格」的费用，可以理解为厘订价格的费用了。
高斯当时很年青，对「订价」有高费用的原因说得不够清楚，而说从市场运作转到公司运作是为了减低交易费用，骤眼看来有点套套逻辑（tautology）的味道。高斯的公司文章很早就有名，但多年少受重视，到了六十年代后期师友之间大都认为该文空泛，没有说什么。一九六八年在芝大我用了不少时间与高斯研讨他那早期的公司文章，因为觉得该文的内容与我正在日夕思考的合约理论相近。但当时不大明白高斯的分析，说来说去�